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即治家之道，是指在家庭这个群体中，与全体或部分家庭成员生活有关的事情，包括家业、家法、家风、收支、教育、人与人的关系、家庭与亲戚、朋友、邻里的关系等。家政管理，就是合理地安排家庭事务和家庭生活，以利于家庭的安宁、舒适，确保家庭关系的和谐、亲密，以维护家庭人伦秩序的家庭管理活动，带有一种“公事”的意味。《红楼梦》中的荣国府是世代豪门贵族，人口众多，事务冗杂，讲究孝悌伦理道德和家族规矩与传统，讲究排场，崇尚门面。注重与皇妃亲王、公侯太监、夫人小姐、世族权贵的交往，家大业大。因此，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才能保证整个大家庭有章有序地正常运转。
贾母是贾府的“太夫人”，丈夫已去世，是一家中年龄最大、辈分最高的人，更何况她还是荣国公之媳、一品诰命夫人、当今皇妃的祖母，见多识广、精明、干练、聪慧过人，是这个大家庭实际上主持家政的家长。她年过古稀，在赫赫扬扬的荣国府泡了一辈子，“既精通人情世故，又长于统治权术”，家政管理的“班子”，非得由她“组阁”莫属。
在荣国府的当家人人选上，贾母一反陈规，体现出独特的用人技巧。按照封建宗法制，贾赦是荣国府的当然人选。但从个人感情出发，在两个儿子中，贾母看不上长子贾赦的人品和能力。次子贾政端方正直、谦恭厚道，夫妻俩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元春入宫后成了皇妃；儿子宝玉因相貌酷似自己的丈夫，被视为命根子。于是，她选择贾政夫妇当家，与他们一起住在荣府正屋。而贾赦却被“挤”了出去，住在正门东侧的“一黑油漆大门”内。她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宝玉的将来。但她知道，这毕竟不符合宗法制度，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她又借口自己年事已高，要挑个能管家的人总揽具体事务。经反复思量，她起用了长房孙媳妇王熙凤。理由是：首先，王熙凤最善于“杀伐决断”，能胜任复杂繁重的家务，有能力；其次，王熙凤娘家的叔叔王子腾是现任的京营节度使，是手握兵权的显赫贵族官僚，有靠山；再次，王熙凤又是贾政之妻王夫人的内侄女，有亲戚背景；最后，王熙凤的丈夫贾琏是贾赦的儿子，按照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由王熙凤主内，总管日常家务和日常开支，贾琏主外，管对外的事务，有双重人缘关系，在贾赦面前也说得过去。当然，还有一个贾母不便说的更重要的理由，就是王熙凤能说自己想听的话，能做自己想看的事。贾母采用的这个貌似折中的办法，一手托两家，即使两房都觉得比较合理，又能保留自己对家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避免自己陷入杂乱的日常琐事，“垂帘听政”，大事说了算。
但是，话得说回来，这么大的荣国府，王熙凤也不可能事事躬亲，怎么办呢？小说中，曹雪芹以“房”为单位，替贾母分层次设计了一套管理机制，有条不紊地勾画出这个贵族大家庭一幅人事组织机构图。其布局可以简要地表示于下：
二门外：设总管房，大总管赖大。账房，分管林之孝。庄田，分管林之孝（又设庄头，乌进孝；收租，周瑞）。库房，分管吴新登。买办房（对外经济事务机构）、粮仓，分管吴新登。各类杂役，分管单大良。
二门内：设厨房、茶房、浆洗房、针线房、戏房。二门内是女性管家分管的，有赖大家的、林之孝家的、吴新登家的、单大良家的。
二门：为“内”、“外”的分界。二门外的奴仆与二门内的丫鬟不得轻易出入二门。二门有兴儿、旺儿等八人当值，分成两班。
以上各房，总管房又名总理房，其职责是根据主子指示或“祖宗旧例”处理荣府日常事务，但主子不通过总管房不能动用“官中的钱”。账房凭借上账的手段，控制涉及银钱的大小事件，“年终算帐归钱”，自然归账房。庄田上交的货币地租在账房上账后移交银库。库房和账房分设由二人掌管，有如今天的财务会计和出纳，起互相制约作用，防止贪污舞弊。“官中的钱”进出都要经过库房，库房体现着荣国府的财权。库房的钥匙和出入库事务，由家政总管者王熙凤掌管，既管人事安排，又管钱银，是这个大家庭权力炙手的显赫人物。吴新登仅是名义上的分管而已。
贾母的安排不能说不高明，其管理机制有点像现代企业的管理，手段是通过亲信控制管理日常事务、经济收支和人力资源，实现岗位责任的绩效化，形成以家庭经济监控为主的一整套管理模式。其规则表面上看是刚性的，对保证荣国府这个大家族的正常运转，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实质上看，它是自然经济下社会经济管理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极强的封建宗法性、等级性、独裁性。特别是凌驾于刚性管理之上的“老祖宗”昏庸家政的影响，成为家内不和、万事衰败的重要原因。久而久之，酿成家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长期内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弊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严重。
家政管理不善会导致一个大家族的衰落破败。荣国府家政管理的弊病主要表现为：
（1）在用人上，贾母搞“唯我是从”，“任人唯亲”，其管理骨干，都是贾母独自任命的。如管家奶奶王熙凤的为人，权诈机变，心狠手辣，且贪财好利，妒忌成性，对上拍，对下压。她千方百计地揣摩贾母的意图，唯贾母的话是从，一味看贾母眼色行事，巧于向贾母献媚取宠，曲意奉承，深得贾母欢心，贾母于是把总理全家事务的实际大权交给了她。她利用职权，以公款放高利贷，中饱私囊，长期大挖荣国府的墙角。到抄检荣国府，抄出一箱借票，王熙凤的丑行都曝光了，贾母还袒护着，说什么“只可怜凤丫头操心了一辈子，如今弄得精光”。相反，品行好、能力强、得人心的探春、李纨却被晾在一边不用。又如赖大，赖嬷嬷之子。赖嬷嬷因服侍过贾府老主子而得到贾母的“赏脸”，赖大才做了荣府的大总管。荣国府的一些大事如为元妃省亲派人去江南采购，其步骤、财务安排、筹建大观园盘算出入账目、点人丁、监工，都是按赖大出的主意办理的。贾府的草字辈如贾蔷要称他为赖爷爷，玉字辈宝玉骑马遇见他时，也得“笼住马，意欲下来”，以示敬意。他担任总管房大总管一职，从中舞弊得利，家中建了一个“十分整齐宽阔，泉石林立，楼阁亭轩，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大花园。还花银子为儿子买了个知县的官。治家像治天下一样，以用人为本。用的人不管事、或敷衍塞责去管事、或为贪图私利去管事，都是败家的根本。
（2）在围绕掌管家政大权的问题上，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夫妻之间、妯娌之间、婆媳之间、嫡庶之间潜隐着纷繁复杂的矛盾，暗藏着倾轧和猜忌。而这些矛盾，永远不可能克服，永远不可能调和。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规则，一个大家庭本应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它的统治权力，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主之权，应该服从夫权和父权，祖母也须遵从儿子的权位，体察儿子的旨意，以襄助家事。而荣国府却一反常态，由女性掌握治家大权，长房贾赦想当家而不可得，而二房贾政当了家又不管家务，一切委之于妻子。王夫人初时也颇为兴头，管了几年，当了家才知道柴米贵，才知道是个火炭团，宁可把内侄女王熙凤推到“一线”。于是，哥哥的儿媳妇被“借调”到弟弟家管事。整个家族，人人都知道王熙凤不该管，即使管了，也管不长，这用人上的“错位”，使长房夫妇俩因“靠边站”嫉妒横生，贾赦埋怨贾母“偏心”（第75回），邢夫人对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积怨颇深，他们常常挑起纠纷或推波助澜，促使矛盾的激化。而掌权派内部，赵姨娘、贾环母子与王夫人之间为继承权——确切些说为荣国府未来掌权治家的人选而引起的嫡庶之争，更是水火不相容。这个大家族就是这样，主子与主子之间、主子与奴隶之间，永远处于复杂的勾心斗角之中。“抄检大观园”就是这些矛盾的总爆发，抄检之后，荣国府江河日下，走向末路。
（3）在治家规矩上，依据的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封建家族政治，搞人治。中国古代文化并非没有法制的地位，其法制包括成文法也包括祖宗遗训，更包括礼教礼仪，三者合一。看起来，贾母似乎是老来享清福，常说自己是“老糊涂、老废物、老背晦”，不管事了，而实际上，她一刻也没有放松家政管理大权。其方略是：抓大放小，大事不糊涂。只要不涉及她对大事的决策权，不涉及命根子贾宝玉，她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但如果有人冒犯了她的决策权，她就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贾母的话，就是家法，就是祖宗遗训，就是“规矩”。有的事，贾母看似不在管，但她通过王熙凤执行了，实际上仍是贾母的旨意，所以，荣国府的治家大权仍牢牢掌握在“老祖宗”贾母手中。例如，贾政毒打宝玉（第33回），实出于望子成龙的宿愿和因恨铁不成钢而产生的绝望、暴怒，他与贾母发生的尖锐冲突，两人所争的实际是教育下一代的治家之权。贾政说：“儿子管他为的是光宗耀祖。”子不教，父之过也，贾政的行为是尽“父职”，按封建礼教应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贾母不管这些，她利用家长大权，对贾政进行种种讽刺和挖苦，争执的结果，贾政只好服从母亲，“直挺挺跪着，叩头谢罪”。
（4）在经济上，荣国府的家政管理机制实行“供给制”，有如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企业，吃“大锅饭”，依赖性极其严重。贾母寿高、福深，注重游玩宴乐，安享晚年，性格中表现出一种享乐的自觉要求。她的伙食规格最高，把菜单写在水牌上，每天转着轮换着吃。她一贯把别人当作自己享乐的资料，刘姥姥进大观园，她竭尽卖富贵、卖福气、卖能干、卖聪明、卖优越感，从中得到异乎寻常的享受和快乐。
“上梁不正下梁歪”，荣国府的子孙虽然各有不同的面目，但共同的特点是不管事、不负责、没脑筋、没见识、荒淫无耻、作恶多端、精神堕落、道德败坏，个个都是不肖无能之辈。一家子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人人都戴着面具生活，不思进取，挥霍无度，经济上“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在贾赦、贾政、贾琏、王熙凤等的胡作非为下，整个摊子已烂得不可收拾。宝玉虽说是个苗子，但只有吃胭脂的本事，连银子是一两还是二两都分不清，王熙凤让他代写一笔账，他都显得不耐烦，这样的人配承接家业么！贾政是个根本不理家事的糊涂人，荣国府被抄检后，他如梦方醒，才知道家中几年来的收入不及祖上一半，而用度却比祖上增加了10倍。他后悔，他哀叹：“这还了得！我打量琏儿管事，在家自有把持，岂知好几年头里，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如今要就省俭起来，已是迟了”。
（5）在管理机制上存在“盲点”，缺乏监管机制，使管理者私欲恶性膨胀，腐败现象横生。最明显表现为对库房的管理没有公开地、透明地进行监管，坐支现象严重，管理者可随意支取银子用于个人支出，使用范围、数额远远超出家庭中的正常开支。例如，王熙凤就利用其职权，长期以来延期支付“月例钱”，用于为个人发放高利贷，所得利息统统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又如，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事情败露后，鲍二家的上吊自杀，贾琏央求林之孝弄200两银子，林之孝就与吴新凳串通联手把这笔钱支付出去。王熙凤夫妇不是没有才干，但其才干的突出表现却是寻找一切机会为自己捞私钱，只要有钱可捞，即使严重损害整个家族利益也在所不惜。他们的贪污舞弊行为许多人都知道，但谁会说？谁敢说？
大凡封建官僚贵族之家，一般逃不出一个规律，即所谓“富不过三代”。说的是权势显赫的家庭，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传了几代，就会衰败没落。荣国府的“王熙凤时代”，已是第四代了，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表面上仍堂堂皇皇，本质上已日迫西山，气息奄奄，一副行将败落的征兆。家政管理不善，子孙不肖，生齿日繁，奢侈靡费，安富尊荣，无人谋划，导致经济上一落千丈，最终动摇了这个“百年望族”的根基，使其走向彻底破败。
《红楼梦》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末世悲歌，荣国府的破败没落，是曹雪芹对其煌煌祖业毁于一旦的悲叹，也是曹雪芹对整个封建制度濒临灭亡的悲叹。穿越尘封的历史，人们或许能从茫茫的时空中听到一曲感慨深沉的哀婉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