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描述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内容，唯一的选择是面向研究成果本身。研究成果一般以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形式发表出来。著作主要包括专著、教材等；论文则包括会议论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就一手文献的传播范围和易得性来看，书籍（尤其是专著、著述）和期刊是两种最主要的载体。专著、著述讲究体系性、完整性，比较宏观，是较长时期内研究的结果；学术论文则讲究论题小而深刻，比较微观，动态性强，能“反映出研究工作的最新动态和最新进展或成果”。（1）为了比较精细地呈现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概况，本书引入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分析，考察不同分支研究领域在横向（构成）与纵向（变化）上的特征，以发现“问题”（2）。然后，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为主线，跳出分析的论文本身，梳理、分析各类研究成果，以透视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内容。
4.1 对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
4.1.1 类目的建构
内容分析的关键是建构一个周延、明确并且适合于研究问题的类目。（3）类目（category）是对内容进行分类的体系。一个好的类目体系应该是互斥的、穷尽的和可靠的。互斥性原则要求每个分析单元能够且只能够归为某一类别；穷尽性原则要求每个分析单元都可以归为某一个类别；可靠性原则要不同的编码员针对每一个分析单元归属的类别具有很高的一致性。（4）
严谨、规范的学术论文都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会把研究聚焦在某一点上，而不是面面俱到。当然，论证和解决问题可以是多视角、多面向的。因此，一篇文章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研究焦点（Research focus）（5），它是作者在论文中“试图说明或解释的大众传播现象中的某一部分”，（6）即研究的侧重点。由于新闻传播学术积累不够，早期的一些研究不够规范，随感而发类文章较多，这给类目建构和编码都带来了极大困难。不过，总的来看，绝大多数文章还是有个侧重点，类目建构还是可以进行下去。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关于研究焦点的类目建构主要以新闻传播领域的学科分类方式为依据。关于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颁布（1993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标准号：GB/T13745-1992）规定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一级学科，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与电视、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六个二级学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是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属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教育部在专业设置中，则把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和编辑出版学设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类的四个专业。
按照学科体系建构类目是此类研究的常见做法。沈莉把《新闻大学》（1981-1996）上“新闻学理论研究”文章的“研究主题”分为经典文献研究、新闻理论研究、传播学研究、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广播电视研究。（7）韩纲把来自四所院校学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向”分为新闻理论、传播学、新闻政策/法规/职业道德、新闻业务、广播电视（事业）、国际新闻、新闻事业史、新闻工作者、广告/公关、新技术与新媒介、媒介经营与管理、新闻教育。（8）《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以及历年《中国新闻年鉴》上关于上年新闻学研究概况的分析、2000年以来颇为盛行的关于上一年新闻传播研究概况的总结文章几乎都是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可见，这种分类方法还是比较适合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这种分类方法涵盖了新闻传播的各个领域，比较适用于本书的研究对象。不过，这种分类方法较多地关注新闻学，而对传播学的分类却比较粗略。这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是相吻合的。1990年代以前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理论作一些介绍和简单的评述；从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重视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对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分析探讨以及对基本理论进行再讨论。（9）
参照上述文献中的分类方法，结合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本书提出如下大致的类目体系：其中：（1）新闻本体研究的核心是“什么是新闻”，包括新闻定义、新闻与宣传、新闻属性、新闻价值、新闻规律等，像指导性、真实性、党性明显属于实践论的范畴，（10）但我们往往把它们放在同一层面上来讨论，有些认识本身就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了。本书虽然用新闻本体研究作为这一类研究的名称，但并非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区别。（2）舆论监督研究划入舆论研究的范围内。（3）新闻史研究主要指近现代报刊史，之前的历史划入“中外传播史”中，广播电视史划入“广播与电视”中。（4）“新闻业务”类不包括广播电视业务。（5）对一些不容易区分的文章，都划入到相应类的“其他”中，没有比较集中的主题的文章则划入到“其他”类的“其他”中。
需要说明的是：（1）一般来说，称得上“研究”的文章都有理论性。因此，业务性研究并非没有理论性，或者理论性低于理论研究。本书所谓的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并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区分的，而是看一篇文章的研究焦点属于新闻传播诸多领域中的哪个领域。（2）所谓分类，其实是后来的研究者（也是旁观者）为了认识问题的方便而把研究对象人为地加以区分的一种简化的认识方法。研究者在进行某项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时候不可能事先设定该文属于哪个研究领域，然后不越雷池半步地展开论述。相反，问题的解决需要按照一定的思路和方法，多角度、多面向地展开论证。一般来说，越是这样的研究其研究焦点就越清晰。所以，任何所谓正确的类目体系都是一定概率基础上的概念（即不同编码员之间的相互同意度），这也要求在归类时应以研究焦点即研究的侧重点作为划分依据。但也不排除一篇论文有两个甚至更多侧重点的可能。新闻传播学界早期的不少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时只能以编码员的主观判断为依据了。这也是影响研究信度的因素之一。
4.1.2 研究资料的获取与研究程序
根据第三章关于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的论述，本书选择《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11）三种期刊作为文章来源（12）。下面首先对上述三份期刊作一简单介绍，然后阐述这样选择的理由，最后说明样本获取的方法与研究程序。
《新传》的前身是社科院新闻所主编的《新闻研究资料》。后者于1979年8月创办，前5辑不定期出版，1981年起改为季刊，出版至1993年底，以新闻史资料述评和研究为主。1994年出版季刊《新闻与传播研究》，为综合性学术刊物。《新大》1981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早期是不定期出版物，现为综合性学术季刊。《现传》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年创刊。1991年与当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合并，1994年更名为《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早期主要面向学院和广播电视界的一些专业教学、科研和节目制作人员；从1994年起，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传播文化刊物；1998年以来，刊物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传媒学术刊物。
从时间跨度上看，三种期刊创办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基本与本书要研究的“新时期”一致。从内容上看，三种期刊早期分别以新闻史、新闻理论、广播电视研究为主，后来基本上都转变为综合性学术期刊，这种转变与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外延及其演化进程是一致的。从刊物属性上看，三种期刊均为学术性期刊，文章的学术性、科学性、规范性不断增强，基本上能代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水平。当然，刊载学术文章的刊物不仅仅是这三种，如学报（13）、其他业务性和学术刊物（14）、曾经创办过的新闻学术刊物（15）等都发表过新闻传播学术论文，有的还具相当分量。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只有这三种刊物适合本书的研究对象。另外，绝大多数研究都是有限的，很难去“卷地毯式”地去搜集资料，也没有必要。
本书采取目的抽样法，从创刊开始算起截止到2005年，每种期刊每年抽取一期创刊年都抽取第一期，第二年的抽取第二期，依此类推。如果遇到某期为专辑、专刊，则在本年度范围内抽取下一期或上一期。每年的期号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准。抽取的样本分布如下：
本研究的分析单元为整篇文章，抽取的样本量为1639，占总体的19.36%以上。相关研究表明，对连续定期出版物按月份分层，抽取12期报纸或杂志（周刊）的样本是最有效率的方法，12期以上的样本得到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提高其结论的精确性。（16）
接下来要进行试分析，以检验类目的可操作性，看是否可以进行大规模编码。按照10%的比例从样本中抽取出164篇文章作为子样本，让两个编码员独立编码，类比此原则，本研究抽取的样本是有效度保证的。计算Holsti信度（17），结果为0.92，超过0.90的经验值，说明可以进行大规模编码。（18）
4.2 几大分支研究领域分析
分开来看，《新传》以新闻史研究为主（占62.73%），其次是新闻理论研究（14.87%）和传播学研究（13.24%）。1994年以后，刊物改为现名，开始以新闻理论和传播学研究为主要内容。《新大》以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研究为主，分别占29.04%和28.05%。《现传》以广播电视研究为主（占61.44%），其次是传播学研究和新闻理论研究，分别占14.21%、8.30%。在广播电视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业务、理论和广播电视事业研究，三者分别占54.95%、22.22%、16.82%。合起来看，广播电视研究（25.44%）、新闻史研究（23.25%）较多，新闻理论研究（17.94%）、新闻业务研究（12.51%）、传播学研究（11.47%）次之，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研究最少，只占4.39%。如果把广播与电视领域内的理论和业务研究分别计入总体上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研究，传播学领域内容的理论和中外传播史分别计入总体上新闻理论和新闻史，那么理论、历史和业务研究的比例是：444：408：428。
4.2.1 新闻理论研究：超越狭隘的事业性论述
本书所指的新闻理论研究，包括新闻学科与新闻学研究方法（11.56%）、新闻本体研究（13.61%）、革命导师、党的领袖与著名人物新闻思想的研究（10.20%）、西方新闻理论（7.14%）、新闻法规、伦理和政策研究（11.22%）、舆论研究（包括舆论监督研究）（4.76%）、新闻事业、机构和新闻工作研究（35.37%）、新闻心理研究（3.40%）和其他（2.72%）。
从构成上看，新闻事业、机构和新闻工作是新闻理论研究中的重头戏。从变化上看，对革命导师、党的领袖和著名人物新闻思想的研究从1990年代中期逐渐减少。在30篇此类研究文章中，1979-1996年间有25篇，占83.33%。这主要是因为此类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胡锦涛的新闻思想都有研究，更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挖掘新材料或对已有材料进行深入的解读。舆论研究集中于1986-2000年间，期间的文章数占总数的90%以上。对新闻学科与新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在1984-1989和1993年以后两个阶段较多，两个阶段发表的文章数分别占该类文章总数的29.41%和64.71%。
就本书所分析的对象来看，作为新闻理论研究重镇的新闻事业、机构和新闻工作研究集中在“性质、属性、功能”研究三方面。这与黄旦关于20世纪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以新闻机构为研究对象”的判断是一致的。（19）（20）莉认为“新闻事业”本位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历程中的一个阶段（约1983-1994），该体系以“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为基本理论框架。历时性上看，该思路的研究一直到今天仍热情不减。
事业，一是指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性活动；二是特指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区别于企业的组织机构（21）。前者是一种社会分工的概念，后者是指其性质。我国新闻传播语境下的新闻事业，有新闻活动的意含，但更特指区别于企业的一种组织、机构及其体制、功能和机制。1942年新闻改革之后，“新闻事业”还特指“党的新闻事业”。“组织”架构下的新闻事业与“社会分工”视野下的新闻事业在功能定位和运作方式上存在的差异为论述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话题。另外，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在野党到和平建设年代的执政党，具体情境的变化也会对同一性质的新闻事业在功能定位和运作方式有不同的要求，这也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
当然，新闻是一种活动、现象，也是一种事业，三者是有关联的。当个别性的新闻活动越来越多，就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新闻活动的系统化就成为新闻事业。作为研究新闻的学问，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也相应地涵盖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和新闻事业。但它们仍有区别，尤其是作为一种研究面向时。新闻活动更微观具体，新闻事业则更宏观抽象；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凸显的是其客观的、自然的一面，新闻事业则强化了其主观的、人为的、阶级性的一面。研究前者需要实证，研究后者离不开思辨。
毫无疑问，我们对作为活动和现象的研究远远不够（22），这主要与我们对新闻事业的定位有关：我们历来把新闻事业视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新闻组织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丰富多彩的新闻活动被视为一种“狭隘的事业性存在”。（23）按照一般的逻辑判断，从事业的角度研究新闻学，自然首先应该探讨其性质、功能和任务，其次是如何办好这项事业，有没有一些可遵循的规律性的东西，党性、人民性、指导性、服务性、群众性等就必然成为“三位一体”（性质、功能、规律）式的研究结果。其实，这种事业观不仅仅体现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也体现在新闻史研究中，大多新闻史著作、教材命名为“事业史”就是极好的明证。好在已经开始向“新闻传播史”转向，如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2002）、吴廷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24）等，哪怕只是名字上的，它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那么作为“现象”或“活动”的新闻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不妨来看两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1978年以来新闻界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会出现某些热点问题或现象，如周末版热、焦点访谈现象、新闻炒作现象、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等。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现象，是指某一家媒体的某一创新性举措引起诸多媒体的竞相效仿，一时成为新闻传播界的一道景观。这种新闻传播实践过程中、在一定背景和时段内出现的由“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引起了学界的集中关注，自然演化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胡黎明著《“焦点现象”研究》（2004）是此类研究的典型。1994年中央电视台创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评论性电视新闻栏目——《焦点访谈》，很快风行全国，各省市电视台纷纷效仿，几乎都创办了类似栏目，成为一道独特的媒介景观。《“焦点现象”研究》阐述了“焦点现象”的基本特征，考察了其成因，分析了传媒“包青天”情结及角色扮演的误区，探讨了传媒功能的实现和效果以及媒介权利与社会责任。该研究以新闻传播实践中出现的现象为研究对象，问题意识浓厚，同时又不仅仅局限于现象本身，而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宏观社会学视野来观照它，有助于我们对此类现象的深刻理解。总之，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特性、意义以及发展趋势是该类研究的基本模式，实践性、问题意识非常强。
“传送和接受新闻信息是新闻活动的核心。”（25）据此，笔者认为，新闻活动研究可分为广义上的新闻传播活动研究和狭义上的某一人物的新闻活动研究。前者注重过程和效果，后者侧重历史和意义。从本书分析的结果看，学界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多，尤其是革命导师和著名人物的新闻活动。对新闻活动本身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杨保军著《新闻活动论》（2006）一书。它是作者“从新闻活动视角对新闻基础理论问题的一次‘新的描述’”。（26）笔者认为，该书最具启发意义的地方在于从哲学上探讨新闻活动构成：主体、对象和中介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传播活动中的“5W”要素及构成。另外，从1995年黄旦著《新闻传播学》出版以来的近10本“新闻传播学”类著作，都可以视为从活动视角研究新闻的成果。
由此可见，狭隘的事业性研究视角无法对作为社会分工的新闻传播做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而作为现象或活动的新闻传播研究视野更开放，更注重事实（而不是概念）本身，更需要实证研究。这也许是今后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重大转向之一。
4.2.2 新闻史研究：反思与创新
从国别上看，中国新闻史研究占绝大多数（占88.98%），外国新闻史和新闻思想史较少，二者都占4.99%；在历时性上，1990年以后，期刊上所载新闻史研究文章逐渐减少；在研究方法上，以对事实的考证、订误、辨析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然后给出判断式的历史研究为主。文章数量的减少可能意味着新闻史研究已相当成熟，介入的门槛随之提高。
新闻史研究（27）一直是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中开展最早、成绩最突出的一块。不管是通史、断代史、个案史，还是地方史、专门史的研究，均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足以引以为豪的成果单。据方汉奇先生粗略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间（1978-2006）累计出版了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文集和教材238部，累计发表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5911篇。（28）其中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最突出、呼声最大是如何突出新闻史的主体意识，即突破将新闻史“完全依附于中国政治史、思想史”（29）而迷失了自我的现有研究范式。实际上，这种反思和检讨自改革开放之初至今就没有停止过。（30）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开始努力纠正这种“不正常现象”，（31）然而直到今天它仍是主导范式。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少学者尝试着解开这一谜题。1950年代初期翻译的苏共报刊史（32）以及模仿苏共报刊史编写于1956年初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和1985年出版的李龙牧著《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这一范式的代表，（33）遂固化为一种模式，成为一种传统。此后，“我们的报刊史教材基本上就是按照那个模式编写的”。（34）1981年，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出版。由于思想解放不够，“报刊史的特点还不够突出”。（35）由于该著作的影响力，事实上是强化了上述那种模式。1992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力争“突出新闻事业史的特点”，对于历史上的报刊，“不仅介绍它们报道些了什么宣传了什么，也介绍它们怎样报道怎样宣传”；对于新闻史人物，着重介绍他们与新闻事业有关的活动；“不把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写成单纯的政治事件”（36）。尽管有上述改进，但该著作在总体上仍沿袭了上述那种写作模式。同样，因为该著作的影响力，上述模式继续得到固化、强化，甚至更加成熟。由此可见，虽然大家都认识到了这种模式存在弊端，但突破起来何尝容易。
丁淦林认为，“从总体上看，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是沿着大纲草稿所认定的道路前行的，只不过有了很大的修正和延伸”，但“在基调和思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纲草稿的引导作用始终存在，这也是取得今天成就的主要原因”。（37）这无疑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这种范式既造就了新时期新闻史研究的巨大成就，同时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羁绊。
其实，这正是库恩所发现的“范式—科学革命”规律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体现。一定时间内学术共同体公认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引起更多成员的模仿，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范式。“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38）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个别不同于这种范式的研究被视为例外，而当越来越多的例外出现时，可能意味着旧范式的失效，科学革命就发生了。目前学界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普遍不满与尝试性探索，可能意味着新范式的出现。为此，不少研究者开出了“处方”，包括思想上的解放、视野上的开拓、方法上的改进和新学科的介入。
宁树藩认为新闻史研究者不仅要有新闻学的专门知识，还需要有其他学科的知识，如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对相邻学科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我们应当及时了解并加以吸收。同时，在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时，“要善于将其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的内容融合起来，真正变成新闻学自己的东西，成为新闻学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两张皮”。（39）
杨朋提倡研究大众传播史。大众传播史的位置应当处于一般史与新闻史、电影史、广播史等专史之间。对于一般史而言，它是专门针对大众传播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历史；对于各种媒介的专史而言，它又是大众传播这一特定层面上的一般史。它以宏观综合性和系统性为特色，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产业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内容涵盖各分支媒介发生发展的历史，著名人物的活动和传播思想，有影响的传播事件，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等。（40）
孟庆鸿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引进历史、文学史、思想史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在撰写新闻史时，不妨立足高远，站在世界新闻史的高度俯瞰中国新闻业的源流与发展；跳出单一的政治思维模式，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研究新闻史。（41）
尹韵公认为揭示新的传播活动或传播技术是怎样推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进步和发展的应当是我们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新思路和新方向。从传播史的角度来发现和揭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源泉，是历史赋予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的使命之一，也是新闻传播史研究应当为社会作出的学术贡献。（42）
张昆提出横向发展的研究维度。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新闻系统中不同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以及新闻系统跨地域的互动关系。树立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观，有利于研究者确立完整的、立体的新闻历史观，有利于揭示世界新闻历史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有利于确立国家、民族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坐标。（43）
丁淦林认为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要更完整、全面，不仅要研究进步的传媒，还要研究反动的、保守的、中间的、甚至是政治上不明朗的传媒，这才是完整的中国新闻史。“即使是研究党报史，也不能没有全国观念、全局观念。”不仅应研究它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历史作用，更应全面研究我国新闻传播业及其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应把中国新闻事业史扩展为中国新闻传播史，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要在理论观念、内容选择、结构安排等各方面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出现新的格局、新的面貌。（44）他认为过去对定量分析重视不够，也缺少比较研究。今后我们要加强计量的、比较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工作更为现代化、科学化。（45）
方汉奇认为要在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上有所创新，首先应该突破传统的与各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其次，要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完成从单一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要多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46）
吴廷俊将媒介生态作为一个视角引入新闻史研究，提出一种名之为“基于媒介生态视野的范式”：研究媒介群落之间、媒介个体之间竞合以及与生存环境之间动态平衡的发展史。这种新范式，“既非超越、亦非取代前面说的这两种传统范式（47），它只是为了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闻史言说方式，在和谐的语境中，多元的言说方式或许会帮助我们更可能地把握到历史的本真”。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新闻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政治报刊、政治报人一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主角，恰恰是中国新闻事业适应特殊生存环境生态适应的结果。这提醒我们，创新研究方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问题”本身，并不是为了方法自身。
李彬认为新闻史研究应采用“社会史范式”和“叙事学方法”。前者体现为新闻与社会的融合、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48）
难能可贵的是，我国新闻史学界已经开始从个体呼吁发展到集体焦虑再到个别尝试的阶段，如单波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2001）、李彬著《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2005）等。前者在体例上突破了以政治运动分期排列事实的传统体例，在视角上突破了单一的政治视角，且具有世界眼光，突出人的观念和新闻内部结构和自身发展规律在新闻观念演进中的地位。后者尝试着把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理论应用到新闻传播史研究中。
另外，近现代史、文化学界的一些研究在研究视野、方法和思路上倒给我们不少启发，如闾小波著《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时务报>研究》（1993）、左成慈著《台湾报禁解除后余纪忠先生办报思想与实践研究》（2001）、王林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2004）、洪九来著《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2006）、王儒年著《欲望的相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2007）、方平著《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2007）等。这些研究几乎都可以划入李彬（2005）所谓的“现代化范式”。丁淦林在“第二届全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研讨会”上提出反对新闻传播研究中“交叉过去”的研究。（49）黄旦认为这种研究是从各自的学科和立场出发，要解决自己本学科的问题，报刊只是被选择的一种路径和对象，与其他档案资料没有任何区别。（50）本书认为这些研究有启发意义，并非提倡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去从事这种研究，也研究不好，但在拓宽学术视野上仍不失借鉴意义。如这几年学界热炒公共领域的概念，用这一概念或理论去反观和解释报刊史的却没有，倒是《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一书令我们耳目一新。《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时务报>研究》把我们再熟悉不过的“5W”传播模式应用到报刊史研究中，对“时务报之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51）也给我们上了一课，“其深度和广度已超过了我们新闻史学者对该报的相关研究”。（52）
4.2.3 新闻业务研究：上升到较高理论层次
横向上看，关于新闻业务研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新闻报道（27.32%）、新闻编辑（17.07%）、对新闻产品的分析解读（14.63%）和新闻采访（14.15%）研究。纵向上看，对新闻产品的分析解读、新闻报道研究没有大的变化，对新闻采访、写作、评论、摄影的研究从1991年以来急剧减少。
新闻报道是“新闻机构对新近发生、发现及变动的事实的传播的统称”，（53）它既可以指所报道的新闻内容属于哪个领域（如军事报道、科技报道等），又可以指新闻产品的形式（如解释性报道、深度报道等），还可以指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工作，包容性强，涉及面广。另外，影响甚广的“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54）这一新闻定义也是导致“新闻报道”多义性的重要原因。如此，关于新闻报道的研究在新闻业务研究中占据那么大的比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作品的分析和解读从一开始的“赏析式”研究，逐渐过渡到探究“新闻背后的意义”式研究，从“技巧性、操作性”研究开始转向解读、批判式研究。与此相应，研究方法也开始从文学作品分析式的修辞研究方法，转向内容分析法、符号学方法和文化学方法。这反映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旨趣的变化。从学术专业化和学科发展的一般过程来讲，这种转向标志着新闻传播学理论性的增强。1991年以后有关新闻采访、写作、评论、摄影研究的逐年减少也印证了上述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新闻传播研究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分析的论文大多出自高校新闻院系教师和研究人员之手，规模庞大的新闻从业者关于新闻业务的研究大多仍是“开处方”式的技巧性、操作性研究。
那么业务研究有没有可能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我们似乎不需要思考就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并举出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作为例证。于是，问题的关键就落在如何提升新闻业务研究水平上了，对此，一些学者有过论述和建议。其中，李斯颐和刘海贵的观点值得注意。
李斯颐在《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关系刍议》（55）一文中结合通行于各国的《研究R&D推荐规范》和我国1990年由原国家科委据此公布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科研活动分类案例集》区分了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的关系。“R&D”（56）将人文社科类研究分为三类：一是基础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纯学术”研究，一般不考虑现实的、直接的具体应用目标；二是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延伸，仍属于理论范畴；三是试验发展，也称“开发”，即“利用从研究或实际经验获得的知识”，对具体对象进行“实质性的改进”。新闻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实验开发的关系如下：
在此基础上，李认为新闻传播学界常说的理论研究相当于“R&D”中的第一类，业务研究应相当于第二、三类。但我们往往“把第二类应用研究与第一类基础研究归并在一起，扩大了理论研究的范围，却使业务研究这个概念只包含了第三类，无疑使之缩小了外延”（57）。就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的关系以及如何提高业务研究的水平，李斯颐认为理论研究是业务研究的基础，二者不是对立的，更不应该相互轻视；业务研究“应当更加及时充分地利用理论研究的成果”，但目前相对薄弱的理论研究给业务研究的支持“有待提高”。也就是说，理论研究水平上不去，也别指望有多高水平的业务研究；提高新闻理论的科学化程度是提高新闻业务研究水平的不二法门。
刘海贵认为当前新闻业务研究方向应当是，“反思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业务研究的体系划分、内容设置、研究方法，从大新闻业务观的角度出发，结合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和新闻报道的主要过程，理论研究紧密联系新闻实际，建立新闻传播业务研究的构想与框架”，研究应当是“具体与抽象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其中加强新闻业务的“综合性研究”是当务之急。要实现这种转向，一是改变新闻业务的划分体系，“宜粗不宜细”，二是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58）
“大新闻业务观”可以看成是这种“综合性”研究的体现。这种业务观由复旦大学叶春华教授首倡。其“大新闻业务观”主要含义是：“在新闻业务教学与科研领域内，从单科型研究（以编辑为主，次及写作等），逐渐向复合型研究（采写编评并举，综合研究）方向发展；1988年后，又向提高型研究（以‘新闻分析学’为主）方向发展”。（59）
把这种转向看作是实现提高新闻业务研究水平的还有陈作平等。他认为完全按照实践的操作环节来划分新闻业务，虽然每个环节都十分具体、实在，但决定了“研究内容的技巧性、操作性强而抽象程度不足”。（60）而“综合性研究”可以“增强新闻工作者系统的新闻观念，进而提高他们对新闻报道的驾驭能力”。陈认为综合研究也是广泛借鉴哲学、传播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交叉综合研究”，但他提醒我们不能去机械地套用，要“保持新闻学科的独立性”。（61）这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另外从陈著《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2000）的体系和内容来看，有用综合性更强的“新闻报道”这一概念取代原来采访、写作、编辑等分散的、与具体操作环节相对应的概念的趋势。
这些来自学界关于新闻业务研究的认识是与新时期以来新闻业务的改革同步的。媒介市场化的发展要求大众传媒突破原来记者、编辑隔离的组织方式，打通各个部门，建立“大编辑部”运作方式，对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和优化整合。一些电视栏目还实行主持人负责制，直至频道制。这些做法模糊了原来采访、编辑条块分割的界限，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相应需求。
陈作平所努力建构的新闻报道认识论的着眼点在认识论层面，“主要关注记者认识新闻事物的一般规律”，但落脚点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想把握记者认识新闻事物的方法”，（62）这与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的思路是一致的。看来，要提高新闻业务水平研究，必须摆脱“经验+事例”的做法，从新闻活动的视角切入，对其中蕴涵的事实、矛盾和规律进行哲学上的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