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七八年秋，我在敦煌已待了十五年，就要告别我这个第二故乡了。读者可能会奇怪，你不是要完成梁思成先生交给你的任务，研究敦煌建筑吗？可你写的这些个千奇百怪人间万象式的故事，却都与你这个主旨没什么关系，怎么就要“告别敦煌”了呢？实际上，在这十五年里，我一刻儿也没有忘记我的主要任务，而且断断续续地不停地进行着，包括不在敦煌的时候，但还是容许我先把我的故事讲完，再回头来谈这些有关学术上的事儿。
我记得很清楚，那还是老钟头离开敦煌前一个月多，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老钟从兰州回来。一下车，刚放下东西，就到我房间来了，拿出一个信封，说：“快看看，小和给你写了封信，说事情很急，邮寄都来不及了，托我带回来，你快看看都什么事。”还带来一些别的小东西。几乎每次他到兰州出差，总要到我家里去，关怀问候，也总是动员我妻子调到所里来，使我终生安心敦煌事业，这封信就是他这次离开兰州的前一天去我家时妻子临时写的。听说很急，我还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慌忙一读，内容却与钟头儿的宗旨大相径庭了。妻子告诉我一个消息，说考研的年龄放宽了，只要不超过四十岁都可以，报名的截止时间也延后到四月底了。我一读完，脑子便急速开动起来。我原是知道国家在停顿了十几年以后才恢复的硕士研究生制度的，但报上登的年龄限制是三十五岁，所以就再没往心里去，反正与我无关，只想着从此就在敦煌待下去，正考虑钟头儿的建议呢，主要犹豫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信上说，据说年龄放宽是邓小平的意见，说十几年了，耽搁了很多人才，第一次招研的年龄限制应该放宽，才重新确定的。还说报上也登过，但我没注意。我考虑，这么多年了，我在敦煌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第一手资料，也写过一些文章，有的已经发表，只待全部成文，但成文时少不了要有师友的帮助和讨论，敦煌地处偏远，这么多年了，就没有遇到过一位可以讨论者。我曾在以后给台湾出版的一本书的前言中，借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描述过这种状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确是实际情况的写照。如果能够考研，当然是件好事，对我来说这也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很快，我决定报考。明天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事不宜迟，我必须马上行动。
我把住在隔壁的马世长叫来商量。他特别支持，说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哪怕考不上也没关系。马世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比我小两岁，妻子在北京。我动员他也一起报考，事出突然，他还拿不定主意，又说准备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太短，不如明年再说。但他还是陪我一起去找了钟头儿。老钟头笑了，说：“你自己就可以带研究生了，你还考什么！”经不住我软磨硬缠，最后他说：“我不能同意你报考。你想，常老虽然已‘解放’多年了，但这些年他多半住在兰州，现在回来主持工作，时间还不长，我就把他的骨干人马放走，我怎么向常老交待？”
他说得确实在理，我就说：“这么说你实际上是同意了！”
“我可没说过这话。”他一迭声忙着否认。
“不管你口头上怎么说的，你实际上是同意了。”我有点耍无赖：“我现在就去找常老，你放心，我不会说你同意了的话，但要是常老同意了，你可不能翻悔！我们就达成这么个君子协定好了。”
他笑了：“去吧，我看见常老已经回家了。”
就在去往常老家中这一两分钟时间里，我还在劝说世长也报考，他还是拿不定主意。
常老和李承仙都在，坐下以后，常老随便扯了一些事，问我们：“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萧默要报考研究生，明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见我有点难以启齿，世长替我说了。
“好呀，这是好事啊！”出乎我的意料，没有任何询问和犹豫，常老脱口而出。常老经常这样，胸无城府，想到什么说什么。又转向我问：“是这样吗？”
“事情是这样的：是马世长和我都想报考研究生。”我决心把马世长拖下水，马笑着，并没有否认。
“好好好，这是大好事！”常老再次表态。李承仙在常老身后，急得要说什么又不好当着我们的面说，“你们看需要我做些什么？”
“也没什么，只需要您老同意。明天我们就进城办手续，会有报名单，上面可能会有单位意见，您只要同意就行了。”
“我同意，你们明天就去报名，别耽搁了。在哪里报名？”
“县教育局。”我答。
“那好办，现在的局长是王佩忠，你们都知道。”常老又想了想：“明天车到城里可能就快到中午了，你们上午先给王佩忠打个电话，就说我同意了，下午再办手续。”
常老想得很周到，我们喜出望外，非常感激他老。但现在想来，常老有一点并未想得周全，就是他还是应该与钟头儿商量一下。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常老是不懂“政治”了。出来以后，世长的决心也下了（幸亏这样，第二年，年龄就限制为三十五岁以下了），我们向钟头儿汇报情况，老钟头呵呵笑着，只是说：“一个清华，一个北大，都要飞了！”，看得出来，他是不完全同意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还是照常上班。考古组的办公室就在常老办公室隔壁，我听见常老在打电话，不断传出我的名字，我招呼世长出来在常老屋外听，原来是常老正亲自给王佩忠打电话呢！似乎是王还不知道报名期限已经推迟的事，只听常老大声说：“不管怎么样，你们先给他们办理报名手续再说，万一真的推迟了呢？不要失掉这个机会。”这说明，常老是真心支持我们读研的，尽管过了一晚上，也不知李承仙会给他老说过什么。
过后，我们也给王佩忠打了电话，他说常老已叮嘱了，叫我们下午去填表。
消息传得很快，上午，见到樊兴刚和另外一位女士也先后到常老办公室去了。樊兴刚是何山的同学，上海人，闹派性时是全县“敦总派”的头头，终年都在城里活动，很少见到他，后来他被作为“坏头头”揪出来，斗争会上十分狼狈，现在也已“解放”，但还没作结论。我估计他就是扬州来人提到的“两位画家”中的一个，因为韦人的文章提到的画家自称为上海人。以后听说，常老只回答了他一句话：“你那个打砸抢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没同意。
王佩忠原是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是“常李王高”四人配中的一位，“解放”后要求调到县里，任县教育局局长。
敦煌县的中学教育原来还是不错的，但因受“文革”的影响，去年的全省高考排名竟列在倒数之内，而且考上的还多是兰州来的插队知识青年，教育局觉得很没面子；这次要考研，他们相当积极，希望能多考上几个，也好挽回一些。王佩忠没得说，老相识了，“文革”中我们也没整过他，呵呵笑着，问我哪里听来的报名日期延后的消息。王佩忠河北沧州盐山县人，后来到天津上学、工作，是从天津调到敦煌的。闹派性的晚期，各派分别调查材料，大冬天的，我被本派派到盐山落实他到天津的时间。盐山是老区，要落实他到天津是老区成立以后还是以前，如果是以后，那从解放区跑到国统区，可就有叛徒之嫌了。盐山可是个非常穷的地方，全是滩涂盐碱地，带回了他老家人给他捎的两瓶油，还被人批评为“阶级阵线不清”。
副局长王韩骥也是老相识，本地人，原为县党校校长，也是我当派性小报《敦联战报》主编时任副主编的那位。见到我们，说，你们争取都考上，也为敦煌争个光。报名单我们填好了，王佩忠说，单子你们今天带回去，请常老签字，盖上公章，明天再托人带回来。
复习时间只有十几天。考前，我把还没上学的儿子托给孙纪元夫人蒋毅明，和世长提前两天到了县里，住在办事处。考前一晚我们还在复习，我说：“世长，我给你说说唐长安城市布局的一些特点，你看对不对。”我说着，他半躺在床上闭着眼听着，说，大致差不多吧。第二天，考卷上果然有这个题。考完以后世长说，其实唐长安他也不太清楚，幸亏昨天晚上他听了我的，他的考卷上恰好也有这个题，还是按照听我说的印象答的。
全县考研者共六位，大家围着一张乒乓球桌，各答各的卷子。
中外建筑史的专业试卷不难，凭着老本新知，很快就答完了，默画图也还准确，得了九十四分。政治题中有一道是新时期的形势与任务，我原先就记住了，正好在我座位对面的墙上贴着文件中的这一段，使我可以一字不差。政治试题全国都一样，别的考生发现我老往墙上看，他们也看，找到了这个窍门。但第一题政治经济学分十个小题，每题分数很少，我却答得过于详细，占用了时间，后面分数多的题答得很匆忙，使全篇的分数不十分理想。如果不是这个失误，拿下八十多分应该没什么问题，却只有七十多分。最害怕的是外语，大学时学的是俄语，早就忘光了，只有十几天的复习时间，还要复习专业课和政治，怎么也补不回来了，原是准备放弃的，但还是凭着老记忆，居然混了个二十七分，喜之不胜。好在那年外语不计入总分，只作参考，真要感谢教育部对我们这些“大龄考生”的周到考虑了。这二十七分只能证明我学过外语，这就够了。
他们只考了一天便完了，我在第二天还得考快速设计，题目是徐悲鸿纪念堂。上午作方案，画完平立剖面，下午画透视图，我拿着一大堆彩笔，忙得不可开交。王佩忠站我左边，王韩骥站我右边，轮流替我削铅笔，我只要说出颜色，笔就自动送上。我还得寸进尺，要那位王局长帮我点支烟。抽烟的王佩忠忙着给我点上。在两位局长大人的保驾护航下，终于按时完成。
最后全县考中了五名，在甘肃各县名居第一，两位局长十分高兴。我和世长均名列榜内。
以后，又到北京参加了复试和口试。记得口试时，问的问题还包括要去敦煌在哪个火车站下车、什么季节去最好、要带多少衣服之类。我很高兴老师们对敦煌这么感兴趣。
现在的研究生读到这里，看我们都四十大寿了还去考研，一定要笑掉大牙了。但你们知道“宝刀不老”这个道理吗？听说全国“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绝大多数是三十五到四十岁这个年龄段，质量是那几届研究生最高的，年轻人还真考不过我们呢！当然，这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何况在外国，上什么学不管年龄，七八十岁的老爷爷攻读高中学历者大有人在。
二
复试后我从北京回到兰州，正好，母校的吴良镛和赵炳时两位老师来兰州开会，是任震英老先生主持的兰州市总体规划论证会，我到宾馆看望了二位。吴先生说会后还要到敦煌去，问我能不能陪他们一起去，我十分高兴，而且也正好要回去，就同行了。
常老在他的小院子里热情接待了两位老师和任震英先生，他们谈到了梁思成先生、敦煌建筑资料的重要、还有敦煌图案等。常沙娜在美国学的主要是图案，回国后曾经在清华建筑系工作过，在林徽因先生的指导下进行过敦煌图案的研究。谈完了，常老对我说，这两天的讲解员就由你来当吧。我事先没想到这点，没有准备，又找人要手电筒和钥匙。
两天中，我带着两位老师和任老看了几乎全部最重要的洞窟，尤其对含有丰富的建筑资料者。吴先生对我讲解的评语是四个字：“如数家珍”。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有过两三次重返敦煌，吴先生托我带过两瓶香油给常老，这在当时可是不容易弄到的好东西。
不久，复试录取的通知书也寄到了，我和世长都将离开已生活了十五年的敦煌。临走以前，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向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呈递了一份建议书。内容是：一、建议加强全国各石窟研究工作的交流和统筹安排，成立中国石窟研究院，院址可选在适中的地方，如西安或兰州，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全国各石窟保管所都隶属该院；二、扩大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制，增加研究人员。鉴于我们自己的体会，必须解决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我们建议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研究人员迁往兰州，需要收集资料时回到莫高窟分所。分所主要集中保护和管理人员。后来，在一九八三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召开成立大会时，大会所发文件还包括了我们建议书的主要内容。以后，敦煌研究院总部果然迁到兰州了，但中国石窟研究院没有成立。
最难忘的是通知书寄到以后，临走之前，全所都为我们高兴的情景。足有七八家排着队轮流请我吃饭，包括原来势不两立的“对立派”。在贺世哲、施萍婷夫妇家，世长和我都去了，施萍婷站着倒了一杯酒递给我，对我说你先喝下，我还有话。我也站起来，喝了。她说：“我要感谢你！”
我很意外，忙说：“感谢个啥！前些年，我们打派仗，你们二位都受到了很大冲击，我对不起你们。”
她继续说：“贺世哲三开除，回乡以后寄来的第一封信就说，他离所时除了我，没有一个人送他，只有萧默送了。”
我大为吃惊，早就忘了这事了，忙说你别是记错了吧，我不记得了。
“他上车时你还说：‘贺世哲，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她不管我，继续说道：“就凭这句话，给贺世哲增加了活下去的勇气。”说这话时，她眼里闪着光。其实如果抛开派性那一段，我与施萍婷还是很谈得来的，觉得她有想法。我放羊时读的全套《太平天国资料汇编》就是从她那里分次偷偷借出来的。贺世哲不在和回来以后，晚上没事我常到她那里坐坐，其实都没什么话，我闭着眼听收音机，她看书，常常要给我递上一杯杏仁茶。她那台相当于我三个多月工资一百八十块钱买的半导体那时在所里还是稀罕之物。我忘记了她是不是打毛衣，她的巾帼气很重，大概是不打的。
我说的“没什么话”并不是真的没话，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不敢打听贺世哲回乡以后怎么样了。以后得知，贺在家乡遇到过一件事，有人向上面举报某人的“反动言论”，他听到过，向他查证时，却说没听到，保护了那人。
“我还要感谢你，在全县宣判大会前，你安排了人看住了贺世哲，没让他出意外。”
这件事我倒是记得。当时我和“牛鬼”们都在一个大队劳动，我与被揪出来而“罪行”较轻的大师傅周德雄一起，住在一个单身汉家，十几个“牛鬼”集中住在一个类似地窝子的大房子里。开全县会的头一天，所里有人来通知我参加，我问是什么会，知道是集中处理的宣布大会。我估计贺世哲的处理不会轻，以我对他的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性格的了解，别人许是能抗得住，他可不一定。想到这里，又想到施萍婷这时不在，我到了地窝子，叫出孙儒和李贞伯，说从今天晚上起到明天开大会，你们得特别注意贺世哲，不能让他出意外。我当时并没想到孙先生的“处理”会那么重得出奇。但这事，她要不提我也差不多忘了。
孙先生当时是他们的组长，一般来说，能当上“组长”，罪行总是较轻的。但每次专案组的刘忠贵来到大队，听完孙的汇报后，还要找高尔泰问一遍，看两个人的汇报是不是一样。
我的老上司孙儒家、孙纪元蒋毅明夫妇家、所里除常老外资格最老的霍熙亮家、刘玉权家……都请我吃饭。我记得刘玉权结婚时，正是两派的派仗打得最狠的时候，两派势同水火，互相横眉冷对，但我们这派的人还是给他送了结婚礼物，无非语录像章之类，我也送了，只是没有参加婚礼。婚礼进行时，我装着路过，在他家外面听热闹，门上贴了一幅不知谁写的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横批是“全无敌”，觉得把领袖诗词如此这般地“活学活用”，倒也别具一格，所以记住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刘玉权曾作过我的外调，也亏了他辛苦，西达伊犁，南赴衡阳，请我吃饭可能就与此有关。但他不是一个整人的人，外调回来的材料还是实事求是的。
在常老家，常老走进内室，打开柜子，取出一瓶未开盖的葡萄酒，两人各饮了一杯。我与李承仙也对饮了一杯。我怕常老伤感，没有多留，只说：“学习完成以后我还会回来的。”常老说；“那就好。”我这句话虽然说得并不十分肯定，却也不完全是应付之词。
抽个空，我还到墓地转了一圈，也最后一眼眺望了莫高窟周围荒凉得迷人的景色，包括我和高尔泰时常散步的地方，向我放过羊的远山沟里也深深注目了一会儿。
到了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和世长在我的房间煮了一大锅八宝粥，有糯米、杏仁、葡萄干、各种豆子，放了糖，准备有人来时用作招待，此外，就别无他物了。还是世长想得周到，这些宝贝，都是他在复试后从北京带回来的。果然，入夜以后，陆陆续续地，朋友们都来送别了。有来有走，最多时怕有二十多人之多，最后留下来十几个人，有的自带凳子，在我的房间，屋里屋外，开起了晚会。施萍婷说你们走这条路是最好的了，比当什么“长”都好，大家都同意。孙纪元讲了故事，带了一点颜色，他夫人蒋毅明骂了他一个“老不死”，大家大笑。马世长说了快板，大家唱歌，一首唱完接上一首，当然，多半仍是当时的“流行歌曲”——红歌，但没有一个人提起“文革”。一直闹腾到凌晨两点多才结束，都说研究所好久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马世长喜欢说快板，有一段时间天天在他的房间练《双枪老太婆》。一天，他又说开了：“华蓥山风云变幻多……瓜哒儿瓜，瓜哒儿瓜……看看词，是什么……”。我听他把词忘了，随口大声接了一句：“哗地一声下雨似瓢泼”。他才接口说：“对！华蓥山风云变幻多，哗地一声大雨似瓢泼……”才接上了。我们之间是土坯墙，不隔音，我都听熟了。
第二天，因为有不少行李，仍然是卡车。我来时是卡车，走时也是卡车，算是善始善终。大家帮我们搬东西，足有二十多位朋友来送，一直送到大泉对岸。记得李永宁来晚了，在后面高声叫喊，我们请傅吉庆停车，等到他跑到了，握了手，才重新发动。
写到这里，我真的非常怀念那些朋友，我想，要是没有“文革”那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悲喜剧，我们该是多么好的一群。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献身神圣的敦煌事业，是大家的共同信念。我从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从而立而至不惑，在这里生活的十五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而又波谲云诡，跌宕起伏，好戏连台，每当出现危局，总是会有人暗中出来保我过关，最后竟能全身而退，确属奇迹，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人生。我说的“全身”不只是个人遭际，也指在这些险象环生、人性扭曲、拳头的使用频率最高的日子。虽然在斗争会上也违心地喊过口号，写过一些官样文章，在派性斗争中也曾让朋友们气得个要死，还在斗争高尔泰的会上声嘶力竭地批过他，却没有向丑恶真正低过一次头，写过一纸举报材料，没有对人伸出过一个小指头，基本保全了做人的尊严，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碍于学生和下级的身份，我却没能在适当的时机，与常老进行过充分的沟通，提出自己的进言，现在想来，是非常不当的。
建筑学原理有一个“规模”或“尺度”的问题，说城市或建筑的尺度很大，会使人感到隆重严肃；尺度较小，就令人感到温馨亲切。所以像住宅这类建筑，尺度就不能太大，给人以“家”的感觉。从我这一生经历，觉得“尺度”最宜人的地方就是敦煌和莫高窟了。敦煌城只有一条主街，从东头到西头，都有熟人。莫高窟绿洲只有几十户人家，大家天天见面，上班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人际关系十分密切，沟通起来非常容易，是真正的“大家”。实际上，比较起来，我更不喜欢现代化的北京，出门就得坐车，没有一个钟头到不了朋友家，平时都见不上面，有时竟十几年不通音讯，老朋友也变得生疏了。家家住在高层大楼里，十几年还不认识。退休了，这种“大楼效应”就更加强烈，可以说是上不见天，下不见地，中不见人。“三”字的中间加一竖谓之曰“王”，就是贯通天地人之意。“王”者，人中之杰，所以，这种“三不见”的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在我曾经住过的一座大楼里，从老四合院搬来的一户，老太太在搬来以后没几个月竟自杀了。其实她的儿女都挺孝顺，但都要上班，而她相处了几十年的街坊老邻都见不上了，使她倍感孤独。我把这事给吴良镛先生说过，吴老说这就是“城市病”的一种。现在有了互联网，使沟通容易了一点，但毕竟远不如莫高窟的生活。看来，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主张，一个完善的城邦，人数应该只有一千人到五千零四十人，可能是有道理的。
我最后回莫高窟的一次是二〇〇四年，比起前几次，一次比一次少。我那时在的四十九个人，一半以上都去世了，有些迁居外地。
所以，我也更能体会常老定居北京的孤独感。其实，如果常老不到北京来，让他在他一生迷恋的敦煌继续住下去，从现代心理学来讲，即使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也是应该的。他已经是一位得了失忆症的老人了，还会对什么人构成威胁？心里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这块他一生为之奋斗，居住了好几十年的地方，为什么在作出他并不情愿的决定时，不多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多尊重一些他老的意见呢？要知道，他是有这个权利的。常老不是一个世俗化的人，别人看重的高楼大厦，养尊处优，在他是不屑一顾的。他在敦煌，如果还能继续他的学术研究，时时对研究院提出一些建议，对研究院只会更好，他也会生活得更愉快，充实，更有意义，更长寿，贡献也会更大。
三
写到这里，我这些故事好像就要说完了，可那个“二十四个半”的“半”字还没有解释呢，我这就要谈到了。
一九八〇年，我在清华忽然接到一封信，是研究所来的，通知我说省里派来了落实政策工作组，已经把我的“五一六分子”帽子摘掉了，档案里的四十二页材料也都一把火烧了。我大吃一惊，怎么我曾被打成什么分子了！自己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还有多达四十多页的“材料”，又回信去问是不是搞错了。整个运动期间，我没有被揪上斗争台，没有被批判，也没有被“勒令”写过一份“交代材料”，怎么会是什么分子？回信说并没有错，革委会确实曾把我定为“分子”，只不过是“内定”，没有公开罢了。我想，我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没有被批斗甚至本人都不知道的最“幸运”的“分子”了。回想那些年月我几次经历的险境，我所感受到的不阴不阳的处境和老左们投射过来的不阴不阳的眼神，还有A女士的多次“关心”，真是如梦方醒。后来我见到敦研所的人，他们也说在会上公布这件事时，大家都叫起来，说萧某人并没被定过“分子”，但落实政策工作组手举着那些材料说：事实在这里，档案里有根有据，内查外调，定性依据，年月日期，明明白白。我不知道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里，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们曾经活在那么一个毫无安全保障的时代！而我居然能够有惊无险，安然度过，真的要烧高香了。
但我想我既然只是有惊无险，就没有资格完全享有“牛鬼蛇神”这个尊号的殊荣，顶多只能算是“半个”分子，这就是我在前文所说敦研所揪出了“二十四个半”的那个“半”字的由来。只可惜那些材料又被烧了，如果能让我看一眼，或许对我“自己教育自己”不无好处。但这也无关宏旨，在现实生活中，我受的“教育”已经不少了。
所谓“五一六分子”，我至今也搞不清楚，也不企望搞清楚。据说与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还知道“五一六分子”的罪行主要在于反周恩来，以后被“四人帮”借口为“反中央文革”，还有“反军”。而这些个事儿，哪能与我挂得上号？一九七〇年春开始，借着“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升级，许多人遭到迫害，是“文革”最大的冤案。我估计，我那“半个帽子”和材料，是何山、苏木匠和其他革命委员趁我一九七一年在党河水库时给我搞定的，目的是一定要打倒我，却又找不到更说得过去的材料，也知道萧某人不大好对付，便偷偷这么干了。
读研期间，我重返过敦煌两次，都住在李永宁家，所里还是把我当自己人，分什么东西吴小弟还给我留着一份。我也不是没考虑过再回所工作。但其后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四
学位拿到以后，我不愿继续读博，因为想早一点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让妻子早一点脱困，就面临了一个找工作的问题。这时，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谭树桐先生向王朝闻老推荐我，就调过来了。当时王老正准备主编一部大部头的《中国美术史》，需要研究建筑艺术史的人。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点小周折。
中国艺术研究院要我，但文化部其时正在与对外文委分家，干部不能出也不能进。清华没了办法，把我的档案事先寄回甘肃计委了。等文化部解了冻，清华几次交涉，档案已没法要回来，卡了壳。我一听说，当晚就上车回兰州了，找到时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刘冰。刘冰原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文革”中因反对过迟群、谢静宜，遭到迫害，我上研究生时才调来甘肃。在清华的告别会上，刘冰检讨说他也执行过极“左”路线，向全校师生员工鞠躬道歉，还说以后有事到甘肃欢迎去找他。我记住了，这回有了困难，还真去找他了。我事先写了一个情况说明，交给他，还没读到一半，就明白了，拿起电话给已调任省政府秘书长的窦明海打过去。窦说他知道萧某人，刘要窦给计委打个招呼，叫听听本人意见，尽量学用一致。我到了计委，他们说准备把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太阳能研究所去，我则坚持学用一致。因为我学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是个冷门，甘肃没有合适的单位，计委最后同意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开了证明。关键是：临走，有人小声问我和刘冰书记是什么“关系”，我说是普通师生关系，看来他不大相信。
回到北京，老师和同学都说明明办不到的事被我居然办成了，简直是奇迹。我回答了一句：“哀兵必胜”，请大家吃了一顿饭。
几年后还有一件事，不妨也在这里絮叨一下。我到兰州出差，偶然住到经常接待贵宾的友谊饭店后楼，某晚看到街上有警察打人，被打者已躺在地上，一只穿着皮鞋的脚正朝他的腰间踢去。我大喊一声，却迎面吃了一拳，群众把我抢了出来。当晚我就给市政府值班员打了电话，作了记录。第二天清早值班员一时未在，我就打电话找市长，不料接线员只说了一句“市长不在”，就挂断了。我这人还真有点湖南人的骡子脾气，马上拿起电话又打过去，训斥她说：“叫你转你就转，什么不在！这都啥时候了，还不来上班！昨天还好好的呢，怎么今天就不在了？”她不知道我的深浅，怯怯地问：“请问您是哪里？”我底气十足地说：“省委！”电话立即接通了。我只说了是从北京出差来的，住在哪儿，市长耐心听完我的报案，要我在屋里等着。真的不到十五分钟，市公安局长就带着七里河区刑警队长来了。晚上又来了，说已经破案，原来是协防队员在那里行凶，穿的制服和警察差不多。他们带了打人的两个人和一位回族姓马的协防队长向我赔情道歉，开除了两个人的协防队员，摘下“五好个体户”牌子，我还说处理是不是重了点。我问为什么那人被打，说是没有营业执照，下午已经给他办好了。我说幸亏那一脚没有踢下去，要不然，你们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两件事的结果虽然都很圆满，却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忧虑：如果我不通过省委副书记，我的事会这么容易解决吗？省计委会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吗？如果不说出“省委”那两个字，市长能接到我的电话吗？公安局长会主动赶来拜访吗？“文革”中，“当权派”几乎成了贬义词，“文革”刚过，现在又吃香了，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妥当。
有一次在北京遇到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先生，他说，你怎么不回敦煌来，我们到现在都还希望你回来，回来不只是搞研究，还想要你“负一点责”。要知道，当时的“硕士”，含金量是特别高的（不像今天弄一个真的假文凭或假的真文凭的“官硕”“官博”，的的确确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我说我知道敦研所还要我回去，学校告诉了我敦研所曾经给学校发过三封要我回去的信。首先我要感谢您的错爱，但你们在操作上有几处失误，令我就是想回去也不能回去了。他不解。我继续说：第一：在这三年里，所领导包括您和A女士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的家庭，你们可曾想到过一个女人带着那么小的两个孩子上班的困难吗？而以前的常老、李承仙、孙一心和钟圣祖都关心过我妻子，尤其钟头儿，甚至还有我在水库工作时的白雁玲。那时你们也来过，虽然没什么招待，夏天的西瓜，冬天的热茶总还是有的吧。但这三年，你们曾关问过一次吗？第二，这三年中，又有一次调级，我的硕士同年全都调了，可你们却把在敦煌工作了十五年的我完全忘了。后来文化局问起，你们又以我在上学，“没有贡献”为由拒绝考虑。“没有贡献”这四个字着实令我寒心，符合实际吗，您愿意得到这种评价吗？第三，即使要我回去，首先你们最好先与我本人沟通，你们从上面努力，我从下面配合，没有办不成的。可你们从来就没想到要与我沟通，以为只要从上面施压，这件事就能办成！第四，你们的操作程序也很成问题，没有通过省计委而直接向清华要人，清华是不与要人单位直接打交道的。
段先生说：“这些事怎么搞的，怎么能这么办事？我怎么不知道？”我不无嘲意地说：“小心有人把您架空了。”
我还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大概有一种不太好的‘大敦煌’观念。”
当然，我没有说出来的理由还有一些，比如，常老出局的事在我心里增加了阴影，此外就是不必讳言的我对段先生本人处世作风的一些看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敦煌建筑研究》正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我收到段先生一封信，说《敦煌建筑研究》应署名为“敦煌研究院主编，萧默著”，并称已与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俞筱尧说好了，俞已经同意，现在“通知”我一下。我当时已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好些年了，李希凡院长和张明坦所长都说你已经在我们这里工作了，院和所从来都不要求在研究人员的著作上署上单位的名，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我到出版社与俞筱尧接头，他说这件事有点古怪，段院长给他大概来过信，但他没有回信，因为他无权不通过作者就同意这种事，也不符出版规范。又是单位“主编”，又是个人“著”，这中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著作权应该归谁？再说，敦研院做了什么“主编”的事？我只得给段先生回信，请他与两个单位沟通好了以后再说，此后便没了下文。
又一次，我接到敦研院聘我为“客座助理研究员”的聘书，明坦所长说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副研究员了，他们聘你为“助理研究员”，是不是我们院的副研究员只相当于他们院的助理研究员？他们既然那么看重你的书，怎么就见物不见人，难道这种书是助理研究员写得出来的？结论仍是“你自己看着办”。明坦所长曾目睹过“抢画风波”，知道一切原委，只不过不说罢了。
总之，这种种居高临下的做法，往往都令我为难。当然，也必须肯定，段文杰先生在接任领导以后，的确也做了“文革”以后许多拨乱反正的工作，为敦煌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从院长位置上退下来以前，也曾为接班人作过许多努力，但没有成功。
五
二〇〇二年，《敦煌建筑研究》准备再版，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再版前曾与初版单位文物出版社商量，只同意重印不同意再版，而我因书中有许多改动和补充，而且要求彩印，需要再版，双方不能达成共识，才在著作权专有使用权已经过期和文物出版社知情的情况下，转由另一家出版社进行。此时需要一批图片，我向当时的敦研院A院长和李最雄副院长写了信，寄去所需图片目录、所在洞窟及壁面、位置，请求敦研院提供，我可以按他们定的收费标准付费并署上提供单位的名称。等了一个多月不见回音，只能电话给A女士了，通了，我报了姓名。
“你什么事？我忙着呢！”这是第一句话。
“我给您寄的信不知道收到没有？”
“收到了。”语言简短明确。
“就是信上写的事。”我把请求的事重复了一遍：“不知道院里能不能同意？”也尽量简短，因为她“忙着呢！”
“我们还没研究，你等着吧。”电话断了。
这边出版社天天催，一个多星期又过去了，不得已，只得厚着脸皮再打电话，谁让我有求于人呢！
“你什么事？”明知故问。
“我想问一下你们研究的结果。”
“还没研究呢，研究完了告诉你。”电话又断了。
第三次是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她来的电话，我正在卫生间，家人说等会我给她回电话，三分钟后我去电，通了。
“你什么事？”我奇怪她怎么只会用这一句话作为电话的开头，而且刚刚不是她来的电话吗，怎么反问我什么事呢？不管她，谈事要紧。
“我想问一下研究院研究的结果，这边天天在催。”
“你叫文物出版社给我们来一个公函！”
我急忙解释，生怕她又挂断电话：“这事与文物出版社没有关系，是再版，由另一家出版……”
“你不要再说了！我忙得很。”忽然翻脸：“我懂，我有法律顾问，我们只和文物出版社打交道。”
我再也忍无可忍，趁她挂电话以前抢先一步：“那好，祝你健康！”猛地一声，我摔下电话，她就是再不明白，也知道我的意思了。令我感兴趣的只是，大概只有在中国，才能出现这么一位有趣的“院长”吧！如果是和谐社会，正常体制，就凭这种作派，她连门儿都没有。我可以保证，以上对话，完全保持了原样。
幸好，文物出版社伸出援手，提供了全部所需图片，只可惜胶片是三十年前拍的，已经变色，按理说是不能再用的了。
不久，在李承仙先生遗体告别会上，A女士见到我，露出灿烂的笑脸，远远走过来伸出手要与我握手。我盯着她：“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的确是不认识她了。这位在我看来多年来一向无声无息的女士，怎么会没几年就变得这么不可理喻而且冷酷，真是让人不敢认了。
“这是A院长呵！”一旁的傅吉庆以为我真不认识了。
“A院长？不认识。”我扭头与马世长继续说话，这位曾被无数文章称赞为“敦煌的女儿”、“女中豪杰”的A女士无限尴尬地伸回了手。世长与她是同班同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出任北大考古博物馆馆长，这时也退休了。A女士很怕见老师，见一次被训一次：“官瘾太大，不务正业！”
敦煌文物是全中国人民的财富，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们的真正主人是全国人民。负有保护之责的敦煌研究院既然规定不允许在窟内拍照（为了洞窟保护，这是完全必要的），就有义务按照合理的价格和著作权法的规定向任何一位中国公民提供图片，完全不需要也无权向要求人提出别的要求。声称“我懂”而且拥有法律顾问的A女士是否也懂得，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以“滥用职权罪”和“不作为”罪为名向她起诉的！还要点明，我与拥有公权执行力的A女士的这种公务行为的关系是公法关系，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对官员行使监督权的权利，不属于个人之间的私法关系。在这里，个人的名字就显得没有意义了。但我想，这种靠“文革”起家并坚持“文革”思维模式的人，是不会明白这些道理的。
敦研院几位人士都与我谈到过她，在此就不转述了。
我又要“点到为止”了！正如高尔泰所说的：“人民作为主人委托给自己的代表的权力，反过来变成了压迫和奴役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主人’变成了‘公仆’，‘公仆’变成了‘主人’”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权力的异化”。要认识和纠正这一点，只能从体制上寻找原因。所以，我写的这些七七八八的事儿，只是对事不对人，更进一步，连事也不对，只是想着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样实行制度性的改革，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把真正德才兼备、众望所归的人才选为公仆，并接受民主体制下的群众、法律和舆论的监督。
李最雄原在甘肃博物馆工作，专攻文物保护，是留日博士，留英访问学者，回国后任敦研院副院长，不但在壁画和岩石、黄土的物理或化学保护的研究和实践上卓有成果，而且行事低调，只忠诚于事业。而A女士每次在电视上露面，谈的都是石窟保护，其实都是李院长领导的石窟保护所做出的成绩。李最雄的著作出版后给我寄赠了一册，我向他电话致谢时他主动问我照片问题解决了没有，说：“你在信封上写了两个人的名字，我就不好办了。其实事情简单得很，有那么复杂吗？”
二〇〇二年，我陪同韩国建筑历史学会会长李相海博士和其他几位韩国学者到敦煌考察，李院长出面接待，与韩国朋友交谈。晚上，还派出施萍婷、关友惠和李振甫进城与韩国学者座谈，都处理得十分妥当。
六
但这些小插曲，都丝毫不影响我对莫高窟和敦煌朋友的感情，反之，我是更想念他们了。他们中的好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头些年，我还可以收到敦研院寄来的讣告，都要电报表示哀悼，以后便不寄了，连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我尊敬的史苇湘先生的过世，我连一点表示都没有，至今想来遗憾。
有一次我到吐鲁番开会，会后准备回京，一帮子朋友要参观莫高窟，一定要我同行，没法子，只好陪同。接待部里见到孙毅华，就是孙儒的女儿，从小看着长大的。我一把搂住她，说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没想到一下子变成大姑娘了！马竞驰出来欢迎，说：“要看哪些洞子？”我知道敦研院有规定，对一般参观者只开放十一二个洞子，马先生这么问，意味着我们可以多看了，我非常高兴。
“一七二、一二七、一五八、一五九、二二〇、四五、九八……”我一口气说出了三十多个。竞驰兄叫讲解员一一记下，等我说完，他说：“那就走吧！”又对我说：“晚上到家来，我们再聊。”这时他已住在城里了。又转身吩咐讲解员，除留下值班的，其他人都跟着萧老师进洞子学习。
我以为按一般门票十几块钱，这么多洞子多收一些，大家还承担得起，便硬充好汉说：“那，还是按规矩，该收多少门票费？”
竞驰奇怪地望着我，笑笑，说：“你真要交钱？”又低头看单子，“我大致算了一下，没有两万也得一万七八。”（当时的两万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四万）我意外了，不说话，回头望着我的那些朋友，谁也没有思想准备，也都不说话。还是竞驰不紧不慢地说了：你们都是专家，是来收集资料回去研究的，不是看热闹的；再说你萧老，你带来的朋友，还能收你的钱？你的讲课费怎么算？他还对跟着我的朋友解释说：“萧老师开的单子，多数都是特级窟和一级窟，为了洞窟保护，控制参观人数，有的一个洞窟每人收费就得二百，也有一百五十、一百的，这么一算，就这么多。有萧老师给你们讲解，你们真遇到好机会了。又说：“比如二二〇窟，上次田中角荣来，我们也只允许他和他夫人两个人进去，其他人，不管什么大臣、议员，几十位，交钱也不让进，就在外面待着。”
我当然只能道谢不迭了，说：“日本正仓院的文物，每年只开放三天，其他日子，天皇都不能看。”大家咋舌，知道机会之难得。我带韩国朋友去，也受到很大优惠，看了两天，五十几个洞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