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永志
新闻从业者的法定责任
要认清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法定责任，先要厘清中国传媒的性质。
一、中国媒体的性质
看中国媒体的性质和功能，需要从两个角度看：
1.从兴办的角度看，几乎只有政府部门或准官方机构才能设立媒体
按照现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只有政府才能兴办电台、电视台：
“广播电台、电视台由县、不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其中教育电视台可以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设立。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广播电台、电视台。”
“国家禁止设立外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编：《宣传文化法规汇编》，学习出版社2005年8月第2版，第45页。]
按照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也主要是政府机关或准政府机关才有资格兴办报刊：
第十一条设立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四）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和固定的工作场所；
（五）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审批设立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
第十二条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编：《宣传文化法规汇编》，学习出版社2005年8月第2版，第102页。]
上述《出版管理条例》中所列要件的“主管部门”，在现行有效的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中被明确为：“主管部门在中央应为部级以上（含副部级）单位；在省为厅（局）级以上（含副厅级）单位；在地（市）、县（市）为县级以上（含县级）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编：《宣传文化法规汇编》，学习出版社2005年8月第2版，第441页。]
正因为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中国的电子媒体完全是政府所有，印刷媒体也大部分是政府所有。
香港学者李金铨将1980年尤其是1992年以后内地的新闻媒介模式概括为“共产资本主义模式”，将媒介角色描述为“意识形态与商业获利的双重角色”，称“共产资本主义模式”的记者“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一方面又是牟利者”。[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62～63页。]
但是，如果仅仅从兴办者的身份和媒介所有权，又很难区分中国的广播电视和报纸杂志等媒体中新闻部分和经营部分的不同功能。
2.正在进行的改革，将媒体中的新闻业务与其他业务区别处理
2003年7月24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的徐光春在全国广播电影电视局长座谈会上发言：“目前，我们的广播影视体制是一个兼行政、事业和产业为一体的混合体，既不是行政单位，也不是事业、企业单位，后来又搞出来一个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很不顺。这种旧的体制长期影响制约了广播影视业生产力的发展。”他用了“说不清道不明”来形容现行体制。
2004年3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了电台、电视台的三种改革情形：一是对于新闻宣传频道，节目的采制、编辑、制作、审查、播出完全由电台、电视台掌握，主要是实行公益服务，“目标是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入千家万户，把中国的声音传向全世界”；二是对生活服务、大众娱乐、体育类节目，可以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组建公司，进行制作和购买，还可以实际经营频道；三是对于媒体中的可经营部分，如节目制作单位、节目交易单位、广告公司等，可以剥离重组，转制成企业。[朱虹：《广播电视业：改革与发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65页。]
区分了中国媒体的新闻业务和非新闻业务的性质，才能清楚地辨析新闻从业者面临的任务。
二、新闻从业者的主要任务
按照现行体制，中国媒体的新闻宣传业务的管理都统一归执政党的宣传部领导，从例行的宣传部长会议上，可以看出执政党对新闻从业者的基本要求。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2006年12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对2007年新闻宣传的任务发出指示：“新闻宣传要紧紧抓住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这个关键，着力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上下工夫。”[刘云山：《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上质量上水平》，《党建》，2007年第1期。]
结合指令和新闻界的日常运作，可以将从业者的任务中性地描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令传达——即指令中所说的“形势政策宣传”、“宣传党的主张”。
对于执政党和政府发布的权威信息，公众自然是需要的，重要文件的原始文本公众需要全文浏览；但长期以来，公众通过媒介接受的政令传达有些像非中介传播，印刷媒体呈现的往往是文件摘登或全文照登，电视媒体呈现的常常是字幕满屏、文件照念、超长的文告般的新闻标题、仪式化的会议情景[即便是面向海外的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也被有的外国人评价为“没有为国家形象的树立作出多少贡献，从这些频道看到的只是一个很死板的中国”。参见乔舒亚·库铂·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1页。]。
第二，政绩宣传，典型塑造——即指令中所言的“成就报道”和“典型宣传”。
任何政党和政府都需要寻求合法性，政绩宣传、典型报道有可能利于公众从执政能力到道德完善两个方面承认、接受乃至拥护现行政权。但有的政绩宣传仿佛口号宣传、有的典型塑造仿佛思想汇报，自我吹嘘、空洞乏味。
第三，行为喝止——即指令中所谓的“舆论监督”：
徐光春的定义有一定的代表性：“运用新闻报道的形式，通过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曝光的途径，对人们的不良言行进行监督，这就是新闻舆论监督。”[徐光春：《关于舆论监督的几点思考》，《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但有的舆论监督，不是把那些侵害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作为监督的重点对象，而是把监督重点对准了一些有“不良言行”的普通民众。
上述三项任务，都可以看做是政治宣传——宣传政令、宣传政绩、宣传禁令——可以说是新闻从业者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但在身处转型期、身负公众期待、有着更高职业追求和并不算悠久的新闻传统的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政治宣传正在发生新闻化的转换。
政治宣传可以看做是政治沟通的一种，但政治沟通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会议沟通、文件沟通、媒介沟通等，本文所描述的这种转换可以看做是向媒介沟通的复归与靠近。
政治宣传中的新闻化转换
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改革概括为三个阶段，现阶段所处的是继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1956年北京《人民日报》改版之后的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改革。[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第1页。]
这次改革，单就从业者的理念和操作而言，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媒介责任、报道方式和传递价值三个方面来观察。
一、责任转换
社会责任，是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必须承担的义务，但由于责任主体及其所处体制的不同，责任的内涵也有所不同。
荷兰学者麦奎尔（Denis McQuail）把媒体的责任概括为四种：
第一，指定式责任：可以说是法定责任，麦奎尔说，民主社会只有最低要求；
第二，契约式责任：靠的是自律；
第三，自愿式责任：主要指职业承诺；
第四，否认式责任：可以理解为推掉一些不该承担的责任。
除了法定责任，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往往有更多的担当、更高的自我期望。
作为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职业理念研究》的一部分，复旦大学的陆晔教授等人进行的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表明，选择从事新闻工作的影响因素的前三位依次为新闻工作能够“表达民众呼声”、个人“喜欢写作、摄影或编导”和个人“喜欢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其次三位是新闻工作能够“传播新思想、启迪民心”、能够“揭露社会问题”和个人“喜欢冒险、刺激的生活”。[陆晔、俞卫东：《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人职业状况——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03年第1期。]调查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传统，依然是今天的新闻从业者个人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底色。对于大多数新闻从业者来说，选择从事新闻工作，更多的是出于对大众传播媒介能担负起重要的社会道义责任的向往，同时也是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陆晔、俞卫东：《传媒人的职业理想——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二》，《新闻记者》，2003年第2期。]
如果将这次调查结果，与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的“全国新闻工作者调查”结果相比，当今新闻从业者对媒介功能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两次调查，在“新闻媒介社会功能重要性”的排序上，“迅速为大众提供新信息”均居重要性之首，但“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帮助人民实行舆论监督”、“报道最大多数群众感兴趣的新闻”、“报道可靠信息与阻止流言传播”、“成为人民喉舌”和“对复杂问题提供分析和解释”的排序分别从“1997年调查”的第3、4、9、8、7、10位，上升为本次调查的第2、3、4、5、6、7位；而在“1997年调查”中居第2位的“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政策”、居第5位的“引导公众舆论”和第6位的“推动社会改革”则在本次调查中分别下降为第10、第8和第9位。调查者认为，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新闻媒介已经逐步摆脱了单一的宣传功能，新闻传播自身的规律在从业者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陆晔、俞卫东：《传媒人的媒介观与伦理观——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四》，《新闻记者》，2003年第4期。]。
被调查者对提供新闻信息、表达民众意愿、揭露社会问题的担当，可以看做是契约责任和自愿责任。
二、形式转换
报道方式的变化体现为对各种宣传，从政治沟通的角度，把政治任务还原为新闻表达，尽可能地转换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突发新闻、人物报道、简明新闻，等等。
第一，将政令传达转换为解释性报道。突出问题意识、清晰准确、关注实效。不以对抗的态度，而从协商民主的角度关心利益表达、决策讨论、决策评价。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执政理念之一；完成电视宣传科学发展观的任务——任务的核心是阐发“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有很大的挑战性。以往惯常的电视报道模式是运用空镜：红旗飘飘，青松挺立，惊涛拍岸；解说：改写甚至照搬文件；同期：干部模样的所谓基层群众纷纷赞扬，大官模样的所谓基层干部纷纷表态，学者模样的专家教授纷纷肯定；音乐：《红旗颂》变奏。
但也有记者从广东深圳的资源困境、天津老城的生活困难、贵州毕节山区的环境恶化入手，思考当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和经济学家警告的“拉美陷阱”，采访了深圳、天津、毕节的决策者和学者以及“北京共识”的提出者、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铂·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把宣传任务还原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发展思路的探寻和转变的解释性报道，和观众一起思考。[参见央视国际网站《焦点访谈》2006年1月5日、6日节目《老城市·新城市》、《山与海》视频及文稿。]
第二，由政绩宣传、典型塑造，最低限度转换成记录社会文化变化、反映人物内心的普世价值；更进一步，在真实报道的前提下，促进国家族群认同、强化民族自信、进行现代人格倡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