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百年译史回眸，未来文学昭示
全书重点论述的六位浙江籍的翻译家都已远离我们而去。老一辈翻译家对我们而言，已从最初的一部书，一部普通的书，成为一棵树，一棵常青树。因为研究他们的翻译，我们知道了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是翻译使得原作的生命在异域、在异国的文化土壤上得到了延伸与传承。我们可以认为朱生豪和莎士比亚、徐迟和梭罗、穆旦和拜伦与雪莱、朱维之和弥尔顿、施咸荣和塞林格、冯亦代和海明威，是一段历史的奇缘。要是没有朱生豪等，莎士比亚在中国也许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知音；是因为徐迟，《瓦尔登湖》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获得了来生”。是朱生豪、徐迟、穆旦等这些译界的常青树，延续了莎士比亚、梭罗、拜伦与雪莱等世界文学家在中国的文学生命。
我们今天研究翻译家与其翻译的作品，使我们开始关注原著背后的译者，关注赋予原著新生命的这些翻译家。渐渐地，我们懂得了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思想的播迁，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朱生豪等翻译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者而言，已经不仅仅意味着《莎士比亚戏剧》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也不仅仅是赋予原作生命，使原作生命在中国得到延伸的译界常青树，而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哲学家郑涌说，如果我们仅仅从翻译的角度去评价翻译家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思想家，他们传播的是思想圣火，他们是“思想圣火传播者永远的榜样”。
浙江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中，翻译标准理论已经演绎出了自身独特的历史轨迹和一套丰富的理论体系。“我国的译论？？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学科——翻译学”【35】。从汉代的译经活动算起，翻译在我国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翻译标准问题似乎也顺应了刘勰“文变染乎世情”的思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诠释。有鉴于此，抛开古代经书翻译不论，仅就近一百年来，从蔡元培在《国文学讲义·叙言》中提出“译即易”的翻译思想，从鲁迅20世纪30年代提出“宁信而不顺”，即“硬译”的翻译主张到许钧《翻译论》中构建的当代翻译理论体系（本质论、过程论、意义论、因素论、矛盾论、主体论和翻译价值与批评论），结合“形式”、“意义”与“内容”等概念，对长期以来翻译界一直关注且争论不休的“形”与“神”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界定。还有一直坚守在浙江教学与研究工作第一线的著名学者郭建中教授对“异化”和“归化”各有所长，亦各有其短的观念与汉译英翻译单位等问题上的独特建树。
蔡元培先生认为，不仅外语教师所教的外语是译学，而且即使是科学、语学，不管它是否以国文作解释，都亦称作翻译。因为学生在读书听讲之际，都要将它翻译成国文，才能加以领会。这是通常所说的翻译的第二易；即使是国文之书，也不管它是科学还是文学，只要一作解释，就会易。此易是使原文本的语言和道理变得简洁易懂的翻译，即为翻译的第一易；《国文学讲义·叙言》中的有一段论述：文词者，言语之代表，言语者，意识之代表。同一意识也，而以异地之人言之，则其言语不同。【36】以上这段文字则包含着翻译的第三易，即翻译虽然经过语言的变异过程，但终究保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不变。
1931年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了“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主张。【37】针对赵景深的主张，鲁迅一连写了《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再来一条“顺”的翻译》予以反驳，继而提出了自己的“宁信而不顺”的主张。长期以来，中国译界对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宁信而不顺”这一翻译主张的研究，其实也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的，也是一种政治泛化的研究模式或者说是政治发散式的研究框架。
许钧提出翻译批评应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认为“从本质上看，翻译的社会性重交流，翻译的文化性重传承，翻译的符号转换性重沟通，翻译的创造性重创造，翻译的历史性重发展，这五个方面也恰构成了翻译的本质价值，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翻译精神之体现”【38】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探讨了翻译批评的理论途径、翻译批评的标准、原则与方法。关于翻译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作者提出：①树立科学的批评精神；②建立自主的批评理论体系；③探讨规范性的批评标准；④开放的批评视野与指导性的批评功能。
郭建中教授认为：“由于翻译目的不同，读者对象不同，翻译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所产生的两种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不同的作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他以实例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并将永远同时存在。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对译者来说，“重要的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他还指出，随着两种文化接触日益频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将越来越有可能广泛地被运用，最终可能会占上风。【39】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浙江文学翻译家从最初的热衷理论研究，到涉足翻译实践，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弘扬世界文学作出的令人可喜的贡献。每一时期均出现了重要翻译标准理论，呈现20世纪浙江文学翻译理论的历史演变和时代特质，为以后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回顾浙江的漫漫翻译历程，各种有关翻译标准的经典命题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它们都会依时间、地点、认识主体之间的不同而不同，亦会依观察者角度、层次、目的不同而不同。万理万教，虽有理、亦无理，全取决于认识主体在认识坐标系统中的位置。”【40】但随着译介学的成熟、翻译文学国别归属的划分以及翻译学自身的发展深化，相信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问题还会提出新的看法。
《世界文学与浙江文学翻译》是作为“浙江省重点文化工程建设项目”之一而完成的四部系列图书中的一部。全向读者展现了一幅20世纪浙江文学翻译家世界文学翻译研究与实践之全貌。本书写作构思与意欲达到的目标是：以当代译者文学翻译活动的事实为基础，以译者文学翻译实践为主线，对六位所选译者的翻译作品做一次历史性与共时性的文本阐释与巡游，总结其翻译的经验得失，提出译者与译著方面“性”的相似对译著成功带来的可能性。在结构体系方面，每一章均从译者人生、气质、追求着手，分析译者的代表著作，层层深入，让读者在史实、理论、作品的框架中对原作者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我们试图通过这样一种结构，在浙江文学翻译区域史上进行一次有着自己撰写特色的探索，并通过中英文的对照赏析，让更多的学习者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第八章的概论就是我们为下一步研究打下的伏笔。
浙江老一辈翻译工作者为浙江文学翻译献上如此厚重的礼物，让我们感到骄傲和得到激励。但是，在鼓舞欣慰之余，我们感到任重道远。我们发现国内的研究的确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思考。
首先，翻译教育与翻译学科建设的专业化应该进入倒计时。对于翻译学科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国内翻译理论界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于文化转向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翻译学科的最新发展及其未来趋势，国内外译学界也许就不一定都很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书的出版将为我们提供大有裨益的启迪和思考，以及学习者研究和阅读文学翻译作品的新视角。中国翻译协会成功举办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这不仅是中国翻译工作者知识生活和翻译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我国高校翻译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也对中国文化的真正走向世界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翻译学科建设离不开翻译教学，我们在翻译教学中需要着力处理好四对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按大纲要求教学的共性与不同类型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有所区别的个性）、翻译理论教学和翻译实践教学的关系、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关系、翻译能力培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关系，旨在引起翻译界对翻译教学的更多关注、重视和研究，促进翻译教学与科学建设，构建翻译研究的体系化。
再次，熟悉翻译教学，尤其是文学翻译教学的系统原则、传播原则、实践原则和文化原则，使我们的翻译教学能培养出更多符合21世纪急需的翻译人才。在综合传统法、篇章法、交际法等翻译教学的基础上，正视文化差异的存在，旨在实现成功的交际。利用传播学法，交际功能，将翻译视作传播的一种，着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传承世界文学经典，无论是将西方的介绍到中国，还是将中国的传播到世界，是一项系统而宏大的文化工程。有关翻译史学理论与作品出版将是重中之重。那么，全面、系统地清理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深入、系统地梳理西方的翻译理论又将是重中之重。
纵观浙江翻译工作者的文学翻译历程，我们得到三点启发：第一，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接受有其历史性。历史性会造成翻译主体的局限性和接受过程的倾向性，诸如弥尔顿、彭斯、布莱克等英国诗人在中国译介过程中所遭遇的政治误读正体现了这一个事实：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那么在特殊的接受环境下，对于文学、作家、文本的选择，对于翻译的实践操作，对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学形式、不同文化的阐释均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第二，译入国的译介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译出国同时代的主流诗学做出回应。每一种语言文化的历史性使得它不可能与其他语言文化具有完全相应的“同时代性”。然而，通过我们本书所提到的外国作品的中译历程，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不同阶段，我国对于国外名著的理解和阐释与我国不同时期对该作家的研究与解读基本暗合。
第三，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正如布莱克等作家在中国的接受历程一样，他们是在一步步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的，在各个不同时期，他们的形象会凸现出不同的侧面，如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一书所强调指出的，在对外来文化的移植与接受过程中，误解、曲解在所难免，而创造性的叛逆更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41】。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恰正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是如何在误解与变形中一步步被认识的。
最后，值得我们欣喜的是，浙江翻译工作者不仅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而且在译介国外翻译理论方面的斐然成就亦值得可圈可点。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对文学文本的翻译，译者们有的以华丽浓艳的辞藻铺陈流露情绪，有的以清新自然的方式“回到自然”，再有的以异域情调和神秘色彩极力渲染，宗教色彩的浓重渗透，表达译者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在译介国翻译理论方面，郭建中、许钧等翻译理论工作者的贡献有目共睹。后者从洋洋40万言的处女译作亨利·古龙日的《永别了，疯妈妈》于1982年面世之后，至今已翻译逾八百万字，其中包括名家名著如《名士风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贝姨》、《桤木王》、《无知》、《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邦斯舅舅》等著作，真正实践了自己倡导的“不能过分机械地理解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价值”的翻译思想，实践了从翻译中来，到翻译中去的理念。他的理论专著《翻译论》（2003）在学者姚小平看来是一部源于实践，而反诸实践的当代翻译工作者的参考书，被湖北教育出版社誉为“翻译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该书运用哲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翻译的本质、过程、价值等问题，是一部理论宏大、论证严密的翻译学著作。1992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许鈞著书《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该书以《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个汉译本为主要批评对象，通过对译文多层次、多视角的批评，在研究文学翻译基本规律与方法的同时，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范畴、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也为读者释读《追忆似水年华》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书中阐释的自我评价、效果与整体、句子与翻译、形象与翻译、风格与翻译五个方面是对该作品的深入探讨。
读者对郭建中的了解多半是其科幻小说的翻译。由于在译介外国科幻小说方面的成就，获1991年“世界科幻小说恰佩克翻译奖”和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小说大会翻译奖“金桥奖”。他以《时间简史》（普及版）为例，提出科普文体的特点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观点，科普翻译亦当具有优秀的科普原创作品相同之特点，用通俗、生动、易懂的语言，向大众宣传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笔者最喜欢的还是他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译文铿锵有力，读来如若身临鲁滨逊的境遇。事实上，他在理论研究上对我们青年学者更颇多启迪。除此之外，金圣华的《英汉翻译概论》在研究生的教学中成为必备参考书目。
在我们结束全书撰写之时，我们想用叶水夫曾说的话来概括浙江翻译工作者在传播世界文学经典，交流中外学者思想，构筑中西文化桥梁中所得贡献。他说：“林纾和伍光键以后，鲁迅、茅盾、郭沫若算第二代，包括郑振铎和冰心等大师，是真正开拓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人。巴金、冯至、傅雷、季羡林和杨绛等老先生构成的第三代翻译成就最大，戈宝权、叶君健（包括叶水夫先生自己）和王佐良等形成了第四代，他们大多仍在工作，在外国文学界起着重要的作用。？？”【42】无论哪一代，甚至更为年轻的第五代、第六代都留下了浙江籍翻译工作者的身影。浙江文学翻译事业正欣欣向荣，走向灿烂的明天。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穷尽所有内容，笔者总会受到意识形态、个人喜好、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力量有限。没有涉及浙江德语文学翻译家，只是在全书第八章节对德语国家、法国与俄罗斯文学翻译做了综述，让读者较为全面了解德语国家、法国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概况。对于这些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分析，将来我们一定会组织相关专家、教师撰写。我们在述评中难免挂一漏万，不尽如人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同时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浙江大学吴笛教授的《浙江文学翻译史》和浙江林学院陈秀老师的《浙江翻译家》，这样对浙江翻译工作者百年的艰辛工作会得到更全面的了解。
注释：
【1】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
【2】朱时雨：《朱镜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社会科学》（第7期），1983年，第56-57页。
【3】郑伯奇：《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7页。
【4】[德]沃尔夫冈·凯泽尔：《美人与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曾忠禄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页。
【5】[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6】Lukacs，G.Werke.Band 7，Deutsche Literatur in zwei Jahrhunderten[A].Der alte Fontane [C].Neuwied und Berlin：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1964.495.
【7】叶廷芳：《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论卡夫卡的艺术特色》，《文艺研究》（第6期），1982年。
【8】转引自《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10页。
【9】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8页。
【10】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7页。
【11】罗芃等：《法国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年，第471页。
【12】罗大冈：《罗大冈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3】罗大冈：《罗大冈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399页。
【14】周扬：《肃清殖民主义对文化的毒害影响：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文艺报》（第19期），1958年。
【15】罗大纲：《打开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文艺报》（第12期），1957年。
【16】陈德鸿等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
【17】蒲梢：《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收入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18】郑振铎：《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北京：新中国杂志社，1921年，第7页。
【19】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年，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据郑振铎后来说：由于史料收集的限制，该书的最后一章（第十四章 劳农俄国新作家）系邀请瞿秋白代为执笔。
【20】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1921年3月10日。
【21】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22】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中国翻译》（第5期），2003年，第15-23页。
【23】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24】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6页。
【25】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6】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7-278页。
【27】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82页。
【28】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见“鲁迅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的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86页。
【29】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研究月刊》（第3期），1995年，第47-59页。
【30】袁锦翔：《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1页。
【31】Venuti，L.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178-186.
【32】鲁迅：《鲁迅译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34页。
【33】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1页。
【34】彭定安：《鲁迅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35】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1页。
【36】高平叔：《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37】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3页。
【38】许鈞：《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5页。
【39】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第2期），1998年，第12-18页。
【40】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1页。
【41】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0-143页。
【42】毕冰宾：《忧我译坛——访叶水夫先生》，《瞭望》（第2期），1990年，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