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另一方面，“直接/正面”的审美观照不能替代、遮蔽“间接/侧面”的艺术表现视角。阮若琳认为，“改革剧既可以直接反映改革的主题、形象，也可以间接地将改革的时代精神渗透于各种题材之中。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只要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准确生动地反映变革的伟大时代，为改革开放壮大声势，为改革者擂鼓呐喊，那它就算是一部成功地反映了改革生活的电视剧。”[16]仲呈祥指出，“何谓‘改革题材’，我们最好不要画地为牢，认为只有正面描写改革的才能算数，我们不妨广义地认为，凡是把镜头对准变革大背景下各种人物精神格局的调整和文化心理演进的作品，凡是以艺术的形式介入重铸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作品，都可以看作是从某一侧面间接或直接地表现了改革。”[17]实际上，当改革大业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像《大潮汐》、《车间主任》、《人间正道》、《世纪之约》等直接/正面表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作品，也不可能再像早期改革剧那样仅仅局限在改革事件的一隅，也就是说，在正面表现“改革事件”的同时，它们还深刻揭示出人们思想观念、情感状态、文化心理等的发展变化，并使这两个方面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表明，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改革剧“直接/正面”与“间接/侧面”的艺术表现视角虽然可以有所侧重，但总体的发展趋势则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3.在表现领域和题材开掘的维度，改革剧既可以着重反映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可以着重表现文化观念与社会心理的嬗变，而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描绘出立体的时代生活图景
不必讳言，在某些早期改革剧的艺术创作中，不少作品是围绕“改革事件”而展开的，加上“改革题材”这一命名沿袭了“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商业题材”之类说法的内在逻辑，因而使作品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见事不见人”的弊端。对此，在1987年的“改革剧研讨会”上，有人批评道：“目前的改革剧很少有人生的深度，所见者狭窄，所取者小气，只是看到了单个人的行动，看不到大的背景，更缺乏深刻的社会思考。”[18]有研究者还指出：“从十年来‘改革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情况看，不少作品都是写‘改革事件’的”，然而，并不是“必须有个‘改革事件’才算是改革题材”。[19]事实上，就“改革”的性质来说，它不仅是触动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波及全民族文化心理更新的历史伟业。换言之，作为“第二次革命”，“改革”不仅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政治体制，还必然会引发上层建筑领域一系列的变革，并且，这些“变革”不是一般性的具体观念的改变，而是涉及到许多重要观念、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历史性变迁。这意味着，新时期的中国改革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政治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与之相应，改革剧的艺术表现也就不仅要涉及到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还必然要触及作为改革主体的人的文化观念、文化心理的嬗变，并从中折射出人们精神世界的历史演变。
诚然，面对席卷中华大地的改革浪潮，创作者完全有必要在对时代变革的敏锐感应中反映出经济、政治改革的迫切与艰难，或以凌厉的气势来表现改革的一泻千里，来表达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新见解、新态度。然而，写“改革”并非只有硬碰硬的一种写法。在这里，就表现领域和题材开掘的创新发展而言，《雪野》是一部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品。在评析《雪野》时，仲呈祥指出：“拆穿来说，《雪野》描写的是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故事。”[20]女主人公吴秋香除了与第一个男人齐来福是结婚又离婚外，与后面三个男人都是“欲嫁不成”。而作品也就是在这一波三折的叙事进程中展现出一幅充溢着浓郁的关东“土”味的风俗画，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普通农民形象，并描绘出不同个体在新时期农村变革中的心灵演变轨迹。其创新的转型意义在于，创作者突破了一般的经济、政治层面，而致力于开掘变革时期农民文化心理的深层内涵和文化观念的深刻变迁。换言之，作品透过具体事件的表层而将镜头聚焦在人的心理律动、文化观念的嬗变上，并以其深厚的历史蕴藉而超越了题材本身的意义。
无独有偶，王富仁以“换老婆”与“改革”的关系来评论电影《野山》。他说，改革“必然会遇到传统习惯心理的阻碍和反对。若不冲破这种阻力，改革便无法实行；改革若要冲破这种阻力，就会有矛盾、有斗争。当这种矛盾和斗争具体表现在夫妻间的时候，尤其当旧的传统习惯心理强大到足以绝对扼杀改革者的改革，而改革者又不甘于被扼杀时，家庭的分裂也便有了可能。这是两种生产、生活方式在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上的产物，是两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斗争在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上的反映。”[21]关于《野山》，有研究者还指出，和“那种急功近利的，直端端地着眼于一个改革事件的，或者一桩人事更迭”的作品不同，《野山》的“主要镜头不是对准改革事业的成败，而是对准两对人在改革的冲击下，他们心理状态的变化。”“尽管《野山》不是直接地写改革，但是实际上给人们所提供的是席卷神州的改革浪潮已经波及到边远的山区，波及到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并引起了它的爆炸。从改革的意义上来说，恐怕比直接描写某一个厂长进行改革更深厚。”它“让我们既看到现实，又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内涵很深。”不仅如此，在比较的意义上，“《野山》是对我们两个观念的突破。一是对所谓改革题材。文学艺术从本质上来讲，无论改革题材、合作化题材、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它的核心问题都是要描写人，是对人的本质、灵魂的挖掘。但是，很多导演往往一听是改革题材，就得写改革，就得按照改革的文件和精神，图解改革的政策。这样一来，由于题材的规范，往往忽略了对人的本性的挖掘。
而《野山》的导演把握住对人本质的挖掘，从人性的自身逻辑发展来研究人和表现人，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深度。第二是改革片必写改革者，改革者必然是有权力和很高地位的，能操纵改革方案。这样的影片才叫改革片。恰恰不知道改革是对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的心理的影响和由之而引起的变化。”[22]此外，章柏青还将《野山》与《血，总是热的》、《在被告后面》、《代理市长》等“外向型”电影作品作比较。他说：“如果把‘改革’比作奔腾的长江大河，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其波涛之汹涌气势”，并“敏锐地感应时代变革的脉搏，争相以凌厉的气势、对峙的矛盾来表达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新见解”，而《野山》则大异其趣；“如果说，《代理市长》等影片是激烈而有气势的，那么，《野山》‘古朴’而又‘宁静’，好似一幅安谧、平和的田园牧歌景象”，“它的出现提供了对改革题材创作的诸多思考”，即，写改革并非只有一种“硬碰硬”的写法，即使不按照这一模式，也能反映改革的艰难、斗争的尖锐和改革的蓬勃发展形势，所以，“改革题材影片应该向深一层的领域发展。例如，写改革未必一定要正面攻坚，写改革中的权力之争，方案之争，或改革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写改革不能直奔改革的主题，硬贴改革的标签”，“作为艺术作品，改革题材电影形象大于思想，要对准人物的心灵世界，重于人物性格、心理的刻划。”[23]无疑，这些分析和批评对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来说也是极为贴切的。
在某种程度上，和直接反映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事件的作品相比，那种在“人心”方面做文章的作品往往更能体现和折射出改革的时代精神。在这里，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比喻为大海，那么，前者就像好比在大海的风口浪尖上扬帆行舟，而后者则犹如沉潜到大海深处发幽探微。诚然，从作品与语境相勾连的紧密关系看，改革剧的艺术创作由表层到深层，由局域到广域，由经济、政治到文化、心理……这一美学历程同社会改革的层进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实践表明，那种将镜头单一地、亦步亦趋地对准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那些具体事件的作品，或许可以轰动一时，但时过境迁，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就会降低。与之不同，那些表现了人们文化观念、社会心理和情感态度嬗变的作品，往往因其描绘、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情感体验和精神标高而具有持久的、耐人寻味的艺术价值。列宁曾说，托尔斯泰的批评特点和历史意义在于，“他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和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和急剧转变”，他“把农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学说当中。”[24]
在谈及创作体会时，张宏森也说：“我所做的写作上的努力，就是将故事和情节叙述推向后景，把心灵世界的东西放到当面，对一切人和事做出诗意的阐述、艺术的理解。”这“不仅是我坚持的创作方向，而且是对中国电视剧的美学信仰。”[25]在这里，针对改革剧艺术叙事的焦点从外在事件向内在“人心”的位移，其显示出来的意义可以归纳为：“突破以描述改革过程为轴心、以阐述改革见解为灵魂的艺术构思模式，把改革大潮中的事件、浪花置于新旧交替的整体背景中，形象地展示联结着过去与未来的历史链条和社会网络，并将镜头穿越现实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内容，透视出变革生活中活生生的社会心理和人生心态。”[26]事实上，《雪野》、《大潮汐》、《情满珠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泪尽情流》等一大批作品之所以显示出较大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作品对文化、心理、情感嬗变的细致描绘和审美表达，并蕴涵着创作者对时代精神的深刻领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改革剧艺术创作的题材开掘也日益广泛地涉及到工业、农业、商业、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使这些内容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诚然，改革剧艺术表现和题材开掘可以对现代性体验进行瞬间捕捉，让一粒露珠折射出太阳的光芒，也可以对生活场景进行福斯塔夫式的史诗展现。然而，就时代生活的本来面目而言，改革剧艺术创作所面对的是“人”及其存在的生活“整体”，因此，经济、政治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等的结合是改革剧艺术创作的必然趋势。在评析《大潮汐》时，李准指出：“此前我们在改革题材创作中看到的较多情况是：致力于写改革进程本身的作品，在写人，特别是写情、写心态方面显得较弱，而致力于写人的生活方式和感情、心理变化的作品则在写改革本身时限于浅薄和含混。”“《大潮汐》则把这两个方面的描写结合得相当好，它对远东电器厂的改革本身的描写和对人们观念、感情、心态、行为方式、人际关系上的种种新的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描写是同时进行的，是作为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来把握的。”或者说，“《大潮汐》在正面表现改革进程本身的同时，真实而又探刻地揭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感情、心理的矛盾及其变化发展，并在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因此，“在屏幕上，在观众的感受中，这两者不是两张皮，而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27]由此观之，检视改革剧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得与失，我们可以说，改革剧的艺术创作完全有必要把题材开掘的领域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事件”面拓展到文化、心理的精神面，并在两者的有机结合中对变革中的现实人生进行立体的审美观照，进而展现出新旧碰撞的真实情状，让人们在审美镜像中感受和领会到社会剧烈变革所蕴涵的历史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