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
1979年5月，一个艳丽的春日，北京东四八条一个古朴的四合院里，不时响起两位老人开心的笑声。这是两位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老人，两位德高望重的名人，85岁的叶圣陶握住75岁的丁玲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政治风波迭起，鱼雁往来阻隔，他们已经有20多年不曾相见了。两位像孩子一般高兴的老人，思绪又飞快地转起来，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一直忆到50年前两人的最初交往。
丁玲忽然感慨道：“要是那时您不发表我的《梦珂》和《莎菲》，我也许就不会走文学创作这条路，不会吃这么多的苦头。”叶圣陶对此笑而未答。
他的回答登在10天之后的《人民日报》上，那是一首《六公令》词。词首说：“丁玲同志见访喜极，作此赠之。”词中道：“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时文字姻缘，注定今生辙。”
那是一段往事的回忆，那是丁玲文学生涯的缘起。
三位女性引她飞向新天地
湖南是一个灵秀之省，湘资沅澧四条大水孕育了多少近代史现代史上的仁人志士。
丁玲的祖籍在临傍着澧水的临澧，她的出生地与生长地，却在沅水之畔的常德。那里是她的外公家。
丁玲姓蒋，父亲给她起的名字叫蒋伟，字冰之，“丁玲”是她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时启用的笔名，从此人们只知“丁玲”不知“冰之”。
临澧蒋家是个历史久远声名显赫的世家，但是，当丁玲出生时已经开始败落。丁玲四岁丧父，从此一直随母亲住在常德舅父家。
丁玲少年和青年时期，对她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三位女性：母亲余曼贞（后改名蒋胜眉）、九姨向警予和同窗好友王剑虹。
丁玲的母亲是一个性格刚直、为人大度、自立自强、具有较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女性。她年轻时遭受了痛失丈夫与幼子的巨大打击，便把全部心血与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她不靠娘家也不求婆家，靠自己到小学校教书挣来的钱，供养女儿上学。她与向警予既是同学，又是结拜姐妹，对这个九妹极为敬佩，两人经常彻夜长谈，母亲如饥似渴地从她身上吸收着新思想、新观念、新道理，并用来教育自己的女儿和学生。丁玲从母亲身上接受了最早的民主思想启蒙教育。
向警予在她家里排行第九，就此丁玲称她做九姨。在小丁玲的眼睛里，这个九姨长得俊秀端庄，见多识广，文静朴实，满腹学问却从不张狂。丁玲把她美丽崇高的形象视为女性的楷模。母亲把丁玲一个人留在长沙小学校读书时，便把她托付给九姨照管。每天黄昏放学以后，九姨就来看她，给她带两块糕，带一点花生米，在静寂无人的操场上给她讲美丽的故事，丁玲依着九姨，就像依偎着母亲，温暖极了。后来，丁玲到了上海以后，九姨见到她时仍然那么亲切地关心她，鼓励她不要辜负母亲的期望，做一个有理想、有毅力、有作为的人。
在同龄人中，丁玲心中最崇拜的是王剑虹。小学毕业后，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全省有名的桃源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认识了高年级同学王剑虹。当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桃源时，王剑虹等人成了学生运动的头。她敢于在大会上同校长展开辩论，言词尖锐激烈，把校长问得无言以答，她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她像一团火，烧着了15岁丁玲的心。丁玲也走进了游行队伍，迈进贫民夜校里去教珠算课，她年岁小个子又矮，人们就管她叫“嵬嵬先生”。这是丁玲参加政治斗争社会活动的最初实践。暑假过后，丁玲转学到长沙有名的周南女校，她的语文教员，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的同学陈启民。在陈启民的教育和指导下，丁玲继续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同时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她的作文天才开始显露，经常得到陈先生的夸赞和指导。可惜的是，这位出色的教员后来被校方无理解聘。丁玲和杨开慧等几名同学因此而愤然退学，转入男女同校的岳云中学。
1922年2月，丁玲在寒假中回常德看望母亲，碰巧遇见从上海回来度假的王剑虹。在王剑虹的鼓动下，丁玲走出了湖湘大地，随她一起，去南京去上海，去开辟一块人生的新天地。
在孤独苦闷中走上了文学路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当时在大学里主持校务工作的有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等。丁玲当然不了解这些内情，她一心只想学本事，学知识。当时上海大学任教的老师可谓阵容强大：茅盾讲欧洲小说，田汉讲西洋诗歌，俞平伯讲宋词，邵力子讲《易经》……但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是教哲学的，然而他极为渊博，什么都懂，几乎每天下课后都到宿舍里与王剑虹、丁玲她们闲谈。
丁玲在上海大学里愉快地拼命地武装着大脑，却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最要好的朋友——王剑虹与瞿秋白悄悄地相爱结婚了。丁玲在祝福他们的同时，强烈地感到一种失落和孤寂。
1924年夏天，王剑虹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丁玲万分悲痛，她不想在上海再住下去了，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她是一只自由的鸟儿，渴望再寻一片新天地，于是她到北京去了。
她带着美好的幻想从南方飞来，北京的黑暗与沉闷把她的幻想一一击破。她在城里东跑西闯寻找学习和谋生的机会，但四面碰壁，一事无成，唯一意外的收获，是她遇到了文学青年胡也频，他是一个乐观的漂泊者。他们萍水相逢，情趣相投，很快便成为患难之交，在香山脚下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结成了夫妇。
也频整日伏在桌上写诗，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日子自然很拮据，朋友也很少，进城要走40里路，没有钱坐车。后来他们搬到城里，住在沙滩的汉家花园公寓，丁玲仍然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她想到母亲对她的一片厚望，想到这几年来一事无成，苦闷、失望和愤懑充溢在她的胸间。她要倾吐，要诉说，她也拿起笔来，伏在案上开始写了。她把强烈的感情哗地一下倾泻在白纸上，编进故事中。她给自己起了个笔画很少的笔名：丁玲。她把小说寄给上海的《小说月报》时，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因为那是一家很有影响的刊物，主编是叶圣陶、徐调孚。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梦珂》发表出来了，刊载在1927年12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而且是在卷首显要位置上。1928年2月的一期《小说月报》，又在卷首的位置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前者是处女作，后者是成名作，一时间丁玲名声大噪，成了令人瞩目的人物。她终于尝到了成功者的滋味，从此走上文学之路，与文学结下终生姻缘。从一大堆来稿里选中《梦珂》与《莎菲》的，便是慧眼识才的叶圣陶。这便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件令两位老人感慨万端的“往事”。
在白色恐怖中向党宣誓
1928年春天的上海是喧闹的，目睹了大革命失败的各地的文学家纷纷聚于此，开始酝酿革命文学的诞生。有了一点名气，也有了一点稿费的丁玲与胡也频，也从沉闷的北京来到这里。丁玲安排好住处，就急着去看望叶圣陶，他们在景云里见面了。叶圣陶没有想到，《梦珂》与《莎菲》的作者竟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子，他预感到这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青年，反复叮嘱丁玲：“继续写吧，认真地写，扎扎实实地写。”丁玲始终把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记在心上。
崭露头角的丁玲，这时文思奔涌，才华横溢，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暑假中》、《阿毛姑娘》、《自杀日记》、《过年》、《岁暮》……一篇接着一篇，从她笔下流淌出来，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出来。1928年秋天，丁玲拿到了自己写的第一本书，这是开明书店为她出的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第二年春天，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她的第二个集子《自杀日记》。
相隔四年，重回上海，故景犹在，引得丁玲记起多少故交与往事，她想得最多的一个，自然是王剑虹。1929年的冬天，丁玲写出了第一部中篇——《韦护》。韦护是嫉恶如仇的韦陀菩萨的名字，也是瞿秋白曾经用过的一个别名。《韦护》中的男女主人公，实际上就是瞿秋白与王剑虹，书里写了他们革命与恋爱的矛盾，这是丁玲的一个心愿。秋白与剑虹感情纠葛中，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因素，依丁玲当时的日记水平，她还无法写得更深刻一些，后来她对这本书也一直不大满意。不久她收到一封瞿秋白的信，末尾的署名就是“韦护”。
丁玲后来在回忆自己为什么走上文学之路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多少话须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来到上海以后，她跟胡也频读到了鲁迅、冯雪峰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进步书籍，开始接受革命理论，胧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为清晰的理性认识。1930年5月，他们经潘汉年介绍，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聚集在鲁迅的旗帜下，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之中。”
丁玲一步步走向革命，但胡也频比她走得更急更快，当丁玲主要还是坐在桌前挥笔为文的时候，他就到学校里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各种会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注意的人物。1931年初，他在上海东方旅馆参加一次党内会议时，不幸被捕。2月7日在上海龙华惨遭杀害。
这突然袭来的灾祸，把刚刚做了母亲的丁玲惊呆了，她的儿子祖林，这时刚满三个月。丁玲没有被巨大的悲哀击倒，相反，对也频的爱与失去也频的痛，强烈地激发了她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她要走出书斋，投身革命。她把儿子送回湖南老家，交与母亲抚养，然后匆匆赶回上海，向党组织提出到江西苏区，当红军的要求。
党中央没有同意她去苏区的要求，而是交给她另一项工作，张闻天同志在一个公园秘密地约见丁玲，要她去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当时，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全都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上海处在“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势下，筹创《北斗》就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丁玲听从了党的安排，在鲁迅等人的关怀帮助下，《北斗》于1931年9月20日问世，这是左联文艺史上第一个比较大的文学刊物。
丁玲失去了丈夫，然而她找到了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编杂志，写文章，投身于许多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一步一步走进了党的怀抱。1932年3月，就在胡也频被捕就义一年以后，丁玲经阳翰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庄严的入党仪式只能秘密举行，他们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大三元酒家里包了一间雅屋，既为安全，又示庆贺。在座的有地下党的领导人，有中宣部代表瞿秋白，还有同丁玲一同入党的田汉、叶以群、刘风斯。丁玲同共产党人的接触是很早的，长沙小学时的向警予，上海大学时的瞿秋白，她与他们都曾有过亲密的交往与友谊，思想上受他们的影响很深。但她后来回忆说那时她还不愿加入共产党，她只想像一只自由的鸟儿任意飞翔。她在入党仪式上发言说：我过去曾经不想入党，以为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是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一颗螺丝钉，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瞿秋白在会上发言说：“我和冰之认识较早，也比较了解，她是一个十分执著的人，不达目的不甘休的人，我早就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瞿秋白的这些话，既是对丁玲离开湖南十年来闯荡奔波上下求索的精辟概括，也是对她一生奋不顾身追求光明追寻真理的最准确的预言。
获营救陕北苏区见领袖
入党以后，丁玲更忙了，她担负了很多社会工作和党的工作。1932年底，28岁的丁玲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
随着革命实践的增多，生活视野的扩大，她的创作从题材、人物到风格，都有了明显变化，她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那些带有个人奋斗色彩的、因寻不着出路而苦闷彷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她开始写觉悟了的工人、农民和革命者，如果说她第一篇反映农村革命题材的小说《田家冲》还带有明显试笔痕迹的话，那么，表现农民与水灾与官府斗争的中篇小说《水》则震动了左翼文坛。
这期间，丁玲的个人生活也有了一些变化。为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担任英文秘书的中共党员冯达，常常来看望丁玲，真诚地、不声不响地关怀帮助她。他渐渐地走进了她的感情世界，他们同居了。为了避开敌人的盯梢纠缠，他俩搬到了位于公共租界的昆山花园路。
1933年5月13日晚上，冯达回家跟丁玲说，好像有人跟踪他，情况有些危险，第二天早晨他们出门之前约定，一定要在中午12点之前赶回家，到时如果一人未回来，另一人必须马上离开。丁玲去正风文学院开会，11点半回到家时未见冯达，她赶紧清理东西，准备离开。这时，江苏省委机关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他镇定地坐下来，同丁玲说话。两人说话间，突然有几个国民党的便衣特务闯进来，他俩被捕了。一会儿又进来几个便衣，其中夹着冯达，他看见丁玲猛地一惊，然后低下头。丁玲心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第二天，丁玲和冯达被押往南京，秘密幽禁起来。
丁、潘被捕以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和社会进步人士立即组织营救。左联首先发表了《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接着各报刊登了蔡元培等38位知名人士营救丁、潘的联名电文，文化界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都成立了营救组织，宋庆龄专门致电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迫于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对丁玲下毒手，便展开了阴险的诱降活动。
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长徐恩曾和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先后登场，要丁玲在报刊刊登平安启事，要她给国民党写剧本，还要拿出钱来送她出国，丁玲对此一一回绝。卖身投靠的叛徒、原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劝降，也一次又一次地碰壁。
丁玲先是被软禁在南京的一所大宅院里，严冬到来时，又被带到英平山上国民党蓝衣社一个训练特务的营地，后因山上太冷又被带回南京，虽然没有戴手铐没有坐牢房，但她的一举一动都有人严密监视，她不能写信不能外出没有自由，身边只有关在一起的冯达。她鄙视他不理睬他，认为是他出卖了自己，冯达也有委屈，那天他在外面被捕后，特务威逼要去家里搜查，他一直拖过了12点，估计丁玲已经离开，才带特务回家的。冯达一再地解释、忏悔，丁玲稍稍谅解了他，无法排遣的孤独苦闷，又使他们渐渐靠近。丁玲怀孕了，在南京生下女儿祖慧。
丁玲杳无音信，许多人都推测她惨遭毒手。鲁迅在一封信件中写道：“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他还写了《悼丁君》的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一直在寻找党的关系，急于同党恢复联系。她得了一场伤寒，愈后身体十分虚弱，国民党特务渐渐放松了监视，她也因此有了一点自由。她悄悄去了一趟北平，见到了鲁迅的好友、在中国大学教书的曹靖华。曹靖华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十分同情丁玲的境遇，理解她急于找党的心情，愿意帮助她。他很快就把丁玲的情况告诉了鲁迅，他相信鲁迅一定与党有联系。
果然，党组织很快开始了援救丁玲的行动。1936年7月，骄阳似火。心急似火的丁玲忽然收到一张纸条，纸条是左翼作家张天翼捎来的，上面的字迹是冯雪峰的：“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一股清爽凉风吹进她焦躁的心田，丁玲欣喜万分。她很快就秘密地来到上海，见到了冯雪峰。她哭了，在敌人面前从来不曾有过的眼泪，现在痛痛快快地在自己同志的面前流淌下来，她倾诉着这三年里情感上的痛苦，她提出要求到陕北苏区去。党中央同意了她的要求，并做了周密的安排。9月的一天，丁玲同聂绀弩一起，改名换姓，乔装打扮，坐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在滞留西安、等待进入延安的日子里，丁玲住在七贤庄奥地利牙科医生温启的家里，那是一个地下交通站。温启是一名革命者，后来在西安事变中被国民党暗杀，他的住处，抗战以后改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现在成为一个纪念馆。一天晚上，温启家里来了两位客人——斯诺和史沫特莱。高大热情的史沫特莱一见到丁玲，就把她抱了起来，这种丁玲企盼了很久的革命同志间的真挚情谊，使她温暖和感动。斯诺是那晚谈话的中心人物，他刚刚结束了陕北之行，为《西行漫记》搜集了大量生动的素材，他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在苏区见到的一切。苏区的生活吸引着丁玲，她渴望早日进入保安（即现在的志丹县，红军长征初到陕北时，那里是党中央的根据地）。
11月1日，丁玲一行七人，在地下联络人员和红军战士的护送下，骑着马告别了西安，他们翻山越岭地走了11天，抵达保安。在保安的窑洞里召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出席参加，他们热情真诚地欢迎这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的著名的作家。这就是毛泽东后来在写给丁玲的《临江仙》词中讲到的“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来到陕北，是丁玲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她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文小姐”变为“武将军”
当时的保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比较贫乏，党中央希望丁玲能在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丁玲提议成立一个组织——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她直接参与了文协的筹创。1936年11月22日召开了文协成立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称之为“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丁玲当选为文协主任。
初到保安，丁玲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她向往一种豪迈的战斗生活，不大安于文化工作。她去找毛泽东，请求说：我要当红军，上前线去。毛泽东很赞许地说：我们正在部署打胡宗南，定边那面还有最后一仗，你大概还赶得上。这样，丁玲就跟着工农红军前方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领导的队伍出发了。行军、宿营，这种军旅生活既让她感觉新鲜，又感到劳顿，每天都很紧张，很累。出发的时候要给她一匹马，她为了锻炼自己，没有要，现在她感到马的重要了。任弼时同志送来一匹马，她才轻松了许多。丁玲深深感受到革命队伍里那种亲密无间、和谐融洽的同志关系。
她与彭德怀、左权、任弼时等红军高级指挥员有了较多的接触，深深地被他们身上那种坚强的魅力所吸引。职业的习惯，使她情不自禁地又拿起笔来了。在北平，她写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上海，她写过工农大众，而现在，她开始写红军战士和红军将领，在戎马倥偬之中写了《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七八篇文章，这些文章标志着丁玲的创作题材与风格的一个转变，文章都刊登在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副刊上。
年底，丁玲在定边前线收到了一件意外的、使她一生最引以为豪的礼物：毛泽东把写给她的一首《临江仙》词，通过电台拍发到前线：“壁上红旗飘落盟/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回到延安后，担心毛主席送给她的手书在战争中遗失，便寄给正在重庆编杂志的胡风，胡风不负朋友的重托，精心保管了40多年，在1980年把这件墨宝交还给它的主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点燃了全国抗日的烽火。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城里群情激愤，一片沸腾，众口一声：上前线去，打鬼子去！陆续有许多队伍开拔出城。丁玲也着急了，她与人商量着，要成立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采访。几天之后，中央军委批准，将战地记者团扩建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即“西战团”），任务是向抗日军民进行宣传鼓动和采访、演出。丁玲任主任，下设宣传股、通讯股，陈明、陈克寒分别担任股长。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9月，丁玲西战团徒步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年底，一个寒冷的冬夜，丁玲率领一部分西战团员，在冀村遇到了意外的情况。一队国民党溃兵抢劫老百姓财物，村里的游击队捉住了他们的连长，还打死了一个士兵。双方剑拔弩张，拉开架势要大干一场，而日寇正在逼近，情势紧急。游击队长急得来找丁玲讨主意。丁玲冒着危险，带着几个团员去给国民党兵讲道理，讲形势，他们终于放下武器，避免了一场伤亡。这时的丁玲，不单是一个作家，她已经锻炼成为一名能够应付复杂局面的党的政工干部了。
1938年3月西战团开进西安以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处理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关系，既要争取他们抗日，又要同他们斗争，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政治问题。西安是国民党经营了多年的反共前线指挥部，当然不能容忍共产党来染指这块地盘。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千方百计要把西战团挤出西安。他们顽固异常，涂抹西战团书写的标语，要西战团离开西安开赴战地。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丁玲赶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要“针锋相对”，又要“磨而不裂”。这是大的原则，但具体怎么办，还得自己想办法。丁玲跟几个人一商量，认为敌人现在出来表演的，都是小喽，我们来个以攻为守，直接去找他们的后台老板。她主动找上门去，拜访蒋鼎文和胡宗南，给他们讲西战团在前方受欢迎，在西安得民心和团结抗日的大道理，蒋、胡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这两次拜访给西战团抬高了“身价”，为在西安开展活动扩大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举行了轰动全城的三次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很好地完成了任务，1938年7月，丁玲率西战团凯旋延安。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7月，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丁玲来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这是她第一次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带领一支队伍在外独立作战，又要抗日，又要处理好同国民党顽固派的矛盾，还要管好西战团内部的事情，许多问题，许多情况，都是她未曾听过见过，未曾经历过的，她的锻炼和提高主要在对敌斗争和领导水平方面。丁玲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同时在文学方面也有收获，她在这期间新写的散文、特写编为一本集子，取名《一年》，由生活书店出版。
母女情战友情夫妻情
日寇的铁蹄步步南侵，攻陷了武汉、逼近了长沙，丁玲为远在湖南的母亲和一双儿女深深担忧。她想把他们全都接到延安来，又想万一战局扩大情势有变延安也不安全，反生意外。思来想去，她决定先把儿女接来，她的表弟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延安，此时祖林已经8岁，祖慧有4岁，母子相逢，丁玲欣喜万分，同时也也深深惦念着60岁的母亲。母亲啊母亲，这些年来，动荡不宁的女儿惹得你牵肠挂肚心绪不安，你在贫困与艰辛中抚养着一双外孙，你为女儿付出了一切，却从无一句责备和抱怨，反在信中鼓励说：“望努力为国，无须以我等为怀。”你是深明大义、胸襟广阔的母亲，你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母亲！丁玲对母亲始终怀有深深的敬重与爱戴，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不只是母女关系，我们是同志，是知己。从那时离开她20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从没有后悔，而且向往着我的事业，支持我。”丁玲在1932年9月就曾动笔写一部以母亲为原型的长篇《母亲》，计划写30万字，但只写了8万字就因被捕中途辍笔，以后虽几次想完成它，终因繁事打扰未能如愿，母亲1953年在北京逝世。
在西战团期间，丁玲是主任，陈明是宣传股长，两人在一起工作，彼此有了较多的了解，产生了感情。陈明是一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1936年在上海加入党组织，他浑身充满热情，有朝气、有才华、点子多，常常为了工作忘记休息。丁玲越来越感到他的可爱，常常在生活上照顾他，回到延安后，两人经常来往，住地中间隔条延河，丁玲就着河水去看陈明。天黑了，陈明不放心丁玲一个人走路一定要把她送过去。春天河水刚解冻，冰冷刺骨，陈明怕丁玲的关节炎发作，总是挽起裤脚，不由分说地把丁玲背过河去。1942年2月，他们在延安结婚了。此后40多年风风雨雨，命运坎坷多磨，但他们始终相亲相爱，相依相伴，一同历经磨难，一同步入光明。
《讲话》指引她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一生几次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她在南京那三年多的囚禁生活，一直是某些人用来攻击她、诋毁她、整垮她的一发“重型炮弹”。1939年康生就在延安散布过“丁玲曾在南京自首”的流言。1955年秋天，又有人拾起这个流言，作为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武器，上报中央，下传全国。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中，丁玲遭到再批判，“南京自首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作为大罪之一，她受到开除出党、撤销职务的处分。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丁玲以叛徒的罪名锒铛入狱五年多。
其实，对丁玲的这段历史，中央早在当时就做过审查，并已结论。
1940年、1944年，丁玲在到达延安之后对陈云、任弼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陈述了关于南京囚禁的情况，几位中央领导都表示谅解。1941年1月，中央组织部把由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签名的文字结论通知丁玲，结论中说：“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结论末尾处有一句重要的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句话是毛主席添上去的。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经党中央批准，专门发出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撤销了1955年和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呈报中央的两个报告，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80岁的丁玲当时激动地说：现在，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丁玲从西安回到延安后，主要是做文艺领导工作，1941年4月，《解放日报》筹备创刊，丁玲到报社主编文艺副刊，第二年3月，文艺副刊出满100期的时候，她离开了《解放日报》，她的工作由舒群接任。3月7日，文艺副刊的编辑陈企霞约她写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当时，正巧有两位因离婚事件而遭到非议的妇女的经历引起她的共鸣，于是她连夜写就一篇为妇女鸣不平的文章《三八节有感》，未成想这篇文章引来一场风波。
4月份，整风学习开始。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一些同志对《三八节有感》和王实昧的《野百合花》提出了批评，有些意见还很尖锐，丁玲来陕北五年多，还是头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她心里有些乱。最后毛泽东作总结发言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是同志。毛主席保了丁玲，因此在延安整风期间，并未对《三八节有感》大加讨伐，也没有因此给丁玲任何处分。把这篇文章列为大毒草，是1957年把丁玲打成右派以后的事。1958年《文艺报》第二期特辟“再批判”专栏，《三八节有感》是“再批判”的重点，也是判定丁玲“反党活动”的主要依据之一。
整风学习开始，中宣部指定丁玲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在学习过程中，为了解决一些认识问题，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主席找了很多人谈话，丁玲也是其中之一。1942年5月，毛主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参加了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两次讲话。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的讲话，使她树立了明确的信念，从此后一直坚定地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化，不管有人冷嘲热讽说三道四，她始终不动摇。
整风学习一结束，丁玲就和陈明一起，打起背包下乡去了，他们到老百姓的窑洞里，到难民丝织厂，熟悉群众，深入生活。丁玲还在陕甘宁边区的劳模会上采访了一些英雄人物，她的报告文学《田保霖》登在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同一张报上还登了作家欧阳山的一篇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
毛主席注意到了丁玲的变化，他看到，丁玲深入到工农兵中去了，丁玲在努力用她的笔来表现工农兵，表现模范人物，他为此感到高兴。7月1日，丁玲和欧阳山收到毛主席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丁玲、欧阳山同志：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陈赓同志也曾告诉丁玲：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7月1日晚上，丁玲和欧阳山应毛主席的邀请，来到枣园，谈了话，吃了饭，喝了酒。天上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毛主席那平易近人的态度，睿智风趣的谈话，毛主席对她的鼓励和期望，给丁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她那个蕴于心中已久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一定要写一部优秀的、表现工农大众的长篇。
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宣告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延安成了欢乐兴奋的海洋，丁玲与杨朔、陈明等人组成了“延安文艺通讯团”，计划到刚刚获得解放的东北去搞新闻报告。10月他们从延安徒步出发，年底，到达晋察冀领导所在地的张家口市。这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去东北的交通暂时中断，他们不得不在张家口留下来。
在滞留张家口的日子里，丁玲忽然强烈地思念起陕北、思念起那些窑洞里的陕北老乡，他们那么善良、淳朴，她真想再回到他们中间去。恰在这时，土改开始，丁玲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将要改变农民命运的历史性变革，她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去。丁玲参加土改工作队，先到河北的怀来，后又到涿鹿县的温泉屯。参加了土改运动的全过程。9月，正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丁玲不得不告别了温泉屯的乡亲们，步行向阜平县红土山村转移。
两个多月的土改生活，使丁玲对中国农民的熟悉、认识和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个个人物的命运激荡着她的心，渐渐凝练成一个个文学形象，在她脑子里活动起来，编织出一幕幕戏剧。她一路走一路想。当步行了十几天进入阜平县界的时候，丁玲兴奋地对陈明说：“我的长篇小说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
抬头湾村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丁玲住在山坡上的一间土坯草房里，房内有一张白木茬的新桌子，丁玲开始了一部名著的创作。那年冬天很冷，她忍着剧烈的腰疼，全力以赴伏案疾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这样在小山村里诞生了。这部20万字的书稿实际写作时间不足一年，1948年9月由东北光华书店出版，后来获得了1951年度的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丁玲把所获的五万卢布奖金全部捐赠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刚刚品尝到新中国的美酒，厄运就降临
全国解放的日期日益临近，作为一位知名度极高的革命女作家，丁玲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她参加了一系列国内外重要会议，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1948年12月，她参加由蔡畅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世界民主妇联理事会执委会理事。1949年4月，她参加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赴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7月她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任党组副书记，接着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副主席；8月，出席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率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庆典，同时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理事会议，丁玲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等一批著名的世界妇女社会活动家一起，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她还担任了《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务。1953年9月，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丁玲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丁玲当选为副主席。
那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难忘的年代，人人都沉浸在一种获得解放、步入新生活的兴奋和激动之中。丁玲用一双欣喜惊讶的眼睛，看着这个朝气勃勃的国家，看着身边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建国之初，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丁玲积极投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她倡议创办了第一所培养作家的学校——中央文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聘请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讲课，为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作家提供了深造进修的环境，马烽、康濯、陈登科、徐光耀、李纲等都在那里工作或学习过，他们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后又大步地在文坛上迈进了。丁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没有放下她的笔，她把她敏锐的感受写成一篇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同时开始了第二部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的构思与写作，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姐妹篇，以土改后的河北农村生活为题材。这部书稿，丁玲从20世纪50年代动笔，后在北大荒又陆续写了一些，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殆尽，文革结束冤案平反回到北京之后，她又重新续写，前后历时20余年，终于写完。
可以说，建国之初的那几年，是丁玲有生以来最美好、最有光彩的日子，她年富力强，才华立时发挥出来，尽情地品尝着生活的美酒。但是好景不长，厄运降临到她的身上。
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开始，步步升级，清查范围逐渐扩大。夏天，中国作家协会召集一批作家来东北揭发批判，不久就有人暗示：作协内部也有反党集团。8月，作协就召开多次党组扩大会，揭发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将其与反胡风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丁陈集团”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同盟军”。流传很广的所谓丁玲鼓吹“一本书主义”，也是在那时作为一条罪名揭发出来的。1955年底，作协党组给中央写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将丁陈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并且组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份报告经中央批发后，向全国的宣传、文艺部门传达。
实际上，丁玲患脊椎增生，从1952年10月就辞去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及全国文协的工作，基本离开了领导岗位，脱离了日常事务，一边休养一边写作。事前她对被斥为“反党小集团”一无所知，因此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报告，对她如五雷轰顶。她是冒着杀头之险投向革命奔向党的，20年里她何尝有过一丝一毫反党念头！她怀着一腔义愤，向中央提出申诉，请求辩正。
由于不少参加过作协党组扩大会的作家们也认为“反党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因此中宣部组成了一个以副部长为首的调查小组，对作协党组织报告中的“事实”进行查证核实。在确凿的事实面前，1957年6月作协党组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党组书记邵荃麟在会上明确地说：“丁玲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现在看来这顶帽子可以摘掉。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批评了作协党组的错误，真相已经大白，看来这桩错案有望得到公正解决。丁玲长长呵出一口气。
但是政治风云突变。7月1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标志着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开始。作协党组的调子马上随之一变，扩大会议扩大到200多人参加，提出彻底揭发丁、冯（雪峰）、陈等人的“反党活动”，打退丁玲“向党的进攻”。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赫然刊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身处逆境的日子里
丁玲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取消级别，保留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籍，1958年，他们在农垦部长王震的安排下，到黑龙江省汤原农场劳动。
丁玲被分配到农场一分场畜牧队养鸡，分给他们住的房子就在鸡场里，屋前屋后到处是鸡粪，散发着臭气。鸡场的公鸡欺生，有几只竟然扑上来啄咬丁玲。但最让她担心的，是农场职工的歧视和白眼。渐渐地，她跟大家熟悉了，大家跟她也熟悉了。为了养好鸡，她买了书，按科学饲养，还在最热的7月份乘火车去牡丹江买优良种鸡，计划做改良鸡种的试验。后来丁玲做扫盲运动，农场按照王震同志的指示，安排丁玲做扫盲教员，为了教好大家识字，她想了许多办法，调动职工们的兴趣。她还帮助队里开展文艺活动，排戏，她跟职工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乎了，许多女职工心里有了什么烦恼事，都爱跑来找她诉说，丁玲就慢慢地给她们讲道理，解疙瘩。后来，养鸡场有人闹情绪找指导员，指导员就说：“找老丁去！”甚至有时指导员遇到棘手的事，也来找丁玲商量。
一个冬天过去了，畜牧队30多个文盲全部摘掉了“帽子”，能写简单的家信了，畜牧队被评为全农场的扫盲先进单位，但丁玲只拿到一个不写名字、仅写有“奖给优秀教师”的本子，因为她还戴着一顶右派“帽子”呢。
1963年末，中国作协领导提出，考虑到丁玲身体状况，准备调她回京。就在等候调令的日子里，她和陈明一起，在会江农垦局的安排下，到852、853、597、友谊、宝泉岭等八个大型农场参观，垦区宏伟的建设规模和创业者豪迈昂扬的生活，感染了丁玲，她想来这里体验生活，积累素材，抒写新篇。她给中国作协写了请求缓调回京的报告，并请王震同志给予支持，这样，她继续留在北大荒的沃土上，1964年底，她跟陈明来到了宝泉岭农场，这是一个比汤原农场规模更大、机械化程度更高的农场。
宝泉岭农场的领导对丁玲的写作给以支持，他们安排陈明在农场工会帮助工作，丁玲的编制在工会文化宫，丁玲是离不开群众的，她主动要求到场部条件最差的一个居民委员会去帮助做家属工作。
那里的家属过去经常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别扭争吵，丁玲把她们组织到一块，讲五湖四海，学《为人民服务》。她跟居委会主任一起，领着家属们办起邻里服务站，为单身职工缝制拆洗衣服；把一间四面透风的破牛棚，改建成一座农忙托儿所；把一条又脏又臭的泥土路修成砂石路。她们还办了黑板报，表扬了好人好事。居委会的面貌变了，家属们心齐、劲足，一年后这个落后的居委会成了萝北县和黑龙江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家属工作先进单位。两位主任要去省里开会介绍经验，丁玲就戴上老花镜，连夜给她们写发言稿，她对这些平凡琐碎的小事干得很起劲，跟群众关系相处得非常好，人们都亲热地叫她“老丁”。“老丁”又开始写作了，她根据一位垦区标兵的事迹，写成了散文《杜晚香》的初稿；她还把一直封存在箱底的《在严寒的日子里》翻找出来，琢磨、构思打算写完它。她跟陈明，就想在这个安静和谐的地方长住下去，劳动、工作、写书。
她美好天真的计划再一次被打破，灾难再一次降临，更凶猛更无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丁玲不断被揪走批斗、殴打，红卫兵勒令他们搬出招待所，住进一间七平方米的茅屋，这间小茅屋又一次次被查抄。衣物抄去了，丁玲不心疼，她担心的是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长篇手稿，藏到哪里呢？陈明想了个办法，把稿子封卷起来，交到农场公安局，说这是丁玲的“罪证”，将来定罪时要用的，公安局收下了，但公安局不久也被抄，书稿从此下落不明。
丁玲失去了书稿，失去了自由，她的人格受到侮辱，批斗会上，造反派把她从台上一把推到台下，摔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她的腰骨被踢伤，半个多月下不了炕。她不敢到医院去看病，陈明托人从兽医院找来一些药为她敷治。她对那些在患难中保护或帮助过她的人始终念念不忘，常说：“世界上好人还是多数。”
在那些严寒的日子里，陈明是她唯一的温暖和光明。后来，造反派把他们两人隔离开，两个女看守日夜监视着丁玲。陈明想了个主意，把鼓励丁玲的话写在破香烟盒上、旧报纸上，装在一只火柴盒里，丢在丁玲“单人牢房”的门边。丁玲悄悄地把这一片片破纸头珍藏起来，没人的时候就拿出来一遍遍地诵读，那些热情的话语给她鼓舞，给她力量。后来，丁玲把这一段生活写成散文《“牛棚”小品》，登在1979年第2期《十月》杂志上。
1970年4月，北京军管会派人到宝泉岭农场，宣布逮捕丁玲、陈明，他们被押往北京，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在五年的关押时间里，丁玲读完了《马恩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有些篇章她反复读了多遍。
1975年5月下旬，丁玲和陈明被宣告无罪释放，先后遣送到山西长治市郊区的嶂头村定居，多年的精神折磨，批斗殴打，严重地损害了丁玲的健康，她患了严重的糖尿病、腰疼病。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逝世。她与两位领袖曾有过密切友好的交往，她曾把最后的伸冤昭雪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现在，她彻底地绝望了，她不无凄惨地想：此生恐难再有出头之日了。但丁玲是个绝不会消沉的人，形势再险处境再难，她也要找些有意义的事情做。这是丁玲身上最可宝贵的性格，她永不颓唐。她对陈明说：“现在什么也不想了，只想写书，一定要把长篇写出来，活着不能出版，死了交给儿子女儿。”几十万字的手稿丢失了，丁玲要重新开始，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丁玲和陈明敏感地注意到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们感到了春天的气息，心头重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他们把发还的陈明工资和部分存款共1万元，捐赠给嶂头大队买拖拉机。1978年春天，丁玲向党中央呈递了申诉材料。她的问题引起了注意，7月18日，公社党委通知丁玲：摘去她的“右派”帽子。丁玲悲喜交集，20年的冤屈终于开始澄清了。但是，她还有“反党集团”问题、“自首叛变”问题，“黑锅”仍然扣在她的背上。她再次向党中央申诉。1979年1月，中组部批准她返京治病。
大放光彩的晚年
1979年2月，丁玲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春节联欢会上，引起了敏感的海内外新闻记者的注意。3月，山西的《汾水》文学月刊发表了她的《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这是20多年来丁玲的作品第一次在国内报刊上登载。接着，她的《“牛棚”小品》、《七一有感》、《杜晚香》陆续发表在北京的报刊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5月，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作《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撤销1975年5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结论》说：“1957年6月初，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已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关于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结论》决定：“撤销1958年5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撤销1958年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丁玲党籍的决议’，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
6月，丁玲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丁玲重新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副主席。10月22日，中宣部通知，自即日起恢复丁玲的党籍，恢复组织生活，1984年8月1日，中宣部又颁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为她彻底平反。至此40多年来泼在她身上的污水终于荡涤一清，党中央对她的历史作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重申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
重回北京，重返文坛的丁玲，已经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白发混杂于青丝之间，心灵上带着累累疤痕，但她的心灵仍然年轻，身上散发着青年人般的热情，她关注着社会生活，关注着政治形势，写文章讴歌改革开放，用慈爱的眼光注视着一个个有才华的文学青年，鼓励他们，辅导他们。她心里还记挂着温泉屯的乡亲和北大荒农场的职工们，风尘仆仆地赶回去看望他们。听说“老丁”回来了，农场职工们就像过节一样兴奋地赶来，当年一起养鸡、扫盲、一块做家属工作的少女少妇，如今都成了大妈大娘，她们拉着丁玲的手忆起当年一件件令人高兴让人心伤的往事，动情地说：“那些年听不到你的消息，我们真怕你让他们给折腾死呀！”丁玲爽朗地大笑：“你们看，我还不是活得挺结实嘛！”
受了那多么不公正待遇，吃了那么多苦头，遗失了几十万字手稿，按一般人想来，总要发发怨气，吐吐苦水吧？可是丁玲脸上没有一点忧伤愁苦的影子，她不诉苦，不吐怨，更没有悲悲切切，她闪动着明亮的眸子，满心欢喜地看世界，一支笔始终唱着格调昂扬的歌，即便《“牛棚”小品》这唯一描写“文化大革命”遭遇的文章，结尾处仍然给人以信心和期望。遍寻丁玲晚年所写的近百万字文章，找不到一点对党的怨气和不满，而是处处维护党的利益，这些昂扬向上的文章，表现她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计私怨的广阔胸怀。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丁玲曾多次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晚年，她出访过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其中最长的一次是1981年去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大约有四个月，她见到了几位老朋友，像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结识的伊罗生，还有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士。她没想到，当年那么漂亮活跃的尼姆·威尔士竟住在一幢破的农舍里，靠养老金过活。写出的30多部书稿一部也不能出版，尼姆的境遇使她伤感，令她深思，她把那次会见写成一篇散文，登在《人民日报》上，她把访美期间的所见所闻写了二十几篇散文，出了一本很漂亮的集子《访美散记》。
访美期间，某些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人以为丁玲挨了那么多年的整，一定有很多的不满情绪，他们不断提一些别有用心的问题，丁玲含笑一一作答，她说：“如果没自由，我们能到你们国家访问吗？”“我在国内都不抱怨，还会到国外来抱怨吗？”她心中有一个坚定的原则：绝不讲一句有损于党和祖国的话。纵观丁玲晚年的文章、讲话和举动，不论在海内海外，都处处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磊落风采。
丁玲在晚年做的最后一件有影响的事情，是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丁玲创办《中国》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个是受全国改革大潮的鼓舞。想改变过去办刊都由国家拨款的方式，走一条“民办公助”的新路子；再一个，丁玲深切感到文艺界多年来宗派问题甚烈，祸害极大，无端生事，影响团结，她想办一个能够容纳各种风格和流派，包容老中青各种年龄作家的光明正大团结的刊物。可是，刊物从筹创伊始就困难重重，矛盾重重，外部的、内部的，丁玲善良的愿望不为一些人所理解，她为《中国》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和心血，健康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中国》虽于1985年1月正式出刊，但一步一个坎，走得十分艰难。
丁玲累倒了，住进了协和医院。她的病情时好时坏，很不稳定。1985年10月12日，她在病房里过了81岁的生日。1986年2月病情急剧恶化，3月4日与世长辞。3月15日，丁玲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新华社播发了消息及《丁玲生平》，称她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女儿”。胡耀邦、陈云、彭真、邓颖超等送了花圈，习仲勋、田纪云、乔石、李鹏、王震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的入口处，立着一幅放大了的照片，丁玲穿着八路军制服，英姿飒爽。那是她1938年在西战团的留影，最吸引人的是那双明亮的眸子。照片上有丁玲亲笔写下的一句话：“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