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1.不受人惑——赠言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毕业纪念
【题解】
本文是1931年5月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词。
这一年，胡适四十岁，进入不惑之年。这年，他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受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重回北大，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17年初任北大教授的胡适
【原文】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
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着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
朋友们大家珍重！
【点评】
哲学给人感觉大而空，但总有前赴后继者。看似大而无用，其实用处多多。有志于哲学者，是真诚生活、追求真理的人。
胡适认为，学哲学最重要的是：不受人惑，不要接受某家某派的观点。而要做到不受迷惑，就要有独立思考，不为左右，以证据说话，实事求是。只有做到不受人惑，才能取信于人，引导他人，自由独立又不失众望。
胡适一生信奉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自由独立，不主观偏执，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盲从，不骑墙趋风，而是以真理为标准，一生独立不倚，公正无私，不被诱惑，不失自我，始终保持着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人格，因此得到广泛尊重，其思想力量闪烁至今。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写道：“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当下的社会物欲横流，诱惑更多，重读胡适，其自由独立和不受人惑的思想，不只是对当下失去风骨的知识分子，对普通人也深有启示。
【链接】
胡适因鼓吹人权被解雇
胡适追求自由民主，其思想不受任何党派约束。他不仅告诫青年要“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而且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绝对不受人惑，怀抱实验主义态度，重在分析研究问题，真理在哪里他就走向哪里。
胡适曾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在政治上，他主张渐进的改良，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与共产党保持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但他也不是国民党的帮凶和走狗，当他看到国民党有问题时，也会无情地指出。因为他提倡人权，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胡适曾失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
1929年，国民党“训政”时期，在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他是名流，其言行影响不可小视，国民党当局对他的这种行为十分恼火。
很快，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接着好几个省的党部也呈请对胡适“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不得不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的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等。
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梦麟写了一封回信，说：“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作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
胡适被开除了，但他并不为此所吓倒，继续宣传他的人权，并于1930年1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人权论集》。
2.最要是埋头学习——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题解】
本文载于1935年12月15日天津《大公报》。
《大公报》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于天津法租界，新闻性强，排版醒目，社评犀利，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报纸。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
胡适向来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时如此，后来看到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他也持此态度。在抗日时期民族危亡呼声高涨时，北大学生表现积极，胡适仍表示反对。他认为越是危难时刻，学生越该静心读书，先“把自己铸造成器”，然后才能谈救国。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〇九”爱国学生运动，学生们高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
对此胡适则不以为然。他在《大公报》发表了此篇文章，肯定学生们“血气方刚”之“壮举”，但规劝学生回校学习，不要以罢课对抗政府。他同时指责“少数人”散布“谣言”对学生罢课的鼓动，认为是一种“浅薄的煽惑”，而广大学生“轻信”、“盲动”，“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
胡适有自己的观点，但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群情沸腾，他的这些错误的劝告当然没有人听，而且他被视为消极落伍，甚至遭到谩骂。有个热血青年来信骂胡适：“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我们深切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现在警告你：往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信的署名为“将来杀你的人”。
胡适不予理睬，依旧坚持上课，但效果可想而知：12月13日周五，他一天都有课，但上午来30人，下午来了15人。12月20日下午，来的只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叫周祖谟，后来成为南北朝音乐学和史学方面的专家）。
胡适为什么反对学生罢课参加运动？他最担心学生因思想不成熟而被一些政治口号迷惑。12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城里造城外的谣言，城外造城里的谣言！可怜！”
1935年最后一天，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这天下午，校长蒋梦麟主持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讨论“复课”与“放假”问题。到会学生有600人。胡适重提“要在敌人威胁之下照常读书”，并说：“学生不上课，教员拿钱不教课，算干什么的？”但言罢即遭到嘘声一片，有人当众骂他：“汉奸！”但胡适始终微笑着，并不生气也不反驳他。结果，举手同意复课的没有几个。
【原文】
我在十五年前，曾提出一条历史的公式：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这条公式是“古今中外”都可以适用的，从东汉北宋的大学生干涉政治，直到近年的“公车上书”，留学生组织革命党，五四运动，民十三以后的国民革命，共产党运动等等，这都是“古今一例”的。从中国两千年的学生干政，到欧洲各国最近三百年中的种种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到眼前全世界的各种学生干政运动（例如连日报纸所记埃及学生的排英运动），也都是“中外一理”的。
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古今中外，同是一样的。
懂得了这一条很浅近的历史公例，我们就应该明白，这几年中国国难之下青年学生的沉寂只是一种变态，而不是常轨。这沉寂的原因，一部分固然是自身能力脆薄的觉悟，一部分还是政治势力的压抑。绝大多数学生确然觉悟了这回国难的空前严重性，觉悟了口号标语游行示威的绝对无力，所以他们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然而这不是近年学生界沉寂之主因，因为这一类学生本来沉寂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是闹政治运动的材料，凡是干政运动总是少数“好事”“好动”的青年们鼓动起来的。而近年“特务机关”的密布，秘密告讦的盛行，往往使各地学校里的好事分子销声匿迹。此项政治活动的策动人物的被压抑，似是近年学生界沉寂的主要原因。
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努力做到使青年人心悦诚服的爱戴，而不应该滥用权力去摧残一切能纠正或监督政府的势力。在外患最严重压迫的关头，在一个汉奸遍地的时势，国家最需要的是不畏强御的舆论和不顾利害的民气。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因此，近年政府钳制舆论和压迫好动的青年政策，我们都认为是国家不幸的事。
我们试回头想想，在三四年前，我们还能自信，国家的军备不能作战时，我们还有经济的武器可以使用。如今呢？可怜我们只许谈经济的提携了！这一项经济的武器的失其效能，一半由于没有政府的后盾，一半也由于舆论和爱国青年的被钳伏。
今年五六月之间，华北受了压迫，报纸不登一条新闻，不发一句评论，全国青年睡在鼓里，无声无息的几乎丢掉了整个的华北！
独立的舆论，爱国的青年，都无声无息的时候，所谓“自治”运动却公然抬头露面了。这是必然的结果。偌大的地面早已成了“无人之境”，奸人们还不公然活动，更待何时！
所以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
那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从王府井大街往北去，正碰着学生游行的队伍从东安门大街往南来。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那一天的学生反对“自治”大请愿，虽然平津各报都不许记载（《大公报》虽然登了，但因禁令还未解除，北平看不见），却是天下皆知的壮举。天下人从此可以说，至少有几千中国青年学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认那所谓“自治”的傀儡丑戏的。
但是九日以后，各校学生忽然陆续有罢课的举动，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
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为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这是很浅显的事实，青年人岂不知道？
罢课不但不能丝毫感动抗议的对象，并且决不能得着绝大多数好学生的青年人的同情。所以这几天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城外各校传说师范大学死了一个女生。其实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这样的轻信，这样的盲动，是纯洁的青年学生界的耻辱。捏造这种谣言来维持他们的势力的人，是纯洁的青年运动的罪人。
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
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在这样的变态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用在适当的时机，这种抗议是有力量的，可以使爱好的政府改过迁善，可以使不爱好的政府有所畏惧。认清了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明白一切超过这种抗议（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
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法治精神只是明定规律而严守它。一切选举必须依法，一切讨论必须使人人能表现其意见，一切决定必须合法。必须如此，然后团体的各个分子可以心悦诚服，用自由意志来参加团体的生活。这样的组织才有力量。一切少数人的把持操纵，一切浅薄的煽惑，至多只能欺人于一时，终不能维持长久，终不能积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