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用实验的方法来创造证据，那么，怎么办呢？除了考古学家还可以从地下发觉证据以外，一般文史考证，只好在这本书里头去发现一条，在那本书里面去发现一条，来作为考证的证据。但是自己发现的证据，往往缺乏自己检讨自己的方法。怎么样才可以养成方法的自觉呢？今天我要提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我多年以来常常同朋友们谈过，有时候也见诸文字的。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先有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已经应用了很久，并且已经演进到很严格的地步了，然后才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方面；所以他们所用的方法比较好些。我们的考证学已经发达了一千年，至少也有九百年，或者七百年的历史了。从宋朝朱子（殁于西历一千二百年）以来，我们就已经有了所谓穷理、格物、致知的学问，却没有自然科学的方法。人家西方是从自然科学开始；我们却是从人文科学开始。我们从朱子考证《尚书》、《诗经》等以来，就已经开了考证学的风气；但是他们怎么样得到考据的方法呢？他们所用的考证、考据，这些名词，都是法律上的名词。中国的考据学的方法，都是过去读书人做了小官，在判决官司的时候得来得。在唐宋时代，一个中了进士的人，必须先放出去做县尉等小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知县审判案子，以训练判案的能力。于是，一般聪明的人，在做了亲民的小官之后，就随时诚诚恳恳的去审判人民的诉讼案件；久而久之，就从判案当中获得了一种考证、考据的经验。考证学就是这样出来的。我们讲到考证学，讲到方法的自觉，我提议我们应该参考现代国家法庭的证据法（Law of Evidence）。在西方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尤其是英美，他们的法庭中，都采用陪审制度，审案的时候，由十二个老百姓组成陪审团，听取两造律师的辩论。在陪审制度下，两造律师都要提出证人证物；彼此有权驳斥对方的证人证物。驳来驳去，许多证人证物都因此不能成立，或者减少了作证的力量。同时因为要顾到驳斥的关系，许多假的，不正确的和不相干的证据，都不能提出来了。陪审员听取两造的辩驳之后，开会判断谁有罪，谁无罪。然后法官根据陪审员的判断来定罪。譬如你说某人偷了表，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假如你说因为昨天晚上某人打了他的老婆，所以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这个证明就不能成立。因为打老婆与偷表并没有关系。你要把这个证据提出来打官司，法官就不会让你提出来。就是提出来也没有力量。就算你修辞很好，讲得天花乱坠，也是没用的。因为不相干的证据不算是证据。陪审制度允许两造律师各驳斥对方的证据，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发达的证据法。
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做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如果我们关起门来做考据，判决这个人做贼，那个人是汉奸，是贪官污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伪、有无；在我们的对面又没有律师来驳斥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要是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
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
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像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也许可以养成我开始所讲的那个态度，就是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提议。
最后，我要简单说一句话：要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己，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台大的钱校长和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人可以替我证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法、演绎法，教你如何归纳，如何演绎，并不是养成实验室的态度。实验室的态度，是天天在那里严格的自己检讨自己，创造证据来检讨自己，在某种环境之下，逼得你不能不养成某种好习惯。
刚才我说的英国大科学家洛奇先生，在实验室是严格的，出了实验室就不严格了。大科学家尚且如此！所以我们要注意，时时刻刻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
科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一个人有好的天资、好的家庭、好的学校、好的先生，在极好的环境中，就可以养成了某种好的治学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养成了好的做人的习惯。
比如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陈第先生，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音，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读“逼”。他从古书里面，举出二十个证据来证明。过了几十年，江苏昆山的一个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据家，顾亭林先生，也作同样的考证；他举出一六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逼”。那个时候，并没有归纳法、演绎法，但是他们从小就养成了某种做学问的好习惯。所以，我们要养成方法的自觉，最好是如临师保，如临父母，假设对方有律师在打击我，否认我提出的一切证据。这样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
宋人笔记中记有一个少年的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那个老前辈是个参政（副宰相），约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回答道：“做官要勤、谨、和、缓。”后人称为“做官四字诀”。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没有注意。从前我们讲治学方法，讲归纳法，演绎法；后来年纪老一点了，才晓得做学问有成绩没有，并不在于读了“逻辑学”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现在我把这四个字分别说明，作为今天演讲的结论。
第一，勤。勤就是不躲懒，不偷懒。我上次在台大讲演，提到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两句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就是勤。顾亭林先生的证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六二个证据，也是勤。我花了几年的功夫来考证《醒世姻缘》的作者；又为“审判”《水经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这都是不敢躲懒的意思。
第二，谨。谨就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谨也可以说是恭敬的“敬”。孔子说“执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点一滴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就是谨。谨，就是“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两个字。
刚才我引了赫胥黎的两句话：“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判断某人做贼，某人卖国，要以神圣的态度作出来；嘴里说这句话，心里觉得“相信是真的”。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谓“如见大宾，如承大祭”的态度的。所以，谨就是把事情看得严谨，神圣；就是谨慎。
第三，和。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气。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
第四，缓。宋人笔记：“当那位参政提出’缓‘字的时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议说缓要不得；不能缓。”缓，是很要紧的。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说“凉凉去吧！搁一搁、歇一歇吧！”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一年两年都可以。悬并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达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搜集证据，反复实验，花了二十年的功夫，还以为自己的结论没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发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物的演化是从微细的变异积累起来的，但是总是不肯正式发表。后来到了1858年，另外一位科学家华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达尔文；要达尔文代为提出。达尔文不愿自己抢先发表而减低华立氏发现的功绩，遂把全盘事情交两位朋友处理。后来这两位朋友决定，把华立氏文章以及达尔文在1857年写给朋友的信和在1844年所作理论的撮要同时于1858年7月1日发表。达尔文这样谦让，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缓”的例子。他的生物进化论，因为自己觉得证据还没有十分充足，从开始想到以后，经过二十年还不肯发表：这就是缓。我以为缓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
我今天讲的都是平淡无奇的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学问要能够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点评】
胡适认为，方法的自觉就是勤于自我批评、检讨，以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不自学的方法，就是不重方法，思想放假、开小差了。
赫胥黎说：“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胡适十分欣赏，认为这是真正科学的态度：有怀疑求证，不轻信没有证据的东西，不自欺也不欺惑人。搞研究要培养科学方法，并形成自觉习惯，搞社会科学的人也要培养。他自己花五年时间求证《水经注》，就是以科学方法求证，拓出一条新路。
胡适认为，做学问，不但要审视别人的方法，更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不但调查别人的证据，还要调查自己的证据。方法的自觉，不是闭门造车，不是主观臆断，而要养成自己批评自己、检讨自己、修正自己的习惯。审查自己有两个标准：证据是否可靠、证据是否充分？
方法的自觉，源于培养“勤、谨、和、缓”的习惯。有好习惯，就有好方法；坚持好习惯，就能做到方法的自觉。“勤”是不偷懒，动脑动手；“谨”是谨慎、认真、敬业、负责，不苟且；“和”是虚心静气，不武断固执，心平气和；“缓”是不急躁，能耐住寂寞下工夫，自信地持续努力。这样就会水到渠成出成果。
【链接】
胡适由“怕老婆”推论世界大战胜负
世人都知道胡适怕老婆。胡适是大学者，他的夫人江冬秀则没有文化。但江冬秀可不是一般文弱胆怯的乡下女人，她的性格颇强悍，言行大胆果断，办事能力非同一般，有事例为证。
当初，梁实秋要和好脾气的太太离婚，江冬秀看不过去，就帮助梁妻，闹到法庭打官司，江冬秀还亲自上法庭为梁妻辩护，终于使梁实秋败诉。此事当时轰动北平，江冬秀的胆魄可见一斑。
胡适风流儒雅，才貌双全，自然引来不少女人的青眼。江冬秀守着这样一个大才子，当然心里没有安全感，于是对接近胡博士的女人十分妒忌，妒忌加上强悍，让其他女人面对心仪的胡适，只能望洋兴叹。
1924年，胡适和曹诚英发生了婚外恋，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不听则已，一听勃然大怒，她从厨房中拿了把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吓得胡适面如土色。江冬秀不忌家丑外扬。一次，石原皋在场，江冬秀说起此事，想及自己十多年的等待，忍受种种流言之苦。越说越气，越说越怒，随手抓了把裁纸刀就要向胡适掷去。多亏石原皋劝住，才未酿成血案。胡适离不成婚，只好送曹诚英到美国读书。据说曹诚英经过无望的等待后，也曾结识别人并要成婚，结果被江冬秀从中作梗，对方解除婚约。从此曹诚英孤身一人，寂寞终老，可见江冬秀的厉害。但谁说她不爱自己的老公胡适呢？胡适面对这样一个悍妇只有认命了。
一个软，一个硬；一个斯文，一个泼辣。面对没文化的悍妻，大学者胡适有理说不清，有苦难言。一个强悍无所畏惧，一个谦谦心有敬畏。而且生活上，胡适又依赖妻子，江冬秀对他照顾备至。加之考虑到自己文化领袖的地位，胡适毕竟骨子里是传统的，不肯背叛母亲做主的这段婚姻。于是，积极支持别人追求自由爱情的胡适，终没选择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