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考，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信仰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臣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冶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已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镇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竞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点评】
胡适一生为自由独立发言，但晚年说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有感于社会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容忍，没受到迫害。所以，他感觉到，自由也应是在适度容忍下的自由，争取自由不是与政府批评对立。这是晚年胡适思想修养的成熟体现。
胡适17岁时也曾义愤“卫道”，但不过是少年轻狂。独秀正因偏激武断、不容异己，所以招致厌恶反对，陷自己于孤立。宗教斗争，互不承认，导致血淋淋的后果。胡适以此说明：任何自以为是和固执己见，都因“深信自己不会错”的心理，不能容忍异己。凡事没有绝对。做人做事要有雅量。
胡适这里说的容忍有两层意思：希望政府有容忍的雅量，希望激进的同志要有耐性。胡适的这种思想，早在1948年就多次提到：“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
胡适一生信奉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从早期他提倡“好政府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到人权运动中坚持“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等等。在争取自由上，胡适始终主张渐进的改良主义，反对所谓“根本解决”的极端暴力行为。胡适说：“我们自然不应该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奋斗是不可少的。”（1920年1月上旬在唐山学术演讲会做《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演讲，本文初载于1920年1月15日上海《时事新报》）
【链接】
容忍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性格温和，做人厚道宽容，政治上主张改良，反对偏激革命。作为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对他的宽容和尊重，他晚年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主张，这是他的真性情，也是思想成熟的表现。
说起自己的宽厚，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很多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在母亲的教训下生活了九年，受了她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做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一生以批判和怀疑的眼光看世界，包括做学问，但从不失清醒与温和。他胸怀广大，能容忍异己。当年，章士钊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对胡适经常出言不逊，胡适则淡然处之，终于令章对他刮目相看，在两人的一张合影照片上题词：“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老章投了降。”胡适很感动，用文言相和：“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这是胡适宽厚容忍的结果。他心中有自信，从不怕别人嘲笑，也能容忍嘲笑。
胡适一向追求自由，但同时主张包容异己。鲁迅和陈源曾有过一场口诛笔伐，互不相让，胡适看不过去了，就写信给他们：“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到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终于，鲁迅与陈源握手言和。
胡适认为有容忍才有自由，因为不容忍，就采取偏激、暴力的行为，最终会走向不自由。他是自由主义者，希望引大家走向自由。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主张文化革新，通过改良旧文化，引进科学和民主，再造新文明，从而强大国家。他是当时的新派人物，但不是所有的“新”都接受，不接受当时很多青年盲从的“主义”和“暴力革命”之“新”。他始终保持着清醒。
随着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胡适深表遗憾，他说：“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我怕的是这处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