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宪政”的实施和权力核心的巩固
（一）一届“国大”二次会议的召开，“民主宪政”的推行
国民党“七大”以后，美台关系在反共的基点上得到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台“中立化”的解除，军事、经济援助的增加，“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确立，增强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安全感”和“反共复国”的信心。国民党获得了稳定台湾统治秩序的外部条件。国民党经过两年多的党务改造和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造运动”，渡过了重重难关，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内部基础。因此，蒋介石认为，国民党从“七大”后进入了“复兴建国”的新阶段。
为了开展“复兴建国”的工作，国民党准备召开一届“国大”二次会议，实行“宪政”。
早在1948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就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并于5月20日就职。按“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选举总统的“国民大会”也必须在总统任期届满前90天开会。因此，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到1954年5月20日届满，应当重新选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也应在1954年2月举行。然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3000多名“国大代表”大多数未能来台，迁台者不过千余人，不足法定开会的人数。蒋介石为了能通过“国民大会”选举连任“总统”职务，下令修改“宪法”，为届时召开“国民大会”作准备。
第一届“国民大会”于1947年11月选举产生。按“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大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1953年，第一届“国大代表”已届改选之期，但由于许多“国大代表”和“代表候补人”没有迁台，无法改选。经过台湾“行政院”开会决定：“第一届‘国大代表’之任期俟将来情势许可，自行办理改选。”根据“行政院”建议，依“宪法”规定，蒋介石于1953年9月批准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10月1日，国民党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递补补充条例》，12月7日，又公布了《第一届国民大会职业团体及妇女团体代表缺额补充法》。台湾“行政院”内政部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公告，要求原“国大代表”及“代表候补人”自1953年10月10日起至12月底，向内政部自行申报，逾期不报或行踪不明在3年以上者，取消“国大代表”及“代表候补人”资格。经过申报和递补，到12月底，“国大代表”总数为1643人，超过半数（1523人）。但这1643名代表并非全部住在台湾，如因故临时缺席，实有代表不及半数无法开会之忧。为此，国民党“立法院”重新修改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将原规定代表过半数方得开会改为1/3即可开会。
1954年2月15日，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蒋介石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并同意蒋介石提名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至此，“国民大会”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954年2月19～25日，国民党当局一手策划的第一届“国大”第二次会议在台北举行。大会选举85人组成主席团，推举胡适为临时主席。会议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陈诚为“副总统”，5月20日宣誓就职。“蒋陈体制”建立起来了。
国民党当局把一届“国大”二次会议看作是实行“民主宪政”的会议。
陈诚当选“副总统”后，“行政院长”一职由俞鸿钧担任。俞鸿钧是广东新会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曾担任过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上海市长、财政部次长及部长、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裁、台湾省政府主席等职务。1958年6月，俞鸿钧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任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病逝。
俞鸿钧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后，“行政院长”一职由陈诚接任。
（二）“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兵变”
随着台湾政局的稳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日益明显。他不惜动用高压手段，剪除一切对己不利的异己势力，吴国桢和孙立人是被蒋清除的两个重要人物。
1.“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湖北人，1903年生。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周恩来是同学。1921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格尔奈尔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1927年，吴国桢回国步入官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汉口财政局长等职。1932年，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后来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曾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长（时年43岁，是国民党上海历任市长中最年轻的一位）。1949年，大陆解放时，吴国桢去了台湾，被蒋介石委任为台湾省主席。当时的台湾省主席是陈诚，但蒋介石用在美国留过学，与美国政界关系密切的吴国桢顶替了陈诚，目的是利用他争取“美援”。
吴国桢为官之道讲究开明，强调开门办政、秉公办理，遇事决断明快。他崇尚西方民主政治，具有包龙图的性格，被人称为“民主先生”。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使用铁腕手段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发生矛盾。1953年4月，他辞去这一职务，赴美讲学。1954年1～3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吴国桢事件”。
该事件的爆发，是吴国桢与蒋经国矛盾激化和吴国桢不满蒋介石独裁的结果。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始于上海时期。1948年8月，蒋经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用铁腕手段全面打击投机商人。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从经济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手段无助于解决经济问题，并亲赴南京面谏蒋介石，但未被采纳。同年10月，蒋经国失败而归，却把这笔账记在吴国桢的头上，认为这是吴国桢“不合作”的结果，并对此耿耿于怀。
迁台初期，蒋经国与吴国桢也有矛盾。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时，由于财政紧张，对蒋经国主持的“政治部”、“救国团”等预算外的额外要求，往往不客气地予以拒绝，引起蒋经国等人的不满。与此同时，蒋经国在台湾主持特务工作，在岛内乱捕、乱杀人，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的吴国桢看不惯，以省主席的身份进行干涉。由于蒋经国羽翼未丰，败退台湾后又困难重重，内争为情势所不容，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他们还能和平共处，后来关系越来越紧张。有一次，吴国桢向蒋介石告“太子”的状，希望不让蒋经国主持特务工作：“对经国兄，当然我是要帮忙的，总统叫他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蒋介石听后当即面露不快之色，说：“我今天头痛，改天再谈。”在这场宠臣与爱子之争中，他偏向了爱子一边。蒋介石曾以“行政院长”一职拉拢吴国桢与蒋经国合作，但被拒绝。
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和台湾局势的稳定，吴国桢的身价越来越低。1953年初的一天，吴国桢乘自己的汽车外出，进饭店吃完饭后，司机发现汽车前轮子的螺丝被人给拧松了，有暗害之嫌。他猜疑是“太子”想要自己的命，认为自己是该“急流勇退”的时候了。1953年3月，吴国桢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了台湾省主席一职，并要求赴美就医，受到蒋经国的多方阻拦。经过宋美龄从中协助，吴国桢夫妇才于5月赴美，但吴的老父及小儿子不准同行，被留在台湾做人质。
吴国桢到美后言行谨慎，没有发表过不利于台湾当局的言论。1953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免去与吴国桢关系密切的王世杰“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并指责王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吴国桢获悉后，发出辟谣启事，寄给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要求查明真相并登报。张将启示交给吴的父亲。吴父跑遍台北各报，均不得要领，直至1954年2月7日才刊出。吴国桢对此十分恼火，于1954年2月7日在美国发表电视演说，表明他辞职离台去美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同蒋氏父子“政见分歧”，为蒋所不容，并指责台湾军队中的“政治部”“拷贝于苏联”，攻击国民党独裁专权。蒋介石指使“立法院长”张道藩，于2月16日在“立法院”大骂吴“反动狂妄”，“阴谋组织‘第四势力’”，自立门派等。吴公开进行反驳，揭露蒋介石搞家长制、特务横行、一党专政等。蒋介石恼羞成怒，再次发动对吴的猛烈攻击，并以“总统”名义下令撤销了吴的“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国民党中央开除了吴的党籍。台湾当局要求美国“引渡”吴国桢，未成。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国桢事件”。后来，吴国桢的小儿子经美国“驻台大使”蓝钦调解，才得以赴美团聚。
吴国桢居住在美国南部小城萨凡娜，以授课和著述收入为生。60年代，他受聘于乔治亚州一所大学。后来，他曾接受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邀请，准备偕夫人回国参加1984年的新中国建国35周年庆典，但因病于1984年6月逝世，享年82岁。
2.“孙立人兵变”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1900年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他与吴国桢是清华大学的同学，比吴低两届）。在清华大学期间，他爱好体育活动，擅长当时中国并不普及的篮球，并成为国家队的成员。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日后成为军中之将后，也把有否“福相”作为提拔下属的标准之一，以貌取人。丑陋、矮小、貌不惊人的下属升迁的机会少，喜用年青英俊之士。他厌恶的是行伍出身和黄埔系的军官。
清华毕业后，他考上官费留学生，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攻读土木工程，一年后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考入弗吉尼亚的西点军校学习军事指挥，和美国乔治·马歇尔是前后期同学。经过学习，他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为军事名将的校友们建立起较深的关系，如艾森豪威尔、马歇尔、麦克阿瑟、史迪威等。1927年毕业后赴欧洲考察军事（英、法、德等）情况，1929年绕道日本回国。
回国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军训队中尉排长，不久升为队长。党务学校培养国民党的党务干部、政训人员、文化特务等，但孙立人志不在此。他在寻找机会，谋取更大的发展。1930年，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宋子文成立税警团，由财政部缉私处直接指挥，负责设卡缉私。一贯崇拜西方文明的宋子文在选用税警团军官时，一眼就看中了西点军校毕业生孙立人，让他担任税警团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战，他率部参战负伤。1938年，他回到在湖南新改组的税警总团。1941年，这支部队被改编为野战新编第38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1942年，孙立人率38师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隶属66军）。在缅甸战役中，英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陷于日军重围，孙立人率38师赶往仁安羌解围，血战3昼夜，击溃日军第33师团，使英军7000多人得以生还。仁安羌大捷及英国军队被救，轰动了英伦三岛，孙立人在盟军中声望始起（孙立人把38师完整地带到印度，其他部队则损失惨重）。英国政府授予孙立人英国皇家勋章。他后来升任新一军军长（后来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在第二次缅北战役中，孙立人率部奇袭密支那机场，经过几个月的激战，占领了密支那（1944年8月），取得第二次缅北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仁安羌一役说明孙立人会“进”，把38师带到印度说明他会“退”，攻占密支那则证明他会“攻”。孙立人被盟军称为“东方的隆美尔”。抗战胜利后，他率部奉调进军东北，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后来，因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意见不合，被解除兵权。蒋介石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职。不久，蒋介石派他到台湾训练新军，1949年8月任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1951年5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到台湾后蒋介石起用孙立人，一是因为孙立人军事素质好，是位出色的将领，借重他可以训练精锐的部队，便于重整军队；二是孙立人与美国军方有特殊背景，利用他可以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到台湾后孙立人红得发紫，与吴国桢一武一文，成为台湾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物极必反，在他官运亨通的时候，他首先与蒋经国发生了矛盾。
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为了控制军队，在台湾军队中建立政工制度，遭到孙立人的抵制，双方矛盾加深。“美国顾问团”成立后，孙立人与美顾问团团长蔡斯少将是西点军校同学，关系密切。蔡斯到台湾不久，便要求撤销军队中的政工制度，与孙立人不谋而合。美方还拟成立“中美联合作战中心”，指名要孙立人任台湾方面的指挥官。蒋介石等人认为美国有走马换将、“拥孙为王”的意图，这是蒋氏父子所不能允许的。同时，到台湾后，孙立人大刀阔斧地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整顿，裁并机构、取消番号、清理编制、精简人员。黄埔系和准黄埔系（保定系、士官系）的将领成批成批地被撤离岗位（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时是400万人的编制，要缩编成几十万人的编制）。这些失意军官都把账记在孙立人的头上，四处告状，到陈诚、何应钦、顾祝同、蒋经国处进谗言。当时，“孙立人要整垮黄埔系”的说法不胫而走。蒋介石是不允许“腰斩黄埔系”的。
为了防患于未然，清除对自己权力，特别是对蒋经国接班的威胁，蒋介石决心撤掉孙立人。1954年6月，蒋介石利用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任届期满的机会，免去孙立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保安司令的职务，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剥夺了孙立人的兵权。不久，便发生了“孙立人兵变”。
1955年6月6日，蒋介石在台南屏东举行阅兵。此前，台湾当局逮捕了军官郭廷亮等100余人，理由是郭廷亮等预谋在蒋介石阅兵时举行“兵谏”，利用孙立人的关系联络军官，拥戴孙立人为“台湾元首”，并称郭廷亮等“为中共工作”。郭廷亮是孙立人的老部下，台湾当局说孙立人“包庇”郭廷亮，是郭的后台，孙立人也被监管。8月，蒋介石下令免去孙立人参军长一职，并成立了由陈诚、张群、何应钦等9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孙立人进行调查。两个月后，调查委员会报告，孙立人的老部下郭廷亮“为中共工作”，利用孙立人的关系在军中联络军官，准备发动“兵谏”，选定蒋介石在屏东阅兵时为发难之日。而孙立人未察觉郭为匪谍，反利用郭在军中建立个人势力。对于郭廷亮等人“阴谋叛乱”的计划，虽未发现孙立人是主谋，但孙对郭廷亮等的活动既未举报，也未采取适当之防范措施，对此“应负责任”。据此，蒋介石发布一纸命令，称孙立人“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在案发后“自认咎责”，“准辞参军长职”，其余过失“免予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孙立人随即被送往台中软禁。直到1988年5月，台湾当局才解除了对孙立人长达33年的“监护”。1990年孙立人去世。
当时，台湾内外许多人对孙立人案表示怀疑。台湾当局“监察院”成立以陶百川等5名监委组成的调查小组，调查结果与9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颇有出入”。但5人监察委员的调查报告被列为密件“加锁加封”，不予公布。1988年3月30日，台湾当局才将这个调查报告公布。该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①郭廷亮等酝酿“南部阴谋事件”的企图，仅为向“总统”呈递改革部队行政的建议书，“并无如刑法第100条第1项的叛乱意图”，虽其拟议中的手段，显属违法，且富于危险性，唯因其缺乏叛乱罪之意图要件。另外，陈诚9人小组调查报告谓“已着手实行”云云，卷查亦非事实，因此，郭廷亮等极少数人，虽有刑责，亦难科以叛乱罪，至在押之绝大多数嫌疑人犯或仅知有请愿之酝酿，或仅为郭廷亮等联络之对象，多无罪责可言。②孙立人对“南部阴谋事件”应负行政上及道义上的责任。孙立人之联络下级干部，缘其心迹，固属“爱好心切”，希望“侧面加以鼓励”，以提高“国军”之士气，其初期动机原无不当，但孙立人每于部属之前，作偏激之语，而忘记其本身所任之职位，有析理说教，导部属于常轨之责，实应负“教诲无方”、任情快意之咎，而在调任参军长之后，其联络工作不仅照常进行，且甚积极，以致使人认为“意在结成一种力量，以为实行其意见之支持”，遂予郭廷亮等以酝酿事件之机会，孙将军之联络初意，至是已根本改变，但孙将军有觉察及防止之机会，而疏于防范，以致几乎酿成事件，凡此诸端，孙将军实应负行政上及道义上之责任。③5人小组同意陈诚等9人委员会调查报告之结论：“可知孙将军对于此次阴谋事件并非全不知情，自堪以认定。”但据郭廷亮供称，孙将军曾面加阻止，此亦堪以征信，唯孙将军平时对郭廷亮等松于管束，疏于防范，自属咎有应得，但既向“总统”引咎辞职，并奉“总统”令准免职，饬“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不再另行议处，本院可毋庸深究【9】。
吴国桢和孙立人都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争斗的牺牲品。这两个事件表现出50年代中期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分歧，也反映了美台合作中的矛盾和蒋氏的独裁专制。
1957年10月10～23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了“八大”。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陈诚作《政治报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作《党务工作报告》。会议修改了党章，通过了《国民党政纲案》、《本党设立副总裁案》等文件。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蒋介石为“总裁”，陈诚为“副总裁”，蒋经国等15人为中央常委。
这个时期，国民党还实行了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从1953年起），并于1953年6月30日成立“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管理经济工作，由时任台湾省主席俞鸿钧兼任“主任委员”（后改为“行政院长”兼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