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天，我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看三四十年代的旧期刊。一日与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做编輯的陆灏兄闲聊，我说做完《观察》研究这个题目后，想搞西南联大研究。陆灏兄说，前几年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找几个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1938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赏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熏育。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待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