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林侯占元
一、矢志革命路
公元1905年11月11日，钱希均降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牌头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这正是一个“寒凝大地”的时节。清朝政府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到处兵荒马乱，列强横行，中国的老百姓完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钱家世代以农为业。希均的父母租种着几亩薄田，终日劳作，尚不得温饱。常言说“加粮不如减口”。钱家增加了希均这一口，生计更难维持，于是，在她刚刚过了满月的时候，父母便忍痛将她送给了别人，当了童养媳。襁褓中的婴儿便给人做“媳妇”，这是旧社会中国女子的一大灾难，也是贫困农民被逼无奈而“创造”的一种残酷的“乡俗”。
希均的婆家在邻近的水下张村，养父张乃荣也是靠着终日劳作方能勉强度日的农民。由家长给希均拟定的“丈夫”，是乃荣的第三个儿子，名叫张秋人，又名慕翰。秋人生于1898年，长希均七岁。他从小精明干练，讨人喜爱。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希望他长大成才，改换门庭。然而，秋人进入青年时期后，却无意于“学而优则仕”，一心迷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讨论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使得小小年纪的希均也受到了不小影响。1920年秋，秋人的一位因病辍学的女同学，在家里办起了识字班，教穷人的孩子读书。希均求学心切，竟瞒着家人，偷偷跑到十几里外的识字班去参加学习。一个多月后，她被家里人找到了。养父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并规定以后不得再出家门。但是，她这种勇于上进和初次显露的反抗精神，却得到了张秋人的暗暗支持。
秋人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反对家庭给他包办的这种封建的“娃娃婚”。但他喜欢希均的聪明伶俐，始终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看待和疼爱。1921年，秋人到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有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当年初春，他写信让希均也到上海，介绍她进入由我党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是年，希均年方十七，正值妙龄青春。
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达等人于1931年冬季创办起来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校址在法租界辅德里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里。校舍简陋，楼上两间挂一块黑板，放几排椅凳，是教室；楼下的客室里安放几台缝纫机和织袜机，作为学生半工半读工作的场所。出门便是弯弯曲曲的弄堂，无山无水，触目皆是高耸的楼房……校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研究唯物论的大学者李达担任。聘请的老师，全是新文化运动的名流。早期共产党人中有名的人物陈独秀、张太雷、恽代英、陈望道、沈雁冰、毛泽民、张秋人、刘少奇等，都曾到校兼过课或做过演讲。
女校的学生大都是天真烂漫的热血青年，但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已经中学毕业，有的还需要启蒙识字。为了教学方便，学校将学员分为高、初级两个班。钱希均只上过一个多月的识字班，分在初级班。而丁玲等文化基础较好的都在高级班。那些高级班的学生在课余讨论时，满嘴都是“社会”、“人生”、“主义”等理论，每逢这样的机会，希均总是全神贯注，侧耳旁听，认真分析，从中也学到了不少的理论知识。
为了补助学习经费的不足，减轻党的财务负担，女校的学生们除了学习之外，每周星期二至六下午还要学做工，每天不超过五小时。有的缝纫，有的织袜，虽然设备简陋，工作辛苦，但大家热情很高，工作认真，很少出次品。有时候，女校的学生还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声援工人们的罢工运动等，把学到的革命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平民女校这座革命熔炉里，钱希均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1924年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后生全部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中。她所尊敬的兄长、同志、老师和带领她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张秋人，1923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并任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1924年任中共上海地委和区执委候补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书记；1926年奉调到广州，继毛泽东、沈雁冰之后，主持《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后又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1927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宣传部负责人。同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不幸于1928年2月英勇就义。
二、结伴毛泽民
1926年初，钱希均遵照党组织的指示，走出平民女校，直接投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当年，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分三路北上，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上海的革命形势也是空前高涨。希均的任务就是发动工人，培养革命骨干，成立工会组织，大力支援北伐。她走家串户，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在那些狭小黑暗的“贫民窟”里，舌敝唇焦地宣传革命道理，深受工人们欢迎。她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还与一批骨干工人一起，在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读夜校。该校创办于1922年10月，其宗旨就是为党培养革命干部，促进文化事业发展。学校中学部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恽代英、蔡和森、沈雁冰、周建人等人，先后在校任过教。在党的领导下，教师和学生们深入工厂区，为工人办补习学校、夜校，向工人们宣传党的主张。钱希均也是这夜校学员中的一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上海大学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926年六七月间，钱希均又接受中央组织部的派遣，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发行部设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幢石库门的房子里。那天，她带着中组部的介绍信，到发行部找“杨经理”报到。“杨经理”正在伏案工作，听见一位老同志说“杨经理，钱希均同志来找你”，立即转过身来，上下打量这位新来的姑娘。见她中等个头，身穿一件素花平绒上衣，下穿一条中式裤，脚蹬一双烟色皮鞋，齐耳短发，精神饱满又温文尔雅——第一印象就不错。她急忙取出介绍信递上。“杨经理”看了信，亲热地为她搬过一把椅子，“来，咱们坐下说。”他先向这位新来的“伙计”介绍了出版发行部的情况，又询问了她的一些情形，然后交代说：“我们机关是党的宣传部门的咽喉。你的工作，除了搞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工作，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里。做这一工作，要谨慎灵活，保守机密，还要减少社会活动，少与外人来往……”她边听边点头，一一记在心里。
在谈话过程中，希均也注意打量这位年纪轻轻而又朝气蓬勃的“杨经理”：他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前额宽宽，嘴唇厚厚，举止庄重，朴实老成，身着纺绸短衫，手摇名书画纸扇，颇有些“老板”风度。一种敬慕之情在她心中油然而生。在两人握手道别的时候，钱希均已经知道，眼前这位化名杨杰的经理，原来是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他是1925年底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之后，来到上海接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的。
毛泽民接任经理时，部里的资金只有70元零3角8厘，只发行《向导》一种刊物。而《向导》每月在各报刊登载广告的费用就要70元。因中央经费缺乏，每月只拨给广告费60元，其余一切经费，都要靠本部自筹。钱希均到来后，成了毛泽民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向导》的销售量增长到8万份，《共产主义ABC》半年之内销量3万余本。泽民到全国奔波建立发行网，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都设立了书店，就连香港和法国巴黎也有他们的代售处。随着大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订购书刊的读者越来越多，发行部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增加了《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以及其他马列主义小册子的印发，还要承印党的一些文件、传单等，发行部很快出现了“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大好局面。
在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中，泽民与希均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火热的情感。1926年底，他俩结成了风雨同舟的革命伴侣。
钱希均在家里是个温柔、贤良的妻子。她见丈夫因做过盲肠手术而造成肠黏连的腹部和胃经常作疼，有时甚至疼得直不起腰来，还要坚持不懈地工作，心里很不忍。她就想方设法给丈夫改善伙食，提高生活水平。可惜他们手头十分拮据。泽民看出了希均的为难，便说自己最爱吃的就是空心菜，要她天天做空心菜吃。希均心里明白，泽民图的是空心菜最便宜不过，她竟一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四一二政变之后，上海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出版发行部的工作只好转入地下。在国民党特务、便衣和外国巡捕房的“包打听”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中，希均多次机警地掩护泽民躲过搜捕，化险为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照常坚持革命工作。
1930年，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女士被国民党杀害。希均夫妇为了保护好孩子，设法将毛岸英三兄弟接到上海，精心照料。希均的慈母心肠，使得三个侄儿深为感动。
1931年4月，一个恐怖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了。由于这家伙掌握了党内的大量机密，使得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希均和泽民只得马上离开上海，远走香港。可是没多久，他们又接到了中央来电，说是据悉顾顺章也到了香港，要他们不要在香港开展工作，赶快撤回中央苏区。
当年秋季，希均跟着泽民终于辗转到达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江西瑞金，见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委的毛泽东。毛泽东安排二弟泽民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管理后勤事务，钱希均仍是他的助手。11月代表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之后，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毛泽民担任第一任行长，钱希均任会计。夫妻二人协力同心，为了改善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做了大量工作。
三、铁脚走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损失严重，不得不撤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出发前，中央决定挑选30名身体好、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根据中央妇女部长李坚真的提名，钱希均是其一。长征开始后，女同志大部分被编到干部休养连。
干部休养连是个特殊的连队，全连200余人，分为五个休养班：一是老同志班，董老、徐老、谢老及成仿吾等在这个班；二是伤员班，收容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师、团级以上干部；三是女同志班，收容有病和怀孕的女领导干部及中央领导人的夫人，邓颖超、贺子珍等八位同志都在这个班里待过；四是机要人员班，收容负伤和生病的机要人员及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五是流动班，成员不固定，主要收容在征途中生了病的领导干部，病好之后回原单位。休养连的工作人员分别编在医务室、警卫排、饲养排、担架排和运动排。钱希均和邓六金、吴富莲、王泉媛、钟月林、刘彩香、邱一涵、危秀英、谢琼香（谢飞）、谢小梅、蔡纫湘这11位女干部是连里的“政治战士”，什么工作都做，既做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鼓动工作，又帮助抬担架、挑药箱、护理伤员等等。还有指导员李坚真、秘书吴仲廉两个也是女同志。这些女红军一路上边行军边工作，碰上敌人还要打仗。她们所受的苦，绝不亚于一般男红军。休养连是个由老、弱、病、伤人员组成的连队。伤病员不能走，都要坐担架，还有一些药箱和医疗器械之类的东西，都要背要挑。而抬担架、挑器械的都是经过反复宣传动员才雇请来的民夫，行军时，每个政治战士要向他们进行宣传鼓动，使他们跟上队伍。上山时，担架难上，她们就在后面帮着抬，过河时，要扶着担架过。有时遇到危险情况，有的民夫跑了，她们还得顶上去抬担架、挑药箱。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了宿营地又要忙着去找禾草、打门板，安排伤病员和民夫们休息，顾不得自己。困难时，即使自己吃野菜，也得把仅剩的粮食省给伤员和民夫。第二天出发时，她们又要捆柴火、上门板，归还借物，连梳头洗脸都顾不上，只有在行军遇到小河时，大家才能高兴地洗一把脸，用衣襟擦擦，再拔上几根野草当牙刷，擦擦牙齿。例假来了，没有草纸，只好找块破布代替，你用完了，洗一洗，她再用。后来破布也稀有了，就用小块破布包些干树叶垫上，仍然行军工作。有时过小河，河水都被染红了一片……身上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又干，脏破不堪，也没法换洗。大家一心想的是如何把休养员一个不丢地安全护送到目的地，谁还顾得了什么羞丑……
当长征部队到达贵州的盘县地面，休养连又遭到了敌机轰炸，刚生过孩子的贺子珍负了重伤。钱希均急忙找来毛泽民，两人去看望嫂子。当贺子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见钱希均正在伤心地流泪，便用微弱的声音安慰她：“好妹，不要哭，也不要告诉你大哥！”又把脸转向泽民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了，我不愿成为咱们部队的累赘！”但她没等嫂子把话说完，就动手抬起担架说：“我们一定要抬着你前进！”
整整一年之中，钱希均和她的战友们以坚强的信念和意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无数艰难险阻，用他们的一双铁脚板走铁索，急流，爬雪山，过草地，终于走完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四、负重三边行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钱希均任国民经济机关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
1936年5月，中共中央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封锁，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命令刚刚东征回师的红一方面军，挥师西征陇东、宁夏，由彭德怀将军任西征部队（时称“西方野战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6月上旬，西征军右路军旄头指向陕北“三边”高原，三边是长城沿城靖边、安边、定边三县的俗称。6月17日，定边县解放，21日又解放了与之毗邻的宁夏省盐池县。将原陕北革命根据地扩展到宁夏的盐池、豫旺（今同心县）等县。这里是陕、甘、宁、蒙四省交界，蒙、汉、回各民族杂居的地方，解放伊始，万端待举。为了贯彻落实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工商业政策和建立抗日民族一战线的政策，建立和巩固三边的民主政权，并且尽快地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尤其是粮食有足够的储备，迎接二、四方面军，为一、二、四三军大会师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党中央派毛泽民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三边地区开展工作。于是，他带着会计科长钱希均、工矿科长高登榜以及警卫人员等，由党中央新驻地保安出发，星夜赶往定边县，住在红二十九军军部。
三边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毛泽民一行到定边之后，立即依靠当地政府大量收购“三宝”，准备运送到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内线关系，换取我方军民生活的必需用品。定边县商会会长周培升，是三边有名的开明士绅。他听说经济部要购买食盐，就来告诉毛部长：“距城西30里的盐场堡，就是产盐之地，要多少有多少。只要派出牲口去走一趟，盐的供应就足够了。”泽民他们乘马到盐场堡一看，果然眼界大开：开阔的花马池盐湖，布满了白花花的结晶盐，在阳光照射下银光闪闪，晶莹透亮，令人眼花缭乱。
有一个青年盐民余仲谋，见部长和夫人等对盐湖很感兴趣，便趁机给他们讲了一段有关花马池的神奇传说，还介绍了打盐工序的全过程。部长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盐场堡的党组织听说中央要在这里运盐，立即组织当地盐民开采。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顿时热闹起来，男男女女人头攒动，耙捞筐挑，来往如梳，深情悦耳的“信天游”歌声此起彼伏：
金库那个银库哟珍珠库，
比不上咱三边的盐湖高。
杭州那个苏州哟桂林山水，
比不上咱们三边的盐湖美。
……
盐层很厚，很快就在湖边上堆起了一座座小山包似的盐垛。毛部长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食盐紧的问题，非常高兴。他让人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消息，号召全体军民：“大家到盐池驮盐去！”他安排高登榜专门负责食盐的运销工作，钱希均主要负责宣传发动群众，帮助他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盐池县城距定边60华里。毛泽民经常带着钱希均、高登榜奔忙于盐、定两县之间。由于盐池靠近宁夏，有马鸿逵部的土匪经常出没，红二十九军和高岗带领的蒙古骑兵游击队几次派出战士沿途护卫他们。10月初，中共三边特委在盐池县成立，贾拓夫任书记，李维汉、宋任穷、毛泽民等任委员，钱希均担任特委机关党总支书记。
三边刚刚解放，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群众一时还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城内商店不开门营业，城外的老乡不进城卖粮食和柴火，群众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得不到供应，经济流通处于困难之中。毛部长他们了解情况之后，协助当地革命委员会在城乡大力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指出即使大商豪，只要爱国抗日，拥护党的政策，就受到政府保护。还及时纠正了红军刚进城时将部分商人当作地主而错打了土豪的问题，释放了几个本不该捕押的商号老板，并将错打的商业财产退还他们。这样一来影响很大，商人们都陆续开门营业，将藏匿的物品摆出来销售。外逃的地主、富商闻讯后，也都纷纷返回，向红军捐款捐物，支援抗日。
有一天，泽民与希均正在一块学习《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听说先遣部队拉了一个回民“票子”，便叫来相见。经询问，那位身穿黑色布衣、头戴平顶小白帽的小伙子，家住灵武县马家滩，名叫杨培林。他的父亲杨天柱是开明的乡老，没什么民愤。毛泽民便对小伙子说：“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在回民地区一般不打回民的土豪。先遣部队不太了解情况，赶了你家的羊子和骆驼。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不拉你家的票子，放你回去；也不打你家的土豪，赶来你家的700只羊和7峰骆驼，你也全部赶回去。你到回民工作部办手续吧！”小伙子听了，有点不敢相信，急忙说：“人常说，家有万贯，长毛的不算。阿爹说了，只要把人放回去，羊子和骆驼可以充公。”泽民一听哈哈大笑：“小伙子，我们是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回去多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对待回民的政策，好吗？”那小伙子这才千恩万谢地去了。
与此同时，泽民还指示以没收来的几家反动土豪的钱财为资本，在各县成立消费合作社，号召群众积极入股，把合作社办成群众自己的商业机构，旨在为群众服务。这里，杂货齐全，价格低廉，买卖公平，服务热情，既方便了群众，又活跃了市场。经过一个阶段的紧张工作，三边地区的经济很快活跃起来。同时也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筹集了大量补给物资。干部群众都赞扬“毛部长工作有办法”。不用说，这里面也包含着对钱希均的夸奖。
1936年12月初，三边特委由盐池迁往定边。当月上旬某日，钱希均在定边特委大院（定边西街杨铜匠家院）接待了专程前来看望她的、平民女校时的老同学——丁玲女士。
钱希均与丁玲久别重逢，心里话自然多得说不完。晚上，她就住在钱希均家里，第二天晚饭后，钱希均带着丁玲去拜访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董老和教务主任成仿吾。中央党校是10月初刚从保安迁来定边的。董老送了丁玲一张整狐狸皮，火红火红，十分漂亮。这也是三边的特产。猎人从狐狸的嘴唇处将皮剥开，囫囵脱下，其他处再没有一处刀口，堪称“绝活”。成仿吾是创造社的老前辈，在丁玲的想像中，他一定是个很洋气、很潇洒、傲气十足、趾高气扬的文人，但见面一看，才是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红军干部。他不会花言巧语，也不甚谈笑风生，而是一个使人处处觉得诚实可靠的人。
毛泽民与钱希均在三边工作了半年之久。他们一手抓前线红军的军需供给，一手抓地方的经济建设，除了兴办消费合作社之外，还创办了手工业工厂，筹建三边贸易局、税务局等，使三边的日子好过起来。“双十二”事变之后，毛泽民接中央通知火速赶回保安开会。钱希均与高登榜等也随后撤回保安。
五、传奇上海滩
1937年二三月间，上海愚园路永昌里一幢既僻静又四通道口的独立独院的三层小楼里，新开了一个专做纸张生意的纸行。纸行老板时而身穿哔叽西装，时而又换成派力司长衫，头戴黑呢礼帽，脚蹬皮鞋，一手提着棕色公文包，一手挽着穿着华丽、风度翩翩的阔太太——好不牛气！纸行聘有经理和职员，老板家中还雇有女佣。开张伊始，为了拉上生意，打开局面，老板首先大摆宴席，将周围几个较有名气的富商老板都请来吃了个半醉，请他们“多关照”，“处处帮忙”。
人们哪里知道，这家纸行的老板不是别人，正是1925年底至1932年4月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开办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杨经理”毛泽民。这位“阔太太”就是他的夫人钱希均，纸行经理钱之光，职员任楚轩、危拱之，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人。只有“老板娘”的女佣人钱宛正，是钱希均从老家接来的侄女，负责掩护机关，料理“家务”。
这些共产党人为什么大老远从延安来到上海，隐姓埋名开办纸行呢？原来是这样：年初，国际工人阶级组织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募集了一笔巨额美钞，从法国巴黎秘密地运到了上海。这笔巨款在敌占区，而且只有兑换成通用的法币，运到我党设立在西安的红军联络处，再换成部队急需的物资，转运各抗日根据地，才能为我党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经费紧张和物资短缺的困难发挥作用。当时，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被迫表示抗日，但内心里仍然不忘反共，因而要把这笔巨款从上海运回西安，是十分不容易的。中央将运款的任务交给了毛泽民，并让钱希均、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等几位饶有经验的同志协助之。开始，泽民设想利用合法的方式在西安办一钱庄，将款往钱庄汇兑。但几经周折，都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批准，他们只好先后秘密来到上海，办起了这家纸行。为的是在这里安住身，立住脚，避免暴露身份，然后，再开始进行运款的活动。
纸行安排就绪之后，泽民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那里分批接过巨额捐款，保藏在钱希均的住处。为了将美钞兑成法币，泽民带着希均和钱之光等，摆出十足的“大老板”派头，频繁出入于十里洋场，不时以老板的身份到银行兑款；有时扮做商人买西安银行的汇款；有时上午买股票，下午又脱手换成法币；有时出入交易所买空卖空……“买卖”做得十分红火，而且行动机警、周密，没露出半点破绽。他们一边兑换，一边往西安运送，多次神秘地往返于上海、西安之间。在这条秘密的交通线上，钱希均有时装扮成国民党军官的贵夫人，有时又装扮成豪商巨贾的阔太太，心里感到好笑，但表面上还得假戏真做。
就这样，经过四个多月的传奇般的紧张活动，他们终于在八一三日寇攻占上海之前，胜利地完成了兑换和运送巨款的艰巨任务，安全返回延安。又一次为革命立下了赫赫功劳。
六、新疆留遗恨
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毛泽民四处奔波，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终因积劳而成疾，折磨人的哮喘和胃病一年年加重。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让钱希均陪同毛泽民前往苏联治病。当年2月21日，他们离开延安，踏上西去苏联的路途。按照预定计划，他们经兰州，出玉门，过哈密，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准备由迪化转道北上苏联。不想，正遇上中苏边界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们只好暂时住进新疆督办盛世才的招待所，等待边疆“解冻”。
也是事不凑巧。当时盛世才正在伪装进步，提出向中共要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辅佐新疆政治。中共中央为了维护新疆作为陕甘宁边区与苏联联系的通道，也一度很重视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于是，通知毛泽民和钱希均到盛世才那里干事。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钱希均在新兵营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新疆财政混乱，通货膨胀，危机四伏。好在泽民是多年理财专家，富有经验。他从改革币制入手，很快扭转了新疆的经济局面。
这个盛世才本是个十足的政治流氓、革命的叛徒。由于他要依靠苏联发展自己的势力，所以对中国共产党也表现得亲近。1936年冬，红军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有一部分远涉新疆，盛世才曾予以接济，后返回延安，由此取得了我党的进一步信任。但是，后来当其翅膀长“硬”之后，便逐渐露出了反动本质，在新疆制造一系列反苏反共事件，对我党造成严重危害。
在新疆工作期间，钱希均对“有人一切都经过统一战线，任何事情都请示盛世才”有看法，说：“我看是右倾。”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她不慎将一张写有“××右倾，什么都经过统一战线，我们要起来批判他”的条子掉到地上，被别人捡去后交给了××。于是钱希均遭到批判，说她“反党”、“反××”，没想到毛泽民与她之间的裂痕竟从这里开始了。这对儿共同战斗、生活了14年的患难夫妻，关系开始疏远。毛泽民有意回避她，两人见面的机会逐渐少了起来。1939年4月，泽民一人启程前往苏联养病，竟没有通知钱希均。她在内心苦闷之中向党组织申请返回延安参加抗日。获准后，于当年冬从新疆奔赴延安，投入火热的抗日斗争。
万万没有想到，希均在新疆与毛泽民的分手竟成了最后的诀别，从此留下了永久的遗恨。孰料1942年的秋天风云突变，盛世才彻底撕掉了“进步”的假面具，翻脸不认人，将在新疆帮助工作的共产党人全部逮捕下狱。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位同志被秘密杀害。噩耗传来，钱希均悲痛欲绝。多年以后，她好像仍然觉得毛泽民并没有离开人世，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战斗着、工作着……
结束语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国内战争。1946年，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曙光，中央决定抽调一批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干部，加强党的城市工作。于是，钱希均主动申请，与刚结婚不久的丈夫周小鼎一起，到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去。
在上海，她担任中共沪西区委组织部长，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发动工人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48年1月，她和周小鼎、黄河等同志共同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得到好几个工厂的响应，与同期爆发的舞女捣毁国民党社会局的“舞潮”、上海同济大学爆发的“一二·九”学潮，形成了“三潮”并举的壮烈局面。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对申新九厂工人进行残酷屠杀的二二惨案时，她没有退缩，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到申新九厂去联络失散的党员，组织工人疏散撤离等，深受工人们的钦佩。
全国解放后，钱希均先后担任食品局副局长、轻工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还被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后退出领导岗位，但她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党组织学习，并认真撰写革命回忆录。晚年，她还关心着为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1988年，陈毅的前妻赖月明到北京，就住在她家里。她亲自领着赖月明去拜访蔡畅大姐，在蔡大姐的关心之下，赖月明终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很好照顾。
1990年，85岁的钱希均在北京辞世。
钱希均革命、战斗的一生，为中国妇女界树立了榜样。不久以后，我们将会从她的革命回忆录中看到她“一身许国家、中华女英雄”的光辉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