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名可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类。
物，是达名，客观存在的一切“实”必定用这个名（“物”）去称呼、去反映。
马是类名。与这个实（马）相同的对象，必定用这个（“马”）名去称呼、反映它。
臧（奴隶名）是私名。“臧”这个名就限制在称呼反映臧这个实。
由以上经文可以看出达名是范畴，是外延最大、最一般的概念。“达”即通。现在仍说四通八达，通情达理，都是通、达对举。《墨子·经说上》举例说，物即是个达名，泛指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在它之上没有更高的类。客观存在的实必定用“物”这个名去反映、称谓。《墨辩》中还讨论了时间（久，弥异时也）、空间（宇，弥异所也），有穷、无穷等范畴。按照《墨辩》的思想，这些范畴也应视为达名。
类名，是指一类具体对象所共有的名。如马、牛、羊、动物、生物等全是类名。类名的外延有大、小，但不论是外延较大的类名还是外延较小的类名，总的来说都是一类（包括两个以上）对象所共有的名。在《墨辩》中，类名的外延有大、有小，但无论如何大，总是比达名小，类名外延如何小，总比私名大。
私名，外延限制为一个单独的对象，反映一个独一无二的单独对象的名。如：臧。这是个奴隶的名。这个名就止于称谓，反映这个特定的客观对象。据此，私名就应是传统逻辑中的单独概念。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亚里士多德、墨子、孔子、黑格尔等名人，社会约定，也具有专有名词的性质而表达单独概念，但一般人的姓名，由于同名同姓者很多，就很难说是“是名止于是实”。《墨辩》中所举私名的例证臧就是一个一般的姓名。这样看来，《墨辩》中的私名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单独概念，而是有点把私名与姓名之名混在一起了。这反映出在《墨辩》产生的战国时期，“名”确实是一身而二任，还没有形成“概念”这个概念。
至于达名、类名则毫无疑义地与传统逻辑中的普遍概念相当。普遍概念的外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以至无穷多个对象。达名、类名的外延与普遍概念正好等同。
除将名区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外，《墨辩》中还依据“名”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把名划分为“以形貌命之”之名与不“以形貌命之”之名，“以居运命之”之名，“以举量数命之”之名。
首先看“以形貌命之”之名与不“以形貌命之”之名。《墨子·大取》中说：
以形貌命者，必恕是之某也，焉忿某也。不以形貌命者，唯（虽）不忽是之某也，忽某可也。……诸似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
以客观对象的外貌特征为根据命名的“名”，必须知道它所反映的对象是怎样的，才能知道它所指的对象。不是根据客观对象的外貌特征命名的“名”，虽然不知道它所反映的对象（外貌特征）是怎样的，但仍然可以知道它所反映的对象。……那些以客观对象外部特征为根据命名的“名”，像山、丘、室、庙（宗庙系指宗族之庙而非后世宗教之庙）都是。
所谓以形貌命之之名与非以形貌命之之名，这是依据名所反映的对象是否可指出外貌特征来划分的。以形貌命之之名，就是可以指出具体对象与外貌特征的“名”，如山、丘、室、庙、牛、羊等。不以形貌命之之名，就是不能指出具体对象及外貌特征的“名”，如仁、爱等道德之名。与传统逻辑概念种类相比较，以形貌命之之名相当于实体概念，又称具体概念，而不以形貌命之之名相当于抽象概念或说属性概念。
关于“居运之名”，《墨子·大取》中有如下论述：
诸以居运命者，荀入于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
居即处，运即动。指的是某对象所处时间、空间发生变化，对其加以反映的“名”也因之发生变化。因此，随思维对象时间、空间位置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名，就是所谓“居运之名”。那些以居运命之之名，如果在其中（如某人在齐国）则以其“居运”特点命之（某人为齐国人）。离开那里（齐国）则不是（以在那里居住为特点而命的名）。以居运为特点命名的名，像乡、里、齐、荆都是。其中，乡、里大概是指人的居住地点，齐国、荆（楚）国则属于人的国籍了。某个人今日在某乡、某里，他就是某乡某里的人。一个人今天在齐国，则为齐人，明天到了楚国，则又为楚人。以居运命者，进去则是，离开，则不是。
关于“量数之名”，《墨子·大取》中说：
荀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也唯大，不与大同。……诸非以举量数命者，败之尽是也。
假若这是一块白颜色的石头，把这块石头打碎形成几个部分，我们仍可称这些小块石头为白石。但这块石头是一块大的，把它打碎成几个部分，每一部分却不能称为大石了。……那些不是以数量命名的东西，打碎后都是这样。
由以上对经文的理解可知，“量数之名”是随着客观对象数量大小的改变而改变的名。“大石”就是量数之名，而“白石”则是非举量数之名。“大石”打碎，其每个部分就不能再称为“大石”，因其是量数之名。“白石”打碎，形成的每个部分仍可称白石，因其是非量数之名。与传统逻辑“名”的种类相联系，量数之名相当于相对概念。因为大、小，多、少这些量总是相对而言的。某石称为“大石”总是相对于体积小于它的石头而言的。而大石被打碎形成的部分相对于打碎前，其体积当然不能再用“大”去反映。
非举量数之名相当于绝对概念。对于某个事物类，虽有量的变化（未发生质变）其属性是不变的。在此条件下，是绝对的。如“白石”之白，作为石的属性之一，尽管一块白石打碎成几个部分，可每个部分的颜色并未发生变化，故仍可称为“白石”。
《墨辩》中还论述了所谓“兼名”：
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
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日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
意为说牛马是非牛与说牛马是牛是一样（不正确）的，原因就在于“牛马”是一个“兼名”。经说的解释是，说牛马是非牛，不对，牛马是牛，也不正确。而说牛马是牛，对“牛马”来说是不对的，对“牛”来说也是不正确的。
牛是一类，马是一类，而“牛马”则是由牛与马混合而成的。如此，牛是牛，马是马，“牛马”既不可称为“牛”，亦不可称为“马”，就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了。
“牛马”为兼名，反映的对象是牛与马合成的整体。构成牛马这一整体的部分牛或马当然不具有“牛马”这一整体才具有的属性。说“牛马”是非牛（牛马群中“非牛”即“马”），与说牛马是牛均是不正确的。因为“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二”实为“兼”。
《墨辩》上还有一条经文也讨论到这个问题。
欧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
俱一若牛马四足。唯是当牛马。数牛数马则牛马二。
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则指五而五一。
经意是，兼名作为反映许多对象构成的整体的名，原因在于存在“俱一”与“唯是”两种情况。所谓“俱一”是说分别看每一个都是一。如“牛马”这一兼名从分别的意义上看说“牛马四足”，是说“牛四足”、“马四足”。并非是牛马相加才有四足。“唯是”意为从整体上看，只是这一个。“牛马”这一兼名，“数牛数马则牛马二”，包含构成这一个兼名的两类个体。“数牛马则牛马一”，“牛马”
作为一个整体只是一个类。就好像人数手指一样。从“俱一”即分别的角度看每只手有五个手指，而从“唯是”即整体上看，那么五个手指是同在一只手上的。同样的一只手上的五个手指，从某个意义上是“五”，换个角度，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看是“一”。
兼名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类构成的整体。兼名只能指称整体而不能指称构成整体的部分。故说兼名“牛马”既不能指称牛，也不能指称马。“牛马”之名只能指称牛马。据此，《墨辩》的兼名有类于传统逻辑中的集合概念。
二者并不等同。
《墨辩》中除了从理论上讨论了达名、类名、私名，以形貌命、以举量数命、以居运命之名及兼名外，还注意了区分、使用肯定之名与否定之名。虽然不像前几类名那样有理论上的概括，但也是不应忽视的。《墨辩》中极其娴熟地定义了许多名（概念），对许多名（概念）进行了划分。
在其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名是肯定及否定对举的。例如：
《墨子·经说下》中有：“体”与“不体”、“合”与“不合”、“类”与“不类”、“辩”与“不辩”等成对成双的名。每组前一个名反映那个名具有某种属性。如：“体”具有“不外于兼”的属性，“合”具有“俱处于室”的属性，“类”具有“有以同”的属性，“辩”具有“当者胜”的属性。相反，每组后一个名反映那个名不具有某种属性。
“不体”则“不连属”，即不具有“连属”的属性。“不合”则“不同所”，即不具有“同所”的属性。“不类”则“不有同”，即不具有“有同”的属性。“不辩”则“俱无胜”，良口不具有“有胜”的属性。如此，“体”、“合”、“类”、“辩”则是反映对象具有某种属性的肯定之名，也即传统逻辑中的肯定概念，又称为正概念。而“不体”、“不合”、“不类”、“不辩”则是反映对象不具有某种属性的否定之名，也即传统逻辑中的否定概念，又称为负概念。
《墨辩》中关于名的种类理论，其中依据名的范围，即外延大小所作的划分与传统逻辑几乎一致，是对名的分类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不仅如此，《墨辩》中还提出了以形貌命、以居运命、以举量数命的名的分类原则。以形貌命之与非以形貌命之之名的区分标准是某名是否反映了客观存在的实体，以居运命之与非以居运命之之名的区分标准是某名所反映的对象是否在时间、空间上有迁徙、运动，以举量数命之之名与非以举量数命之之名的区分标准是某名所反映的对象是否有数量的变化。这些划分“名”的种类的标准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名的认识的角度，从而从不同侧面加深了对名的认识与研究。以形貌命的标准揭示、区分了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以举量数命的标准揭示、区分了相对概念与绝对概念，以居运命的标准对于从时空变化上把握概念的不同特点有重要意义。
《墨辩》中提出的以上名的种类，虽然在名辩学上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以形貌命者”，形貌者系指客观对象的外部特征。事物的外部特征与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混而为一的，虽然许多客观对象的外部特征是其重要属性之一。《墨辩》在谈到名的本质时，正确地提出了“以名举实”，“告以之名，举彼实故”等光辉思想，肯定了名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但以形貌作为划分名的种类的标准显然是将“形、貌”与“实故”混为一谈了。名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之～，对客观对象的反映具有概括性、抽象性，不是机械地如照镜子、照相一样。形成的名具有间接性、普遍性。
其二，“以举量数命者”的举例只涉及对象体积大小，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数量之多少。而且，《墨辩》中只讲到“以举量数命者”之大石可以向其反面小石转化，而没有看到非以举量数命者之石也可向非石方面转化。白石打的极碎，碾成粉，就不能以白石之名去称谓了。
其三，“牛马”作为兼名既非牛又非马是说构成兼名的元素（借用集合论的名词）牛、马，分别地说不必然具有“牛马”的属性。但“牛马非牛”、“牛马非马”的表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常识是牛马群中既有牛又有马。说牛马不等同牛，牛马不等同马，有可能让人视为诡辩。事实正是如此，荀子把“有牛马非马”视为“以名乱实”的三惑之一加以批判，可谓同室操戈。这也从反面说明《墨辩》中的论述有其不清楚、不准确之处。
荀子关于名的种类划分在名辩学上最具理论意义的是单名、兼名，共名、别名及大共名、大别名。
首先看《荀子·正名》篇关于单名、兼名的论述：
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
其中的避本义为回避，此处引申为违背。单名就是用一个汉字表达的概念，兼名是用二个以上汉字表达的概念。
“单足以喻则单”是说人们在形成名加以表达时，一个汉字构成的单名足可以清楚明了地表达这个概念，那么就用单名，即一个汉字构成的语词表达。如马、牛、羊、山、川等。如果一个汉字构成的单名不足以清楚、明了地表达这个概念，那么就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构成的兼名来表达。如白马、骊牛、高山、大川等。单名与兼名二者不相违背的就用共名加以概括，这样做对认识事物与表达思想也没有什么妨害。这就是“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例如，“马”为单名，“白马”、“黄马”、“黑马”则为兼名，单名、兼名二者类属不相违背，则单名“马”成为“白马”、“黑马”、“黄马”这些兼名的共名。那么什么是共名呢？
共名是与别名相对应的名的种类。
荀子从名的范围（外延）大小上将名区分为共名与别名。共名是范围较大的类概念，别名是范围较小的类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