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竞凡
一
我在延安仅八个月，就奔赴敌后。但它是我政治生活中的里程碑。我找到这盏指路明灯，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安达站（今安达市）。曾祖父时的老家在山东省登州府。由于灾荒，全家逃难到吉林省九台玻璃河村，到我出生的1918年已经是30多口人的封建大家庭了。家规决定对于男孩管吃管穿，还供读书，女孩只管吃不管穿，不供读书。我妈妈生了六个女孩一个男孩，负担奇重，依靠娘家的资助。不料姥姥家被一把天火烧了个精光，妈得了精神病。我和妹妹都是大姐、二姐养大的，吃的只有小土豆（大的不给我们吃）。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学生上街游行，支持江桥抗战，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久，日军开进安达站，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只要是中国人，都要被宰割，家产全部被日军没收。亡省亡家之恨，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
1933年我高小毕业，考入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女子师范，受的全是奴化教育，历史、地理课全被篡改，中国五千年历史不见了，从满洲史讲起。地理课讲“满洲是日本国土的延伸”，是“大陆的日本国”。国语课学“友邦的正义援助”，把侵略美化为“援助”。
学校大量用日本人做教职员，学监专门监视师生的思想动态，有可疑的思想可能随时被抓进监狱。同学们敢怒不敢言，心中愤恨又抑郁。恰巧我们宿舍一位高三同学蔡凤岐出走了，不久来信告知我们，她去了北平，说那里有官费学校收东北学生。1934年暑假回家，爸爸不在，我立即买了车票，瞒着爸爸到哈尔滨，再到长春。去沈阳的车就要开了，我背着行李，跨越铁轨奔跑，到月台时，开车的汽笛已经呜呜响了，我满头大汗，气喘不已，他们把我推上车，火车就开了。大家都是进关的，但谁也不敢说出来，恐遭不测。到山海关停车两小时，日本宪兵上车挨个儿检查，我就作为同行一家的成员，说回通县老家，度过了检查大关。火车开进了天下第一关，我重新见到了国旗，激动得热泪盈眶。祖国啊！我是一个中国人，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我15岁到北平，举目无亲，蔡凤岐的信上既没说学校的名字，也没说学校的地址，我到哪里去找？幸亏哥哥的同学在北平有个亲戚，还挺热情，留我住下。第二天，他领我坐电车转了一遭儿北平城，总算在交道口找到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和我的同学蔡凤岐。但很不凑巧，招生考试刚完，我一听，马上哭了起来。同学和传达室的人都安慰我说，20多天后，要补考一次。幸亏店主人发善心，老两口留我在他家住了20多天。
8月下旬考试，一周后发榜。报考初中300多人，只取10人，我被录取。
入学后，我刻苦读书，希望读书救国，但时局却使我们不能坐在书桌旁安静地读书。希望政府出兵收复我那可爱的故乡。然而当局不但不想收复失地，反而在日本军国主义暴戾贪婪面前，节节妥协退让，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妥协对内镇压。蒋介石发了一个可耻的通告：“侈言抗日者杀无赦”。他查封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禁止义勇军在北平活动，捕杀共产党人，从而使日军铁蹄踏进了通州。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塘沽协定》，把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要撤出非武装区。接着何应钦与日本华北日军司令达成了《何梅协定》，要撤出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6月，又签订了《秦土协定》。这一系列的叛国协定葬送了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主权。日本侵略者贪得无厌，又进一步策动汉奸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成立“华北国”，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11月28日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州组织“冀东自治政府”，统治冀东22个县。他们以反共为名，行出卖祖国大地之实。国民党政府竟发布成立了以老牌汉奸王辑唐、王克敏为成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日寇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出卖祖国的政策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特别是我们中山中学的同学们，都有亡家之恨。我们怒吼了！我也参加了北平大、中学生掀起的“一二·一六”大游行。
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到宽街，就被警察用警棍、皮鞭打散。不少同学被打伤，有的眼镜被打碎，有的丢了鞋。我们没有被吓倒，分散的人又集合起来，到前门大街开了大会。会后，我们准备到外交部街冀察政务委员会门前示威，结果被阻拦在城外，城内迎接我们的同学被大刀和高压水龙冲散。我们就在和平门外静坐，一天没有吃饭，不少同情我们的老百姓送来了开水、烧饼、鸡蛋。而当局在天黑后大打出手，用大刀和警棍无情地抽打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回校后，全校罢课。那些对外无能、对内有权、镇压学生极狠的反动当局于1936年2月对我们学校进行了大搜捕，抓走了30多个同学。3月31日我们参加了全市为在狱中被害而死的郭清同学抬棺游行，后又参加了“六·一三”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要求清查海河浮尸案（日本强盗将为其修筑军事工程的数百名中国工人血腥屠杀后，将尸首投入海河）。
1936年11月，日军又大举进犯绥远，并向南京政府提出华北五省“自治”，要求日本在长江流域和海南岛驻军。日寇侵占全中国的野心已暴露无遗。蒋介石为镇压群众运动，又在上海逮捕了全国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12月12日，我参加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示威游行，在景山静坐，国民党军警在四周架上了机关枪。学生们高呼口号：“要求改府收复失地，要求释放救亡领袖！”气壮山河，喊声此起彼伏，愤懑悲壮。天黑了，我们毫无所获，得到的是秦德纯表面答复：“今天逮捕了一些同学，这是误会，今晚就可释放。”然而，等我们回到学校，校方开除了领导我们游行示威的十一班同学孙凤英。南京政府竟下令各校学生会一律停止活动，禁止学生的大小集会。我们的一切权力都被剥夺了。
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醉心于“宁与日寇，不与家奴”，我们爱国有罪，得到的是皮鞭、警棍、大刀、水龙、开除、被捕、坐牢。而对这种情况，我愤懑、失望、悲观、彷徨。1936年6月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民先队在1937年4月组织的香山义演，冲击了右派学联准备拥护国民党审判七君子的大会。
二
1937年暑期，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女二中。刚刚发榜，卢沟桥的枪声响了，日军铁蹄于7月26日踏入了北平城。这个事件使我悲愤、茫然，旧恨加新伤，在我的心中迸发出仇恨的火花。同学们有的回东北，有的出城，有的南下。没有钱使我在歧路上徘徊，斗争的结果：决不能回东北。因为在1937年春假，我曾给我四姐写了一封信，我和妹妹下定决心，不收复东北，决不回家。我求助于我哥哥。住在我同学张家麟家，给她弟弟补习功课，准备考学。张家麟在西安。张伯母也很焦急，她的两个女儿都在西安，都是东北军的家属，她知我也要南下，苦于无钱，她跟我说，我给你路费，你送我到西安。我非常高兴。她有两个小孩，一个六岁是瘫子，还有九件柳条包和樟木箱子。我带她从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又坐船到青岛。
到青岛，一下船就看到民族解放先锋队高举着“平津逃亡同学会”的大旗，接待逃亡学生，我再次激动得流出热泪。逃亡同学会给我们安排了食宿，并负责往外运输，乘车免费。我凭着平津逃亡会的手续，经济南、徐州把张伯母送到西安。不久妹妹白晶泉在北平等到了哥哥给她寄的100元钱，带了傅彬等两个同学，由平津来西安找我，到西安后，我们没有出路，找不到工作，十几个同学住在一间旅馆里，眼看就要挨饿。听说，中山中学南京总校已撤往湖北。我们坐上平津同学会的闷罐车，百感交集，眼含热泪，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到了武汉，找到了武昌明月桥东北救亡总会。不久中山中学到了武汉，我们又回到学校，随学校逃亡到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璜壁堂。
璜壁堂在永丰镇乡下，傍山依水，风景秀丽，是个读书的好地方。然而日寇侵华战争的炮火硝烟，怎能安静地坐下读书？1938年6月，参加西北考察团的刘希夷驯育员和崔垂言老师从延安回来，把参观情况和毛主席接见的情形向同学们报告，然后教我们抗战歌曲。
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了傅彬的来信，她向我们介绍了延安的生活，说那里是抗日的理想天地，那里没有压抑，不限制抗日的活动，有的是支持发动抗日的热情。她动员我们去延安，她的信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曙光。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气氛大变，校方不允许我们下乡宣传。暑假时，我们对校方限制不满，有20多个同学在队长刘光同志的领导下，坚决走出学校，到乡下宣传。不久，学校转达校方勒令我们立即回校，否则要以武力解决。同学们讨论如何对待校方的压制，我主张一路宣传，一路去延安，但有的同学不愿走，还想继续读书，没有办法，只好回校。校方开除了队长刘光，给我们每人记大过一次。我对学校更加不满，想去延安，又没有路费。一些思想进步的宣传队员们经常保持联络，团结得很紧密。每当星期天，我们就到山上密林里集会，谈论对时局的看法、对革命文艺小说的心得。为了抒发抗日激情，我们自编自抄出《火把》刊物，坚持举起抗日的火把。
10月，广州、武汉相继被敌人占领，大半个中国沦陷了，河山破碎，万民遭殃，学校迁往四川，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只好随学校逃难。几百个中学生仓皇出走，又值大批军政机关后撤，找不到车船，徒步行军。11月的一天清晨，我们穿上草鞋，背上小包，走上了逃亡之路。走过了湘、桂、黔、川四个省份。不幸的是，在途经桂黔公路时，国民党军车竟轧死了我们宣传队的樊树人，他正在看《铁流》，书页飞了一地。他背的书上也溅满了血迹，那些书是我们宣传队的同学从永丰镇背出来的，一共60多本，为了减轻重量，还切去了书的白边，这是我们的流动图书馆，大家互相传阅。樊树人的死，令同学们悲痛万分，宣传队的同学给他擦净身子，成殓安葬在柳州三都的南山脚下，举行了小型追悼会。我记得那天阴雨蒙蒙，增加了几分悲痛之情，《火把》为他出了专刊。
辗转跋涉，我们于1939年4月底到了重庆海棠溪。5月3日，我跟妹妹到江边小摊买东西，忽然警报声响起，我们无处藏身，就只好趴在地上。回到学校，才知道数学老师宋子和夫妇被炸死了，还有三位同学也在江边被炸死。对日寇的血泪仇何时能报？5月5日，我们乘船到邓井关，下船后步行到自流井静宁寺。静宁寺是一座大庙，数不清的楼台亭阁，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但上课不到三个星期，由于克扣伙食费，吃不好，没有蚊帐，睡不好，引发了反对校长的学潮。学校早已把我们宣传队的同学视为赤色分子，在学潮中第一批把我们开除。我们已和东北救亡总会取得了联系，我就到成都分会，从成都到延安比重庆还近。我在成都分会宣传队搞抗日宣传，节假日到街头化装表演，给前线战士募集寒衣，比在学校自由得多了。我一到分会，就说明希望有机会能到延安学习。
7月中旬，总会的负责人高崇民到重庆开会，坐着西北工合的车回西安。当时成都分会的陈今、邓育华、阎明智都要求去西安，车上座位有限，只能带两个人，因为我要求得最坚决，分会决定就带我和阎明智走。阎是阎宝航的三儿子，是必须要带走的。高老是辽宁省开源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投身抗日运动，曾为张学良的高级参议。他是一位和蔼可亲、正直忠厚的长者，他到成都的当天晚上，和成都分会的全体人员见了面，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抗战的形势和总会开这次会的任务。他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一面消极抗日，一面同日本人进行秘密妥协谈判，对共产党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掀起反共高潮，限制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他们把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都说成是共产党的活动，投降的可能成了时局的最大危险。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东北救亡总会的任务，就是拥护中央提出的三个口号，东北不收复，决不停止抗战救亡活动。你们都是东北青年，就为了这个共同目标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了。大家要团结一致，为收复东北而奋斗。”
高老的讲话言简意赅，旗帜鲜明，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二天，我就随他坐车到了西安。到西安后，陕西分会就把阎智明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去延安。高老是陕西分会的负责人，他和教育部长车向忱找我谈话说：“你想去延安，这我们知道，但陕西分会有一个小学叫东望小学，位于东北新村，学生都是东北人的子弟，现在学校缺教员，你文化程度高些，先给教一教，等有了人，再送你去延安。”两位长者都挽留我，我不好推辞，就答应在东望小学任教。每个月给我10元生活费。
1939年11月9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查封了东总陕西分会。傅彬和路宏志先后来给我报信，说宪兵、警察来了很多，多亏有路宏志穿着军装，混入了搜查队伍，拿走了党的文件，才没有被特务查出来。分会被查封不久，东望小学被日本飞机炸塌，东北新村遭到严重毁坏，死伤了不少人，学校被迫停课。
分会被查封了，公开的活动无法进行，在杜斌丞的帮助下，高崇民在西安王家巷四号租了一个小四合院，名义上是高老的住宅，实际上是陕西分会的地下机关。租到这个房子后，我们都去清扫，为高老布置宿舍，高老让我也住进王家巷，同时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挂号去延安，以实现他们的诺言和我的夙愿。
1940年1月底，高老的儿子高存信从延安回西安探亲，当时他的继母曾兆慧患精神病，比较重，再加上存信他们东干队就要挺进东北，他请假回家。
我的同学陈今也渴望去延安，高老经成都时，她没有来，后来她竟徒步翻山越岭，躲过了出川的关卡，用三个月的时间走到了咸阳，我把她接回来，她也住在高老家。一天，高老通知我俩，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可能有去延安的车，让我俩搬进了办事处去等车。
不几天，高存信也来到了办事处，我们很惊奇，问高存信：“你怎么这几天就回延安？”他说：“有情况，我不能多呆了！”第二天一早，傅彬就来报信说：“昨晚半夜，高老家被抄了！是去抓高存信的！”我们都一惊一喜，惊的是国民党竟这样无孔不入，喜的是正好高存信昨晚来到办事处，脱了险。傅彬说，特务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离开高老家。我们几个人都对高老的安全担心，不知他的处境如何。我当时考虑了一下，觉得只有我能去探个虚实。因为傅彬在西安挺红，不能去；陈今刚到西安不久，路不熟。于是我说我回去看看，就换了件旗袍，从七贤庄1号出来，转了几个弯，才向王家巷走去，到了胡同口，看看四号门前没有人，我就急忙走了进去。
王家巷4号有前后两个门。前门左侧南房是我和陈今住的地方，东厢房是厨房，西厢房是仓库，三间北房苏渤和存信住东头，高老夫妇住西头。我进院后径直走向北房西屋，只见高老盘腿坐在床上，面对墙上挂着的张学良将军的大幅照片沉思。高老见我进来，有点惊奇地问：“你怎么来了？难道你不知道这里已经被特务们盯上了？”我说：“高老，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大家对你的处境不放心，怕您出事，让我回来看看……”高老没等我说完，就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我没有事，不用担心，你们快走！”我也领会到，才让我们快走，是让存信速离西安，于是，我立刻从后门出去，看看左右，仍然没人，我转过弯就向八路军办事处走去。如今想起来，真感到庆幸。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王家巷的时候，我竟然没有遇到特务。
我回八路军办事处后，把我见到高老的情况告知他们三个人，才算放心。过了三天，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一辆大卡车去延安，我和陈今还有另外两位同志坐在卡车上，用大苫布把高存信和所运的东西盖在一起，通过了西安的各大关卡，直到洛川，到达了安全地带，他掀起苫布，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三
我和陈今住在东北救亡总会延安通讯处。3月8日我们趟过延河到延安女大去应试。考场里有许多陌生人。3月10日，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分到了六班。
六班的窑洞修在半山中，我们小组的窑洞住着十几个人，是用木板搭的一个大炕，老同学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新来的同学，帮我们收拾床铺，叠被子，问长问短，班长发给我们每人一条灰毯子、一套列宁服。
学生时代的生活是值得留恋的，在女大的生活更是别有风味。我们过的是军人生活，没法用笔墨形容我的兴奋！我自由了！我可以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再没有白色恐怖了！
我入女大后的第三天，小组长俞平同志找我谈话，她高高的个子，满面红光，和蔼可亲，操着四川口音，她亲切地对我说：“你要组织上了解你，就应该把你的简历写一写，你对组织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也可以提出来。”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把我这些年来的感受和思想的转变都写了出来，写了自己如何向往到延安以及到延安后的体会。最后我提出了入党的请求。这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因为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西安的时候，我就曾提出过。
俞平同志也是学员，也有沉重的课程负担，但她把党的工作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她看完了我写的几千字的材料，又找我谈话，她说：“你提了入党的要求，这很好，党既要了解你的过去，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你的现在，你是学员，就考验你两条，一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二是团结同志，积极工作。”我表示我到延安找到了献身革命的地方，我一定会经得起考验。我的学习更加刻苦。
6月的一天，教政治经济学的何锡林老师生病没来上课，班长让我代表班里的同学去看望他。何老师住在马列学院，要经过延河。延河变化无常，当我脱下鞋，挽上裤腿，河水还不到膝盖，但到了河中心，洪水就下来了，霎时间涨到了腰部。我身上的衣服和手中的鞋都像千斤重担，把我向后拉。我心中明白，后退是不堪设想的，况且班里的同学交给我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这时，一个从对面过河的男同志看到了我的险状，立即走到我的面前，拉着我趟过了河。我很感激他的帮助，他却说没什么，连名字也没留下来就走了。延安人民这种助人为乐的好品质处处都能体验得到。我像只落汤鸡似的赶到了何老师家，他见我这个样子，急忙帮我找了两件并不合身的男式衣服让我换上，临走时还托一位同志把我送到河边，此时，延河已经风平浪静了。
6月23日，是阴历五月十八日，明月当空，延河两岸山中窑洞层次分明，好似一栋栋高楼，万家灯火，特别壮观。王忠同志领我去参加党支部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有些紧张、兴奋，心潮澎湃。指导员谢力主持会议，宣布今天的大会是发展党员的会议，讨论白竞凡同志的入党问题。我心里热乎乎的，非常激动。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王忠、俞平讲他们考察培养我的经过，然后是党员和群众发言，他们表扬了我的优点，也指出了我的不足，对我提出了希望，在那个庄严的会议上，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把同志们的每一句话都铭刻在心里，这是一堂生动、深刻的政治课。
不到一个星期，六班支部组织委员郭寒冰同学找我谈话，她像老大姐一样诚挚朴实、和蔼可亲，她说校党委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是1940年6月23日，让我牢牢记住。当天晚上支部的几个同志领着我在党旗下宣誓，有李梅、麦加、郭寒冰、俞平、王忠等人。我高高地举起右手宣誓：“我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要永远忠于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由一个民族主义者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是我政治生活中的里程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激励我前进，再前进！
正当我学习得津津有味、十分努力的时候，高存信同志找我到延河边散步，向我求婚，这使我感到非常突然，过去从没有想到。过去我们都以同志相待，又都是东北人，每到星期天，我们都到东北救亡总会延安通讯处去玩，看书、下棋、打扑克。我和存信在西安就认识了，又一路同来，比别人更近一层，他是抗大三分校东北干部队的教员，津贴比我们多，有时也请我和陈今、于兰、赵禄等到小馆去吃面条，他的毛裤破了，也求我给织补。但这一切我都以同志对待。他提出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因为我不愿放弃学习机会，他却在不久要到敌后去。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
我问他：“你为什么选择我？”他说在西安，特务搜捕他，我很勇敢，不怕危险，回王家巷去探望父亲，从那时起，他就对我有了好感。他的诚恳坦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抗大三分校东干队住在宝塔山中间的窑洞里，到女大来要趟过延河，有时河里涨了水，他过河来，全身都湿透了，他拧干衣服，晒在枣树上，我们就坐在树下休息、聊天。特别是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几乎忘记了时间，树林里的人走光了，我才把他送到河边，目送他过了延河，才回宿舍。
我自己心里也很矛盾，结婚就得提早结束学业，跟他去前方。但他的确是个难得的好人，正派、有学问、有工作能力，对我也很忠诚。这是我的终身大事，学习的机会还会有的。经过一番斗争，我终于答应了他。
东干队要奔赴敌后。9月初，我和谢雪萍、郝力宁、黎飞、李忠从女大调到抗大东干队。9月7日，东干队指导员徐建生同志找我和存信谈话。他是一位好领导，年纪很轻。他问存信：“你愿意和白竞凡同志结成伴侣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愿意。”他又问我，我也说：“愿意。”就这样我们履行了结婚手续。下午，我们到东总延安通讯处，由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和刘澜波、李范五接待了我们。8月份中央明确徐建生不去前方，由高存信任东干队指导员，临行前，他们接见了徐建生、张学思、高存信、谢雪萍和我。孙志远刚从冀中回来，他向我们介绍了敌后的情况，并请我们吃了晚饭。饭后，由徐建生同志主持召开了东干队全体同志的文娱晚会以及我们、张学思夫妇、陈剑飞和郝丽宁的集体婚礼。徐指导员既是我们的主婚人又是证婚人。晚上，没有双人床，我们就睡一张行军床，上面再放一张单人板。
难忘的1940年9月14日，我们全队同志背起背包，告别了延河两岸送行的战友，出发到敌人后方。
四
我们东干队87名同志一路行军，跨过波涛汹涌的黄河，到达山西兴县一二师驻地休整。10月14日，我们从兴县出发，贺龙同志派身经百战的六团送我们过路，团长是黄新廷同志，同蒲路不是封锁线，而是封锁面，铁路两侧各50里都是敌占区，再两侧30里是游击区。我们两夜一天连续行军270华里，才从晋西北根据地走到晋察冀根据地。六团的行军速度惊人，他们下山跑步还不足为奇，就连上山也是跑步。跑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才跟上了队。就是这样，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是被敌人发现了，鬼子出动扫荡队，追赶我们，我们马不停蹄地钻进大山里，才转危为安。
到了晋察冀军区后，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张学思，他认为从现实情况看，现在挺进东北还不行，决定让我们先到冀中平原去打游击。这时敌人开始“扫荡”晋察冀，我们跟着孙毅同志所率的抗大二分校，转了一个月的大圈子。敌人“扫荡”结束后，我们才越过平汉路的封锁线到冀中军区。到军区后，存信被分配在司令部作战科，我被分配到军区卫生部。卫生部在平汉路西北岳区的完、唐二县。我又回到路西。1941年，敌人在春秋两次“扫荡”北岳区，特别是秋季的大“扫荡”，历时三个月，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所在的休养二所就牺牲了30多人。反“扫荡”结束后，我被调往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当干事。
1942年5月1日上午，冀中军区的党政军民、机关干部都在饶阳县的张保村开大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傍晚，转移到甫韩合村。第二天的傍晚，我们又向这个县的豆店村转移。这个时期，敌情瞬息万变，使我们不得不频繁转移。1941年以前，冀中军区机关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从八分区跳到九分区，也可以从七分区跳到八分区，每晚行军七八十里路，还可以在根据地某个地方住上三至七天。1941年秋敌人实行蚕食政策，根据地缩小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也随之缩小。八分区、深县、武强、饶阳、平安之间的小块地区就成为军区机关活动的主要地区了，而且每天傍晚都要转移驻地，以防敌人袭击。
一天，大约在晚上9、10点钟的时候，我们行军到达了豆店村。部队就坐在街上等待号房子。睡着了的老百姓都纷纷起来，为我们腾房子。就在这时，集合的命令又下达了，我们围在民运部领导同志的周围，听王逸群部长传达敌情。他说，敌人为了巩固占领冀中地区，掠夺冀中的人力和资源，以此作为扩大战争的后勤补给地，敌人调集了大约5万日、伪军，向我冀中根据地大举扫荡。仅在石德路、京汉路保定至石家庄段以东和滹河沿岸，敌人就部署了3万多人，集中扫荡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四个县，企图一举消灭我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军区首长确定了军区机关的反扫荡方针，即相机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转移到敌人空虚的外线。今夜的具体行动是，司令部和区党委机关过石德路，到冀中六分区去。政治部由主任卓群率领，越过滹沱河，跳到九分区，相机到白洋淀一带打游击。当我们正在紧张地清理文件、整理行装的时候，存信匆匆忙忙地来看我，他知道我怀孕在身，对我的活动很不放心，临别前赶来，嘱咐我行军要小心。我送他出村，遥望他的背影消失后，已经听到了集合的哨声。我们当即整理队伍，按照行军的路线出发了。
豆店村离滹沱河有30里远，我们准备在拂晓前偷渡滹沱河。夜漫漫，风萧萧，部队鸦雀无声地前进着，所能听到的只有沙沙的脚步声。拂晓前，我们已经到了距河岸二三里的地方。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交织在一起的弹光划破了黑黝黝的夜空，紧接着，激烈的枪声就响了一片。部队立即停止前进。根据判断，先头的警卫部队同敌人接上火了。这时候，从前面传来了口令，命令部队急速调头，跑步撤回原地，以便使掩护的部队及早撤出战斗，我虽然怀孕在身，也随着部队奔跑。跑出了十余里，枪声渐渐地稀疏了，这时我才感到有些体力不支，两眼直冒金星。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的行进，我闪出队列，在交通沟边上走，让出沟中心的路。谢雪萍看到我，就主动陪我一起走，以便随时关照。战友的情谊和关怀，使我万分感激。不一会儿，政治部主任卓雄同志赶上来，他发现我走得慢，赶不上部队，就让警卫员拉过马来，他关切地问：“竟凡同志，你骑我的马吧！”我说：“首长，我骑马的技术不行，我慢慢走，保证掉不了队。”卓主任对下级的关怀，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激励我赶上了队伍。
早上8点多钟，我们又回到了豆店村。由于一天一夜没有休息，还跑了五六十里路，吃过早饭后，便待命休息，大家都睡下了。下午，民运部的领导向我们传达了当晚突围的计划，决定按司令部的路线，当晚突过沦石路。部队要做到精干、轻装。凡是走的，都应当是身强力壮的。民运部的干部由于平时跟群众交往多，熟悉情况，绝大部分人可以留下来，跟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只有少数领导是南方口音，易于暴露，需要随队转移。领导上根据我的情况让我到深县城郊五里地的敌占区。那儿有一个敌工关系，让我暂时避一避。敌工部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党的关系由我自己带着。我和谢雪萍一起迅速整理好文件，进行了彻底轻装。我们把《共产党员》等刊物、被子、不急用的文件和用品等包了一个大包袱交给老乡，埋到了地里。
在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队伍沿着交通沟向正南方出发了。这天夜里，天色阴暗，每个同志都在背包后面绑上一块白毛巾，便于相互辨认，防备掉队。雪萍是广东人，她随从而行。我提着一个随身带的小包袱，送部队出发。暮色茫茫，兀自独立，思潮澎湃，回忆起来，我自从1940年从延安到敌后以来，一直都是集体行动，跟着部队作战和生活。同志爱，战友情，使我感到无限温暖，从现在起，只有我一个人了，单独在敌占区坚持斗争……一时，惆怅于怀，一种难以克制的离队索居感向我心头袭来，同志们今晚南下突围能否成功，也使我忐忑不安。是生离，还是死别？我呆呆地站在那里遥望南方，望啊，望啊。一转念，理智使我清醒过来，在凶恶的敌人面前，要奋斗就要流血、牺牲，怕什么？革命战士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想到这，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了，迈开大步，向西南走去。5月3日深夜11点多，我来到了深县中东录村。我和村长任顺义同志接了头，向他了解这里的情况，随即到王大娘家去休息。王大娘是我们司令部王侦察员的母亲，50多岁了，丈夫去世以后，她拉扯五个儿女长大，辛勤地劳动，养家糊口。儿女长大以后，她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大儿子王敬贤在我冀中区农场工作；老二是侦察员；老四是八路军战士；老三、老五是民兵，跟王大娘在家劳动。我深夜赶到她家，她热情地接待了我，问寒问暖，忙着给我腾地方，让我睡在她的身边。王敬贤同志正好在家，听我说明来意，知道我要去深县敌区，他说：“明天一早，我送你到根据地的边缘，那里正挨着我们农场。”
第二天，天蒙蒙亮，他就领我上了路。走不多远，就碰到迎面走来的几个村民。向他们打听敌情，他们说沦石路的敌人已经出动了。我和老王同志都认为很可能是误传，于是决定继续向前走。我们越走越快，不久就来到了离中东录村20多里的农场——郗家池村。老王告诉我，过了这个村，南边就是游击区，再走不远就是深县城郊。他说，他不能送我了。我辞别了老王同志，准备穿过村子上路。刚到村边，就见老百姓扶老携幼，牵着牲口背着包袱，纷纷向村北跑，他们见我进村还向南走，就对我说：“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我仍然不大相信，继续向南走，人们看到我的行动和装束都投以诧异的目光。因为我在离队时换的便衣是紫花褂子、蓝粗布裤子，这样的装束在当时冀中人看来，有些“时髦”，可能是八路。我刚走出村口，向南一看：啊呀！敌人真的来了！敌人的自行车队、骑兵、步兵，密密麻麻地向这里扑来，整个南面都是敌人。我赶紧掉头跑进村子。过了村，又往东北方向跑。我跑得飞快，超过了一群群的村民，跑了十几里地，到了中东录村村北的大洼。正当我坐在交通沟洞上喘气休息的时候，中东录村村长任顺义同志迎面走来，他说：“老白，你没有突出去？”我说：“敌人可多了，我过不去了。”他急忙领我到李家坟地，找到妇救会主任徐国珍、农会主任孙将言。他们在坟地里挖了一个地窖。村长让我钻进他们的地窖，同他们一起躲避敌人。
我是做民运工作的，与这一带的村干部都比较熟悉。我早就知道这个老孙。他是长工出身，单身汉，工作积极，为人本分。妇救会主任徐大姐也是个能干的妇女干部，她的抗日思想比较明确。在这个地窖里，还有徐大姐的独生子小栓子，那时才13岁。另外，还有四五个男女青年。我们都默不作声地等待着事态的变化。窖中一片漆黑。不一会，洞口开了，射进了一线光亮，群众跑来送信说，敌人发现了附近不远张家坟地的地窖，把里面的人都叫出来了，又有人说，孙家坟地的地窖也被发现了，窖里的人被威逼着出来，不出来就打死在洞里。那时候，那里的地道还没有广泛开展起来，现有的地洞，大多修在洼里或坟地中，基本上是一层洞，没有防卫能力，一旦被敌人发现，可以直接看到洞里藏的人。这种洞，在平时“扫荡”时候还可以对付过去。可是这次不比平常，仅在深、武、饶、安这样小的根据地中，敌人就集中了3万人，组成拉网式“扫荡”，随着步步深入，合击圈越来越小，敌人也越来越密集，里三层外三层。对于这种铁壁合围式的扫荡，两位主任感到，地窖里不安全，我的装束又不同于群众，如被发现，很危险。几个年轻人也怕被抓走。这样，大家决定，我和那几个年轻人一起出去，夹杂在群众中。
这年春旱比较严重。大洼中的麦子长得不高，人们在地里藏不住。这个大洼东西长30多里，南北宽约十几里，中间没有村庄和人家。这种大洼在冀中是很少见的。我们随着人群跑，一会儿，又有人说，南面有敌人，群众就转向东跑。这时，敌人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飞机不断地在天空盘旋投弹，不时地俯冲扫射，不少人中弹倒下。人们既悲愤又惶恐，情绪非常紧张，我也感到气愤和难过，大洼周围村庄的群众都汇合到大洼中，人越聚越多。我估计，这个大洼就是敌人的合击点，这样跑下去，迟早会被发现。于是，我跟国珍大姐商量，这样跑下去不行，还是回地窖，藏在被子里，她考虑了一下说：“好吧，我送你回去。我的洞有两层，你就藏在底层，我在上面盖好，这样也许可以瞒过敌人。”随后，她就带着她的侄女跟我一起回去。国珍大姐打算让她的侄女和我藏在一起，以便有个照应。我们匆忙离开人群，返回李家坟地。我和她的侄女钻进了底层的洞，大姐把底层的洞口盖好，又把被子散放在上面。她领着小栓子就走了。不久，敌人来了，发现了这个洞，就喊：“出来的！出来的！”我们在底层，连大气也不敢喘。幸好敌人没有发现这个双层洞，见洞里没人，便扑向别处了。这个双层洞是孙将言和国珍大姐设计的，它使我安然地度过了敌人第一次“拉网扫荡”。果真如我所料，敌人把奔向大洼的成千上万的群众分割包围在洼里，抓走了不少青壮年，其中也有少数我军人员。敌人当众做了反动宣传，然后又威逼群众一律返村，不许在洼中停留。如在洼中再被抓住，就以八路论处。
天黑后，国珍大姐派人把我叫回村公所。她已经准备好了香喷喷的热饭菜，招待我和从大洼中回来的八路军战士。由于奔跑和隐蔽，我一整天水米没打牙，便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我今天能安然脱险，靠的是国珍大姐的机智勇敢，从心底里感激这位好大姐。
渐渐地，村公所里挤满了人，有正在狼吞虎咽的八路军战士，有伤员，还有给他们送饭、包扎的老乡。在村干部的指挥下，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吃完饭，也立即开始给伤员们包扎，随后，村干部们又把他们安排在老乡家中，作为家庭成员进行掩护。直到半夜3点多钟，才算安排就绪。
接着，村长兼支部书记任顺义同志又召开了村干部会，研究了敌情和对付敌人的办法。大家一致同意，先把党支部、村公所和群众的东西彻底清理坚壁。同时，大家分头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这次“扫荡”与往常不同，动员他们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要彻底坚壁清野，尤其是要把粮食藏好，不能让敌人抢去更多的东西。这些工作都做完后，村干部暂时隐蔽起来，不要住在家里，以防发生意外。
我又回到了王大娘家。大娘、大嫂和敬贤同志见我回来了，都热情接待，为我能平安回来感到高兴。我向他们叙述了今天如何与“扫荡”的敌人周旋，如何躲过危险的经过，他们听了，都为我感到庆幸。王大嫂看见我这身不合时宜的装束，立即把她自己结婚时穿的看上去还很新的紫绸夹袄、黑布裤找出来，让我换了。王大娘这一家对子弟兵的深情再一次感动了我。
在王大娘家里，我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她让我睡在她的身边，把我当做她的亲生女儿，使我在这里又感受到了母爱。
拂晓，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子弹就在屋檐上面掠过。我想，一定是敌人把村子包围了，我们一轱辘爬起来，蹲在炕沿下面听动静。街上不时传来嘈杂的人声，但院子里没有动静。渐渐地，天大亮了，人们都躲在自己的屋里，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大娘预感到敌人可能要在村里搜查八路军，就让我和她的三儿子藏在外屋的粮屯后面。一会儿，她又觉得粮食正是敌人要抢的东西，藏在那后面不安全。她就让我躲在床上装病，大娘给我盖上被子，还一再嘱咐我：“如果敌人来了，问到你的时候，就说是我闺女，回娘家省亲来了。”所有这些，都充满了一位慈母对爱女的深切情谊。
这时，敌人挨户搜查的敲门声、恐吓群众的枪声、屋檐上嗖嗖而过的子弹声，一阵紧似一阵。听起来，好像快走过来了。我不断地思索对策。王大娘在屋里走来走去，还不时地给我正正被子。就这样，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躲在北屋里。万分侥幸的是，敌人没有来王家搜查。
中午时分，忽然街上传来阵阵锣声，有人高喊：“全村的人都到南场院集合，都得去，不去的，以八路论处。”王大娘听到喊声后，想让我跟她留在家里。敬贤同志怕我被敌人搜出来，想让我夹在群众中。他说：“这个村的群众都是可靠的；同时，敌人不了解村里的情况，老白又是个女的，敌人未必注意。”我想，也只能这样了，就紧跟着王大娘和群众一起到了南场院。
敌人端着枪站在场院的四周，把全村人围在当中。一个小鬼子头目龇牙咧嘴地发起话来，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人做翻译。敌人恫吓群众检举八路军，强迫他们说出八路军藏东西的地方。全村人都沉默不语。那个鬼子头目急了，突然从人群中拉出一个看上去有40多岁的农民，大声地对他嚷叫道：“八路的有？”那位农民摇着头回答说：“不知道。”鬼子头目气急败坏地冲上去，狠狠地打了他两个耳光，鲜血立即从他的鼻孔里、嘴角上流了下来。接着，兽性发作的鬼子又用皮鞭抽他，一边打，一边问。那个农民还是一句话：“不知道。”鬼子打得他满地打滚，他不哭也不叫。全村的人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鬼子头目见打他无用，就让鬼子兵把他抬起来拴在马桩上。鬼子头目用手指着那个被吊起来的农民对群众喊道：“谁的不说，像他的一样！”
这个村的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村里多了一个生人，根本瞒不住村里人。在那个紧急情况下，来到这里的生人只有我们这些八路军战士。但没有一个人说话，默默地站在那里。鬼子又从人群里拉出一个老人，要他交出八路。老人只是淡淡地回答：“不知道。”敌人对老人又是一顿毒打。随后，敌人又拉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敌人以为小孩容易吓唬住，就用刺刀对准孩子的胸膛，让他说出谁是八路军。不料，这孩子面对凶残的敌人，毫不畏惧，稚气中透露出民族的尊严，还是回答：“不知道。”一个鬼子突然腾身跃起，一脚把小孩踢翻在地，滚出去好几步……多么坚强的孩子啊！没喊一声疼，没有流一滴泪。
坚强不屈的中东录村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自己的亲人——八路军。在强敌面前，宁肯自己皮肉受苦，也没有透露一点情况，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敬佩他们！
敌人仍然不肯善罢甘休，见毒打不成，又把人们分散成好几群，威逼着人们去找八路军藏的军需给养。东一群，西一群，乱转，乱挖。王大哥、大嫂和王大娘始终把我夹在他们中间，保护我。群众让敌人逼得走来走去。一直折腾到天黑，敌人捞到了一点被服之类的东西，就离去了，走前，还让村里成立维持会。一场浩劫，就这样在群众的沉默中过去了。
敌人走后，支书任顺义和村干部们碰了头，决定先找两位可靠的老贫农，出面成立维持会。这样可以把维持会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里。
第二天一早，我们刚吃过饭，敌人又来了，成立了维持会，又抓了一些青壮年去给他们挖沟，修炮楼，接着就到各户捉鸡，抢粮，搜查八路军。我和王家人在院中坐在一起，观察事态的发展，左邻右舍的乡亲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人多了可以壮胆。突然，从东墙上跳过来一个妇女，急忙钻到我们当中坐下，紧跟着，一个鬼子兵端着枪从大门走了进来。他贼头贼脑地扫视着我们这些人，很快就发现了那个躲在我们当中的妇女，厉声地对她说：“出来的！出来的！”那个妇女战抖着站了起来。一会儿，鬼子兵又勒令和我们坐在一起的一位邻居老头站了起来，然后，把那个妇女和老人赶进北屋。老人说：“不行啊，她是我侄媳！”鬼子恶狠狠地说：“八格牙鲁！什么不行！死了死了地！”说着就用刺刀对准老人的胸膛。老人无奈进了屋。鬼子在屋门口继续嚎叫勒令，于是一场悲剧在日军的刺刀下发生了。有叔侄关系的那老人和妇女痛不欲生，在场的邻居更是心如刀绞。我面对日本鬼子的野蛮暴行，感到自己的心被怒火煎熬着，又一次激发了我的抗日激情。
天色渐渐地黑了，猪叫声、鸡叫声也渐渐地稀了。我们正在北屋吃饭，突然一把雪亮的刺刀挑开门帘，一个穿着大皮靴的日本兵嗵嗵地走了进来，他用凶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屋里的人，转身就出去了。我们都放下碗筷，面面相觑，猜不出敌人的用意。我暗自思索，晚饭时，大娘把我当做客人，让我坐了上座，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呢？
鬼子离村后，国珍大姐来了，她听我叙述了鬼子两次来王家搜查的情况，就建议我到村西头的军属郑大娘家去住，郑家只有她一个人住，这样，比起王家来，目标要小得多，我同意了她的安排，当即跟随他们转移到了郑大娘家。
连日来，敌人到处抓人去挖封锁沟，修碉堡，建岗楼。有一天，中东录村的治保主任刘凤山同志匆匆忙忙地赶到郑大娘家，对我说：“老白！糟糕了！叫人在野外挖封锁沟时，把村中坚壁时埋藏的各种组织的名册挖出来了，村党支部连夜开会，决定村干部暂时到外地躲一躲。有的投亲，有的靠友，过了这个风声再回来。”刘凤山是个30多岁的单身汉，父母早亡，也无亲无友。我根据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向他说明，不要单看敌人在这个地区貌似强大，其实日本国小兵少。他们在这里集中兵力，滹沱河北岸的兵力必定空虚。而且那里有很多村干部和群众我都熟悉，说不定还能找到我们的部队。刘凤山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孙将言跟他一样，也是举目无亲，咱们三个一起走。在我就要离开村子、踏上新的征途那天，郑大娘精心为我们准备了路上吃的东西，含着眼泪把我们送出院。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我至今难忘。
我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突过滹沱河，又在敌人的第二次“拉网扫荡”中侥幸度过。然后，我辗转到安平县杨各庄吕大娘家，在地道边生下了我的大女儿高凡。孩子尚未满月，就因为曾经与我联系的安平县长张晓舟被捕投敌，而不得不立即转移。通过两面政权（表面上为敌，实际上为我）坐上火车，公开过了平汉铁路，到完县张各庄找到了冀中军区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