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
琴秋大姐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妇女运动的领导者，是位实干家。她1924年入党，曾参加过轰轰烈烈的“五卅”大罢工。1930年留苏回国从事工运工作。1931年进入鄂豫皖苏区，之后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川陕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政治委员兼团长，为闻名巴蜀的女将。1936年秋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在战斗中因弹尽粮绝被俘入狱。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等人营救出狱回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八大队女生队大队长、中国女子大学教务长、中央妇委委员兼副秘书长。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常委、生产部长、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等职。
我认识大姐是1939年在女大工作时。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诞生在抗战洪流中，是伟大时代的产物。当时不甘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追求进步的女青年们，为着寻求革命的真理，为了民族的生存解放，毅然冲破重重封锁阻拦，从全国四面八方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了造就大批女干部，以应民族解放的急需，1939年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创办女大，明确指出要培养成千上万妇女英雄、几百几千个妇女运动的职业革命家。为此，特配备了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担任女大的教学工作。负责组织教学的教务长任务，就落到了琴秋大姐肩上。她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全体同学的爱戴。
当时我有幸在大姐直接领导下工作，体会到大姐是认真贯彻落实女大教育方针的。她既要求我们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又强调不要满足于背诵个别结论，更重要的是领会精神实质，使学生逐渐具备坚忍不拔、刻苦耐劳、为民族为人民牺牲奋斗的优良品德，确立革命的人生观。这和她1939年11月为《中国妇女》杂志撰写的文章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她说：“要成为一个好的女干部、妇女大众的领导者、民族英勇的女战士，一要培养自己政治上的坚定性。在任何错综复杂艰难的环境中，不迷失方向，不消极动摇。不仅在风平浪静时，更应在狂风暴雨中，在困难环境，危险时刻，甚至在刑场上，生死考验的关头，都要坚持革命者的独立人格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要经得起这种磨炼和锻炼。二要有埋头苦干贯彻始终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不骄不馁，克服浅薄、虚浮或陷入自骄自满的泥泞中不能自拔。要锻炼成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有理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女战士。”她还勉励女同学“要有政治家风度的修养。视野开阔、胸怀宽大，大公无私，不拘枝节，善于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前进”。
以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办学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她也是认真贯彻的。如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琴秋大姐聘请了一批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领导同志担任女大的大指导员。大指导员们以革命先烈的事迹及自己的狱中斗争经历为题材，用讲故事的形式教育我们，这是书本上难得的。我们最爱听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我们都知道琴秋大姐是长征过来的，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我们再三要求下，琴秋大姐给我们讲了一段她在西路军的经历，她说：“部队被打散后，我们受马匪的追捕，又累又饿。当时我即将临产，而身边只有一个‘小鬼’跟着我。在渺无人烟的深山洼里，刚生下的孩子死了……我们继续在山里盲目地走着，躲避着敌人的搜索。不幸的是跟我的那个13岁的小鬼在山涧急流中被冲走了。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着她，多好的小战士啊！”讲到这里，大姐哽咽着讲不下去了。
当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听到这些激动人心的革命故事，都深深地受到启迪，下定决心学英雄增强党性，以他们为榜样，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随时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迎接暴风骤雨的考验，这对我们后来的革命生涯是起着潜在作用的。这种活生生的教育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琴秋大姐是中央妇委委员，兼任妇委会副秘书长。1947年9月邓颖超大姐在西柏坡中央妇委扩大会上，针对琴秋大姐主动要求去鄂豫皖边区（后因故未去）锻炼的问题时说：“从妇委讲，是需要琴秋同志的，她在妇委工作最久，工作的最多，而且受了委屈。我有条件地同意她去，出去要做妇女工作，三年后再回妇委。”这段话是对琴秋大姐在妇委工作的最公正的评价。她在妇委工作时，为我们树立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好榜样。
抗战期间，琴秋大姐不仅夜以继日地忙于女大的教学工作，她还在中央妇委担负着对各解放区、游击区妇女工作的指导责任。在1940、1941年她连续在延安《中国妇女》上发表文章，揭露日寇对妇孺残酷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暴行；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游击区妇女儿童与日寇斗争的英雄事迹，鼓舞广大人民和妇女的斗志。她针对当时形势，依据中央精神，适时地提出了根据地妇女组织和工作方面的意见。她在充分肯定了妇救会工作的成绩后指出：“不能以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而应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还强调“妇救会组织应关心、保护妇女本身的利益，如改变旧社会歧视妇女的态度，改变封建家庭关系，给妇女以集会、活动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民主权利，以逐渐求得妇女经济独立，改善她们的生活”。她特别重视有计划地进行对妇女的启蒙教育，如办识字班、夜校，下决心扫除文盲，以提高妇女政治文化水平。她说：“这是提高妇女觉悟、开展妇女工作的钥匙。”还要注意保育儿童以及加强组织妇女生产工作等。她说：“只有你切实地帮助妇女解决一或两个实际问题，群众才会将你当贴心人，才能使妇救会成为真正代表大多数妇女利益的组织，它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提高，妇女才会拥护自己的团体。”这里琴秋大姐提出了一个对妇女工作重要的指导思想，正如她指出的：“必须将抗战动员工作与解除妇女痛苦，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工作。”琴秋大姐经常关心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她在边区妇联，和她们的领导共同研究工作，也深入到点上去调查。大姐常强调“应把握一切基本工作在农村的原则，只有把最下层的村级工作做好了，上面的工作才有坚实的基础”。琴秋同志所以能结合实际提出对妇女工作指导性意见，是因她注意向干部、群众学习，用各种方式了解基层情况。这些言行，对我们做好妇女工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琴秋大姐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对发动边区妇女参政起着重要的作用。她郑重地指出：“组织妇女参政是一项重要工作。妇女对参政是热心的，她们懂得争取这种权利的重要。妇救会应首先动员自己的会员参加，以竞选来教育妇女。被选的妇女能到政权机关去做事，学习管理国家大事，这不仅使自己得到了锻炼，而且能够充分注意保护妇女利益。妇女们只有掌握了民主政治，才可以逐渐解脱自己身上的锁链。”基于这种指导思想，当时女大领导调集同学们分批参加了选举工作团，到基层发动组织群众（包括妇女）参加边区的选举工作。这是有深远意义的实践活动。
琴秋同志深入基层参加山东渤海区党委土改工作。1947年秋，我在渤海地区土改工作团见到了琴秋、杨之华、贾琏等大姐。琴秋同志参加土改工作是带着中央妇委扩大会议精神和邓大姐的要求，探索土改中如何发动妇女参加土改的问题的。她在中央妇委会上严格要求自己，坚决要求到基层群众中接受土改运动的教育。她到渤海后，就到工作队和我们一起在乡村搞土改工作。当时，渤海的土改是在康生、曹轶欧的“左”的路线领导下，搬用了一套“搬石头”、整干部等做法，大姐是一直抵制的。她认为应结合渤海地区的实际贯彻中央精神，坚持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她坚持必须相信渤海区党委干部多数是好的，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这些正确的意见，康生、曹轶欧都听不进去，直到毛主席明确批判土改中“左”的错误为止。
琴秋大姐常常身处逆境，但她有坚定的信心，能沉着冷静地处理问题。她从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她不说大话、空话，随声附和，也不灰心丧气，始终依靠群众，主动深入基层，脚踏实地的工作。
琴秋大姐对自己要求严格，处处以身作则。对同志则关心体贴，从不粗暴训人。虽然她对干部要求很严，但仍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1941年秋，女大结束后，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织了妇女生活调查团，要我们深入农村，学习调查研究工作，经受一次深刻的“工农化”的实际教育和考验。毛主席为我们做了农村调查报告，足见党中央对此举的重视。中央妇委蔡大姐亲自抓。负责日常与我们联系的是琴秋同志。我和孔筱同志带了十几位同志深入到延安县农村，我们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满腔热情地深入农村，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在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中，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启示。琴秋同志从开始到结束，都给了我们很多具体帮助。她说：你们大都是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只凭热情是不够的，必须了解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只坐在高级机关是学不会做妇女群众工作的。又说，“满足于对中央指示的一知半解，不与群众的要求结合起来，不深知群众在想什么，要求什么，就不知有针对性地切实地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这些道理明白后，我们更自觉地努力接受这次教育学习、实践。当时我们的求知欲很高，也有深入实际锻炼的决心，但与农村妇女交心的办法少，方式也简单生硬，当一接触实际，很难得到群众的真心话，就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时琴秋同志又及时地指出我们的毛病，告诉我们调查方法。她说：“你们这样做不行，必须先让妇女了解你们的来意，感觉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向她们学习，了解她们的要求，尽可能地帮助她们解决困难问题。”于是我们就帮她们搞家务、带孩子、挑水、做饭，在与她们共同劳动中建立感情，以拉家常的方式，使她们自愿和我们讲心里话，避免拿着提纲生硬的一问一答的做法。这样，我们就了解到许多提纲上并没有提到的情况和问题（如家庭关系、她们内心的痛苦等）。由于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她们特别欢迎医生。往往一次小儿麻疹传染，由于送药跟不上，会死不少孩子，我们一位同志治好了一家孩子的病，群众十分感谢，立刻亲如家人，也破除了他们许多迷信。通过这些，很快和群众熟悉了，使我们调查工作比较顺利地开展。这确是我们学会做群众工作的第一步。以后，当我每次回妇委汇报工作时，琴秋同志总是鼓励我大胆工作，耐心团结周围的同志和群众。记得有一次她和我谈到在向警予同志领导下，初次参加五卅大罢工斗争，学习做女工工作的故事。她说：“1924年组织上派我到沪东办平民夜校，有一次警予同志将我带到南洋烟草公司，当时工人正在讨论如何坚持罢工斗争，警予同志突然介绍我给工人讲话，我很紧张，她鼓励我说，这里工人代表都是我们的朋友，即使讲错了也不要紧，一定要学会接触工人。我照警予同志的指引，不断地与工人群众接近，并不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许多会议我都很坦然地参加了。到1925年五卅大罢工，我怀着满腔仇恨，勇敢地在成千上万的群众大会上讲话，受到工人同志的拥护。”琴秋大姐语重心长地说：“这说明自己的思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了改造，能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也就无所畏惧了。”这些教育，对我的思想改造起着重要作用，我是永志难忘的。这是琴秋同志从政治上关心帮助干部的一例。
1946年秋后，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中央决定中央机关准备疏散，我和妇委的几位老大姐第一批撤到瓦窑堡，决定琴秋同志留守。当坐上大车准备出发时，发现有位刚从国统区来的一位大姐带了一个延安砂锅，我很反感，觉得人家“落后”，说：“这是什么时候了，文件都没法带，还带这些！”就想将砂锅丢下。琴秋同志为此很生气，当即批评我说：“这点东西不碍事，你必须给带上，怎么能这样一律要求？你应该检讨你对统战工作的态度。”我没有料到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就向大姐承认了错误。这对我的教育是极深刻的。接着她勉励我说：“你这次去任务很重，要负责几位老大姐的秘书工作，自己身体不好，又拖着孩子，你要耐心，注意克服任性的缺点。我相信你能很好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多么深情的教导啊！我含着热泪，告别了站在杨家岭沟口送别我们的琴秋大姐。
琴秋同志对我带着孩子坚持工作，几次表扬，在我犯头晕病时，她和帅大姐都帮我照顾孩子。我始终在琴秋等大姐们的鼓励下，带着孩子顽强坚持工作。我也永远忘不了大姐们对我的支持关心爱护帮助。大姐不仅这样帮助我，在困难中，得到大姐帮助的还有很多女干部。
大姐值得怀念的事还很多，她饱经风霜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养成了临危不惧的坚强性格，始终坚忍不拔地在暴风雨中搏斗。
我愿以赵烽同志为琴秋大姐逝世20周年所作的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战士之心兮常怀进取，
高官之位兮毫无官意。
清廉自守兮一心为公，
革命风范兮后者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