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是整个学术生产活动的第一环节和主导因素，由他们决定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就单个学者来看，他是一个行动的个体，尤其是在倡导学术独立、自由的今天。尽管也有大师巨擘的出现，做出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并以此影响某个研究领域、学科甚至整个学术思想界，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他们凭借着某种资本进入某个研究场域，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博取自己在该场域中的结构性地位。因此，研究者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这给我们研究研究者提供了两种视角：一是基于社会的宏观考察，一是基于个体的微观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变化有着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相同的特质，作为一个群体，新闻传播研究者必定有其作为一个群的共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因素而缺少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相反，笔者认为研究者的自主与独立是学术繁荣、进步的前提。本章以群体为线、以个体为点，勾画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探究导致变化的原因，并揭示这种变化对新闻传播研究的影响。
3.1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构成及变化
3.1.1 考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构成及变化的一种新思路
目前关于新闻传播研究主体构成及变化的研究大概有这样几个视角（1）：一是职业背景，分为实务界人士（实务派）、管理与决策人士、学界人士（学院派）；二是地域关系，分为“京派”（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海派”（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三是代际变迁，分为老、中、青和在校学生四代；四是研究者的专业知识背景。从这些视角观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的确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差别，如实务派、学院派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论述风格上有较大差异；老、中、青三代在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上确有不同等。但这些分析途径及结果似乎都流于表面，没有触及影响学术生产的关键因素。
在知识社会学界，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资本”、“场域”等概念广泛用来分析知识生产者的结构及变化。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2）他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置于客观结构的背景之下，这些客观结构就是所谓的场域，即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不同的行动者（agent）凭借特定的“资本”进入某一场域，并形成一个关系网络。每个场域有各自特有的逻辑、规则和常规。场域塑造着进入其中的行动者的实践。“资本（capital）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的形式）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3）它使行动者获得因为参与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资本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经历）和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
对笔者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林丽云著《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2004）一书。林丽云在“政治经济学”和“学术范式转型”两种学术史研究途径的基础上，借用上述概念为台湾传播史研究另辟一条称为“生产场域与实践”的蹊径。受此启发，本书把新闻传播学术看作一个场域，研究者就是其中的行动者，他们凭借不同的资本进入该场域，并通过博得相应资本，形成某种关系网络，从事着新闻传播学术生产。资本类型被划分为政治资本（党、政部门的经历）、新闻实务资本（新闻传播实务界的资历）、教育资本（新闻传播或相关学位的获得）、学术资本（学术作品的出版及影响力）和社会资本（民间社会团体背景及资历）五种。场域被分成政治场域、新闻传播实务场域和新闻传播学术场域。就一般逻辑而言，政治场域与政治资本、新闻传播实务场域与实务资本、新闻传播学术场域与教育资本、学术资本是相对应的。政治场域通过对实务和学术场域设限和施压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实务场域更多地强调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以创造经济效益，学术场域更多地强调学术自由、自主、独立判断和思考，通过学术研究寻求规律并影响新闻传播法规、政策的制定。
3.1.2 新时期之前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构成
1919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新闻学处于“前新闻学”阶段，新闻学术场域尚不独立存在。研究者几乎全部出自实务场域和社会场域，如梁启超等，他们通过对报刊功能及重要性的论述，倡导兴办新闻事业，达到救国、改良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实务资本和社会资本，试图通过办报达到博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新闻教育的兴起、专著的出版、研究团体的建立标志着新闻学术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它以求真，即探究新闻传播活动（初始以报刊为中心）的特点、规律为基本活动内容。考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会发现他们同时拥有教育资本和实务资本。如徐宝璜（1894~1930）毕业于北京大学，又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新闻学。他曾任北京《晨报》编辑，北京大学教授；邵飘萍（1886~1926）1906年秋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8年10月创办《京报》；戈公振（1890~1935）虽然虽未曾入高等学院，但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的报学系或新闻学系任教，在《时报》前后工作十五年。另外，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各势力集团无暇顾及教育与学术。（4）虽然各政治势力时有迫害新闻记者、打压新闻自由的事件发生，但从整体上而言，中国新闻界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政治场域对新闻实务和学术场域的干预较少，教育、学术场域的逻辑得以张扬，为新闻学术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三民主义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这一意识形态成为国民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政治场域对新闻实务、教育、学术场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除了对新闻界实行“党化”政策外，国民党中央还派出大量官员出任高校领导职务。在党派色彩浓厚的政治大学，历任领导都在国民党内有较高职务。（5）新闻教育和学术由于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关系，更是得到国民党高层的格外关注。曾任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的程天放、马星野、潘公展、詹文浒分别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社长等要职，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虽然他们也拥有教育资本（程、马、詹均有海外留学背景，程、詹分获博士、硕士学位）和实务资本（就国民党派报纸而言，政治资本与实务是高度合一的），但政治资本是他们进入学术场域的主要资本。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开始崛起并逐渐发展壮大。《新青年》从8卷第1号（1920年9月出版）起蜕变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报刊的诞生，（6）两极对立的政治局面开始初显。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两极对立正式形成，直到1949年国民党播迁台岛、新中国成立。共产党也非常注重通过对新闻的论述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服务。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宣言》中说：“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我们更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7）张友渔、胡乔木、陆定一等人的论述加上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和《解放日报》1942、1943年系列社论，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及革命导师的办报经验为内核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本论调。这些论述者显然也主要是以其丰盈的政治资本进入新闻学术场域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的形势，统一思想和行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当务之急。斗争，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得以延续。再加上全面学习苏联，导致新闻业务、教育和学术都陷入“五性两论”（8）教条化的泥潭。新闻事业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新闻学研究无不深深打上了这一烙印。期间虽有短暂的、部分性地调整，但总体来看变化不大，并一直保持至文革结束，甚至到今天还不难发现其残留。目前仍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舞台上的老一辈学者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新闻学术场域的，如王中、甘惜分、方汉奇、何微等。这一阶段，除了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翻译的一些苏联的教科书外，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新闻学研究都是革命导师和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个别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学者都遭到批判。这说明，新闻实务场域、教育和学术场域事实上已被政治场域的逻辑所支配。于是，“新闻无学论”甚嚣尘上；新闻史几乎等同于片面的“革命史”、思想史或者无产阶级报刊史，外国新闻史则以批判资产阶级报刊及其思想为主要内容；凡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课程如广告、经营等一律删除。（9）不过，这一时期进入新闻学术场域的行动者大多成为我国新时期第一代新闻学者，大多数至今仍活跃在学术舞台上，尤其是他们培养的硕士、博士，是现今新闻传播研究的主力干将，他们的一些观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3.1.3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
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各项事业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深受文革之害的新闻界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改善了新闻界的整体形象，提高了自身地位。（10）教育和科研事业开始步入正规，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认可，大学不但是培养人才的中心，还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11）。新闻实务、教育和学术场域开始恢复和重建自己的逻辑法则。
依此来观察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主体（12），其变化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89），以同时拥有政治资本、业务资本、教育资本三位一体的研究者为主，这些研究者主要分布在社科院新闻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姑且称为第一研究重镇），如安岗、戴邦、钱辛波、何光先、甘惜分、王中、胡绩伟、艾丰、何微等。形成这样一个研究群体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新闻传播研究的“国家队”——社科院新闻所的组建是以人民日报为依托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主任；创办社科院新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该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由安岗、温济泽、翟向东、李普、罗列、戴邦、谭立、谢冰岩、赵一鹤组成。除赵一鹤、谢冰岩外，其他均直接与人民日报有渊源，且都具有丰富的业务经验。他们的研究与新闻实务联系较紧，侧重研究的“实用性”。第二，刚刚恢复的高校新闻教育单位缺乏师资力量，除了文革之前仍健在的一部分教师外，要在短时间内补充师资，比较方便和直接的做法是：从新闻实务界抽调，这是主要的；或者从中文系或其他相关专业（如历史学）调转一部分师资。由此导致新闻学研究的文学研究化，如采写编评的技巧、新闻作品分析等，而缺乏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视角的关注。从培养目标来看，也是以为新闻界培养实用人才为主。“教学需要”是学术研究的直接动力，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是教材。第三，从上到下都有改革新闻业务的要求，这给实用性研究提供了外在需求。
第二阶段（1992-1997），1989年的政治风波促使1980年代“五四”式启蒙知识分子发生裂变，学术资本成了在知识界立足并拥有影响力的重要资本。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有：第一，1980年代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暂缓，新闻体制改革相应被终止。以首都新闻学会为核心的改革派受到批评，并随着“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等方针、政策的出台，新闻界自我作为的空间减小；第二，新闻教育已初具规模，除了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人大和复旦外，北京广播学院、武汉大学等新闻系开始崛起，成为第二研究重镇。第三，我国自己培养的新闻学硕士、博士陆续毕业，并很快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后起之秀，学术意识开始张扬。我国早期自己培养的且留在新闻教育、研究机构的博士，如童兵、刘建明、喻国明、郭镇之、尹韵公等，大多数并无业务经验，但都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和学术训练，并以自己的博士论文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上述因素共同影响下，学术意识开始张扬。如果说上一阶段实现了“新闻有学”的目标，但那毕竟是外在的；该阶段则更多地是注重内部建构，以扎扎实实的研究来表明“新闻确实有学”。《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新闻学大辞典》、《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4）等一批沉甸甸的研究成果就是有力的明证。与此同时，实务界的研究并没有减少，研究风格、思路和方法也并无多大变化，只是与以高校为主的学院派研究渐行渐远。
第三阶段（1997年至今），新闻传播学科地位的提升，高层次新闻教育规模的扩大，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学术研究主体的结构开始多样化，但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行政化色彩较重。此阶段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新一批新闻学院崛起，如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第三研究重镇），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但从整体上看，复旦、人大依然保持龙头地位，其他虽有差异，但并不明显。研究队伍扩大，研究热点随之分散，但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所谓学派。
二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具有海外访学经历，如张国良、胡正荣、黄旦、蔡雯、殷晓蓉等。一批经过海外学术训练的研究队伍加入（如崔保国、陈卫星、郭庆光、李双龙、杨伯溆等），学界与海外同行接触更加紧密，陈韬文、冯建三、洪浚浩、李金铨、潘忠党、赵心树、赵月枝、郑贞铭、祝建华、卓南生等海外华人新闻传播学者与大陆学界保持经常往来，或在国内发表著述，或举办讲习班，或项目合作，或担当客座研究员，甚至直接加盟。这样一个群体的参与对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影响深远，如研究视野、学术态度、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等。（13）
三是在高等教育渐趋行政化的大背景下，包括新闻传播学术在内的学术行政化也不可避免。“学而优则仕”，科研、教学、行政“三肩挑”成了常态，学术职务、行政职务常常交织在一起，学术、政治资本互为目的，尤其是职称评定中量化考核（论文数量、发表期刊的级别、课题经费及级别、著述出版的出版社级别等）的导向，导致课题、项目、成果虽多，但增量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有限，倒是简单的重复性研究不少。
四是从2002年开始出现的由传媒或政府相关机关领导人士出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职务的现象。虽然他们不乏新闻传播教育资历，但“高管”、“高官”是他们进入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的主要资本。《暸望东方周刊》把此类现象作为高级官员退休以后开始有“和以前不同的选择”来解读——以前除了进人大、政协外，还包括“下海”，或者进入各种带有官方色彩的行业协会及学术机构。（14）这些资深新闻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和人脉资源，可能会在学院整体发展方向，尤其是与政府、实务界的关系处理中彰显自己的能量，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学术产品，如在学界认可度较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出版学术专著等，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尚有待观察，更大意义上是一种精神象征。笔者以为，这一带有“返祖”性质的现象说明：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场域对政治场域依然保有依附性，或者说拥有政治资本进入学术场域几乎是畅通无阻的。
总的来看，教育和学术资本逐渐成为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者的最关键的资本。据陈昌凤估计，目前我国新闻与传播专业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是8.5%。（15）比例虽然不高，但如今新进高校教师几乎都要求取得博士学位。另外，在校教师职称晋级一般也需要一定的科研成果和博士学位。如中国人民大学在2007教师职务评定文件中规定：应聘教授岗位，195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原则上须具有博士学位或本专业最高学位，1959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学位；应聘副教授岗位，195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原则上须具有硕士学位，1972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教学科研型教师和197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教学为主型教师原则上须具有博士学位或本专业最高学位。（16）这些都充分表明，新闻传播学术的内涵已脱离单纯的经验范畴，开始迈入专业化的门槛。与此相应，新闻传播研究也开始追求学理化，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基本的教育资历和学术训练，并有一定的学术产品。这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场域总的变化和趋势。
3.2 研究主体的互动
尽管个体有可能在某一知识门类发展过程中做出里程碑式的研究，进而影响其发展，但学术的推进归根结底还是诸多研究者一起努力的结果。根据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解释（17）可以发现，“内部交流比较充分”是其成员达成共识，形成“比较一致看法”的前提。因此，考察研究主体间的互动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可行视角。学会是研究者的组织，发挥着联络、交流的作用。学术期刊既是论文发表的载体，又是一种主要的学术交流形式。本节主要考察1978年以来学术论争以及学会、学术期刊这两种互动方式、机制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
3.2.1 学术论争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学术争鸣，在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以观念之争为主，内容涉及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新闻与宣传、党性与人民性等。这些争论以思想的空前解放和多种社会思潮的涌动为社会大背景，以新闻传播从业务到体制的改革实践为动力，以影响和推进新闻改革为基本归宿。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引发的论争，内容涉及新闻商品性、新闻策划等。第三个阶段是传播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之后所引发的论争，起始于199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今天。论争的内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传播学本土化、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规范与方法等。第一、二个阶段内的学术论争本书已在上一章做过述评，下面将对第三阶段内出现的学术论争作一分析。
1978年以来，虽然“新闻无学论”已基本销声匿迹，但新闻学（此处的“新闻学”区别于“传播学”）自身理论的孱弱仍让大多新闻学者有一种内在的焦虑与不安，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之林中、在“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中取得合法性地位成为新闻学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于是，当具有浓厚学理色彩的传播学引入国内，并以“科学”（注重数据、得出普适性的结论，如“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里程碑式的研究或学说）姿态不断侵入传统新闻学研究领域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传播学的引入对以党报为核心的传统新闻学提出了不小挑战，扩大了传统新闻学的研究范畴，提升了其理论性，促使其向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现代新闻学转变。
和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之争相似，传播学本土化之争实际上是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华人传播学者对大中华区传播研究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出路的探索。港台华人传播学者谙熟美国传播研究的内在肌理，在做了大量验证性研究之后，发现只是为别人提出的现有结论做注脚，失去了对在地情境的应有关怀。于是，“传播学的中国化”或“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成为集体呼声。因此，这次论争可以看作中国传播学者在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理论与方法面前的焦虑、反思与自主性努力。
1998年《新闻大学》第3、4期发表了喻权域《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引起了几个来回的讨论，给当时沉闷的新闻传播学术界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一名研究生对此感慨到，当时新闻学术研究的气氛不浓厚，处于“平平淡淡、波澜不惊”的境况，“一篇论文发表就发表了，一般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响，更不要说什么争鸣商榷”。（18）撇开争论的内容本身不谈，这场争论的起源、过程以及最后的“不了了之”都涉及学术规范、态度问题，如党的宣传纪律与学术自由争鸣、史料考证与论断、论文写作的规范与逻辑等。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争论竟引发一场小风波（19），使得争论不得不戛然而止。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当然，一次讨论解决不了学术规范问题，但它的确给学界一个警醒，特别是那种“跑野马式”的研究此后少多了。它还传递出学界独立性增强的信号，那种凭借非学术资本而随意发表意见的时代是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如果说上述这场争论还只能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研究规范，那么2007年由《新闻大学》组织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就是直指研究方法问题了。该笔谈的全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成就最突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进展迅猛，成就卓著，无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尤其在其体例、对象、视野、方法等方面，颇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20）。该议题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参与。丁淦林、吴文虎、李彬、黄瑚、黄旦、张昆、方汉奇、吴廷俊、程曼丽、宁树藩等我国著名新闻史研究者先后发表文章，展开讨论。“探讨学术、发展学术的积极性”之高令编辑内心非常兴奋，并感叹“这是新闻学术发展的一个讯号”（21）。
回顾1978年以来的这些学术论争，会发现早期是由于新闻传播实践不断超越既有政策框架而引发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学术争鸣以及最后共识的达成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合法性论述。后期更多是因为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学术界自律、反思带来的。不管哪种类型的论争，都在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甘惜分认为，1978年以来新闻论争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澄清了些问题”、“初步打开了国际新闻文化交流，使我们了解当代世界的新闻思潮的动向”、“锻炼了我们的队伍”和“推动了新闻改革”，总之，“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22）
不管是相较于其他学科，还是海外新闻传播学界，这种“有益于新闻科学发展”的学术论争在我国当下新闻传播学界却是十分匮乏的。时任《现代传播》副主编的朱光烈先生在1995年曾谈到：“几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煽风点火，想发动争鸣和批评，但响应者寥寥，收效甚微，此情此景常常引为我们的遗憾”。他认为，争鸣和批评的意义“在于它所营造出来的学术空气和学术风格，所体现出来的多种研究方法，所开拓出来的追求真理的开阔视野和较为全面、深刻的成果”（23）。1998年第3期《新闻与传播研究》在一篇商榷文章前的“编者按”里写道：“较之文学批评近几年的火爆，新闻学领域的学术批评可以说是睽违已久；常见文学界中人抱怨文学批评状况的种种不尽人意，但在新闻学领域，恐怕首先要考虑的是这几年学术批评有无的问题”（24）。学术争论之少可见一斑。据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检索的结果，2000-2006年《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界》、《当代传播》刊载的“商榷”文章分别有3、0、4、1、5、2篇。
3.2.2 学术期刊
学术期刊是学术生态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学术发展的一面镜子，二者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双面的，既可以互相促进，也可能互相损害。当下非学术、伪学术、平庸学术都与学术期刊发展密切相关（25）。因此，回顾、分析和反思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历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及现状。
新闻专业期刊是指探讨新闻传播理论、实践、业务与新闻传播科技的定期出版物。按照其发表的内容和读者的构成，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学术期刊，由高校新闻院系或研究机构主办，以发表研究性论文、学术书评为主，理论性强，刊期一般比较长，如双月刊、季刊等，主要面向研究人员和硕博士生；二是业务交流和探讨类刊物，以发表关于新闻传播业务问题的研究为主（也有学术文章），实用性强，多为月刊，以新闻传播从业人员为主要阅读对象；三是大型综合性资料刊物，多为年鉴，如《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等；四是“以书代刊”类定期出版物，也倾向于发表理论研究文章，周期往往也较长，多为半年或一年一期。下面主要分析学术期刊。
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大概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94），学术刊物学术性不强，以业务研究为主。学术刊物是与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一起起步的。1979年《国际新闻界》、《新闻研究资料》、《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先后复刊、创刊。1980年、1981年，《新闻学论集》、《新闻大学》分别创刊。斯时它们均以发表新闻业务研究、新闻史料评述为主，也刊载有学术论文。该阶段的新闻学术刊物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园地，促进了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第二阶段（1994-1998），开始转向以发表理论研究文章为主。1993年底，社科院新闻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转为以发表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论文为主的综合性、大型学术期刊。1994年，《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更名为《现代传播》，明确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传播文化研究刊物。
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学术刊物增多，更加注重学术规范，匿名评审制普遍建立。1998年，《现代传播》将办刊方向从一般社会文化视角凝聚为传媒学术视角，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传媒学术刊物。创刊于1985年的《新疆新闻界》于1999年更名为《当代传播》，成为新闻传播理论专业学术期刊。《新闻大学》自1999年起，按国际学术刊物惯例，率先实行论文稿件的匿名评审制，使文稿的选择更具客观性、科学性和公正性。《国际新闻界》也于2006年转身为综合性学术月刊。
据“新时期新闻专业期刊研究课题组”提供的数据，在有公开刊号的67种新闻传播期刊中（截止到2004年7月），“纯学术探讨类”6种；媒体及其研究机构主办的有33种，学会、协会团体主办的有26种，教学与科研院所主办的有11种，政府机构主办的12种，出版社主办的有2种，公司主办的有1种。（26）根据段京肃等人的研究，新闻传播类（不包括编辑出版类）期刊2000-2004年间影响因子处于前列的有《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27）这四份期刊均由新闻传播教育、科研机构主办，创办时间早，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首先，作为一个载体，记录了新时期我国新闻学术发展的历史；其次，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互动的平台，提供了一个交流、争论的园地；最后，作为一种学术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学术发展的方向，尤其是1994年以后，学术期刊不断规范，这是学术共同体不断成长、逐渐成熟的迹象之一。
但从国际视野来看，新闻传播学术期刊还可以在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上有更大作为。首先，“纯学术探讨类”期刊必须尽快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匿名审稿制，以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作者名气大小、职位高低、人际关系好坏、主编喜恶等非学术因素，作为采用与否的唯一依据，杜绝权钱寻租现象，以提高期刊的信誉度、权威性和认可度（28）。由于纯学术期刊大多由高校新闻院系和科研单位主办，本单位文章采用率过高，不利于学术界的整体发展。美国新闻传播类权威学术期刊大多由专业协会主办（29），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尝试由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等学会、研究会主办部分学术刊物。其次，增加专题研究，变被动发表为主动引导，发挥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的牵引作用。有学者认为，“学术刊物的意义不仅在于成果的展现，而且在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和引导”，（30）说的就是学术刊物的学术牵引功能。主题（专题）研究就是学术期刊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的常见做法，也是国际学术期刊的通行编辑方法。这一点，我国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编辑、发行的《新闻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的榜样。其每期都有一个主题，几篇文章围绕主题展开，篇幅较大，论述充分、透彻。目前大陆大多数新闻传播学术期刊是被动地视稿件情况设立栏目或某一期的主题，仅仅充当论文发表的载体而已。突出主题研究，就是要争取每期围绕着一个问题或现象，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度探索。要注意把下一期要探讨的话题提前告知，以充分争取稿源。再次，增加学术书评文章。目前新闻传播书籍出版非常活跃，其价值、意义、学术含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讨论。大多数书评流于在学术外围打转转的吹捧。“没有了学术评论，一份刊物就少了生命力，而事实上写好学术评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甚至比写学术论文都更加困难。”（31）最后，多安排深度和严肃的争鸣、商榷类文章。学术只有在不断争鸣、探索中才能不断进步。我国新闻学界有学术争鸣的优良传统。中国新闻学会和社科院新闻学研究所主办、1985年创刊的《新闻学刊》（1989年下半年停刊）设有“学术探讨与争鸣”专栏。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主办、创刊于1987年的学术刊物就命名为《新闻学探讨与争鸣》（后改为《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学术争鸣还可以活跃学术气氛，增强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有利于塑造新闻传播新进研究者的学术态度和操守。期刊主管部门也应秉持“学术无禁区”原则，为学术争鸣提供一个自由、宽容的环境。
3.2.3 学会、团体及学术会议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据李秀云统计，1918-1949年间，中国先后出现了16个新闻学术团体。（32）就学术影响而言，除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学会（1929年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1938年成立）、中国新闻学会（1941年成立）。这些新闻学术团体通过学术会议、出版刊物等专业化学术活动，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49-1976年间成立的新闻学会和团体较少。其中，1957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58年江西省新闻学会、安徽省新闻学会成立，1959年河北省新闻学会成立。但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干扰，政治运动不断，实际上没有开展多少活动，遑论新闻学研究了。
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学会、团体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89），以北京新闻学会（后改为首都新闻学会）为核心，以各地新闻学会及联合会为主要构成。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于1980年2月，1984年改称首都新闻学会，是解放后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1991年6月停止活动。该学会办有《新闻学会通讯》和《新闻学刊》，设有新闻理论组、新闻法规组等11个学术组，并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大量新闻调查、开展了一系列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在1980年代我国新闻学界具有重要影响。鉴于各地新闻学会陆续成立，1980年12月，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学会的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组织和推动新闻学术研究，对新闻理论、新闻实践以及新闻事业史、干部培训中的问题进行探讨，组织国内外新闻学术交流，以促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学会每年将举行学术年会、全国好新闻评选和优秀学术论著评选。现在来看，“评选”而不是学术研究是该会的主要活动内容。1984年11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成立。第一届理事会（1978年11月2日召开）决定在条件成熟时创办一个刊物，以推动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繁荣。（33）第四届理事会（1995年11月18日召开）决定在此后的活动中增强学术内容。1989年1月，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成立，旨在开发新闻文化的科学研究。比较有影响的定期学术会议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首次会议于1982年11月召开，至今已举办九届。除首都新闻会外，上述团体以研讨新闻传播实务、发挥组织作用为主，学术性不强。
第二个阶段（1990年至今），学术性团体不断成立，学术活动持续化、固定化。1989年4月，经民政部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1992年6月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它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新闻传播学方面的国家一级学术性团体，主管部门为教育部。史学会是由研究新闻传播历史和现状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它的宗旨和任务是联络全国新闻传播史专家、学者，推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促进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成立十几年来，学会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组织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34）2002年6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简称“中国传播学会”）在上海成立。2005年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成立，也简称为“中国传播学会”。此外，大型、连续的学术会议还有“新闻心理学研讨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论坛”、“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等。
学会、团体和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学术互动平台，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它是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新闻传播研究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体现。尤其是学术会议，与会者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讨论、争鸣，有利于学术视野的拓展和研究问题的深入。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首先，专业学术学会、团体经费严重短缺，得不到政府、企业必要的赞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压缩会期，致使发言时间非常有限，交流不充分，走马观花，流于形式。其次，论文评审不严格，凡是投稿的几乎都能被采用，只要交了会务费就能与会、发表论文，有违学术会议的根本宗旨，沦为“公关会”、“答谢会”。最后，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学会团体没有发挥学术仲裁的功能，在树立学术规范、整饬学术不规方面可以有更大作为。
本章以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分析了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1978年以来，新闻传播研究逐渐超越了单纯的经验范畴，开始迈入专业化的学术门槛，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基本的教育训练，并有一定的学术产品。因此，教育和学术资本逐渐成为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者最关键的资本，但新闻传播学术场域对政治场域依然保有依附性。
1980年代新闻传播学术论争是由实践不断超越既有政策框架而引发的，1990年代中后期更多地是因为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学术界自律、反思导致的。作为一种互动机制，基于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学术争鸣近几年呈式微态势。
1994年之前，新闻传播学术刊物学术性不强，以业务研究为主。此后开始转向以发表理论研究文章为主。1999年之后，学术刊物逐渐增多，更加注重学术规范，匿名评审制普遍建立。但从国际视野来看，新闻传播学术期刊还可以在促进学术发展上有更大作为。
198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团体以北京新闻学会为核心。1990年以来，学术性团体相继成立，学术活动持续化、固定化。但学会、团体没有发挥学术仲裁的功能，可以在树立学术规范、整饬学术不规方面有更大作为。
注释：
（1）参见李秀云著《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周俊执笔《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发表与被引状况及其分析——以12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作者为观察单元》（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
（2）[法]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34页。
（3）[法]布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4）陈力丹：《20世纪世界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重大变化回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20-27
（5）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6）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7）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8）即片面强调报纸的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和“阶级斗争工具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
（9）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0）方？第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11）邓小平：《关于教育和科学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由于新闻史属于历史研究，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准备，且与新闻传播实务的联系不像新闻理论、新闻业务那样紧密，所以本部分的分析基本上以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研究者为主。
（13）金兼斌：《全球化与本土化夹缝中的生存——对“海归”传播学者研究状态的一次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3）：76-80。
（14）张悦：《赵启正改任背后的官员退休通道》，《瞭望东方周刊》，总第106期，2005-11-24。
（15）陈昌凤：《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16）见《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教师职务评聘工作意见》，http：//rsc.ruc.edu.cn/Rscnew/zc2007/2007js_tongzhi.doc。
（17）参见本书第3页注①。
（18）孙学宝：《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一文的质疑》，《新闻大学》，1999（夏）：92-93
（19）参见姚福申（时任《新闻大学》主编）的回忆录《世事茫茫难自料——跌宕一生的回忆与反思》之《回眸<新闻大学>风波》一文，载于http：//blog.china50plus.com/club/html/？info_id=4686&parentid=15。
（20）该组笔谈的《编者按》，见《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第28页。
（21）《重新思考》，《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卷首语》。
（22）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321页。
（23）《批评，从我开始》，载《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第100-101页。
（24）见《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3期，第47页。
（25）叶继元：《从学术期刊的发展看当代学术的发展》，《云梦学刊》，2006（4）：25-27。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目前盛行的、量化取向的学术评价机制，如重数量、重刊物级别（大多是由主办单位的级别而定）、规划的学术等。但学术期刊仍可以在学术规范中有所为。
（26）新时期新闻专业期刊研究课题组：《新闻专业期刊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4）：62-66
（27）段京肃、任亚肃：《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现代传播》，2006（5）：36-44
（28）目前各高校对所谓权威、核心期刊的认定不太一致。《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2004）》中，《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为B类（A类为《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全文）》），见http：//rsc.ruc.edu.cn/BVNews/Download.asp；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国内期刊指导目录》中A类（类似于权威期刊）包括：《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现代传播》，见http：//www.gs.fudan.edu.cn/degreework/yjsqkml.xls；华中科技大学《文科类及管理学科权威期刊目录中》新闻传播类权威期刊包括：《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见http：//gs.hust.edu.cn/Degree/menu.htm。
（29）如美国新闻传播学界被称为第一等级（first-tier）的三大学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 of Broadcast and Electronic Media（《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介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学学刊》）分别由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Broadcast Educator Association（广播电视教育学会）和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国际传播学会）编辑出版（李喜根，2006）。
（30）朱光烈：《学术刊物的意义》，载于《新年伊始话本刊》，《国际新闻界》，1997（1）：5-8。
（31）邓正来：《以学术为本，办出学术期刊的品位》，《学习与探索》，2006（5）：234-236。
（32）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33）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34）刘书峰：《新闻史学研究：突破口在哪里——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教授》，《新闻写作》，2005（1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