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黑老彭带着宋福生来到5连。
抗洪已经过去快两年了，团部工作组撤回也有一年多了，他们这次造访5连可以称得上久别重逢。
我正从连部出来，在门口迎头碰见他们。黑老彭见了我满脸是笑，笑得意味深长。除了笑，他还给了我一拳头，打在我的胸大肌上，临了，又朝我神秘地挤了挤眼儿。
我急着要去砖场干活。
自从李东山在洪水过后组织了那场“大任务”会战，盖起了四栋砖瓦结构的宿舍之后，他又在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和秋冬之交组织了两场基建大战，新盖了四栋砖瓦结构的家属房，把全连老职工的家眷统统从汤河口接过来。从此，老职工彻底告别了汤河口。汤河口农场真正成为历史了。
这两年，5连成了全团最艰苦、最劳累、最有纪律、最有战斗力的连队。同时也是最幸福的连队——吃得好、住得好。相比之下，其他连队仍然保留着洪水冲击过的痕迹，破烂不堪，住在帐篷、地窨子、马架子、泥土房子里，人心涣散、怨声载道。他们埋头治坡，结果粮食并没有比5连多收。相反，5连是全团的交粮大户，名列第一。
5连成为117团的大寨。
这一切都是李东山的丰功伟绩。他因此荣升为117团副参谋长，但暂不去团部工作，仍然兼任5连连长，岗位在5连。从此，李东山在5连拥有了绝对权威，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在这个春夏之交，他又发动了一次基建会战。目标是：建造一个大食堂（兼做俱乐部和大礼堂）和一栋小学校舍。
家属来了，孩子们也就跟着来了。四十多个孩子组成了一所小学。小学还没有校舍，冬天挤在机务排用地窨子改造的保养间里上课，春天就搬到晒麦棚里。
我对盖校舍的计划十分热衷。因为：学校成立伊始，左琳就当上教师。左琳当教师不仅是人尽其才，而且还使她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她已经力不能支，自从两年前的那场大病后就再也没有康复，身体状况简直就是每况愈下。
左琳以她正直、高尚、坚忍、理性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连的尊重和爱戴。
当初，连里因为她父亲的问题而撤销她的排长职务实属无奈，提干政策不容忽视，阶级斗争观念不能放松。但是，连队的干部们都对她抱有好感。接任她排长职务的贺大红虽然霸道，但对她也是另眼相看，经常向她讨教。
贺大红是个没心眼儿的人。没心眼儿的人工作方法都简单。工作方法一简单群众就会有意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群众太复杂了。
复杂的意见一多，排长的地位自然不稳。地位不稳的领导者面前都摆着两个深坑，一个是压，一个是哄。压的结果是反抗，哄的结果是纵容。贺排长两年多来就在这两个坑里跳来跳去，不能自拔。
左琳就在这复杂之中，协助贺大红贯彻着简单。同时，又在那尊简单的头脑里输入着多元的知识、文化、方法、观念、哲理、现实。贺大红在左琳的帮助下逐步改变了作风，人缘也逐渐好起来。
党支部成员对左琳的一贯表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当小学校成立的时候就以全票通过——由她担当教师。
因为热衷于建造校舍，我便热衷于去砖场干活。
不过，得讲实话，敝人热衷于砖场其实另有隐情。我在洪水之后的“大任务”会战中，在砖场，具体说来，在土地主和毛子的窑口，设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
是这样的：
有一天，小胖子到砖场来拉砖。她正跟毛子亲亲热热地说话，我一头闯了过去。小胖子见了我很高兴，说：“哎呀，刚好碰到你了，阿拉正要找你。”
我不解其意，问：“怎么说？”
她说：“有人托我给你带东西。”
“噢？谁？”
“你该知道的，打开看吧。”
我接过她手里的小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包花生牛奶糖，北京知青家里寄来的那种糖块儿。就一包糖，没别的。
我恍然大悟。
因为总也见不到达雅，又没有理由堂而皇之地去找她，我实在是着急，想了很久，想了个办法——托小胖子给她带一本书去。也没什么新奇的书，就是左琳送给我的那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无非是传达一个信息——我在想着她。仅此而已。
机会来了，我们租下的那条货船的船老大找我要白面（我们欠他的）。罗立华点头之后，我就叫上小胖子开着55到食堂去拉。当然是半夜三更去，食堂里有王少勇和张大伦作内应。干完那事儿后，我趁机就把书交给小胖子，叫她转给达雅，并嘱咐她要保密。
小胖子于是替我办了这事儿。
这包糖果便是那本书的反馈。
从此，书和糖就成为我和达雅之间的信，小胖子就成为信使。
因为我不是经常去食堂偷白面，很难见到小胖子，所以就拐了一道弯，由毛子代转，在小胖子拉砖的时候交付，交付地点——砖场窑口。窑口就这样成为我的秘密联络站。
我平均一个月给达雅捎去一次，书或者糖——从哈尔滨家里寄来的酒心糖。达雅平均每月给我捎来一次，糖或者书——从北京寄来的各种各类的图书。
……
如今，又要建造校舍了。我对砖场感情也就热上加热。
我快步如飞。
一路上，我都在寻思黑老彭那张笑脸，那副笑容。黑老彭是个爱笑的人。但这次不同，他笑得诡秘，笑得有内容，笑得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他的笑里一定藏着一个福音、一个与我有关系的喜讯。
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地到了砖场。
砖场的气氛不同以往，还从来没有这样过。
打砖机的轰鸣声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吵吵嚷嚷的对骂。全排人都围拢到打砖机旁看热闹。我赶紧跑上去。
对骂的双方是黄半斤和独臂黑豹。
胡大林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了事件的原委：独臂黑豹在晾晒棚子里码砖坯，码着码着觉得不对劲，砖坯越来越不成形，边角都模糊不清了，软塌塌的，拿不成个。他于是跑到打砖机那边看。打砖机的声音已经不对头了，吱吱嘎嘎，声嘶力竭。黄半斤正在入料口的位置上。他挥动着大板锹使劲地往里喂土，不但自己猛干还吆喝着另外几个人加油——他明明是在对打砖机施虐。那台老掉了牙的打砖机不堪重负，挤出的砖坯也就没边没角，没形没状。独臂黑豹上去制止黄半斤，让他慢着点儿，哪里能制止得住？挨了一顿骂。他一气之下拉了电闸。机器停了，对骂也就开始了。
我开始观察。
独臂黑豹说：“你拿打砖机出什么气？有气到连里撒去！”
黄半斤说：“管得着吗你？初一、十五、二十三都过去啦，你他娘的算个几儿？”
“算你爹，你缺爹管教！”独臂黑豹寸步不让。
“我日你亲娘！”黄半斤一边骂一边抄起一把大板锹。
“死啦，日不着，日你自己娘吧！”独臂黑豹满不在乎。
说时迟那时快，黄半斤抡起手里的大板锹朝独臂黑豹劈头就是一下。锹面正拍在独臂黑豹的脑袋顶上，他“咣当”一声倒在地上。
黄半斤上前一步，又是一抡。正当那锹举过头顶的瞬间，胡大林卯足浑身气力，从他的侧面一膀子撞过去，将其撞翻在地。众人一哄而上，把他手里的锹抢夺下来。
黄半斤企图挣脱众人的束缚，勇往直前，誓死要将战斗进行到底。
胡大林对众人喊道：“按住他！”
于是，七八个人一齐出手，按胳膊的按胳膊，按腿的按腿，按肚子的按肚子。独眼青龙则按住他的脑袋。
黄半斤反抗道：“死独眼儿！我日你亲娘舅——”
独眼青龙说：“你看你说的——俺也木（没）个亲娘舅哇——”
黄半斤一边挣扎，一边在嘴里纠集了一口痰，一鼓作气，朝着独眼青龙脸上猛地喷射过去。
独眼青龙何许人也？枪林弹雨滚过来的！这点眼神还能没有？他一闪身，那口痰不偏不倚，正喷到土地主脸上。
土地主当时正在按黄半斤的肩膀，一不小心挂了个满脸花。那张污水淋漓的面孔把大家都逗笑了，一笑，大家的手就自然松了劲儿。黄半斤趁机翻身而起。胡大林喊道：“压住他！龟儿子！”
于是，大家伙收住笑，重新把“龟儿子”按倒在地。
我在胡大林身边煽风点火，喊了一嗓子：“绑起来！”
胡大林猛然醒悟，命令道：“土地主，找绳子去！”
此刻，土地主正在专心致志地把那张污秽的脸贴到黄半斤的身上猛蹭，压根儿没听见胡大林的命令。还是独眼青龙自告奋勇，一会儿的工夫，绳子就找来了，找了十来条，一大堆，他一个人抱着。
大家七手八脚把黄半斤结结实实地捆起来。他拼命挣扎、骂不绝口。
我们赶紧过去看独臂黑豹。万幸，是锹面拍下去，不是锹刃。但他头还是破了，血流不止。不但头破了，眼睛和鼻子也出了血，可能是震的。独臂黑豹迷迷糊糊，言语不清。
胡大林赶紧打发人去叫邱胖子。
过了好一阵子，邱胖子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了。他骑车技术不好，七扭八歪的，里面穿了件白衬衫，外面套了件黑夹袄，戴了顶黄军帽，帽子太小，勉强扣在那颗肥胖的脑袋上，背着医药箱，眼镜片儿一闪一闪地折射着太阳的光芒，跟电影《小兵张嘎》里的日本翻译官如出一辙。大伙儿再次笑起来。
邱胖子给独臂黑豹检查后认为是脑震荡，有危险，得赶紧送团部卫生队检查治疗。
我们七手八脚把独臂黑豹抬到晾晒棚里。邱胖子给他止血。胡大林让毛子骑着邱胖子那辆破自行车回连里叫车，送独臂黑豹去团部卫生队，然后合上电闸，招呼大家接着干活。他把独眼青龙安排在入料口把关，嘱咐他控制节奏、匀速填土。
大家伙围着打砖机又干起来，砖坯子也恢复了正常的形状。
等到小胖子开着55把独臂黑豹拉走之后，晚霞已经染红了半边天空。该收工了。
黄半斤还被绑着，还在骂，改为痛骂胡大林。
我和胡大林把他押解到连部。
连部里热气腾腾，乌烟瘴气。黑老彭正跟几个连干部在开会，每人一支烟枪，大鸣大放，见我们进来就把注意力转向黄半斤。
李东山说：“咋回事？给他解开。”
胡大林说：“他疯了。”
李东山说：“他敢在连部撒野？解开我看看！”
黄半斤一松绑就瘫到地上，像泼妇一样，捶胸顿足，连哭带嚎地喊叫：“毛主席呀——你快来看看吧——汤河口的革命造反派冤屈呀——地富反坏翻天啦——还乡团又回来啦——你要给俺造反派做主哇——毛主席呀——我可冤屈死啦——”
李东山拍着炕沿叫道：“别叫唤——别叫唤，有事儿说事儿！”
“说就说！”黄半斤开始诉苦：“我正干活，干得好好的，一帮子地富反坏、还乡团就过来骂我、打我！就这事儿！”
黄半斤边说边用袖子抹着鼻涕眼泪。
李东山说：“具体点儿，哪个骂你打你了？”
黄半斤说：“黑豹！反革命分子吕天明的侄子——亲侄子！”
李东山转身问胡大林：“黑豹呢？”
胡大林说：“被黄半斤打成脑震荡了，已经送到团部卫生队。”
我连忙在一旁补充道：“差点儿没叫黄半斤拿铁锹砍死。”
李东山冲着黄半斤说：“那好，你先回家，等我查明事实再做处理。”
黄半斤爬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喊：“我等着！处理不公我告到团里！告到师里！告到兵团司令部！告到中央去！”
黄半斤走后，胡大林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我们就散了。
我临走时看见郭信良呆呆地坐在那里，两只手扶着炕沿。他的脸色苍白，嘴唇微微地颤抖，好像在自言自语。
我不止一次从老职工那儿听说过黄半斤在文革头两年里整治郭信良的事儿。郭信良一定是给整怕了，现在心有余悸。多亏了组建兵团，要不然黄半斤之流造反派们还得为所欲为、草菅人命。郭信良、王旭文、汪文清这样的干部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想想黄半斤刚才抡起铁锹的凶相也真叫人不寒而栗。他就是凭着这副生猛的凶相当上了造反派头头。所谓造反派其实就是一群以革命的名义集聚起来的暴民。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天下一乱，这些人就揭竿而起，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想到他们，就想到了人类的洪荒，想到了阴间的十八层地狱，想到了魑魅魍魉。他们给中国社会、中国人、中国历史留下了永远的伤痕。
兵团的军事化体制建立了秩序。尽管它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控制了文化革命的混乱、恐怖、无法无天、虎狼横行。抑制了造反派的发展。然而，兵团之外的社会上仍然处在“革命”的风暴和恐怖里。中华大地上充斥着黄半斤这样的亡命之徒。所以，黄半斤才觉得无比冤屈。
我不禁又想起左伯伯。我们已经快三年没有他的音信了。他在那里？他会不会落到黄半斤这样的造反派手里呢？我简直不敢往下想。
……
半夜了，我写好了当天的简报正准备睡觉，罗立华来了。他把我叫出去，说是有事儿。
那天的月亮像捉迷藏一样，一会儿钻进云里，一会儿又从云里钻出来。乌云匆匆忙忙地行走着，成群结伙，浩浩荡荡，把星星一片一片地吞噬掉。天空中翻江倒海、波澜起伏。
罗立华带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大学开始招生了。招生的办法是：从各个单位选拔优秀的人才。117团这次只有一个名额，是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团里决定把这个名额分到5连。黑老彭和宋福生正是为这事儿来的。
罗立华又告诉我：刚才党支部已经拿捏了一下，有几个人选，最后集中到两个人上，我是一个，洪飞是一个。明天开始搞群众评议，然后再由党支部集中审定。
这个消息像一声响亮的春雷，也像一阵清爽的春风，又像一通报喜的锣鼓。它把我震撼得心花怒放、万马奔腾。
自文革开始之后，全国的大学就停课了。不仅停课，连招生也停了。一停就是五年。快要荒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