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有几句话要忠告诸位，就是做学问并无捷径小路可走。更没有一定的方法可受用无穷，如果真有这方法，我为何不乐意奉送给诸位？记得以前有个龟兔赛跑的故事。是希腊最有名的寓言，可以拿出来供诸位做学问的教训。我觉得世界上有两派人：一派是乌龟派；一派是兔子派。凡是在学问上有大成就就像达尔文、牛顿这一班人，都是既有兔子的天才，又有乌龟的功力，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堪景仰的人。不过兔子的聪明，不是人人都有的，但乌龟的功力，则人人可学。在这里我希望诸位在做学问方面努力去学做乌龟，中国就不怕不产生无数像达尔文、牛顿、瓦特这一类的大学问家了。
【点评】
做学问需要好方法，但好方法是学来的——知识丰富了，自然会产生好方法。胡适以此说明做学问没有捷径，没有小路可走，不能存侥幸投机心理，必须老老实实去做。其实，何止做学问，做其他事情不也如此吗？
广博知识，打好基础，这是做好学问的基础和条件。所有成功，包括学问，没有人会告诉你窍门，没有参考的成例，只能自己探索而来，所以依赖或侥幸心理不要有。
知识越多，材料越多，方法越多，更易出成果。可见，做学问要掌握材料，才能打通材料，灵活运用，产生好的研究方法，成一家之言。
做学问要有好习惯，要勤、慎、虚，不能懒散，不能苟且，不能有骄傲和成见。勤以补拙，慎以严谨，虚以进步。良好习惯形成了，加之广博的知识，那么自然方法也多，成就也大。
【链接】
一个时代的宗师
胡适已变成我民族现阶段的一个时代的“宗师”（Master of the Age）、一个“形象”（Image）。他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简言之，他在我国当代历史上的“形象”“地位”（Status）和“作用”（Function），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a transcendental state）。
……
胡适在启蒙方面的贡献，是惊天动地的。但是启蒙毕竟是启蒙，如只是启蒙而不臻于成熟，那就流于肤浅幼稚了。
启蒙作品是革命宣言、墙上标语，煽动性很大，时间性也很大。可一旦时过境迁，则意义全非。
就说新文学规范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条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适之自己。他在后来写的那一篇重叙文学革命缘起的文章，其题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是一条典故嘛？在胡适那时，“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语俗字”，而在我们现在，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用典”了。胡适“知法犯法”，“不用典”云乎哉？
再说陈独秀、胡适当年，为大力推行白话文，矫枉过正，北京大学在招生考试时，考生竟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时考生人人会作文言文。为提倡白话非强迫他们改变一下不可。未可厚非也。七十年过去了。大学考生如今人人也都会写白话，不会写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然是投考北大的门禁，那就岂止食古不化哉？简直是十分混账了。
再说白话诗（今日叫作新诗）吧。胡适当年提倡的目的，是要它“语体”易读、易懂，“作诗如作文”。可是七十年发展的结果，恐怕天下文字，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目前的“新诗”，更难懂、更难读、更朦胧、更晦涩、更“不合文法”了——这也是“新诗老祖宗”胡适当年所未尝想到的罢。
所以我们研究和继承“胡学”，不能教条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们要掌握他历久不磨的真知灼见；我们也要练习我们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断能力。我们的老师是“圣之时者也”。
适之先生生前教导我们，最欢喜征引“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
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之惑做起。作为本文的结束，我敢大胆地说：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唐德刚《胡适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节选）
2.克服懒惰——打破浪漫病
【题解】
本文是胡适的演讲，由张嘉记录，原载于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原文】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一六零零至一九零零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是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一六零九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美国天文学家）、牛敦（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荷兰人，显微镜发明者），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哪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究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点评】
胡适认为，自1600年以来，中国三百多年的学术，有科学的意识、理论和方法，比如宋朝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清朝的乾嘉学派与西方大体相同，但却没产生西方的自然科学。方法相同，但结果不同。原因何在？在于材料的不同：中国还在故纸堆中打转转，西方则把视线投向自然界和实物：比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和黎汶豪发明显微镜，以实物为材料（牛顿用木、石等做材料，黎汶豪用鉴钻等做工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而有巨大发现。
胡适做学问重方法，但更强调材料，他自己对于《红楼梦》和《水浒传》等考证，都有意识地开拓出一条新材料创造新方法的路径，所以对后辈们说：“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学问是相通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要想出成果，就要跳出书本，到自然界、到民间、到生活中，找鲜活材料，理论联系实践，才能有新发现。
胡适所说的浪漫病是懒惰，青年学者尤其要克服。青年学者应多向西方学者学习，多做实验求证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纸面，要动手动脚找东西。为此勤找材料，不断发现新材料，如此才能克服懒惰。
今天的学者浮躁成风，依然纸面功夫多于实践功夫，甚至抄袭之风盛行，有人还像当年胡适那样，为考证《水浒传》中的一个问题做好几年功夫吗？
【链接】
“手到的功夫勤且精”
有段时期，顾颉刚经济有点紧张，胡适为了帮助他，就安排他标点《古今伪书考》，以便得到一点报酬。
标点一本书，对顾颉刚来说不成什么问题，按说几天就可完成。但是，一两个月过去了，顾颉刚还没交活儿。胡适过来一看，原来顾颉刚把工程扩大了：他不仅标点，还为书做注，所引用的书，出自书的哪个版本哪卷，所涉及到的人物及其生卒年及籍贯等都标出来了。
因为顾颉刚如此要求完美，所以他不得不为此付出更艰辛的劳动——为了做一个完备的注释，他几乎翻遍了北大图书馆。所以，两个月下来，他的注释还没弄完。
这样的工作量，顾颉刚不以为苦，反而乐在其中。他告诉胡适，在查阅各种资料的过程中，他收获很多，也产生了一些新想法：想把前人的辨伪情况算一个总账，编辑一本《辨伪丛刊》。
胡适听了，十分赞赏他这种手到的勤奋功夫，他高兴地说：“很好。这比标点一本书的意义大多了！”
就这样，通过标点这本书，通过编辑《辨伪丛刊》，顾颉刚的学问大增。
顾颉刚的勤奋认真，胡适大为赏识，他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过顾颉刚的这种勤奋的治学方法。胡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其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哪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作’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的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功夫勤而且精。
因为“手到的功夫勤而且精”，顾颉刚终成一代历史学大师。
3.人生的神圣举动——方法的自觉
【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