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有人建议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应该在银幕上呈现给大众，而他对此的反应却是恐惧和轻视。他不仅仅是恐惧他穷其一生之力所研究的成果会为了投大众之所好而变成低级趣味，他更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理论能在银幕上解释清楚。
不到六个月，弗洛伊德获悉，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环球影片公司去找亚伯拉罕和心理学家沙克斯，想要他们指导如何制作关于精神分析的纪录影片。他们说得很明白，不论弗洛伊德或他的同事帮不帮忙，他们都决定拍这样的电影。
于是，一部叫做《灵魂的奥秘》的影片在1926年初发行，漠斯·沙克斯为此还特意写了一篇论文。当《灵魂的奥秘》在德国各地上映时，弗洛伊德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一个早年就潜伏在精神分析上的问题——外行人执行精神分析的问题。
20世纪初，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美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可的意见是，只有医生可以执行精神分析；而在奥国，可以同时接受医生和外行人执业。其他的国家采取折衷的办法，如伦敦的钟士、柏林的艾丁顿等人，他们相信可由外行人执业，但觉得它的实施应该以某些限制来维护——特别是事先应该经过医生的推荐。
1925年贝德洪堡的精神分析大会，允许五个欧洲学会和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加入国际训练委员会后，欧洲和美国之间看法的分歧，开始要正面冲突了。翌年，纽约州宣布外行人执行精神分析为非法，使一些弗洛伊德的助手大失所望。他们以外行人的身份来到美国，希望他们的服务受到鼓励，但发现事情却恰恰相反。
1929年在牛津召开的精神分析大会决议宣布，诊断要和治疗分开，而且外行的分析师不能为病人提供意见或直接替病人看病，除非那病人是由一个合格医药分析师介绍来的。更多的讨论继续于1932年的德国维斯巴登、1934年的瑞士卢塞尼及1938年的法国巴黎被提出。尽管双方都曾让步，但历次的大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由于死亡和相继移民外国，使欧洲的精神分析学会的人数锐减，实际掌握发言权的一方变成了美国人。
尽管弗洛伊德被疾病和死亡的阴影逐渐束缚，而且不断有叛离的门徒，但他仍坚守他这一辈子的工作信心。他继续提醒大众，相信精神分析能治愈各种神经病现象是不正确的。早在1922年，他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一篇长文中，就提出了这个警告。现在他说道：“只要有机体的因素仍然不能掌握，分析的许多地方就仍是在云里雾中。”几年后他的《可中止的与不可中止的分析》的文章，使他的编辑詹姆斯·史特齐承认：“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他对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感到悲观。”
在弗洛伊德的研究重点改变得非常清晰可见之前，他历经了许多次兴趣的改变。他写道：“我的兴趣，经过了一辈子迂回于自然科学、医学和精神治疗以后，回到长久以前就使我着迷的文化问题上。我更清楚地发现，人类历史事件、人类本质和文化发展间的互动、原始经验的沉积（最著名的例子是宗教）以及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间动态冲突的反映，精神分析就是在研究它们。”
弗洛伊德新论文的第一篇是《幻觉的未来》，开始于1927年初，完成于秋天，在11月出版。论文中认为宗教本身是幻觉，而他知道，他势必再一次受到攻击。但是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体验，而且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已经学会屹立于当代人的不认可之中不动摇；在他年老时，他知道自己的高度，那么批评又能对他怎么样？
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声称，他并没有增加什么反对宗教的声势，而他的表达只是“在那些伟大的前人的批评上，加了一些心理学的基础”。
《幻觉的未来》中的观念并不是新的，它受到弗洛伊德三十年来所发现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支持。而这篇论文所引起的反应正是弗洛伊德意料之中的。在纽约，犹太人牧师纳桑·克勒斯道出了一般人的观念。他说：“我们习惯于听一个人谈所有的主题，只因为他在某一方面做了一些令人注意的事。因为爱迪生知道电学，于是人们就要听他的神学意见；因为一个人在航空科学上有成就，就有人要求他谈宇宙万物的事。大家都赞美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家，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也去尊敬他的宗教哲学！”
弗洛伊德有理由为《幻觉的未来》得到的反应高兴，但是，他却曾对一位访客表示出不愿接受赞美的心情。
他以前的一个病人林拉佛果很热心地读了那篇论文，并写信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邀请他一聚。林拉佛果写道：“话一进入正题，弗洛伊德就承认任何人的赞美都会带给创作者快乐。但是他接着在我的热心上浇冷水。他说：‘这是我最坏的一本书！它不是弗洛伊德的书。’你们绝想象不到我的诧异，我当即埋怨他的说法！但他仍继续说下去：‘那是一本老头子写的书。’哎！那时我差点昏倒了。他一字一句地加强语气道：‘此外，弗洛伊德现在已经死了！相信我，真正的弗洛伊德的确是一个伟人。我特别为你感到难过，因为你过去并不了解他！’”
弗洛伊德的阴阳怪气可能和身体有关，他不断地有健康上的麻烦而且身心深受折磨。
1929年夏天，当弗洛伊德住在阿尔卑斯山时，他仍然爱山，仍然喜欢欣赏花草和风景。为他看病的舒尔医生发现，“他所有的痛苦并没有大大减损他那种享受的能力。”但是他不能长途跋涉了，并且发现坐下来读书是很困难的事。他向朋友诉苦，说一个人总不能整天抽烟和打牌吧！他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他转向工作，因为“这么做，时间很快地就过去了”。
工作的成果是三万字的论文，完成于7月底，题目是《文明中的不快乐》，后来改名为《文明与其不满》。到了9月中旬，他不得不再去柏林治疗。他的女儿安娜照顾他，他尽情地享受着和他的两个儿子恩斯特与奥利佛家人共聚的时光。
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运用在传记的写作上，写了一篇名为《汤姆斯·威尔逊——第二十八任美国总统》的论文。在论文中他认为威尔逊受到一种“父亲情结”的影响，以致在事业中的许多关键时刻里摇摆不定。事件的最高潮是他不能主宰巴黎和会，以及把“十四点原则”强加在不甘愿的欧洲各国上面。作为一种精神分析的研究，这本书是很有说服力和娱乐性的，但是也引起了许多的争论。
1930年初，弗洛伊德希望《威尔逊》这本书的出版能使出版社窘困的经济情形复苏。但在1932年初，出版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他转向别的他认为有帮助的事情。那就是《新导论演讲词》，一共有七篇。
第一篇演讲是梦的理论的修正，大部分是较早的材料；第二篇谈梦和神秘学，透露精神分析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玄学的事情。接下去的三篇谈到“超心理学”，比任何在战时的演说都复杂，文中介绍许多新的观念，以及来自“自我与本我”及“潜意识”的材料。
最后两篇归纳了弗洛伊德对医学以外的主题的观念，诸如“精神感应”、教育、宗教及共产主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