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梅
陕北，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上苍在播撒苦难与罪孽的同时，也播撒了反抗与斗争。于是，就有了延绵不断的反压迫斗争，就有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共产党领导的清涧起义。清涧起义点燃的烈火，已成为燎原之势在这里熊熊燃烧起来，烈火焚烧了牢狱和枷锁，她从禁锢中挣脱出来，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征程。
一
1932年冬，陕北的夜晚。呼呼的北风在窗外吼叫着，麻油灯发冷似的缩着头跳跃着。
灯影下，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低头缝着衣服，泪珠儿顺着双颊不住地滚动。她紧咬着下唇，不停地眨动着眼睛，用睫毛弹开遮住视线的泪水，继续手中的活计。
坐在对面的任志珍深蹙着眉峰凝视着她：“牡丹，你怎么能喝卤水呢？”任志珍掏出手帕替她擦了擦泪水又说：“要不是你几天没吃饭，不就白丢掉一条性命吗？”
牡丹停下手中的活，抬起满是泪痕的脸说：“志珍姐，活着有什么用？难道就是为了让‘母老虎’打骂我吗？自九岁进她家门以来，我像牛马一样没明没黑地干活，挣来的只是挨打受气饿肚子。我累死累活地干一年，只能吃三面饭、粗面团子。可他们逛里逛出，却吃白面细米、包子饺子。逢年过节，他们杀猪宰羊、吃肉喝酒，我们照样是三面饭。在他们家里，我从来没有被当人看过。我进门三天，‘母老虎’就逼着让我缠脚。白布条勒在肉里，痛得人死去活来，时间一长，就化脓，每天晚上鞋里倒出的全是脓和血，整整一年不能走一步。可是‘母老虎’还用棍子打我，逼着我跪着干活。我遭这个罪图什么？难道就图那个只识五个数的傻男人？”牡丹失声痛哭起来。
牡丹本是路家新庄人。她的父亲游手好闲，经常聚众赌博。在她九岁时，父亲以12吊钱将她输给破落地主做孙子媳妇。这时，母亲已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成了多余人，就将她送到这家做童养媳。这个破落地主有个老婆十分狠毒厉害，人称“母老虎”。“母老虎”已有一个儿媳妇两个孙子媳妇，她经常打骂虐待她们。作为孙子媳妇的牡丹更是备受欺凌。在任家砭任教员的中共地下党员任广盛和他的女儿任志珍常常出面阻止这种虐待行为。任志珍则给牡丹以更多的关怀与体贴。她听了牡丹的这通哭诉，心中一阵痛楚，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她拉过牡丹的手抚摸着说：“你受的苦确实太多了，但不能往绝路上想。像你这样的受苦人天下多得很，社会非变不可，将来会有一个好社会的。到那时候，我们穷人当家做主，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妇女就再也不受那任人买卖、任人打骂的罪了。”
牡丹瞪着一双疑惑的眼望着任志珍。
任志珍挑一下油灯，继续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受压迫吗？是因为世道不好。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母老虎’‘公老虎’，他们专门压榨欺负穷人。我们要翻身，就要和他们作斗争。”
牡丹低垂着眼睑，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
任志珍用爱抚的目光在牡丹忧伤的脸上迅速扫了一下说：“牡丹，别轻看自己，女人照样是人，男人能干的事，我们也能干。别害怕，起来与‘母老虎’斗争吧。她打你，你就跑。她不给你吃，你就偷。她不让你活，你就偏要活，而且要想办法活得更好。永远不要屈服，更不能寻短见，要迎接那个无限美好的社会。”
像雨露滋润着干枯的禾苗，像阳光射进了黑夜，一丝希望的曙光投进了牡丹饱受磨难的心田，绝望的她重新泛起了活力。
一个人心灵的灯一旦点亮，她生命的航船就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牡丹突然长大了。她告诉和她一样备受虐待的婆婆和嫂嫂：“要起来与‘母老虎’作斗争，猪是我们喂的，饭是我们做的，有他们吃的份，就应该有我们吃的份。她不给我们吃，我们就偷着吃。她是人，我们也是人，她凭什么打骂我们？我们要齐心协力与她斗，不信斗不过她。”
牡丹很快就说服了婆婆和嫂嫂，于是，三个人的偷吃小组建起来了，她们用各种办法偷着吃。“母老虎”他们吃饺子，她们在包饺子时就偷偷包上三个大饺子，用干毛巾包了藏在案板下，晚上烧着吃；“母老虎”他们吃肉，她们就偷偷地给自己留下一份。有时纺线到了黑夜，人乏肚饥，她们便偷着烧几个鸡蛋吃，或者拌点拌汤喝。
一天深夜，她们纺完线，刚把猪肉和粉条下锅，“母老虎”便骂着来了：“你们这些挨刀子货，不纺线半夜三更做什么哩？”
婆婆和嫂嫂简直吓呆了，直愣愣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牡丹眼疾手快，赶忙端下炖在火口上的肉锅，正煮的粉条没法端，她顺手舀了盆黑豆倒进去。
“母老虎”踏进门，指着灶火口问：“生火干什么？”
牡丹顺手打开了锅盖：“我们冷得没法纺线，生了火，顺手煮点猪食。”“母老虎”朝锅里瞧瞧，恶声恶气地骂着走了。
牡丹从黑豆锅里捞出粉条来，继续做肉吃。
不知是“母老虎”感觉到了一些什么，还是她狠毒的心肠在起作用，她的防范越来越严。一天，“母老虎”外出，她们关了大门，刚把拌汤拌进锅里，就听见了“母老虎”叫门。婆婆和嫂嫂慌了手脚，端起锅就准备往厕所里倒，牡丹伸手挡住说：“别倒，你们尽管吃，我去应付。”说完抓了两把红豆朝外走去。
“家里人都死绝了，怎么不开门？”“母老虎”在门外叫骂着。
牡丹将红豆往地下一撒，一边佯装着捡红豆，一边应着：“来了，来了，”但半天不去开门。
门外的叫骂声越来越凶。
牡丹磨了好一阵儿，这才开了门。“母老虎”一个耳光甩过来，她机灵地一躲，赔着笑脸说：“不是我不给你开门，你看这红豆撒了一地，怎么捡不完。”
“母老虎”一看地上的红豆，更是火上浇油，她气急败坏地骂道：“这是哪个挨刀子货撒的？看老娘不剁了她的爪子。”
“不知道啊！”牡丹一边说着，一边蹲下捡起来，边捡边又在手缝中往下漏着，并且故意踩得红豆咯咯嘣嘣地响。
“眼瞎啦！”“母老虎”在咒骂的同时，拐棍也从头顶打下来。
牡丹将身子一闪，站起来就往外跑。“母老虎”一边追着打，一边骂着：“你这挨刀子货，看我不剁了你的蹄子！”
牡丹一边跳着躲着，一边回过头来戏谑地说：“别打了，地上的红豆快让咱俩踩完了。”
“母老虎”喘着粗气站住，咬牙切齿地骂着：“挨刀子货，你今天不把豆子捡完，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院子里牡丹与“母老虎”斗智，窑洞内婆婆与嫂嫂用凉水快速浸凉拌汤，狼吞虎咽地吃着。
二
1933年12月29日，满天阴云遮天蔽日，严寒凝结在人们心头。
安定县瓦窑堡的街道上，拥满了悲愤的人群。随着一阵骚动，任志珍和她的丈夫白德胜被一群国民党士兵押着走过来。
任志珍1926年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她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积极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7月担任红军游击队一支队一分队政治指导员。由于叛徒告密，1933年11月被捕。在狱中，面对酷刑，她严守秘密，坚贞不屈，黔驴技穷的敌人便决定杀害她和她的丈夫白德胜。
任志珍一路昂首挺胸，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走向刑场。
牡丹夹杂在人群中，悲愤烧干了她的眼，怒火冲击着她的胸膛。她在心中呐喊：“参加革命，为志珍姐报仇！”
1934年，革命烈火迅速燃遍陕北大地。红军游击队、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诞生了。组织起来的妇女站岗放哨、护理伤员，用走出家庭的实际行动向旧世界宣战，向封建的伦理道德宣战。
也许“母老虎”已经感觉到革命的威胁，她整天把牡丹关在窑内，不让她与外面的世界接触。然而穷人的春天毕竟来了，封锁又有什么用！听着红军女干部欢快的歌声，瞅着她们轻捷的身影，牡丹的心早已飞向革命队伍，她等待着时机。
秋日的一天，任家砭乡，碧空红日下，一面面彩旗迎风招展，一阵阵笑语推波逐浪。乡苏维埃政府正准备宣布开会，终于逃脱“母老虎”监视的牡丹突然冲进会场：“我要参加革命，我要参加革命！”
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微微一笑：“你叫什么名字？”
“我原来叫牡丹，从今以后就叫路志亮，就是任志珍那个‘志’，我叫这个名字，一是为了纪念她，二是要向她那样，刀子架在脖子上也不屈服。”
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周围的人都笑了。
“牡丹，你还想不想活哩？”汗淋淋的“母老虎”踮着小脚一路叫骂着赶来，她闯入会场举起拐棍朝路志亮打来：“你还不给我往回滚，你这个挨刀子货！”
“不许打人！”苏维埃政府主席用手架住拐棍厉声说：“你再打人，就先处罚你！”
“母老虎”怔了一下，马上又吓唬说：“哼，你有本事就永远不再进老娘的家！”
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边给路志亮示眼色，一边说：“你不要说这样的话，就不怕她跟你那傻孙子离婚！”
挣脱这场婚姻的束缚，是路志亮日思夜盼的愿望，一听“离婚”一字，她马上灵醒了：“我要离婚，死也不再回她们家了！”
“母老虎”一怔。
路志亮又提高嗓门说：“我们是包办买卖婚姻，我根本就不喜欢她那个傻孙子，我要离婚！”
路志亮的这桩婚姻大家都清楚，用不着做什么调查。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当即主持路志亮离了婚。
路志亮独立了，自由了，像出笼的鸟，整天跳着，笑着，唱着：
妇女要革命，
冲破封建走出门，
勇敢支前真光荣。
反了天顶了地，
你看我能行不能行？
……
她跟着宣传队打土豪，分田地，搞宣传，送情报，她觉得天高了、地阔了，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是个人了。
三
1939年1月的一天。
标语、横幅、鲜红的旗帜。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正在召开，一位民主人士走上台昂昂陈词：“男主外，女主内，也就是说男人闹革命，女人搞家务，这是非常科学的社会分工。可一些女人就是想往外跑，和男人们厮混在一起，嘻嘻哈哈成何体统？我的儿子参加革命，我全力以赴支持他。谁知儿媳妇也整天往外跑，我叫她回来，她不听，说要参加革命。我就把她的双手双脚绑住，用穿心杠抬回来……”
台下骚动起来，特别是那些妇女代表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个个脸上呈现出不满情绪。
陇东专署妇女部长路志亮眉峰微蹙，嘴角紧绷，凝重的目光聚集到一起陷入沉思——
1934年秋，任家砭乡妇女会主任路志亮出东家进西家，一路走一路宣传：“妇女要解放，必须走出家门，投入革命斗争行列……”
1935年春，安定县北区区委妇女部长路志亮带领着一伙妇女，一会儿为游击队缝衣、洗衣、站岗放哨，一会儿又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这天，她刚刚组织妇女搞完宣传，打了胜仗的红军游击队押着二三百名俘虏开进井家坪区，她立即组织了80多名妇女开赴区上。在土窑洞里，在豆油灯下，妇女队忙出忙里，有的替红军缝补衣服，有的替红军洗衣服，有的将洗过的衣服在石头锅盖上、热炕上烘着。突然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匆匆走进来，对路志亮说：“我们在县城买了一批枪支弹药和药品、手电筒，可敌人盘查得很严，无法运出来，你能不能设法完成任务？”
路志亮凝神想了想说：“行。”
“这批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一定要谨慎小心，不得有半点闪失。”
路志亮轻轻地点点头。第二天快晌午时，安定县城内陆陆续续地走出一些老百姓来。他们有的怀里抱着孩子，有的担着满满一担大粪，有的提着从城里买来的油盐酱醋。
“站住！”两个端枪的敌兵拦住前边挑大粪的人。挑大粪的人换了个肩，粪桶乱晃起来，大粪溅了一地，一股扑鼻的臭味直冲而来。敌兵赶忙捂住鼻子骂起来“滚，给老子滚！”挑大粪的人扬长而去。
路志亮一边逗着怀里的孩子，一边走着出了城门。
过晌后，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到村上，他们从孩子的襁褓里，从自己的贴身处，从大粪桶里取出枪支弹药、药品、手电筒……
1935年12月，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瓦窑堡，路志亮立即组织妇女为中央红军缝衣服，她将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衣给成仿吾穿在身上。
1936年初，陕北省号召在两个月内扩大红军6000名。安定县妇女部长路志亮翻山越岭，披星戴月，走一路，宣传一路：“妇女要解放了，革命要成功，赶快动员你的丈夫、兄弟、儿子去参军……”妇女们被动员起来，妻子劝丈夫，姐妹劝兄弟，母亲劝儿子，安定县掀起了参军热潮。一张嘉奖令送到了路志亮的手里：在这次扩红中，经妇女动员参军的人数占到总参军人数的百分之六七十……
1937年2月，陕北省委妇女部长路志亮奔波于广大妇女中间：“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是当前妇女工作的重心……”
1937年10月，深入统战区从事统战工作的路志亮人匆匆，影忙忙，来往于县党部、县政府旧职员家属之间：“团结起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
1938年，陇东地特委妇联主任路志亮匆匆奔波在民间地头、机关学校，她对着那一群群妇女慷慨地说：“积极行动起来，参加生产，支援前线……”
路志亮举手要求发言。她走上台，大大方方地扫视了会场一圈，然后说：“我不同意前边那位同志的发言，这是一种旧观念，还是维护旧的东西。”她的声音洪亮而又坚决有力。
台下的人瞪着吃惊的眼睛盯着她，似乎不明白她哪来的勇气敢于对一个知名人士提异议。
路志亮继续说：“红皮萝卜白皮蒜，再好的女子也围着锅台转，那是封建社会的理，在今天是行不通的。妇女要解放，就要离开锅台，走出家门，投入到革命中去……”
那位民主人士站起来指着路志亮大声问：“你是谁？”
路志亮十分礼貌地笑笑说：“我是一位妇女代表，我想你对我们妇女所遭的罪还了解得不够，所以无法理解我们要求妇女解放，要求参加革命的迫切性。”她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谈到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妇女在革命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谈到妇女参加革命的伟大意义，激情飞扬，言词恳切。
那位民主人士的脸上显露出几分愧意来。
路志亮的名字一下响亮起来，大家一致选举她为边区参议会议员。
四
1945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爆竹刚刚在延安城头响过，人们还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在边区组织部的窑洞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正与路志亮谈话：“志亮，边区妇女职业学校第一期已办完，组织决定让你接任任志珍的职务，担任妇女职业学校校长，你的意见如何？”
贫穷和落后是上苍对陕北人民极不公正的待遇，这束寒光折射在医疗卫生事业上，就是医药缺乏，设施差，群众的卫生习惯落后。妇女中百分之五六十有妇科病，婴儿死亡率达40%～60%。有的妇女一辈子生十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成活的。有个乡10年中生了72个孩子，死亡48个。大生产运动后，随着群众物质生活的提高，他们向政府提出了“人财两旺”的要求。妇女职业学校就是为培养妇幼卫生干部而创建的。这一切路志亮心里清楚，尽管她觉得自己担任这个职务有很多困难，她还是答应下来了。
路志亮一接任，就投入了工作，抓教学，培养妇幼干部，组织师生宣传妇幼卫生常识，开展新接生法。延安市杜甫川有个妇女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活，第五个孩子临产时，路志亮带领保健医生主动上门给她接生。母安子壮的事实教育了群众，新接生法这才逐步推广开来。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3月，路志亮带领职校学生在二十里铺李家渠一带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这时，前方的枪炮声越逼越近，成批成批的伤员运到这里来，职校的师生又投入到救治、护理伤员的工作中。
一天，太阳刚刚冒出地平线。蔡家坡兵站的土窑洞里，一排排地躺着100多名伤员。妇女职业学校的师生们穿梭进出于各个窑洞中，他们为伤员换药、喂饭、洗绷带，一个个忙得团团转。
路志亮正在为一个伤员擦洗伤口，兵站站长刘海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志亮，赶快带学员们转移吧，敌人离这里只有二三十里路了。”
路志亮呼地站起来，指着伤员生气地说：“丢下他们吗？”
刘海滨扫一眼躺在炕上、地上的伤员说：“子长县已组织了100副担架，正跑步赶来，你们赶快撤离，这是县委的命令。”
“他们能按时来吗？伤员的安全你能保证吗？”路志亮激动起来。
“可是你能为学员们的安全负责吗？”刘海滨也故作生气地说。
“学员们的安全要考虑，可怎么说也不能撇下伤员不管，他们是为人民流血受伤的呀！”路志亮的口气缓和了一些。
刘海滨一时难以说服路志亮，便转换了方式：“志亮同志，上级派给你们的任务只是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和疏散，你们在完成任务后，还组织妇女拆洗缝补了近一团人的衣服，早已超额完成了任务，应该撤离了。”
“好我的站长哩，你别说那么多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得留下，要在敌人到来之前，把伤员安全运走。”
路志亮便蹲下来继续为伤员擦洗伤口。
刘海滨也蹲下来，用一种近乎央求的口气说：“志亮，你让我如何向上级交这个差呢？”
路志亮扭过头来笑笑：“你别赶我们走，我们不会成为你的累赘的。”
“可是……”
路志亮打断刘海滨的话说：“可是什么，伤员需要我们嘛。你放心，我这些人马会派上用场的！”
刘海滨无奈地摇着头走了。
担架队员终于来了，妇女职业学校的师生们果然派上了用场，他们一边护理伤员，一边为担架队员做饭，经过两夜一天的抢运，终于把伤员运送到安全地带。
五
1970年6月的一天，炎炎烈日烘烤着古城西安。西一路公社的办公室里，公社文书一手摇着纸扇，一手拿着一份干部工作调动行政关系介绍信，凝视着坐在对面的一位老太太。她五十开外，穿一身浅灰色服装，脸上洋溢着谦和慈祥的笑容。这位见过世面的大文书真猜不透面前坐着的是一位什么人物？是一般干部？可介绍信中写着工资220.8元。是下台的走资派？谁都知道走资派的工资比一般干部还低。是个大人物？可跑到这国家机构的最低一层来做什么？他左捉摸右捉摸，总觉得问题出在介绍信上，便脱口问：“这位老太太，你的月工资是多少？”为了慎重，他没敢用“同志”二字。
老太太微微一笑：“介绍信里不是写着吗？”
“可这介绍信……”文书皱着眉说了半截话又停住，改口说：“这个介绍信上工资的小数点是不是点错了？”
老太太疑惑地扫了一眼文书说：“不会吧！”文书指着工资表说：“不会？难道你的工资是220元零8角，这可能吗？我们公社书记的工资还不上100元哩！”
老太太嘿嘿一笑说：“你们书记的工资是多少？”
“50多元。”
老太太风趣地说：“那倒真是，我这个公社的居民的工资比公社书记还高出四倍，确实有些不公平嘛！”
文书心中布下一团疑云，老太太一走，他就翻看她的档案：
路志亮，1916年4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子长县……1948年任边区妇联副主任，1950年任西北妇联副主任，1953年调北京，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59年支边到云南，先后任云南省纪委副书记、妇联主任，1965年调陕西，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1968年退休……合上档案，文书的心很不平静：她是一位副军级干部，从省上的最高阶层一下子降到最低一层，她能想得通吗？
一年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公社文书有事去南新街40号院。他刚踏进大门，一股尘土扑面而来，原来这个院内的居民正在打扫卫生。他信口问一位十三四岁的孩子：“怎么星期天早上打扫卫生，而且还是集体行动？”
孩子回答：“星期天早上9点打扫卫生，这是我们主任定的制度。”
文书笑了：“你们院内还有这个规程？”
孩子来劲了：“我们院内的制度还多着呢，都是主任制定，经过大家讨论同意的。”他掰着手指头说：“一要坚持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时政；二要勤俭持家，节约用电，节约用水，节约用粮，节约用煤；三要讲究卫生，每周全院来一次大扫除；四要搞好治安保卫工作，不让私商进院卖东西；五要保护好树木。”孩子说到这里，指着院内的果树说：“主任还组织我们小孩为果树浇水、施肥、看护，到秋天后再把果子摘下来分给大家吃。”
文书好奇心来了：“你们主任是谁？”
孩子用目光在院子里搜寻了一圈，突然指着从厕所里走出来的一位老太太说：“那不是。”
老太太刚打扫完厕所，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提着纸篓。公社文书一眼就认出，她就是路志亮。公社文书明白了，几天前，他曾听40号院的几位居民反映：“我们居委会可是来了一位好主任，她经常组织我们学习时政和党的方针政策，组织我们劳动，帮助我们教育子女，管理家务。她还亲自给我们发放各种票证，查粮本、户口本，调解邻里的纠纷。谁家有困难，她都乐意帮忙。有几个家属没职业，生活困难，她就组织他们为政法部门缝洗被褥、工作服，增加他们的收入。有的干部家属去世了，她用居委会的名义开追悼会，送花圈，照顾他们的孩子……”原来就是她。他知道让她提前退休，是不公正的，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可她依然那么乐观，那么兴致勃勃，对党的事业那么充满热情。今天到这里来做传统报告，明天到那里讲革命精神，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有人不解，问她：“已经退休了，为什么还要那样拼命？”她说：“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妇女工作的老前辈，要带给青年好传统，不要变成老包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革命晚节”，“人可以退休，思想不能退休”。
怀着无限的敬意，公社文书迎上前去问：“路主席，您怎么干起这个来了？”
路志亮笑笑：“这有什么不好呢？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公社文书愤愤地说：“这真是委屈您了！”
路志亮依然笑笑：“别这么说，其实生活在群众中是很幸福的。”
公社文书激动了：“路主席，您真能想得通？”
路志亮朗声笑道：“一个人只要眼里有群众，心中有党的事业，什么事也能想得通！”
公社文书的心震颤了。
1985年秋，路志亮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公社文书对着她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躬，然后在日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她从黄土地中走来，又回归了黄土地。在黄土地上，她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脚印，这串脚印已镶嵌在人们的心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