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新华社驻港办回到弟弟的住处时，天色已晚。我向弟弟讲述了在新华社驻港办的情况。遇此等棘手之事，一向沉稳的弟弟说：“连夜出关肯定不是办法，你还没有返程的车票，慌慌张张的，海关更没有放行的可能，问题反而会闹得更复杂。”他们在港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明天即返回内地，他想让我与他们同行，可那阵子回深圳的火车票很紧张，第二天的火车票早已售罄。说来也巧，正在我们姐弟为无着落的火车票发愁时，从弟弟同事那里传来消息，他发现他编的软件程序出了点问题，一时还没有找出原因，第二天肯定走不了了，我可用他的票，难题就此化解。弟弟知道此行不会顺畅，即使有幸，香港海关能在第一时间放我出关，也肯定是少不了罚款的。弟弟知道，我身上只带了二百美元。他要和他那位哥们儿同事给我凑上几千港币，以备罚款之用。我说不必了，我就是出国去留学的，那边又有姐姐接应，没带多少钱很正常。他们要罚款，我就交他们二百美元，若实不放行，到时再说（现在看来只带区区200美元赴澳，似乎不大可能，那时却很正常）。事已至此，我也就干脆定下心来，起初的那点小恐慌，反而没有了。我只有冷静面对，缜密考虑闯过眼下难关的对策了。我真还算得上是个不怎么怕事的人，曾碰到过的疑难险情，也都被我“力挽狂澜”，一一化解了。我想不就是非法滞留了两天吗，把滞留的理由找充分了，我就不信，他们真就不讲理了。为了找到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我把这几天来所有经过的事情细细地梳理了一遍，心里便有了点儿底。要是真闯不过这一关，被拘留，再遣返了，这辈子无缘无故地落下这么个污点，也真够冤的了。要是罚了相当数目的款，被放出去，就这么白白损失掉弟弟和他哥们儿的一大笔钱，也很不是滋味。不管怎样，只要我该想的都想到了，倒霉的事还是发生了，那只能算是命里注定的麻烦，是躲不过去的了。
第二天，我与他们这个基本完成任务的中科院项目小组一行前往机场。我弟弟和他的哥们儿同事紧伴我左右。到排队时，我让弟弟不要挨着我，多隔几个人，以免因为同姓引起注意，受到牵连。当海关一个不太年轻的男安检员接过我的护照，一过目便发现我是个在港滞留人员，即示意我出队。我飞快地回头看了一眼弟弟，见他担心地望着我，我给了他一个轻松的微笑。安检员将我领进了一小房间。房间里正坐着几个哭丧着脸的内地男女，气氛压抑。屋内的工作人员简单质询了我几句，随即拿来了一张大大的表格让我填写，其中有一栏是滞留原因的说明。我如实填写了其他内容之后，就在滞留原因里大做起了文章，表格空间不够，我又夸张地向工作人员额外要了张空白纸。我从由于在澳洲读博士姐姐替我转换学校，没有及时将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传到澳洲驻北京大使馆，从而导致了签证被取消。大使馆想通知我时，我已到了香港，所以香港海关在我准备飞往澳洲时，在机场登机前的安检处将我截获了下来。此后就是香港总领馆在为我补发签证问题上与澳洲驻北京大使馆的交涉过程。澳洲驻香港总领馆主张放行，澳洲驻北京大使馆坚决不允。还不忘表扬了几句总领馆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赶上了周六日的公休，还遭遇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时间最长的一起地铁停运事故。我把相干和不相干的理由都尽可能地凑了上去，洋洋洒洒地大写了一通，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当女工作人员接过我递上的表格和那张写满了字的大纸，草草过目后，边微微点头边递给了她的男上司。看到我这么快就写了这么一大篇的缘由，那位男上司面带狐疑地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不知哪根神经被触动了，突然抬起头来，朝我用粤腔普通话大声说道：“没事了，你可以过了！”听到这句话，我站起身来，回了声“谢谢”，轻压心头的狂喜，疾步离开了这个令人生畏的小屋，生怕晚离一步，再会生出些什么幺蛾子来。我真不敢相信，不但原先想象的极其困窘之场面没有出现，就连必需的罚款也一分没罚。一场小风险就让精心准备的一篇大解释，化险为夷了，嘿嘿。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从特别通道过了关。当弟弟看到被海关人员带走的我早他们一步出关时，惊喜之余也带着疑惑。在得知我还未被罚款分文时，众人更是叹道：“你太幸运了！”
当一行人得知我再次延期的机票只延期了七日，七日之内我必返港时，都觉不妥。在返回途中转乘耽搁，实际到北京后也就剩下五日了，很有可能还没等我拿到新签证，机票就又过期了，我又要麻烦缠身了。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至少延期半个月。一般说来他们的想法是符合常理的，也几乎是铁定的结果。然而，延期七日是我有意为之的，我不愿再折腾了，就是要速战速决，行就走，不行就算，但我的潜意识里也还有这样的想法：越不符合常规的做法，越有出奇制胜的机会。事物都是辨证的，我是没给自己留出时间，但在有效的时间内，他们也不得拖延，我也不用茫然苦等了。结果证明我的潜意识是对的。
（二）
到了北京，正赶上周末和五一放假，使馆闭馆。我赶紧回了趟天津，在家待了三日，便急返京。我的时间只剩下不足两日了。因我是名义上的自费公派生，这是当时那个历史阶段，对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的特别要求。公派就意味着，被派人手持的是公务护照，公务护照是不能自行办理签证手续的。我必须将护照交给天津外办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出面为我办理。要是那样，还要先向天津外办的工作人员说明：签证被取消及在香港滞留等情况；待左解释右解释后，他们认可了，还要请示领导审批，获准后，再走公办的程序，那样一定是来不及的。时间不等人，我决定自己试试。恪尽职守的签证大楼门卫见我手持的是公务护照，任你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死活不让进。就这样怀着侥幸心理的我，在办签证的大楼门口（现在早已换了地方，也已不是这个规矩了）徘徊磨叽一日有半，就是无法进得大门。当晚23点我即要从香港乘机飞往澳洲。可临近中午，我的脚还是不得迈进大门。在我几近无望时，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上次与津外办人员同取签证时曾与我见过一面，聊过几句的小伙子。当时，只知他是楼内工作人员，不知是哪个部门的。他奇怪我怎么这么快我就又从澳洲返回了。见我一脸沮丧，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简单与他讲了一下情况。好心的小伙儿毫不犹豫地说：“我帮你！就说你是我姐。”并飞快地记下了我的姓名和护照号，即冲回楼内，很快返回，并带来了澳洲使馆签证处的准入条。进到楼内，只见通往办理澳洲留学生签证区的大门紧闭。门前拥堵着一堆堆焦灼不堪的人们。门口贴着张刚刚发布了几日的告示，告示内容大致是：因澳洲政府正在调整接收外国留学生规则，故在新规则实施前的两月内暂时停办赴澳留学签证。那小伙儿帮我按了门铃，不一会儿，只见一个戴眼镜四十多岁，瘦高身材，梳着一条粗大辫子，穿一身黄底黑花连衣裙的亚裔女子将门打开，一脸嗔色。我赶紧递上我的护照，她瞄了一眼，开口道：“我们正等着你呢！”那凶冷语气，似乎在等的是个落网逃犯。我没有搭理她，感激地向小伙儿道了谢。小伙儿乐呵地说了声：“再见！”转身跑开了。我随独辫女踏进了办公区的大门。进门后，她紧绷着脸问道：“你为何撤了第一所学校的学费？”我向她解释了缘由，听罢，她觉得难以判断，于是将我领到首席签证官的办公室。首席签证官是个看上去挺温雅的男子。我一坐定，便主动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因有备而来，英语能力比实际水平要显得更好一些。我与首席签证官的交流，用不着独辫女翻译。独辫女开始对我有点刮目相看了。我首先说明了我姐姐换学校的原因，是因原来的学院离市区太远，交通不便，于是撤了交予原学院的学费，转交到了新学院。在新学院还未将接收新学员的名单报送给你们时，你们即收到了原学院被撤学费的通知，所以你们迅速做出了取消签证的反应。以后事情的发展经过，你们通过香港总领馆已有所了解了。他听完我的解释后，又接着问我，一期语言学院的学习结束后，你还有什么打算。我实事求是地说出了我的真实想法，语言学院的学习结束后，若有机会的话，我还希望继续深造，如攻读硕士之类。我坦然面对，从容表达，似乎引起了他的好感；加上我言之有理，叙之有度，首席签证官竟越规首肯了。他面露微笑地告之：“你明天就可以来取签证。”我说：“明天已来不及了。”我将当晚23时从香港飞往澳洲的航班机票出示给了他。他看过机票后，问道：“今天下午一点半是否有时间？”我说：“有。”他立马起身，拿起公文包，说：“我给你加急特批签证。”便急匆匆离开了办公室。一直坐在我身边的独辫女看到首席签证官破例地要给我加急特批签证时，此刻神情顿显得温柔了许多。这个被前来办签证的人们背后称之母老虎的她，彬彬有礼地将我送出办公区的门口，还连声说：“祝你学业有成！”我一出门口即被拒绝办理签证的人们围拢起来急询结果，听到我居然在已经停办签证的情况下，还能拿到了签证，又是不解，又是羡慕。此时已过中午12点了，我冲出包围圈，赶到西单民航售票大厅定了当日下午四点多飞往广州的机票。等下午一点半拿到签证后，接着就马不停蹄一路南奔，在飞机晚11点多起飞前两小时赶到香港机场，就此真正踏上了赴澳的留学之路。特批签证助我远行。
我感谢姐姐的劝说，否则我将错过这次难忘的异国之旅，错过虽有点艰涩，却如此丰富新奇、波澜跌宕、炫熳多彩的时光。以后虽也有出国机会，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特定的烙印，错过了，就不可能再现了。对海外学子来讲，那是个独一无二的时期。熟悉与陌生、迷茫与追求、叛逆与道德、失望与希冀、毁灭与创造，碰撞交织得异常猛烈。既有一败涂地，葬身于无边苦海的残酷，也有一片光明，艳阳高照的灿烂。
我庆幸，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末班车。
在澳洲，我认识了他们一家
1987年5月初，刚到澳洲自费留学的我，虽有一点打工意识，但国内生活状态的惯性和刚到国外时的兴奋与好奇，还是将那仅有的一点意识给冲淡了去。两周后见我满怀新奇，轻松愉快地一心学习，别无它顾的样子，助我赴澳的姐姐有些着急了，赶忙提醒，自费留学是要全靠自己的，打工挣钱不能含糊。她这一点，我才如梦方醒，必须立即面对现实，再不能那样无忧无虑了。很快，一个周六的上午，我就在墨尔本大学专为学生提供Part time工作的招聘栏中发现了一条家长为孩子招聘家教老师的信息，教授的内容是：国语。要求是：国语要标准、女性。我想，正合适呀。我临出国前买了上下两册教外国人学中文的教科书并带到了澳洲，算是有点小准备的。我记下联系人的姓名、电话和地址。回到出租屋内即与对方联系，接电话的是位老先生，相互“hello”之后，我先用英语向他确认了招聘家教之事，他肯定后，便操着一口蹩脚的广东国语，开始询问起我的基本情况来了。我用极标准的普通话，信心满满地一一作答。答毕，他约我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到他家去面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