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纽约时报》中国议题策划分析
1.突显政治议题及中国负面形象
据对从2009年2月26日至7月24日期间《纽约时报》全球版（The New York Times-Global Edition）Combi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the Global Edition provides readers with a 24/7 flow of geopolitical，business，sports and fashion coverage from a distinctly global perspective.涵盖的所有报道统计，关于中国议题的报道一共有135篇，也就是说每周6份的《纽约时报》全球版（周末版涵盖周六与周日）在这段时间几乎每一天都有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已经成为《纽约时报》报道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
从议题布局来看，政治类议题占有半数以上的比重。而在政治类议题中，除去关于众所周知的西藏问题，以及突发的新疆少数民族暴乱问题之外，还有47条深度报道涉及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如：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上访体制，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与问题等。在这样的议程设置基础上，《纽约时报》所塑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的政治形象自然而然是“专制主义”、“淡漠民生”、“不尊重民主自由”的集合体。
2．微妙报道手段，“客观公正”讲述背后的观点渗透
以下是上述调查期间两则《纽约时报》全球版与《人民日报》英文网络版关于西藏藏历新年的报道和新疆暴乱的报道，通过对双方同一新闻事实的报道摘录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张不同的报纸在议题策划与设置上的鲜明对比：
从这两则报道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在针对同一新闻事实进行报道的时候，由于采访对象选用、措辞、语言风格、描述方式等方面的操作而呈现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新闻图景。即使《纽约时报》一直声称秉承其“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的办报宗旨，然而在这一类涉及敏感政治态度和观点的报道中，其政治倾向显而易见。
（1）增添意识形态符号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是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用以进行社会控制和权力分配的重要媒介。而作为语言最直接传播方式的媒介，自然而然成为灌输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第一载体。《纽约时报》所使用的意识形态符号是潜在的、隐藏的，它从来不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其“美式价值观”，而是把这种价值观巧妙地融会贯通到报道的细节之中。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几乎看不到来自于记者/编辑的主观观点表达，例如在对藏历新年的报道中，看到的只是在对藏民采访中（且不提此采访的真实性）“他们去年杀死了这么多人”所传达出来的被采访者对于“他们”（异者、中国政府）的不满和愤恨，以及第三者描述“在暴乱发生将近一年之后，也就是毛泽东的部队夺取青藏高原将近6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600万的藏民仍然对汉民有很大的不满”中所传达的仍然来自于“藏民”对“汉民”的不满。而其实这种“不满”是来自于记者本人或者《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政府西藏政策的不满，是西方价值观对于“中国处理西藏本土事务”的不满。
另外，对新疆暴乱的报道中，《纽约时报》所谈到的“维吾尔族是新疆最大的种族，但在乌鲁木齐却是少数民族，因为70%以上的乌鲁木齐人口都是汉族人，差不多有200万左右”和“（这场暴乱）凸现出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对于共产党政策的根深蒂固的不满”，都在极力地刻画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把极少数维族人的“个人意图”上升为整个维吾尔民族群众对于汉族人民的仇恨。新疆向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从史至今就有汉人居住在那里，大部分的维族群众与其他民族群众都是和平共处的大家庭，那些极少数的维族反动分子才是这个大家庭的“异己”，而不是汉族人。《纽约时报》的描写却不单单把新疆变成了一个“维族”被“汉族”侵蚀的矛盾核心地，同时还把这种个别民族矛盾上升为“西部少数民族对于共产党政策”的大民族矛盾。正如黄爱萍教授所说，“美国媒体由于受意识形态影响，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常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衡量中国的一些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
（2）制定报道框架
仍然以对新疆乌鲁木齐暴乱的报道为例，《纽约时报》始终将这次暴乱事件的性质界定为“民族冲突”，于是其背景材料的选取也便以此为中心而展开。最为明显的就是采访对象的选取，所有出现在《人民日报》中的采访对象（受害者）没有一个在《纽约时报》中出现，那么多的被烧毁的汽车、店铺、逃跑躲藏的平民百姓《纽约时报》一概不提，只留下几句对维族人的采访所串联起的不信任政府、不满政府的言辞。另一方面，框架可以“界定个体、群体、组织和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互为矛盾的话题中，由于框架的不同，对政府角色的刻画差异甚大。”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中国政府的角色被刻画成一个由汉族人所构成的，对维吾尔族人民进行镇压的形象。因此，《纽约时报》对暴乱分子的暴力行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而将报道重点放在事情爆发的原因上，极力在事件背后搜索符合其意向的冲突，而这个冲突也就是《纽约时报》所谓的“民族冲突”，而整个暴乱事件本身也就变成了中国政府对民族冲突的镇压。《纽约时报》所选择的冲突性报道框架构建出一个不同于新闻事件本身的媒体现实，并将这一媒体现实以“客观”的新闻报道方式展现给其受众。
（3）使用煽情刻画
在这两则新闻报道中，最为经典的煽情刻画是《纽约时报》在对新疆暴乱的报道中所写到的“差不多100位抗议者，绝大部分都是妇女，怀里抱着婴儿，她们手无寸铁地站在身着黑色装甲和头盔、手拿催泪弹的特种警察面前。”在这段描写里，暴徒变成了和平的抗议者，而且这些抗议者不止是“和平”，还是“弱势群体”，是怀抱着婴儿的手无寸铁的妇女。读者读罢，自然而然会对这些“弱势”的“和平”的抗议者生出怜悯之心，而同时对那些“强势”的“武装”的政府警察产生怨恨。煽情手法在此达到极致。且不说这100多位抗议者中是不是可能绝大部分是妇女，作为去跟警察对峙的母亲，有多少人会抱着自己的孩子去冒险？但即使这样的煽情处理在真实性上有诸多疑点，读者读过之后产生的第一印象绝对是这份被催化的“同情心”，而不会去深究其在实际上的可能性。相反，在《人民日报》以及其他国内媒体的报道、视频、采访中，那些抗议者的的确确是“拿着刀、棍棒和石头”的暴徒，试想如果这些抗议者都是怀抱婴儿的妇女，那“261辆机动车辆，190辆公交汽车，至少10辆出租车和两辆警车”是被谁烧毁的呢？那些躲在超市地下室里“真的吓死了”的学生们是被谁惊吓的呢？那些医院里的291名伤残人员“233名是汉人，39名是维族人，其他为回族、哈萨克族人等”又是被谁伤害的呢？
但是，读者尤其是没有其他新闻来源的西方读者，不会去思考这些背后的事实，当他们读到这里，对于怀抱婴儿的妇女抗议者的“同情心”被催化形成，《纽约时报》的煽情功效就已实现。
（4）营造心理语境
“新闻价值反映了社会话语再制作中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虽然新闻报道的是最新的信息，但新闻事件和话语只有以大量的旧有信息为基础才可能被理解，因此新闻必须与预设的社会共同认定的价值观念和态度相一致。”朱怡岚教授在这里谈到的就是新闻报道的心理语境。而这也是《纽约时报》在对华报道中的另一大特色。再看对藏历新年的报道：“这个纪念日是哀悼日，而不是庆祝日”，“星期三，中国西部的那些小城镇四处流溢着静谧，因为所有的喇嘛、牧民、商人们都拒绝举行任何节日庆典活动”，“人们利用藏历新年来缅怀那些去年遭受中国军队镇压的受难者”，这所有的叙述都在承继着一个步步为营的“心理语境”的营造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以“递进”式的语气在继续。从“哀悼……”到“拒绝……”到“缅怀……被镇压……”，《纽约时报》所想传递的“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对立程度逐渐加深，受众也便在这样一种“循循善诱”的心理引导图式下，形成了其统一于报道者的认知模型。
同时，《纽约时报》还会继续给这个认知模型加固：“也就是毛泽东的部队夺取青藏高原将近60年之后的今天”，这样的背景材料，是《纽约时报》对华议题报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敏感事件的综合报道中，几乎每一篇报道都会有类似这种旧有信息的温故知新。这是在独立报道语篇操作之上，串联不同语篇对于同一话题报道的“心理语境”的延续性塑造，每一次对于相同背景资料的重复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迎合读者已有的认知模型，从而使得在相同背景资料之下的不同细节性报道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也便随着这种心理图式的导入大大增强。于是，《纽约时报》记者的价值观、政治立场、视角、情感、偏爱便逐渐成为《纽约时报》读者的价值观、政治立场、视角、情感和偏爱，记者的“主观选择倾向”被读者的“主观接受倾向”所掩盖，一切信息的传播和再传播变得自然通畅。
（三）点评
《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可以概括为：中国故事，美国视角。
不能否认，《纽约时报》作为世界档案记录报，的确为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和现在正在发生的历史提供着一份翔实、周到、丰富、完整的记录，但是这份记录在对于中国的议题报道中间却仍然打着明显的“不客观”、“非中立”的政治立场，处处渗透着其西方主流价值观。由于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民主制共和”与“社会主义共产党专政”的根源性矛盾和不认同，“中国”以及和“中国”相关的一切话题便被自然而然地打上了“红色”标签。通过这个“红色”望远镜看到的中国，只有警察对藏民、维族人的镇压，没有警察对他们的保护和救治；只有政府对遗失儿童家长的漠视和无动于衷，没有政府大规模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专项整治行动；只有共产党对上访者的“秘密关押”，没有信访部门由中央到地方的护送到家……无论我们的故事怎样演绎，他们永远会用他们的视角来审视和读解。
（四）小结
《纽约时报》中国议题报道策划根源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性矛盾，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已经根深蒂固到所有针对中国的议题，尤其是政治议题的报道都如出一辙。无论新闻事件本身如何变化，其塑造的中国政府形象和针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永远是一致的。《纽约时报》尤为关心中国的政治进程，所有与之相关的议题永远是报道的重点，任何涉及三个“T”（Tibet，Taiwan，Tiananmen），涉及人权、言论自由、“文革”的话题在《纽约时报》上屡见不鲜。较之于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报道，这一类政治议题的新闻是《纽约时报》整个中国议题报道策划的核心。通过意识形态高屋建瓴的统帅作用，经过报道框架别有用心的剪裁，再加之以娴熟的报道技巧掩盖主观倾向于客观叙述之后，最终完成对于读者群心理暗示的语境营造以达到有效的根源于“意识形态”总部的信息控制与传播。
因此，即使《纽约时报》已经最大限度地体现着媒体的职业精神和专业主义理想，即使《纽约时报》驻华记者Jim Yardley曾说道：“我们一直在尽力争取报道这个复杂国家的各个方面。有些报道是你们所认为的积极报道，有些则是批评性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批评中国，相反，我们报道的目的在于审视官方的政策和行为以及评估这种政策和行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但通过内容分析得出的数据仍然表明，《纽约时报》在对华议题安排与策划上存在无法消除的政治意图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