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明天的聚会刘帆《新京报》娱乐新闻部副主编）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如果一件事被冠以时间观念，便会叫人感到沉重。就好像《大话西游》里的周星驰，非要给“我爱你’’加上一万年的期限，才能叫人感到那分切肤刻骨似的。当然，也有些特定的名词在汉语语境里先天不能轻松，譬如电影和足球之类的。所以，提到“中国电影百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总是那样庄严厚重，还带有几分压抑和委屈。
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的第一百年。在一片光鲜浮华的应景庆典中，反而更容易体会到沉重“百年”发出的一声叹息。
1905年，宫廷御用老生谭鑫培先生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演了一出《定军山》，与平日不同的是，台底下坐着的不是一般的观众票友，而是一台卷着胶片的“活动箱子”。后来，这卷拍下《定军山》片断的胶片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电影。
一百年后，我们能够将《定军山》的故事一而再地搬上银幕，却再也无法找到那段验证历史的珍贵胶片，好在留下了谭先生提着大刀托着髯口的定装照，为了各类电影书籍存下了一幅还算体面的扉页图片。据我所知，由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号称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比《定军山》要早上十年，至今仍保存完好，2005年还借着法国文化年之机来北京进行过展映。当然，在中国电影史上一并消失的还包括——最早的故事片《难夫难妻》、最早的出口影片《庄子试妻》、最早的武打片《车中盗》、最早的社会问题片《孤儿救祖记》，就连红遍大江南北一拍十八集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也只剩下几段残片。
百年之后，中国电影留下来的是并不完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史也只有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部而已。仅仅以这样-部落于纸面且明显断代的史书，显然很难呈现出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光影，况且那些真正鲜活、生动的记忆也绝对要与如此严肃工整的文字绝缘。
即便如此，就像足球之于体育，体育之于民族精神一样，电影对一个国家文化的意义还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应该是今年有那么多电影纪念活动的根源所在。尽管今天中国电影产业的家底还不够殷实，每年能够形成大众话题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却依然能屡屡占据各大报章文娱版的头条。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新京报》娱乐新闻部先后推出了“韩国电影百年”、“香港电影北上”、“中国电影加速度”三个大篇幅的专题特刊，都与中国当下的电影产业紧密相关。扫描现状的同时，我们更希望了解剖析电影产业在中国发展成型的来龙去脉，虽然谈不上问诊把脉，至少能够提供更多不同的思路。于是，从2004年4月起，《新京报》推出了“中国电影百年”的大型系列专题，每天以一个版的篇幅出版。
在第一期见报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有篇文章的标题叫《我们的一年，中国电影的一百年》。我们起先的计戈lI是这个专题做满一年，结果现在做了一年零八个月，才终于看到了最后的收获。在最初的设想中，无论策划开创这个专题的新京报副总编李多钰女士，还是参与其中的编辑记者乃至学术顾问，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电影百年”不要做成电影史，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以新闻的视角重新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
如何在史料里发现新闻，如何让亲历者复原鲜活的历史，是“中国电影百年”开展工作的思路和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将近20个月的采访报道中，我认为收获与遗憾并存，程度基本属于对开。
收获方面，兼顾形式与内容。形式上，“中国电影百年”不同于以往的“电影教科书”或者“影史钩沉”，既有当下视角的审视，又有历史主角的现身说法，不是单纯的忆旧，也不是单一的坐地论道。简单说，立体而非平面。在“中国电影百年”的版面上，不仅有黎莉莉讲述黄金年代的世纪回忆，也能得到关于“荒岛时期”电影狂欢的启示，更可以见证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40年伴随而来的思辨与反省。内容上，“中国电影百年”的确着意于“发现”二字，不拘泥于作品人物的条框，以一个产业的视野重新搜寻有价值的内容，以人性角度捕捉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感受。譬如早期电影的报道，“中国电影百年”并未落足于那些无影无踪的作品，而以投资运作、市场反应等侧面呈现电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即便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定军山》，也能感受到从大观楼到虹口影戏院的演变；即便四大女星的光环早已褪去，却能发觉现今偶像剧和“鸳鸯蝴蝶电影”的渊源；即便“天一”出品的古装传奇“稗史片”多已失传，却依然能领略到邵氏兄弟当年抵抗“六合围剿”的意气风发。再比如“第五代”，我们没有选取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刻，而以北京电影学院“78班”毕业为节点，展现这个特殊群体面临命运转变的不同感受。
再谈遗憾。最大的遗憾同样在于“发现”，纵观近三百期的“中国电影百年”，真正出跳的内容还远比不上按部就班的计划内容。像“远去的光影”这样关注电影生存现状的报道，像“八零初类型片”这样重新审视发现进而重新引发行业讨论的报道，像世纪老人黎莉莉这样鲜活生动的人物报道，都还太少。究其缘由，有我们自身电影专业储备不足的主观因素，也有时间紧迫人手有限的客观限制。以投入的人力和平均每周四个版面的出版节奏相比较的话，“中国电影百年”能够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已经非常可贵了。“中国电影百年”工作持续了将近两年，其间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也进行过几次微调，版面细节和报道形式也小有变化，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不少疏漏，在此向读者们表示歉意。
我要向所有为“中国电影百年”提供帮助的人士表示感谢，正是因为你们的关注参与，才使得这个专题能够顺利完成。另外，特别还要向以下同事及顾问致谢：李多钰、孙献韬两位领导，不仅为“中国电影百年”指明了方向和标准，你们的容忍同样成为对我们继续工作的一种激励陈山、郝建、陆弘石三位顾问，你们渊博的专业知识让我们少走了弯路，同时也让这个严肃的专题少出了不少笑话；王小山、杨彬彬，你们在业务细节上的执导和不遗余力的推广，使得“中国电影百年”日益具备品牌效应；张悦、牛文怡、袁红及所有参与采编、美术、出版工作的同事们，正是有了你们不懈的坚持，才让“中国电影百年”一步步地重新走过一个世纪。
《新京报》副总编孙献韬曾指出“电影兴亡，媒体无责”，近两年的工作让我感同身受；陈凯歌在序言中讲到，“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我想这也是“中国电影百年”成形的根本缘由。“中国电影百年”行将落幕，中国电影的新世纪还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并非怀古忆旧，也没有“治病救人”的抱负，只当是为了明天的聚会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