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整个社会环境也不具备确保从业者自身的独立地位——也就是“舆论监督”中所规定或者含有的主体角色的条件。即便是媒体自身，也未必已经做好了这样的职业和心理准备。目前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条规和政策并不存在，所有的还只是在“报刊批评”话语中的党纪规范和政策，尽管在现有的关系变动和复杂状况下，这些政策已经起不到过去曾经有过的作用。比如，华东局交通部部长黄逸峰就是因为违抗1950年的决定，压制批评，打击报复，在1953年被开除党籍（中共中央，1953），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相反，由于中国报刊的背后是一级党委，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一个地方的权力中心，下辖的各个部门，都是其整个权力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手心手背都是肉”，互为制衡，错综复杂。加上下属的问题，党委难免有连带的领导责任，故而谁都不希望把事情闹大，总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非是万不得已。中国报刊批评历来所要求的“好”，要“有利”，恰好为此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近些年，被视为头等大事的“保持社会稳定”，有机地被纳入到衡量报刊批评是否“好”的评判标准中去，而且是一个分外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任何一个批评，都可以或者可能因为所谓的不利于“稳定”而被扼杀。雷声大，雨点小，时时喧嚷要开展批评，批评的力度、广度却总不见长。口头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中国报刊批评的这种状况，不能说与其背后组织影子的拖累没有关联。
同时，媒介与其他行业打交道的职业界线也不甚清楚，借“监督”而济私的情况时有发生。诸如这一切，使“舆论监督”变为没有任何保障的风险：挨打、被撵、设备被抢等已属家常便饭，甚至不得不恳求警方的保护。“新闻官司”中记者输多赢少，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仔细看一下2006年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与深圳富士康的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富士康提出高价索赔并封存记者编辑的个人财产；深圳中院马上立案并且执行；《第一财经日报》的当事人，虽然也口口声声认为舆论监督是记者的职责，但更多的是一种悲情辩护，而缺少职业的姿态和说辞。至于报道是否真实，采访手段是否符合职业规范和要求，则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最后双方突然间握手言和，共建和谐。这一过程究竟有过何种内在的交涉和较量，而今不清楚也没必要推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这中间唯独看不到媒体作为一个职业组织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既包括与该事件相关的各个方面，也包括媒体自身。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打着“舆论监督”旗号，扮演“报刊批评”中的工具角色，也就在情理之中。在具体的“监督”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报刊实际上还是需要求得党委的支持和帮助。例外自然是有的，比如像孙志刚案件的报道。不过这种例外常常依赖于天时地利，有一定偶然性，因而不存在可复制性。陈力丹先生的概括有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媒介监督一般要得到当地党委或上级党委的支持，才可能成功；仅仅得到公众的支持，而没有当地或上级党委的支持，实行监督是很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微小事情的监督，由于媒介有权力背景，一般不存在胆子大小的问题；但在较大的事件上，涉及权力机构本身利益的问题上，媒介监督要得到上级的支持或这种监督本身就是上级授意的任务。”（陈力丹、郭镇之，2000）
然而，恰如一个媒体从业者所说的，领导的重视是把“双刃剑”，“在领导重视它，把它当成施政有效工具的同时，被监督对象也更加重视了，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问题被揭露，不希望被报道”。因此“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难度”，“现在我们报道的难度非常大”（梁建增，2004，29）。“随着领导重视程度的加大，来自一些方面的干预和说情也越来越多了。”（赵薇，2004，35）由此，受众对舆论监督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种不断升高的期望值，又使得党组织、报刊抑或被批评者，都越发看重报刊监督，不能不更为谨慎；加诸媒体身上的负担也因而越来越重，在选题及对象选择上更是格外小心翼翼。中国的“舆论监督”目前之所以步履艰难，就是陷入了这样无法自拔的怪圈。组织力量、监督效果以及所引发的社会民众等各方的心理期望，共同构成了这个怪圈，最终谁都无法挥洒自如。这样的一种结构关系，如果媒体试图有所突破，扮演所谓的“舆论监督”角色，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这一角色及其诸种关系肯定不是稳定的。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涉及角色丛中另一个强大的角色，即党组织。就中共中央而言，显然并不赞成那种脱离党委管辖的“主体意识”，甚至也不能容忍原有“工具角色”发生一点变化，从而威胁到“报刊批评”角色结构关系的稳定。“异地监督”受到限制就是一例。当然，他们也不希望看到“舆论监督”寸步难行，而且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的确需要大众媒体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一方面提倡并肯定报刊的舆论监督，并接过这个术语；一方面努力把“监督”纳入制度化的渠道，使之不脱离自己的掌控。于是，本文前面提到的50年代关于“决定在报纸杂志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又一次再现。在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分别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两个文件，对“舆论监督”的开展，既表示支持同时也强调管理。这种起点和逻辑与1950年的设想一模一样，其区别仅在于今天关于“监督”的要求和管理依据，比之1950年的那些，似乎要更为具体，不只是停留在原则上。在目前条件下其最后效果如何，尚待观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党组织以强力介入并运用其固有的权力时，它在整个“舆论监督”角色丛中必定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关的各种角色与其的关系就是如韦伯（2005，72-3）所说的“支配”和“顺从”的关系。由此看来，目前中国的“舆论监督”难以前进，恐怕也无法完全退回到50年代“报刊批评”那样的结构角色之中，只是要继续使用“舆论监督”这个术语。因此，即兴式地在“党组织工具”和“职业角色”之间摇摆，恐怕会是中国“舆论监督”在长时期内的一种“常态”。
参考文献：
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载《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第203～205页。
Boyce，G，（1978)“The Fourth Estate：the Reappraisal of a Concept”.Boyce，G.，Curran，J.＆Wingate，P.（eds.)（1978).Newspaper History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Sage，pp.19～40.
Curran，J.＆Seaton，J.（1991).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London：Routledge.
陈力丹：《舆论监督永远是传媒的功能之一》，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陈力丹、郭镇之：《关于舆论监督的访谈》，《现代传播》，2000年第4期，第20～25页。
杜威：《人的问题》，傅通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8～99页。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
G.邓肯·米歇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蔡振扬、谈谷铮、雪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关海鹰：《深刻、准确、典型、好看》，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1页。
郭镇之：《关于“焦点访谈”课题的研究报告》，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268页。
李良荣：《舆论监督迫切需要制度化》，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2页。
梁建增：《支持〈焦点访谈〉就是支持舆论监督》，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1页。
陆定一：《关于报纸工作的几个问题》，《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第12～53页。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第71期，第17～58页。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Mills，C.W.（1956).The Power Eli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9～1100页。
毛泽东：《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乔治·埃里亚、萨尔法蒂：《话语分析基础知识》，曲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孙五三：《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社会动作机制》，载罗以澄、秦志希主编：《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138页。
孙玉胜：《把握与平衡》，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5页。
童兵：《使用“隐性采访”要慎之又慎》，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228页。
王琪：《呼吁制定一部开放性的“新闻法”》，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101页。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徐耀魁：《应进一步开放法律允许的信息源》，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231页。
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袁正明、王旭东：《〈焦点访谈〉的发展概况》，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展江：《传媒舆论环境和舆论监督》，http：//www.people.com.cn.
张洁：《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新闻记者》，2005年第10期，第36～38页。
赵薇：《全面、长远地看舆论监督》，载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8页。
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10期，第11～14页。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329页。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公布黄逸峰事件的通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46～247页。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