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爸叫左安瑜，浙江临安人，在乱哄哄的民国初年出生在一个名门大户里。他懂事后就一路读书，后来留洋读书，读着读着就读上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服务于第三国际的情报机关。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前往哈尔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秘密活动。在中国工作的日子里，他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并且曾经与周恩来有过秘密会面。
1942年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策划对延安——中共的核心首脑机关发动一次突然的“闪击行动”，企图将中共一举歼灭。
左安瑜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小组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正巧截获了胡宗南部发给重庆国防部的密电。密电的电文是用暗语写的，左安瑜根据暗语中的词汇，根据那些词汇曾被多次使用的轨迹发现了其中的玄机。他推测出胡宗南部正在策划对延安采取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
按照第三国际秘密工作的规定，左安瑜这一层人员无权向中共直接通报这样的情报。与中共的联络有常规的渠道，即使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第三国际的情报机关也要使用他们自己的特殊通道，任何人不得越雷池一步。
出于对中共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左安瑜跨越了雷池。他私下里利用一个商业电台将这一事关中共生死存亡的情报及时发送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根据这份情报对胡宗南部的行动及时作出了必要的部署，以致在一年之后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部的“闪击行动”。
1942年年底，由于一个捷克人的疏忽，左安瑜的工作小组暴露了。这个组织的暴露导致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情报系统遭受重创。左安瑜在无法撤出的情况下，向中共方面请求帮助。随后，他被上海地下党藏匿起来，后来转移至苏北根据地，从此与第三国际失去联系。次年，第三国际宣布解散。
在其后的日子里，他为中共培训情报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安排在国家政治保卫部门工作，地点在北京。
1956年以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组织上鉴于左安瑜第三国际的工作背景，决定将他调离原单位。由于他以前曾在德国学过石油化工，中央组织部就把他分配到东北石油化工研究院。左安瑜就是这样带着家眷来到哈尔滨，同我的一家人一同住进了“大死猫”那间俄式旧屋里。
平静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左安瑜就在平静的时光里变成了老左。
一个意外的事件打破了平静的日子。
有一天，老左收到了一个邮包。邮包里的物件是一个小笔记本子。小笔记本里的内容是用俄文记载了一些勘探石油方面的技术性工作日记。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这么一句俄文：“去寻找打开地壳的钥匙吧，我们的地下有无穷无尽的宝藏。”
老左非常困惑。邮包的发出地址是萨尔图油田。老左不认识那里人，也从未去过那个油田。邮包里除了这个小本子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任何说明这个小本子用途的信件、便条等。没有任何解开这个谜团的蛛丝马迹。
老左反复拿起小本子翻阅。除了俄文以外，小本子里的字还夹杂着德文。两种文字对比起来看，俄文好像不是小本子主人的母语，而德文写得更娴熟、自然。而且，那德文的字迹似曾相识。
老左的脑海里蓦地闪出一个人——一个第三国际情报机关的同事。这个人曾与老左在上海并肩战斗过，是位德国人，在那次行动暴露时与老左失散，之后便杳无音信。
难道真的是他？他在二十多年后为什么会出现？他为什么寄来这样一个小本子？老左点燃香烟，陷入深思。一切迹象表明：这绝非一个普通的技术日记。
回到家里，老左匆匆地吃了口饭，就开始仔细阅读笔记本里的内容。内容杂乱无章，仔细辨认起来并非采油专业人士所写。而且夹杂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老左再仔细看下去，一股黑暗而黏稠的潜流喷薄而出——那个小本子竟然是一个当时苏联情报机关发出的特工手册。它包括了两部分内容：一套密码，一套联络指南。它的背景很可能是苏联情报机关对中国的一个战略性的、长期的部署。
但是，所有这些判断都只是一个方向上的猜测。老左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不会轻易的做出结论，也不会轻易地向组织上汇报。他知道，破解其中奥秘是一项浩瀚的工程，他需要为此付出很长时间的努力。
一年之后，老左已经破解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这时，文革开始了。老左意识到：国家混乱的时候，外国情报机关一定会乘乱行动。他有责任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此事。于是，他决定前往北京。为了安全，他临行之前把笔记本交给我爸保管。到了北京后，老左跟国家政治保卫部门取得了联系，并报告了笔记本的内容。机关派人把笔记本从我爸手里取回后便组织专业人员破译。其后的事情不得而知。
老左在文革初期，在最混乱的时候，受到周总理的保护。
周总理拟定了一份需要重点保护的隐蔽战线干部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全部调到北京，穿上军装，安排在部队里。有鉴于老左同志在为第三国际工作期间曾经突破第三国际的限制将极其重要的情报及时地传递给我党，在历史上为我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周总理也将他列入名单。
然而，1969年以后，党内的斗争愈演愈烈。
老左最终还是被当作苏联特务抓起来了。
我的小舅因为与“特务”有亲属关系而受到牵连，被“停飞”了。
他万念俱灰，一泻千里。
我的小舅妈——左琳的大姐，在那个神魂颠倒的时刻里，表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高风亮节，毅然提出与我的小舅离婚。她怕耽误了我那小舅的锦绣前程。
小舅在最初的时候坚决不同意离婚，他要坚守这份至真至切的情义和海枯石烂的誓约。但后来遭到团长的一通臭骂。那位团长拍着桌子，跺着脚吼道：“你小子疯啦——啊？你他妈的为了娘们儿就不想跟共产党干啦——啊？”
小舅被骂得低下了头。
他低着头，心不由衷地签下了离婚协议书，肝肠寸断。
他们闪电一样认识，闪电一样相爱，闪电一样结了婚，又闪电一样离了婚。
老左的变故给他的两个女儿都带来了厄运。
左琳因此被免去排长的职务，当一名普通的农工。她的脸上多了一分坚强，也涂了一层淡淡的忧伤。
她每天收工回来的时候都显得筋疲力竭，一副肩膀渐渐塌陷下来。那副肩膀实在是扛得太重了，扛着爸爸、扛着大姐、扛着沉重的痛苦、扛着未知的前途。
“大死猫”那间俄式旧屋被单位收回了。我爸妈住进了单位里的单身职工宿舍。那个宿舍是一栋筒子式的简易木板房，一个仅有十二平方米的房间，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左琳的妈妈和大姐也各自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一家人颠沛流离。
我的心情糟糕透了。
我摆弄着左伯伯送给我的那支小手枪——它一直跟随我，它是我的至爱。
看着这支小手枪，就看见了左伯伯。他慈爱、安详、和气可亲。他有一颗高尚的、坚强的、男人的心灵。他把这支枪交给我时候，我只是觉得好玩儿。而现在，我才感受到了一种深挚、庄严、豪迈的期待。我感觉出，他正在抚摸着我的头，无声无息地告诉我——要做一个硬朗朗的男子汉，拿着枪，在混沌的世界里冲杀，杀出一个清白的天下。
我对一直让我引以为自豪的小舅的感情也从此有了改变。据说他后来又重新飞起来，但是，他再也没有飞进我的天空。我每次想起他的时候，都觉得他陷在重重的迷雾之中。
我始终不能忘怀开荒翻地时与达雅的那个浪漫的日子，那个刻骨铭心的瞬间，那场心灵的拥抱。
那一天，那一刻，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默默地把一种生生不息的期待深深的藏匿起来。我们以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机缘，甚至都很少有见面的时候。
我总是盼望着李东山能在什么时候，在某个晴朗的日子里，再把我派到机务排当农具手，那怕就一次！一次，便心满意足！然而，这个仅仅属于我和她的时刻竟然残忍地一去不返。那个红情绿意的日子只是不断地重现在花开花落、春去秋来的梦境。李东山每次都把我派遣到农工班去干活，干些重活、脏活、累活。按照郭信良的说法：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有一天，我又滚了一身泥巴收工回来。
一群人围在食堂门口看黑板报。我也挤过去看。
那是新出的一期板报，内容都是些好人好事。其中有这样一首小诗：“咱车来了新学员，乌黑的小辫儿垂双肩。两手紧握操向杆，朝霞映红半边天。”
诗的作者是33号车的车长——常庆功，一个风流倜傥的，农机专业的大学生。虽说是个大学生，他实际上只念了一年多的大学基础课程，文革就开始了。他在学校里参加了两年多的运动，69年的4月份被分配到我们连队。他本来应该担任机务技术员，但一方面功力不足，另一方面连里已经有了一个机务技术员，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实实在在地念了四年大学课程。在这样的情形下，连里把他安排到机务排当驾驶员。没当了几天，他就要求“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鉴于他毕竟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连里给他落实了一个车长的职务。他的驾驶水平略微高于达雅。在技术方面不行，他在文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会吹笛子、拉二胡、说山东快书、唱样板戏，等等等等。因此，他成了全连的文艺骨干。那时候连队里有一种群众组织——战士委员会。它的责任说起来有好几十条，其实主要是两条：一是搞宣传鼓动，丰富连队文艺生活；二是监督食堂改善伙食。常庆功不久就当选为5连战士委员会主任，大家伙戏称他为：常委员长。
这首小诗显然是常委员长在赞誉达雅。
我看了之后，心里莫名其妙地别扭起来，一股无名火越烧越旺。
我联想起有一次开大会，本来达雅可以坐得离我近一点儿，却被他叫到后面去坐——跟他坐在一起。
最近，常委员长特别活跃，一到开会的时候，他就在会前发起唱歌：“二排——来一个——三排——来一个——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他使劲儿地得瑟！
夜深了，我心烦意乱，无法入睡，想着一系列的别扭事儿。我又想起常庆功，大家伙还夸他多才多艺，真是邪了门了！他写的那几句顺口溜也能叫“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才是诗！左伯伯就爱朗诵这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