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二 汶川地震的新闻学启示录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地震灾害，震惊世界；与此同时，抗震救灾体现了国家的意志、社会的风尚、人道主义的基本法则。地震带来的伤害很大，但同时也带来了思想遗产——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都可以从中寻求到宝贵的启迪。新闻传播，也不例外。笔者以为，震灾所可能会留下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理启示，大致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信息的公开
信息公开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一个本土性的话题。信息公开是为了服务大众。信息公开并不是为了限制政府，而是让其决策更正确。
在“非典”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流言的形成造成了多大的恐慌，给政府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非典”从2003年2月8日开始形成社会危机，期间，许多社会力量要求信息披露，笔者也在2月15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流言止于公开》谈话，4月20日，国家确立了疫情信息公开发布的制度，此后流言渐止。在后来的禽流感、松花江事件中，政府都吸取了这个教训。
此次汶川地震中的信息公开，继续给我们上了正面的一课。尽管在最初，中国媒体有过短暂习惯性的失语和沉默，但是很快，政府和主流传媒向我们展示了何谓信息公开：对灾难事件及救灾行动作24小时不间断的报道。演播厅直播、流动字幕、转引其他媒体的报道、政府公报、公民新闻的发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天候公民新闻运动。
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国新闻媒体及其背后的新闻政策，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让我们看到了何为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帮助政府高效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争取到了来自全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救援，实现了全社会的有效动员。并且，信息公开有力地遏止了可能出现的流言和谣言的传播，社会安定，万众一心，使得国人保持了对政府的信任。
信息公开，是国家视角的“君子坦荡荡”，是“事无不可对人言”，是还知情权、传播权于国民。这种治国风范反映了政府和执政党的高度自信。
我想，这些思想印迹将会在全国民众心目中长久保存下去。历史是向前的，公众在此已形成了新的域限，产生新的预期。日后，低于这个域限，将很难满足人们对于新闻开放的要求。
二、业务壁垒的消失
长期以来，新闻界存在着以下业务壁垒：
一是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之别。核心的主流媒体只有几家，通常，在一些重大灾难事件上，只有核心的主流媒体才有报道权。
二是党报与非党报之别。某些题材只有党报才能报道。
三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别：只有传统媒体有采访权，网络媒体没有，其中又只有少数新闻网站才具有新闻登载权。
四是中外之别。某些新闻只允许国内媒体报道，不允许国外媒体介入。
五是官方与民间媒体之别。允许官方的、有登记号的媒体报道，不允许公民介入新闻报道。
以上种种差别，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业务准入门槛。在这次事件中，这些门槛一扫而空，我们看到了全国、全世界都难以忘怀的新闻场面：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媒体都向灾区派出了记者。
这里所说的开放，甚至不仅仅是对本国的所有新闻媒体的开放，还包括了对全世界新闻界的开放，其意义之深远，将会载入史册。此外，大众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的平等的全方位参与，围绕抗震救灾的公民新闻如火如荼，也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题材禁区的打破
所谓题材禁区，一种是对某些题材的报道限制，例如重大灾难，是要奉令才能报道的。另一种更为常见，是不允许报道灾难的“负面”方面。通常，在某些重大灾难事件中，媒体只报道政府和人民积极救灾、赈灾，而限制报道灾难本身，特别是限制报道灾后的凄惨景象，媒体上也鲜见灾民的声音。
由此，关于灾难的主旋律报道盛行一时，也形成了所谓新闻口径的禁区。
在这次地震的报道中，新闻媒体一开始还没有做好思想解放的准备，维持着旧有的报道模式和新闻观念。如央视的系列直播主标题，一开始就定位于“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明显还有着题材禁区的痕迹。然而，在国家本质利益导向的认可下，媒体很快就调整到实事求是、全面报道的轨道上。这些报道，强烈地点燃了国人赈灾的激情，引发了全社会动员的热潮，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中国新闻界客观报道、权威报道的良好印象。
也有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本次报道跟历次灾难报道一样，凸显“五多五少”：其一，领导的讲话、指示被连篇累牍地反复强调，感觉占用画面时间多了，而底层百姓受灾群众在灾区的痛苦场景少了；其二，军警救灾的画面多了，灾民自救的分量少了；其三，军警成功营救“幸存者”在报道中占的比例多了；挖出遇难者遗体在报道中占的比例太少了；其四，捐款捐物的报道多了，灾后生活的报道少了；其五，转述国外的报道中，表扬中国政府的多，关注中国民生的少了。【5】但是，我们要承认，与以往相比，在灾难题材突破方面，新闻报道已经有了极大改善：多了许多受灾群众、灾难现场的报道，也有一些负面报道，在新闻报道的布局上实现了全方位的客观报道，这些都打破了过去的题材禁区，也突破了过去的单一舆论导向。
这意味着：日后，我们遇到类似的重大事件时，会知道主旋律不是要唱唯一旋律，新闻导向也不是靠对事实视若无睹来框定；会知道打破禁区后，新闻报道依然可以弘扬正气、积极向上，即使负面的事件林林总总，负面的人物参差不齐，负面的报道见仁见智，可是新闻的警示济用，依然能得到积极的体现。
四、新闻专业主义的锻造
曾有很多学者质疑新闻界的专业主义水准。有人认为新闻业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太多，一部分新闻人专业训练太差，社会责任感太低，行业风气太差，道德水准落后，诸如此类。这次地震报道中，这种不良印象虽不能说一扫而光，但也得到了极大澄清：有上千名记者在救灾现场舍生忘死地工作，更有无数新闻从业者在后方不眠不休地工作；在前台，在央视的播报席上，主持人纷纷洒下热泪，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呈现了他们的专业精神和道德素养。
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些在专业水准上还略有差距的新闻工作者，在这次事件中也受到了洗礼、锻炼。颇多记者在已经发表的采访记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现场受到的震撼以及在专业水准上受到的考验。
西方新闻媒体也有一些文章赞誉中国同行在此次地震中的表现，其赞誉时常指向其敬业精神。须知，在西方新闻界中，对中国新闻界的赞誉殊为难得。经此一役，国内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业界在国际同行中的形象得到一定的提升。
自然，如此盛况，难免也会泥沙俱下。仍有少数记者因为缺乏专业精神受到指责，如央视某记者被网民揭露为临阵脱逃。【6】
我们还注意到，新闻伦理方面，一些中国的新闻记者暴露了欠缺和无知的一面：部分新闻媒体从业者占用救灾资源，妨碍救灾，特别是不顾生还者的生理创伤和心理创伤，一拥而上抢新闻的现象，这种对新闻伦理的违背是令人唾弃的。
以上，不管是正面的收获还是负面的教训，地震中对中国新闻界的专业主义的养成，都是极有帮助的。
五、媒介议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地震中，媒体、社会大众不仅关注新闻，而且发表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建议、意见，有些言论直接影响了抗震救灾策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
例如国家哀悼日的设立，就是由公民个人首先提出来的——在网民讨论的基础上，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首先以知名学者的身份正式撰文提出，应仿照外国先例设立国家哀悼日，并提出哀悼日的具体时间，此建议得到政府采纳并迅速予以执行。【7】
又如，向国际社会开放援助，也是民间首先大力呼吁，意见为政府所采纳，于是才有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救援队入川。
一般而言，政府的传播策略通常是主动发布新闻，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调控，也就是说，通过设定政策议程，以此来影响媒体议程，进而影响公众议程，这里，所表现的只是政府政策对媒介和民众的引导力。
但是，在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环境中，公共政策的发布、社会治理的施行，与媒介及大众之间，并不是单向的上对下的影响关系，而是相互协商、相互融通的，笔者把这种三方交互关系称之为“多向互动议程设置”，也可以简称为“议程协商”。事实上，这也是公民社会要走向公共领域建设的必由之路。民众可以通过大众媒介言其心声，传媒自然更可以通过议程设置来影响民众、影响政府的治理。虽然这些影响未必一定要左右彼此对某一事件的具体态度，但是，宏观意义上的社会交流，对于推进政治文明、进行科学治理、构建社会和谐，毕竟有益无害，意义深远。
以上所举出的震灾中的一些例子，是这种多向互动议程设置的典范。它们雄辩地说明，在一个开放、谦逊、务实的政策环境中，媒介议程可以积极而负责任地影响公共议程，民间意见可以积极而负责任地影响政府政策，最终，新闻传播学意义上的民主沟通，能够最大程度地有助于国家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