第十二章 留给自己和丈夫的两封遗书 （5）
与会的绥化地区宣传部副部长陈俊生先生当即表态：“张老师你放心，我回去立即办陈力娇的事！”而且，他当天就为陈力娇捐款四百元。
之后，陈副部长果然认真办了。但陈力娇仍然没有调进去。不久，全省开人大代表会，陈力娇让我跟她一起去找绥化地委书记……第三天，陈力娇来电话告诉我，文化馆同意调她了。现在，她是绥化地区文化馆一级馆员，黑龙江省合同制作家，发表了不少作品，是一位很有潜力的作家。
无奈，我只好打电话告诉陈力娇，让她不要再折腾了，我不可能收她钱。后来，她又给我寄来从少林寺买来的一对做工精致的东菱玉佛。她告诉我，玉佛通灵护身，镇惊避邪，能保佑我全家平安幸福。
普希金说：“友谊，是我痛苦灵魂的温柔的安慰者。”
是的，友谊带给我的是灵魂的慰藉，是人间的真情。当然，它也折射出我人格的魅力。
手术后，好多朋友都来到我的病榻前，林盛中、刘相轸、戴长滨、屈素珍、雷广平、李福亮、王青学、祖耀禄夫妇……啊，太多了。有的从遥远的家乡跑来，他们握住我苍白而无力的手，亲切地说：“雅文，我们都很挂念你……”并从他们并不富裕的腰包里掏出钱塞到我枕下，而我却无力拒绝。赵荫桐夫妇从哈尔滨捎来我爱吃的油豆角。李丽新夫妇给我送来甲鱼，让我补身子。田宏夫、潘宏芝夫妇每天跑到我家里，帮贺玉做饭、洗衣、照顾我。李凯军从家乡打来电话，询问我的病情，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是我电脑的启蒙老师，刚学电脑那几年，我经常半夜三更把他从被窝里折腾起来。郭萍、母天萍、王力几个女朋友，得知我手术，竟然在电话里哭起来……
术后不久，中国作协《作家通讯》主编高伟先生和刘涓迅处长带着礼品，代表中国作协创联部从北京专程跑到北戴河来看望我。高伟先生在我最痛苦时，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紧接着，《人民文学》原主编、著名作家程树榛夫妇手捧鲜花，也来看望我……
“雅文，我真奇怪，你说你无职无权，为什么交了那么多朋友？他们为什么对你那么好？”贺玉不止一次地问我。
有人说：“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
是的，朋友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所以我珍爱友谊，就像珍爱阳光一样，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朋友。
就在我撰写这部书稿过程中，几位要好的编辑、评论家朋友，几次跟我长谈，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把他们积累一生的经验及对作品的见解，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希望我能写好这部作品……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友谊更珍贵、更崇高，更令人珍惜的呢？
这天，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哈工大教授韩玉华来北戴河看我，见面第一句话就说：“雅文，你怎么把自己造害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名利场可是个无底洞，永远探不到底，一旦陷进去，就把自己活活给毁了！我真后悔当初把你引进了名利场上……”
我却说：“我丝毫不后悔，即使死在手术台上都不后悔。假如我无所事事地活一百岁，又有什么意思？”
她说：“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感到一点安慰，不然我一直在自责呢。我知道你从运动员闯到今天，太不容易了。可我不明白，你写小说和报告文学不是挺好吗，干吗要闯影视圈？影视圈里的人个个都是人精，哪是咱这种傻狍子能闯进去的？你又那么单纯，又没有背景，痛快别跟他们扯了，好好活命吧！”
是的，是要好好活命了。
“以后什么也别写了，好好活着就行了。”她劝我。
“写还是要写的，不写觉得活得没意思。”
写作早已经成为我生命的需要。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坐到电脑前进行创作，所以只要还活着，就会继续写下去，只是不会再像过去那么玩命了。
6月29日上午，我家又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常务副主席陈建功、书记处书记田滋茂、******文艺局文艺理论处处长梁鸿鹰、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陈崎嵘、中国作家网主编胡殷红等领导，带着从北京带来的七个头的蝴蝶兰及贵重礼品，来家里看望我。一个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苦孩子，一个屡经坎坷、大难不死的作家，看到领导如此关怀，我很受感动。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金炳华书记说的一番话：
“雅文，你抓到《盖》剧这样一个弘扬中华民族志气、讴歌国际主义精神的题材，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国外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你对文化事业是有贡献的。可是，你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首肯，反而受到这么大的伤害，这些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这也是文艺腐败的一种表现……”
三年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首肯，我这颗刚刚搭了六个桥的虚弱之心，顿时又激动起来，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金书记，听您这么说，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作为一名作家，我没有过高的奢望，只希望能得到公平的承认。这些年来，我一直为正义呐喊，为他人呼吁，可是轮到自己头上，却没人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金书记说：“雅文，你不要难过，中国作协的领导都很关心你，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找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他们会全力帮助你的。”
梁鸿鹰处长说，他代表******文艺局杨志今局长来看望我，希望我早日康复……
领导走了，他们的到来却像那盆盛开的蝴蝶兰一样，在我心灵深处留下悠远的暗香，久久难以散去……
一○一
走到今天，本以为厄运总该结束了。
可我却再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再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我的个性。
出院后，我身体十分虚弱，三处刀口仍然十分疼痛。但我每天坚持出去散步、登山……
一个半月之后，5月1日清晨，贺玉陪着我登上了北戴河联峰山的望海亭，到了山顶，贺玉握着我的手久久没有说话……
是的，生命又属于我们的了！
清晨，我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又情不自禁地哼起歌来，偶尔还在路边折一枝石柱花带回家去。白天，坐在阳台上静静地看书，为下一步写传记做准备。多少年来一直风风火火地奔波，第一次这样静下心来读书、休息，感觉真好。
可是，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它不会因为我的变化而有丝毫的改变。
2004年7月25日，当我接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寄来关于我诉潇湘电影制片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终审判决时，我那颗刚刚恢复平静、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心，顿时又剧烈地疼痛起来……
这时我才发现，所谓的大彻大悟都是有底线的。这才发现，医生拯救的只是我肉体的心脏，而我灵魂的心脏却仍然病着——那是任何医生都无法治愈的！
对这份判决不仅我没有想到，我的法官丈夫也没有想到，在他近三十年的法官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样的终审判决……
从立案到终审判决，折腾了两年，我几次跑到长沙开庭，耗资六七万元，一审判决已经充分维护了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利益，可是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第55号民事终审判决，竟然推翻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重新下判：
“潇湘电影制片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雅文改编稿酬人民币十六万元（已支付十五万元，尚需支付一万元）。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二千五百二十元……由张雅文负担六千二百六十元。”
欠二十五万稿费，仅判给我一万元，扣除诉讼费，最后仅剩三千七百四十元……
三千七百四十∶二十五万，不到百分之二！
令我无法接受的是，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什么不依据国家《合同法》和《著作权法》，而偏偏套用并不适用本案、已被国家明令废止的广电部下发的《故事影片各类稿酬的暂行规定》下判？为什么判决中所依据的“事实”、“观点”、“法条”，竟然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的“事实”、“观点”、“法条”惊人的一致？连引用作废的错误法条都一致！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毫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民事案件绝少发生二审全部推翻一审判决的……
据报道，某电视剧的编剧****诉制片方不支付稿酬一案，与我诉潇湘电影制片厂的案情完全一样。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全部胜诉，判决制片方支付****剩余全部稿酬及诉讼费。完全相同的违约案，为什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竟然有着天壤之别？
我无法理解这一切。但我知道，我与潇湘电影制片厂打官司的前后，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
我决定申诉，贺玉却坚决反对。
“雅文，终审案件申诉相当难。尤其像你这种案子，根本排不上号！你想想，那么多人命关天的大案，有的申诉几十年都毫无结果，法院能把你这种案子当回事吗？折腾到最后又是一场劳民伤财，你千万别折腾了！”
可我不相信中国没有讲理的地方……
这时我才发现，即使我再死过一回，再经过一次手术，也改变不了爹妈给予我、苦难人生历练出来的个性。个性决定我一生的成功，也决定我一生的失败。但我无法改变它，也不想改变了。因为它是我做人的灵魂。没有它，我将是一堆没有脊梁的赘肉；没有它，我将一事无成！
一○二
既然法律都不能给我起码的公道，那么，我靠什么来平衡我的内心？
就在2004年7月29日，我接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的第四天，手术后刚刚四个半月，我第一次坐到了电脑前。
贺玉坚决不同意我创作，说我身体太虚弱，怕我累坏了。
可我知道，我必须宣泄，只有宣泄才能缓解我内心的不平，只有宣泄才能释放我沉积已久的思索，只有宣泄才能释放我压抑太久的创作激情。
于是，我开始动笔写我的一生，头几个月写得异常艰难，身体太虚弱，每天只能在电脑前坐一个小时。我只好躺在床上往稿纸上写，然后再往电脑上敲。
渐渐地，我在回忆中反思自己，反思周围，也反思社会，这种反思与倾诉，大大地缓解了我心中的痛苦，使心中的压抑得到了充分释放。这种释放就像雨后的阳光，渐渐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又像春蚕抽丝，一点一点地抽去了我心中的压抑与扭曲……
一年之后，2005年7月20日，我终于完成了三十万字的初稿。
这时，我终于结束了长达三年之久的阴暗情绪，久违了的阳光又重新回到我心里。我又变成原来的我了。
啊，没有阴暗的心灵真好，真明亮，真舒畅！
所以，我告诉那些遭遇不公又找不到说理地方而走投无路的朋友，拿起笔来，坐到电脑前，痛快淋漓地写出你心中的激愤，以此来拯救自我。真的，这种宣泄是拯救心灵的良药！
可我转而又想，一个作家可以用一年的宣泄来拯救自我，可那些无力宣泄，无力抗争的人们又该怎么办？他们靠什么来平衡自己无法平衡的内心？
一○三
不过，我并没有放弃申诉，我向有关部门发出好多封信。我这个作家也成了千千万万个“上访”大军中的一员……
说心里话，已经不是为了索要二十五万稿酬了。当然，二十五万对任何一个穷作家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它与生命相比，毕竟是微不足道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申诉？
很简单，我要看看我能否像秋菊那样讨个说法？一个农妇都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利，一个堂堂作家为什么要轻而易举地放弃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不过，我也有另一番感悟，人需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打官司，打官司太劳民伤财耗费生命了！
在我申诉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金炳华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办公室张树英主任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