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心术》篇说：“故道贵因。”“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也。”） “贵因”就是“因人之情”：“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慎子·因循》）正是因为人性“贵因”，所以“因人之情”就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韩非子·八经》） “设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韩非子·难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韩非与其师荀子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荀子看来，人性本恶，所以需要教育，要“化性起伪”。而教育则以“学礼”为极，礼乐就成为最重要的教育手段。但韩非子完全放弃了其师荀子的教育主张，在他看来，人之本性只知计较利害，无善恶之意识，所以“父母之于子女，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人与人之间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交易的关系。那么，君主只需要顺应人的这种本性，顺应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以个人的劳动来决定他的报酬，国家就可以得到大治了。正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说的那样：“韩非在性恶论的出发点虽然继承了荀子，而在其主张上则重性情之‘自为’，最后范之以当世的法度。”
法家承认人都有好利恶害的人性取向，一个因人之性情而不是化除人性的法律制度就必须承认人具有“一定的合理的自身利益”并加以保护。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假设：理性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保护个人产权假定。正是这三个假设，才形成了后来的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而理性人假设也是将人看成是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其福利的最大化。当然，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个最大化不但指物质，也包括精神，即理想、感情、信仰、荣誉感、正义感等的获得。这也正是韩非所言的：“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而这，也正是现代领导者管理的基础。
“循名责实”的基本管理途径
“循名而责实”是韩非对“术”的定义。在《定法》篇中，韩非子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所谓“实”，法家是指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名”，是这些人的头衔。这些头衔指明，各担任该职务的人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什么事。
所以“循名而责实”，就是责成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做到该职务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责任是，把某个特殊的名加于某个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职务授予一定的人。即所谓的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至于这个职务的功能，早已由法规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
中国的法律确实没有提到过对死后的报偿和惩罚，中国人不愿对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下断语。在这方面，他们和世界上的其他一些文明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地狱的学说是有用的，但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这种学说。他们认为，一种正确政策的长期被实施，比一些可能会被否定的见解更有实效。老百姓惧怕一个长期存在的法律，比对来世的惩罚的恐惧更甚。（伏尔泰，《中国印象》上册第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根据工作任务、工作需要确定工作职务，根据工作职务再建立、健全职位责任说明书，再把他的工作表现与职位说明书进行对照，来进行奖励或者惩罚，这也就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绩效考核。“循名责实”是法家的基本管理途径，是用“术”的总原则。
至于如何使“名”与“实”相符，韩非子在《二柄》篇中处理了这个问题：“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做臣下的发表一定的言论，君主根据他的言论授予相应的职事，专就他的职事责求他的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言论，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言论，就罚。这样一来，恐怕就没有人敢随便应承事了。那么，敢于应承事的人，敢于任职的人肯定都是名实相符的人了。在法家看来，管理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啊！
如果管理者能够很好地应用此“循名责实”之法，相信一定能够达到老子所谓的“无为无不为”之境了。
“七术”、“六微”，最有效的治奸术
第一个鼓动君主用术的人是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他被韩昭侯任为相。但对君主用术进行发扬光大的人是韩非。韩非子认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参与到组织中去都带有私心，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就会彼此埋怨，如果自己独立完成，事情都能进行，即便是父母子女间也有各自的利益计算。因此，组织领导必须以“术”控制臣下，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对于手握绝对权力的历代君主来说，使权用术具有许多不便言明的利处。术可以使君主免受臣子的欺骗，让君主更好地行使权力。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为君主总结了“七术”、“六微”，即主上控制臣下的七种手段，察明臣子隐情的六种方法。在韩非子看来，“七术”、“六微”是统治者最有效的治奸术。
韩非子说“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韩非子·七术》），认为君王用来控制臣子的方法有七种，称为七术；君王需要明察的隐秘情况有六种，称为六微。何为“七术”？韩非子总结道：“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用现在的话来说，所谓的七术：一是从各个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惩罚以显示君王的威严；三是对尽力效忠的一定兑现奖赏；四是逐一听取意见，督促他们行动；五是传出可疑的诏令，诡诈地驱使臣子；六是掌握了事实反而询问臣子；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的事来刺探臣子。
“六微”又是哪六种隐蔽微妙的情况呢？韩非子也给予了详细的说明：“六微：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韩非子·六微》）这六种隐蔽微妙的情况即：一是君主把权势借给臣下；二是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借用外力谋私；三是臣下假托类似的事蒙骗君主；四是君臣利害关系彼此相反；五是等级名分上下混乱而导致内部争权夺利；六是敌国设谋按他们的意图任免大臣。韩非子认为这六种现象是君主必须明察的。
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
标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的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术”的功能用在组织中就是控制管理。如果说韩非学说中的“法”与“势”相对地具有客观意义的话，那么“术”无疑是主观性的。“术”要求组织领导者以其主观的修行以达到组织目标的实现。
尽管法家十分注意其治道的客观性结构，但管理毕竟是一个人的问题，如何在管理中控制灵活变化的人呢？这正是运用“术”的价值所在。
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
法家崇尚的是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在此三人的基础上，韩非子分析各自的优劣，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
在《定法》篇，韩非分析了申不害、商鞅偏执一隅的缺陷，论证了术与法的不可偏废。他认为术者，“人主之所执也”；法者，“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所以，申不害辅佐韩昭侯17年，以有万乘战车的强盛兵力，韩国也没有完成称霸于诸侯的大业。这是因为君主只在上面运用术，而官府却没有尽力修治法令所造成的祸患，“托万乘之劲韩，17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但专修“法”而不行“术”的君主也是无法完成大业的。韩非子以商鞅之治秦为例。商鞅治理秦国，“徒法而无术”，建立检举和连坐制度，以求考察犯罪的真实情况，使居民在什伍之中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其他九家如不告发也连同治罪，对有功的人实行丰厚的奖赏，而且说到做到；对犯法的人施以重刑，而且坚定不移。这样完备的制度果然使秦国富而兵强。但“无术以知奸，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君主没有运用术去洞察奸邪，商鞅虽然多次修治法令使秦国富兵强，而大臣反倒利用变法成果牟取了私利。所以秦国虽有强盛的国力，却几十年都没有完成称帝的大业。
除了法、术之外，慎到的“势”论也是为韩非所认可的。慎子以“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蝼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为喻，来证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韩非·难势》）。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认为只要“抱法处势”，那么不必要尧、舜那样的圣人，国家也可以治理得很好。如果“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人而辩之，不能治三家”。没有奖赏的勉励，刑罚的威慑，抛开权势放弃法度，即使尧、舜挨家挨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劝说，就连三家都管理不好。
因此，君主只要取长补短，将法、术、势结合使用，一方面守好自己的势，对上施以道术掌握臣子情伪，对下制定法条，使百姓以法为行动标准，如此，不待尧、舜也可以达到治世。
对于法家，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永新教授的概括极为精准：“法家的以‘人性恶’为基础，提出‘法治’，并针对人的心理特点，以法、术、势作为三位一体的管理力量，重视的是组织的管理权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外在权利因素和约束力，着重于从外部强迫、控制和利用被管理者来实现其管理目标。”
中国式的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
一个人生在伦理社会中，其各种伦理关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他，要他负起无尽的义务，至死方休，摆脱不得，所有这许多对人问题与对物问题完全两样。它都是使人向里用力以求解决的，所有反省、自责、克己、学吃亏这一类传统的教训，都表现了这点。
读书人只能回环于自立志、自努力、自责怨、自鼓励、自得、自欺……一切都是“自”之中，尤其是当走不通时，要归于修德行，那更是醇正的向里用力。
勤俭二字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信条，以此可以创业，以此可以守成，勤是对自己策励，俭是对自己节制，其中没有一分不是向里用力。
对内求安为中国文化特色，却是差不多。数千年中国人的心思聪明，确是用在人事上，而不是用于物理。人们的心思聪明原是为养的问题而用。
———梁漱溟，《中国民族性》第47～4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