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辉、陶冶
情感类节目作为电视湘军的一支生力军，以浓厚的人文关怀为宗旨，以市民阶层的生活琐事与平凡情感故事为主要内容，以唤起观众道德感、责任感、同情与关爱之心为己任，不仅给了电视观众更多的收视选择和对社会的多角度观察与思考，同时也为社会大众构建起一个独特的、和谐的情感世界。但与此同时，低俗化、片面追求收视率等倾向也值得我们警惕。本文将以湖南电视媒体中情感节目的节目群作为分析样本，探讨当下其所应当承载的社会功能以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一、新闻从民生到情感之路
我国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介，具有以下四大功能：新闻传播功能、社会教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信息服务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与良好的效应。而各种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比如新闻类节目及时迅速地传播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以确保受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民主监督权，并对社会的有效运行进行舆论监督；法制类节目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律意识以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娱乐类节目则在营造欢乐轻松氛围、缓解公众生存压力等方面功不可没。而近年来兴起的情感类节目，则以浓厚的人文关怀为宗旨，以关注、探讨、记录、再现和演绎百姓“情感”为主题，唤起人们的道德感、责任感、同情与关爱之心，为社会大众构建起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
情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状态。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人的情感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人类的情感是丰富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尤其是诸如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反目、友情的欺骗……这些负面情感的伤害，往往会给人的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甚至会影响和谐社会的进程。情感类节目的初衷，就是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大力弘扬积极向上的正面情感，鞭笞那些消极丑陋的负面情感，让人际关系更加融洽，让社会更加和谐。
可以这样认为，情感类节目就是民生新闻的一个衍生体。只不过它表现的不是民生领域中公众利益这个元素，而是民生领域中共有的情感元素。换言之，情感类节目就是建立在民生新闻基础上的放大了情感元素的“新民生新闻”。随着社会的进步，民生之本也由原来对物质层次的需求上升为对文化精神层次的追求，今天的观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表情达意的平台，而情感类节目的出现，恰恰顺应了大众的这种情感需求。湖南电视媒体中情感类节目争奇斗艳，正可以看成是这种需求的一次集中释放。
二、湖南电视媒体中情感类节目的兴起与特点
1999年7月17日，一档名为《真情对对碰》的大型综艺情感节目在湖南经视悄然登场，这就是《真情》的前身。2001年元月，《真情》正式通过湖南卫视向全国传送。鲜明的主题、丰富的内容、良好的传播效应为《真情》赢得了较高的收视率与美誉度。2004年8月，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周播节目《主播出发》变身日播的《情动八点》，很快就获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和社会反响，成功取代原来的电视剧板块。仅仅几个月之后的2005年初，湖南都市频道也推出《寻情记》，和《情动八点》抢占晚间八点档收视市场。与此同时，长沙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王牌新闻专题栏目《真相调查》也及时转型为情感节目，以“真相往往发生在人性的背后”为落脚点，再次掀起了一轮情感节目的热潮。除此之外，有频道引进上海文广的情感访谈节目《心灵花园》，湖南经视的情感调解类节目《握手言和》也进入筹备阶段。
情感类节目的兴起，是社会转型期公众精神需求的产物。人们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活动、精神需求等都在变化。每个人的内心都变得更渴望理解，渴望倾诉。转型时期的社会阶层的情感变迁亟待释放和疏导，这成为情感节目出现的客观需求，即大众有释放内心情感的强烈的群体欲望。情感类节目的出现恰恰解决了上述矛盾。它为公众构建了一个公共的情感交流平台、一个情感宣泄的有效渠道，使公众在收看节目的同时获得潜移默化的心灵熏陶、道德历练、人格的健全与完善。
同时，情感节目又是电视媒介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结果。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南的电视媒体以长沙为中心打响了一场以“关注本土化市民生活形态”为主题的民生新闻大战。几乎每家频道都以民生新闻为发力点，抢占市场份额。在这样白热化的竞争面前，情感类节目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另辟蹊径地跳出了民生新闻大战的合围，契合了新时期大众的心理需求。从实际效果来看，在目前的收视市场上，这一类节目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从节目主题和内容上看，情感类节目的主题明确，亲情、友情、爱情、诚信、道义、责任、矛盾、冲突贯穿在情感故事中。以人物的感情故事为资源，以动情为目的，试图用情感架起电视与观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为我们建造一座公共的情感家园。
从叙述模式上看，情感类节目借鉴了故事片的叙述模式，沿袭着起因——经过——高潮——结局这一叙述范式。观众或悲或喜，或笑或骂，都是他们在听完当事人故事后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其他手段的刻意营造。真情的流露是铺垫出来的，而不是煽情煽出来的。
从传播效果上看，情感类节目表达的是人与人在苦难和艰辛中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爱怜的精神状态，抑或说是通过对那些弱小的、边缘的、命运多舛的人物命运的展示来唤起观众的同情、怜惜和感动。它为处于喧嚣浮躁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一个情感宣泄的解压阀，以真实的情感故事打动人们日益麻痹的内心世界。
总之，情感类节目在展示人间情感、关注人物内心的同时，用理性、法律化解情感冲突，倡导高尚情操，并以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为己任，突出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是弘扬和谐社会主旋律与满足大众情感需求相结合的和谐之作。
三、情感类节目之困惑
面对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以关注普通群众的情感世界、生活方式、生存状况为主的情感类节目，自觉地担负起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但是，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一些情感类节目剑走偏锋，“以猎奇为动机，以窥视为目的，以隐私为依托，以媚俗为结果”，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一）导向之惑
情感节目的主要特点是讲述关于人的故事。情感节目与关系公众利益的民生新闻不同，它关注的内容多和个人的情感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相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家丑不可外扬”无疑是一条铁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将原本的私人生活、私人情感放到公共领域进行报道和讨论，本身就是一件容易引发争议的事情。当当事人倾诉的力量战胜了他的恐惧感，站到了摄像机前面时，作为媒体，什么是值得报道的？报道点落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取得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节目从选材到报道角度，稍有偏差，就容易落入家长里短的飞短流长当中，媒体的价值取向有可能模糊不清，甚至低俗萎靡。
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情感节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痴男怨女、一地鸡毛、家长里短的媚俗甚至低俗的故事占据了一定的比重。扯皮吵架甚至成为某些节目的常态。过度地展示现场冲突和极端个案的畸形情感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某情感类节目报道了一位妻子知道丈夫有外遇后，找到丈夫单位与丈夫理论的事件。该节目为了增加兴奋点，对节目中两夫妻打架的过程、骂的脏话、打架后身上的伤疤都用镜头表现得非常细致，甚至对打架的过程反复重现。这不仅让人怀疑：电视是不是在宣传暴力、制造矛盾？电视的人文关怀在哪里？
（二）隐私之惑
情感类节目遭遇的另一个困境即是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少情感节目形式雷同，故事中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有离奇曲折的情感经历，不是婚外恋，就是第三者，有的节目不惜将他人隐私“放大”给人看。在一档《我该不该生下这个孩子》的节目中，主持人围绕一名女子是否应生下情人的孩子的问题对当事人反复追问、求证细节，以致那个在婚外情中意外怀孕的女子手足无措，而一个原本已岌岌可危的家庭更濒临崩溃。这种把受访者的极端隐私公开曝光的做法，不仅让人感到残酷，也给受众带来了极为恶劣的观感。这就更和情感节目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三）角色之惑
情感类节目的价值取向究竟该怎样把握，能否做到扬长避短，是关系其自身发展的主要问题。在节目制作中，媒体人员的角色定位，更值得商榷。比如《真情》、《寻情记》，都采取了主持人直接介入的手法，或做沟通的桥梁，或充当现场的调解人。《情动八点》、《真相调查》、《女人故事》等栏目干脆就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直接调解或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记者或者主持人自身的素质和个人价值取向很可能主宰了节目的一切，成为节目的灵魂；另一方面，媒体从业人员是否拥有这样的社会职能仍然不明——因为记者有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的自由，有代表公众的话语权，但并没有被赋予评判和调解纠纷的权力和监督个人隐私的权力。有人说找政府不如找记者，就是这种权力和责任的异化所造成的。比如一期节目中，记者和一群社会热心人士去救助一个女孩，但女孩的爸爸和后妈不准她进门，社会热心人士破门而入，这时记者明显发现有违法嫌疑却熟视无睹。即使是帮忙维权也必须通过合法手段，否则很容易使公众对媒体从业人员产生不好的社会印象，到时帮忙不成反而“蚀把米”。最近发生的湖南岳阳一位记者帮忙筹资救小孩，反而遭家长非法拘禁的事情就是一个教训。
四、情感类节目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
（一）去除低俗、无聊，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无论是“以‘感动、期待、真情’为主线”的《情动八点》，还是“走入每个普通人心灵，表达人世间最真实的情感”的《真情》，都彰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品格，进一步促进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情感类节目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在于它针对转型期所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通过“诉诸感情”与“诉诸理性”的传播技巧对公众进行抚慰、排遣、调解，实现公众表达、宣泄、交流的愿望。
当事人动人曲折的情感故事、自强不息的草根品质等都会在交流沟通时，或让公众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或增强公众的自信、起到励志作用，或使公众缓解自己的痛苦和忧虑，或起到其他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在处理人际纠葛、情感冲突时，节目则在诉诸感情的同时，还必须依靠专家学者的循循善诱。像女性频道的《女人私语》每期都会邀请一些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以不偏不倚的立场深刻地分析矛盾的症结，对矛盾冲突中涉及的问题提供咨询，对当事人的不良心理给予耐心疏导，帮助矛盾双方弥补情感的裂痕，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加强节目从业人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培训，是做到导向正确、去除低俗化的根本途径。
（二）彰显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树立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情感类节目为处于转型期的公众构建了一个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沟通、交流促进了人与人的理解与和谐，减轻了压力，消解了烦恼，调整了情绪，增强了人的归属感，规范了公众的行为和道德价值观。情感类节目以民为本，以情为纲，用热情点亮希望，用真诚感动人心，用温暖驱走寒冷，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比如，湖南公共频道《情感110》的一期情感援助类节目不仅报道了当事人的客观现状，展现其生活有多困难，而且更多的是为当事人寻求帮助、解决问题，倡导社会和群体关注、关心当事人和有同样遭遇的人们，提倡的是一种精神品质。
情感类节目正是通过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都市人情感浮躁等的透视，承载了监测社会现状的功能，成为了解民生、体察民情的一扇特殊之窗。再比如，在情感调解类节目中，矛盾双方所面临的困扰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经济危机、夫妻信任、代际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冲突同样反映了当下社会人的普遍精神世界与心理状态。情感类节目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多方位的展示，揭示了部分社会现状，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舆论监督，可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注意与重视，最终也可以实现监测社会环境与协调社会关系的职能。
（三）进行节目形式创新，提升舆论引导水平
情感类节目作为一种全新的节目形态，要做到导向正确、定位清晰、能够满足观众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需要节目形式上的创新。
第一，充分利用电视综合表现手法，合理运用悬念和故事化结构。目前，湖南电视情感类节目都主要采取专题的样式，电视语言的运用上要求更高、更突出。同时，合理运用文学中的故事情节和结构模式，对烘托细节、表现主题、吸引眼球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二，现场感永远是观众的最爱，真实的情感流露能引起人的共鸣。情感类节目适当、适度的“煽情”是必要的，只要煽的是正义之情、主流之情。但细节的描述必须借助现场来描述。情感节目不是纪实片，但可以借用纪实片的一些特点，表现主人公“寻情”的一些主要过程，一些主要的矛盾冲突，或者情绪宣泄和表情张扬的特写。如果通篇使用主持人的配音，再加上几段轻描淡写的讲述，观众就很难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被煽起“同情之情、爱恨之情”和弘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的目的也会大打折扣。
第三，采取演播室录制和户外拍摄结合，实现播报方式的创新。《真情》、《寻情记》采取演播室访谈加上小部分外采的方式；而《情动八点》、《真相调查》、《女人故事》更多是采取外采的方式完成系列过程，主持人只是作为串词者或者简单地发表评论。演播室访谈很难表现细节，对当事人的语言表达要求较高；纯外采的方式则只能让主持人和当事人甚至专家雾里看花，不能面对面交流和沟通。两种方式的结合，既有外场当事人生活工作场所的演绎，又有演播室主持人、专家的现场点评，从而起到既提升节目品位、又有可看性和现场感的收视效果。同时还可以不定期开展一些公益活动，邀请热情市民、专家学者作为情感大使，走进社区，达到扩大影响、延伸品牌的目的。
从总体上看，情感类节目在社会转型期还是找准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以强烈的人文关怀与伦理道德为节目导向，以记录普通百姓的人生境况与人性光辉为节目主旨，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正如国家广电总局在第102期收听收看日报中肯定《情感援助》节目所说的那样：“以援助他人，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为己任，突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是弘扬和谐社会主旋律与满足大众情感需求相结合的和谐之作。”这段话，同样也可以看做是所有情感类节目的一个准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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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长沙电视台新闻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