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传播与性别研究概述(1)

第一节 发展背景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高度重视媒体在消除性别歧视和推进妇女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妇女与媒体”被列入“战略目标和行动”的十二个关切领域。经过十年来的努力，性别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观念推广和行动指导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推动作用。

性别平等对待政策的模式起源于18世纪欧洲哲学对于市民权力的讨论，其目标是使每个个人的权力得到相同的对待。该方案首先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纳入立法之中，从而在公共政策中形成男女平等的原则，彻底改写了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上性别歧视的制度，而后“被欧盟的法律体系所采纳，在欧洲成员国中也得到普遍遵循。”

社会性别主流化，体现在将社会性别的理念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体系之中，将消除性别压迫作为与消除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同等重要的使命与责任，使发展性别平等、两性和谐的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使性别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观察视角的成果，为更多的男性和女性所共享。

在传播与性别研究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目标被具体化为：将传播与性别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使传播与性别研究提取传播学与性别学交叉研究的理论资源与发展模式，整合传媒与性别领域实务推进的各方面力量，从本土化、系统化、主流化等层面积极推动中国的媒介与性别发展。

从传播与性别研究的历史背景看，中国的性别文化论及男女不同的权力等级时，一直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模式，虽然在私人领域中女性被赋予了主导的义务，却在整个社会观念与日常生活中依然处于男权体制中的弱势地位。中国政府在1949年即提出“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将“男女平等”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并赋予女性在教育、选举、就业等方面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发展历史、条件，和依然作用于人们思想行动的传统性别观念，导致了女性在整体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享上依然处于劣势的局面。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国当时189个成员国共同确定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全球战略，中国也是当时最先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府之一。

世妇会作为中国性别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奠定、开启、推动、引导了诸多层面的学术研究、学科探讨与学术实践的发展，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性别传播研究的基础。

另外，性别与传播研究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端，到跨学科深入探索、倡导积极有力的传播行动阶段，再到当下从不同研究范式、不同研究派别入手，深化性别与传播研究阶段，中国的性别研究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研究轨迹，它迫切地需要与世界对话，需要在自我批判中前进。

第二节 理论、范式与方法论

一、理论与范式

1.女性主义理论

由于社会学是传播学与性别研究共同的理论资源，可以说一切社会学的理论均可为性别与传播研究所用。本节抽取与性别传播研究密切贴合的理论，试图补充以往女性主义学者所惯常使用的话语资源。

在美国学者乔纳森.H.特纳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分别在“进化理论”、“冲突理论”、“批判理论”等社会学理论范畴内讨论到女性主义理论。

尤德里的性别理论 尤德里强烈支持把生物学带回到社会学，他认为人类的基本特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独属于个体的特性，另一类是所有现代人都有的特性。他认为人类的身体和大脑通过自然选择得到发展，实际上，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甚至社会学家也如此），然而，大多数社会学家仍然认为行为是外在于进化领域的。为了证明自己的社会学观点，尤德里提出两性之内和两性之间的“性别行为”理论。尽管每个人都认识到男性和女性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些不同来自于生物本身，尤其在社会学模型和理论中。然而，正如尤德里指出的，关于“性别同种二形”或对区分两性特征的研究目前是外围社会学的一个活跃领域。尤德里采集了250个成年妇女作为样本，运用灵长类动物-荷尔蒙模型来预测她们的性别行为。他的结论是：“个体女性在生物倾向上具有不同的性别行为类型”。根据这个早期研究，尤德里提出：“影响性别行为中同性间差异的那些过程与导致两性间（between-sex）差异的过程是一样的……我们也由此可以推论，即使是相同的行为，就平均而言，男性和女性都彼此不同。社会性别具有生物学的基础。”

尤德里感到社会科学的挑战是学会如何将生物学变量整合成规范的社会科学，他强调，只要“社会科学家设想如果一个行为是受生物因素影响的，那么我们就对其无能为力”。社会设置的性质能超越或改变任何人类特性。

最后，尤德里提出下面的命题：社会限制水平越高，由生物差异影响的行为差异性就越少。相反，个体被允许的选择越多，其行为就越能被生物力量所控制。这样，生物力量影响行为大多是在个体选择广泛的时候。对尤德里来说，先进的工业社会代表了一种自然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他研究了女性的基于生物基础的行为，因为现代妇女比以前有更多在诸如关于生育、职业、避孕、结婚和堕胎等等问题方面的选择。尤德里争论说，当社会提供性别中立的机会时，个体性别特性的差异就允许他们利用这些机会。结果将不是一个“退化的”社会，而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生物驱动的行为差异范围将更明显地呈现在男性和女性的实际角色行为中。

女性主义冲突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早期，社会学研究中明显的性别歧视暴露出来了，无论是社会学理论还是实际研究都注重男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助长了性别不平等的模式。

然而当社会学理论转至性别问题时，却变得自相矛盾，女权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应该抛弃科学和从整体上看世界的“男性模式”，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新方法以分析社会现实。然而许多女性主义者驻留在科学领域内，更喜欢用中立的理论术语来讨论性别进程。尤其特别的是，那些身处这个科学阵营中并在冲突理论传统下进行研究的理论家，把性别不平等当作另一种产生冲突的社会分层进行分析。这些理论家中的绝大多数都试图解释女性为什么受歧视，以及歧视是如何将她们置于分层体系中的不利位置的。在乔纳森.H.特纳的著作《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中，着重考察了两个最著名的致力于发展科学法则的女性主义者——布卢姆伯格和查菲茨——的理论。

①布卢姆伯格的性别分层理论。布卢姆伯格强调妇女对生产手段和经济剩余分配的控制程度。布卢姆伯格认为，性别分层最终是由相对于男性而言对生产手段和对剩余产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的“剩余价值”——分配的控制程度决定的。这样的控制赋予了妇女“经济权力”，从而影响政治权力、名望以及其他分层资源水平。布卢姆伯格认为，性别不平等嵌套在不同层次的外部环境中。男女两性间的关系嵌套在家庭之中，家庭又嵌套在社区之中。如果一个社会大得足以产生强制性的国家和阶级分层体系，那么家庭和社区就嵌套于阶级结构中，而阶级结构容纳于一个更大的由国家掌管的社会之中。这种嵌套非常重要，因为妇女对经济权力的控制可以被置于不同的层次，在某一层次上妇女拥有最强有力的经济权力，这一层次就会影响其他层次社会组织中妇女所掌握的权力。

经济权力的嵌套受到一种被布卢姆伯格叫做“折扣率”（discountrate）因素的影响，指的是妇女的经济权力会因其聚集的层次不同而加强或减弱。也就是说，妇女在宏观层面社会组织中的经济权力越多，她们就越能够获得其他形式的权力——政治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的，在微观层面上的贡献就会更大，并提高在家庭里的权威和在社区中的影响力。

是什么因素决定妇女何时、如何获得经济权力？布卢姆伯格认为，关键便是对妇女从事劳动的需求，尤其是这种劳动的“战略性不可或缺性”。亲属关系系统也影响妇女获得经济权力的能力。此外，剩余产品及其他资源的分配方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布卢姆伯格认为，妇女没有经济权力也就没有了荣誉与声望，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对以下基本事物的控制也相对较弱：生育模式（什么时候生育、生多少孩子）、她们的婚姻（何时、与谁结婚）、她们离婚的权利、她们的婚前性行为与婚外性行为、她们的家庭活动、她们所受教育的程度与类型、她们迁居的自由、她们追求各种利益与机遇的自由。因此，经济权力对妇女在社会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重要影响。布卢姆伯格还强调，这不仅仅是妇女经济参与的问题，还在于这种经济参与是否转化为对自己生产活动与成果分配的控制。

②查菲茨的性别公正理论。查菲茨是运用科学手段解释性别分层的最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之一。她最野心勃勃的著作《性别公正：一个关于稳定与变迁的整合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模型与命题来解释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力量，以及一个关于这样的体系如何变迁的理论。正如她所强调的那样，这二者是相关的，因为“一个关于性别体系的维持与再生产的理论是一个变迁目标的理论，因为维持现状的重要变量，与必须改变的重要变量是同一的。”

查菲茨认为有两类力量维持着性别不平等体系：一种是个体的强制性行为，另一种是个体的自愿行为。这二者相互关联。从根本上讲，性别分层与社会中宏观层面上的劳动分工有关。在查菲茨的模型中，性别社会的定义被认为是宏观层次的强制或资源过程与微观层次的强制或资源过程的重要关联物，后者更典型地在个人的决策层面运作。

劳动的经济分工程度越高，占据精英地位的人所分配的资源越多，社会的文化定义越是表现出性别偏见，成年人群体就越有可能在他们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中见证性别差异。查菲茨的许多分析涉及到运用维持性因素的理解来建构一个她称为“性别体系变迁”（gender system change）的概念。从这一理论出发，性别不平等体系的变迁目标是：（1）性别劳动分工。（2）随之而来的男人资源权力优势。（3）构成性别意识形态、规范与刻板效应的社会定义。（4）区分男女两性的取向、期望与行为的性别生成过程。

许多导致性别分层变化的过程，无论是资源分配的长期变化，还是妇女机会的短期变动，都外在于性别体系。这些力量，如技术变化、年龄与人口构成在人口统计上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战争或移民等地缘政治因素都可能对性别不平等体系产生压力。查菲茨强调，妇女的成功动员不可避免地在有实力的利益集团中间产生威胁感。这种威胁感越大，那些受威胁的群体就越有可能进行反妇女运动的游说。

总之，布卢姆伯格的性别分层理论和查菲茨的性别公正理论这两个理论分支，是科学主义取向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只要男性控制了不成比例的资源，性别不平等就会存在；相反，如果女性能够获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资源，则性别不平等就会减弱。而为了能够获取这些资源，女性及其支持者就必须流动——流动的有效性又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这一理论取向试图将性别不平等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体系中来分析，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社会形态下的性别分层模式。这些理论试图寻找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分层的一般维度。

女性主义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体系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指出，虽然没有人会坚持认为女性体验是本质化的、铁板一块的，但学者们还是发表了大量的著述，试图归纳女性视角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相互依赖感、关系意识、情感的合理性、把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的体验相结合、平等的价值、对过程（而非结果）的关注和对观察与行动的多种方式的开放性等。

对批判理论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批判与反省，也使批评者们认识到女性主义理论围绕的男女二元对立的实用性问题。正如琳达.普特南（Linda Putnam）阐述的：“具体化的问题和对女性主义标签的使用产生的是一种双重效应：一方面是对女性的承认；与此同时又孤立了她们。”（1982：pp.7.）在她看来，问题不在于放弃女性主义的理论或理想，而是应当换个角度来看传播的过程。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假设性别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而应当仔细考察传播模式如何导致性别差异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