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孙权当上“大老板”之后的用人思路，固然无可指摘，但毕竟造成了令人惋惜的人才浪费。三国的形势是“天下九州，魏占其七”，孙权当政之初北方尚未统一，还是袁绍和曹操对峙的阶段，但孙氏只占“一州之地”、地盘少、人才缺的态势却一目了然。如果说袁绍、曹操是“大企业”，孙氏只不过是“小公司”，用好手里几张牌，让他们各尽其用，扬长避短，是“企业”发展之必须，也是领导者的责任和本分，从这个角度看，周谷的悲剧既有他自己的因素，孙权自己不会“打牌”，也要负一定责任。
用好你的“会计”，把一些可能有缺陷、可能不总是讨人喜欢的牌用到最合适的地方，而不是一看牌点不大、花色不喜就弃若敝帚。
效率低得一塌糊涂的“府兵制”
从西汉到唐代前期，在大多数政治、社会稳定的年代里，中国的兵役制一直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即让每个适龄男性农民在一生中定期服兵役。比如西汉兵制规定，自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健康男性，一生之中都要服两年兵役，此外每年还要服一个月徭役；而唐代的府兵制则规定，二十岁至六十岁的健康男性，按照十丁抽二或十二丁抽一的比例被编入“军府”，定期被抽调去远方服兵役。
有意思的是，如果按现代“效率第一”的标准去衡量，这种兵制的效率实在低得一塌糊涂。
按规定，西汉服兵役的男丁一年戍守边境，另一年则在京城服役，一些边远郡县的男丁为了赶到服役地当这一年的兵，光来回路上就要走好几个月；而每年一个月的徭役，如果摊上修都城、治理黄河、修补长城或驿道这样的远活儿，花在路上的时间比正经干活的时间还多。
如果说西汉这国防、基建效率算是低得有些过分，那么唐代的府兵制在效率上则简直夸张到恶搞了：按照较普遍的记载，唐代府兵的服役规定是“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千五百里八番，两千里十番，两千里以上十二番”，意思是如果服役地点与出发地距离为五百华里，则府兵需每五个月前往该地服兵役一次，每次一个月；如果距离为一千华里则为每七个月一次，以此类推。为了确保服役地点随时有充足兵力，这种征调并非五个月、七个月才有一次，而是每个月都有，这就要求每个“军府”必须根据“番数”平均分配每次派发的兵力。比如某个“军府”离服役地五百里，有府兵一千人，按“五百里五番”的规定，每名府兵每五个月被征发一次，而事实上几乎每个月都有征发，因此真实的操作方法是把这一千人分成五拨，每个月派其中一拨出发。中唐时曾有人算过一笔账，“五百里五番”的府兵每次出发往返需要差不多二十四天，一年要轮上两次，就是四十八天，而正经服役时间不过六十天而已。正如明朝思想家王夫之所批评的那样，这些府兵看似忙碌得要命，人生最美好年华中，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要花在服兵役上，剩下的时间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军训，可战斗力如何呢？府兵们连吁带喘跑了快一个月才赶到军营，刚把班长、排长、连长的名字记利索，跟同班战友混个脸熟，这还没干啥呢，一个月服役期就满了，得赶紧往回赶；等几个月后再出发，去的未必是上回那个军营，就算是，一块儿站岗放哨的也未必是上回那班战友了。可想而知，这样一支总在吐故纳新中不断低级循环的军队，其合成作战的能力究竟能强到哪个地步了。
如此效率低下的机制，按理说应该广受诟病才是，事实上，因为不适应军事需要，这种低效的兵役制度往往在推行一段时间后便被偷换概念，甚至名存实亡。比如汉代的兵制到了汉武帝之后，就用诸如“羽林孤儿”、“勇敢”、“奔命”、“伉健”等招募的常备兵（羽林孤儿是阵亡将士子弟，“勇敢”和“奔命”分别是吴郡和蜀中的志愿兵，“伉健”是特别招募的神射手），以及“七科谪”（官吏有罪者、亡命者、赘婿、贾人、故有市籍者、父母有市籍者、大父母有市籍者）、“恶少”（大约是进过少管所或工读学校的问题少年）等被迫应征的炮灰，大量替代了传统的郡国兵，到东汉索性把郡国兵取消了。而唐代的府兵从一开始就有“竞争者”：第一任皇帝李渊起兵时就招募了大量“义士”，第二任皇帝李世民对朝鲜、突厥用兵，都大量招募志愿兵，并自夸“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李世民出兵征讨辽东，用兵十万，绝大多数是招募来的志愿兵。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八载（749年），决策层索性“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彻底废除了府兵制度，而事实上早在此之前，唐军的主力已经是志愿兵性质的“长征
骑”和“长征健儿”（前者是骑兵，后者是步兵），劳民伤财的府兵反倒成了后勤、辅助兵种。
“让大家都忙起来”的奥妙
这样的军事体制诟病虽多，但支持、颂扬、怀念这种看上去无论如何也没道理存在的体制的人却更多。比如东汉的郡国兵是第一任皇帝刘秀就废除了的，但反对之声也是从刘秀时代就开始的，其中不乏杜诗、班固、虞栩这样的名人；唐代废除府兵的建议是李林甫提出、李隆基赞成的，此后一直到唐朝灭亡，都不断有人提出“废除府兵是恶政”，并将之归咎于“李林甫专权蒙蔽”，这自然是因为实际上的决策者—唐玄宗李隆基不便批评的缘故。如果说班固这样的文人发些议论，或许是书生谈兵不知深浅，但主张恢复这类“吃力不讨好”兵制的人，包括东汉初年“军政双优”的实干派官员杜诗，和经历过安史之乱和藩镇混战，当过三代唐朝皇帝智囊，不仅精通兵法而且谋略出众的“神仙人物”李泌，就不能不格外引人关注了：又折腾钱，又折腾人，直接效益却是最低的，这样一个军事体制，咋那么多聪明人会支持呢？
奥妙便在于汉、唐决策者制定这样的军制，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单纯“军事问题”或“效率问题”。
在古代，军队的作用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这个“安全与稳定”既对外，也对内，而在天下承平、对外冲突不多的时代，对内的考量则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局面，自然莫过于领内安堵，兵革不兴，无须动用武力去平息内部纷争和社会骚乱；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出路不是提高军队效率，而是想办法让大家“打不起来”。
日本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祖孙三代曾煞费苦心地推行了一系列“很折腾人”的体制，如征调各地诸侯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城池、寺庙和道路，让各地诸侯定期来幕府朝觐，且必须具备符合身份的仪仗排场等等。大约是觉得折腾得还不够，据说他们还故意把刚修好的建筑烧毁，然后借“失火”为由再搞一次全国总动员。正如一些日本学者所评论的，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消耗各地诸侯的财力，让他们无力作乱，其次是让他们整天忙碌不堪，即便有能力作乱，也没这份闲工夫。
清初雄踞云南的吴三桂曾向老谋深算的洪承畴请教长治久安之策，洪说“不可教一日无事”，虽说的是两码事，但这句话本身却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一个组织实体要想保持稳定，减少内耗和内乱的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都忙起来。
李泌经历过多次实战，自然知道论打仗，府兵是比不过募兵的，但在他看来，府兵的存在，让全国军事机器一直忙碌地运转不停，从根本上杜绝了地方拥兵自重、将士跋扈妄为的源泉。废除府兵，发展志愿兵，表面上看的确提高了平乱的效率，实际上却培养了一个平时唯恐天下不乱、乱时凭借实力恣意妄为的军阀群体。晚唐时那些常备兵动辄生事，野心大的想称王称帝，野心小的能为一顿饭和大员们动刀子，说到底就俩字—闲的。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军力最孱弱的朝代，规模庞大、战斗力虚弱的禁军和厢军，则成为广为诟病的对象。但在宋代，这“中看不中用”的百万豆腐兵体制，却被欧阳修等政治家称颂不止，更为历代皇帝所沿袭。宋代皇帝宁可给弄得天下缺胳膊少腿，也要坚持这么个“废柴”军制，自有其奥妙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