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城，具有两种形象，其一是现实的、已知的城市，由既定的物质要素构成，人们可以从地图、街景中去把握城市的映象。其二则是在某种文化语境下对城市的想象。比如，相对于西方的现代与文明，东方城市具有更多质朴的自然特征。于是，大众传媒极力打造东方城市的历史与传统的形象。城市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往往不是那些便捷宽阔的大道，也不是琳琅满目的商厦，而是保存了古老面貌的建筑样式。在西方人眼中，小城市比国际化的大城市更能够代表他们想象中的东方形象，因为，大城市往往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失去了东方特色。我们从国际电影节上中国或者亚洲电影所反映的地域背景可窥见一斑。除了乡村题材的电影易获得评委首肯，如果要表现城市背景，那么最好是中小城市，以经济不发达、信息闭塞为特征，比如《小武》、《青红》、《孔雀》、《三峡好人》等国内小成本电影，或者越南的《青木瓜的滋味》、《三轮车夫》等，其中所选取的影片发生地，远离繁华的文化商业中心，而且剧中人生存的状态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小城市的杂乱、不稳定的社会秩序、乏味的文化生活等等，如此的城市映象，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以及其对中国或亚洲城市社会的惯有思维。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对照下，东方城市的落后与弊病在电影等媒介里被放大，并成为西方观视东方的符号，体现出历史的古老和传统的禁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近期正在热播的美国科幻情节剧《英雄》（Heroes）中，日本东京是一个刻板、保守的城市，而美国纽约代表了自由和文明的乐土，是剧中人千方百计都想要到达的目的地。正是这些符号化的再现方式，迎合了西方人的一种东方想象，即东方的弱势想象。
当然，东方也可能成为西方的人间乐园，是满足其欲望的乌托邦。在西方人看来，异国情调、异域景观总是会被理想化为一种终极的追求。东方在经济与科技上的不发达，正好适应了西方的怀旧情绪。当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等对西方社会的负面评价，使得东方成为一种神秘浪漫的文化符号。东方世界与历史的相连，更产生出与现实的距离感，其遥远与安静的外表，引发了西方的乌托邦想象。于是，越发贴近自然和传统的地域，就越被视为理想的乐园。诸如拉萨之类的城市，便是西方人眼中纯洁幸福的天堂。对于此类城市的再现，大多集中于它们与现代文明的差距而产生的梦境般的吸引力，尤其是文化原貌的多样化，成为文学与影视中的完美背景。其音乐、服饰、城市建筑与地理景观，往往会被冠以“原生态”而进行呈现。此外，正是因为其地处偏远的雪域高原，是地理上无法轻易进入的边缘地区，拉萨等城市才能保持其自然灵性的美感与神秘感，人们渴望与之接近，于是交通、通讯、商业等现代文明的成果纷纷进入其中，而此时人们又开始慨叹其神圣与永恒遭到破坏。其实，这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心态，恰恰反映出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冲突。
事实上，对于东方之城的认知，是一种投影式的识别方式。西方文化用这种方法来排除“他者”，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东西方文化互相作为映射各自特点的镜子，是并列的两种存在。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我们应该从其景观差异入手，将其看作是文化的集合与交叉，从而建构起更为完整的空间。在当下越来越充分的文化融合和跨越式对话的环境下，东方与西方的绝对对立状态已经有所改变，谁将是世界的话语中心，很难做简单的界定，所以就更需要借助人们的想象来巩固有差异的文化群落在文化版图上所占据的地理空间。
三、狂热地理的城市幻觉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再次提到关于迷文化的相关话题，因为其涉及的狂热地理学的确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它生动地展示了“迷”是如何处理媒介、文本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是对想象与真实地理关系的有力阐释。而且，我们还可以从“迷”对于媒介文本的反应，延伸至一般大众在媒介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于文本和地理所做的想象。
物质的与虚构的景观往往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在媒介文本与现实文本中总是交错共生，虽然真实与想象并不可能完全混合，两种文本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但是在“迷”进行媒介消费的同时，也会将其相互渗透而形成新的文本。“迷”与“迷的对象”之间通过媒介文本与消费相联结，而且，“迷”具有极高的参与性，他们并非总是外在于文本，而是内在于其文本符号之中。就像迪恩·麦克坎奈尔（Dean Mac Cannell）指出的那样：狂热与偶像之间的关系，乃是天生既有的同谋关系之一，一个感觉、态度、客体之间未曾表明清楚的连结。“迷”在对媒介文本解读过程中，往往会将自身当作文本的组成成分，并在现实中予以实践。
对迷而言，媒介中的空间与媒介外的空间，是进行想象的基础。当“迷”沉浸其中，两种空间的界线便可能不那么清晰。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媒介中的真实与物质空间的真实总是不可能完全彻底的一致。对于某些狂热迷而言，他们无法清楚地区分想象的与实际的地理。于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混乱就出现在媒介空间的商品化的过程中。泰瑞·普莱切特（Terry Pratchett）的魔幻小说《碟形世界》（Disc world）中所制作的昂克-摩坡克城地图，被当作真实地图而被人们所接受，甚至成为畅销书。对于故事的发生地，“迷”总是希望将其当作真实的地点，所以人们会在旅游观光时去刻意寻找与媒介中的形象和景观对应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寻找的过程是为了印证自己对媒介地理的想象，以及对地点的重新定义。即使是媒介传播已经结束，但“迷”仍然持续着与媒介文本的互动，并延伸到真实的空间中来。电影的拍摄基地便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由于剧情及演员所产生的吸引力，激发起观众对与其相关事物的想象，于是许多拍摄现场被保留，甚至按照电影场景重新搭建。地理空间在此时按照特定的主题再现，便是企图以现实中的真实去满足人们对原先虚构地理的情感需求。例如《哈里·波特》系列在全世界引发的迷热潮，原本虚构的霍格华兹魔法学校、魔法市场等等，在现实世界当中都有对应地点，只不过在媒介空间中它改变了面目。而对于洛杉矶的观光客而言，游览好莱坞的片场，体验那些曾在电影中出现过的街道、餐厅等等，是最佳的“狂热”消费方式，因为在这个过程可以还原迷们的观影经历。对于《X档案》（XFiles）的影迷而言，温哥华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正是由于这部影片，它被贴上“X城市”的标签，其街道、建筑和标志性的场景减弱其原有的功能，而转变成经过影片重新编码后的，真实与科幻的结合体。当然，对于这些具有迷文本与真实地理双重身份的地点，人们必须将想象建立在其媒介意义之上。相对于那些纯粹虚构出来的城市，温哥华之类的城市因为具有真实地理的成分，则更具有吸引力。当其中的某一区域经由电影强化之后，再现了一个区域的地理特色，便会成为一个专属符号，比城市中的其他地点更加受到重视。而“迷”在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会对其产生特殊的情绪经验。例如在电影《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1957）中，纽约的帝国大厦是一个重要的场景，影片对于影迷产生的效果，使它逐渐演化成一个符号，即爱情的见证地。所以此后的《西雅图无眠》（Sleeplessin Seattle，1993）便是利用前者在影迷中产生的重要影响，重复使用了这一地点，并赋予它同样的意义。帝国大厦也因此突破其原有的单纯地理作用，而具有更多的象征性的内涵。
现实生活中，“迷”寻找媒介构建的地点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其对于媒介文本情感投入的延伸，他们以这种方式对真实的地理与想象的地理进行再次阐释和再创造。其实，对于“真实”的感知，与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通过人们的主观意识与客观社会的交流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彼得·杰克逊指出，狂热地理学支持狂热迷“进入”狂热文本的幻想，也允许“文本”透过“迷”富有创意的置换与“自我之表现手法”而倾泻出来，化为空间的、文化的实践作为。因此，狂热文本从来就不只是文本的人造物，它们同时也在实质与地理的空间中迁徙游走。
当然，某些媒介所选取的城市，会有意的模糊其真实的特征，从而使人无从辨别它的地理所在。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将现实中的社会关系投射到这个虚幻的空间中去。所以，对于“迷”而言，那些真实存在的地理往往并不真实，而存在于媒介中的狂热文本，也并非虚构，必须将它们置于具体的情境中进行分析才有意义。
第二节城市空间与地缘政治
城市的物质地理样貌与边界是有形的，虽然它处于不断的扩展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图景并不仅仅呈现那些一一对应的自然地貌，还传达了更为活跃的信息，因为借助想象，人们会从中选择和重组地景中的文化意义和权力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媒介通过各种符号与表征构建了城市空间中的政治地理格局。
一、政治地理与权力边界
将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奠基人之一是拉策尔。1891年拉策尔发表了第一部政治地理学专著，即《政治地理学》一书，它将国家看作是人类集团在地表的一个必要生存空间，并指出，这个空间是地表中有确定组织的人类集团所占据的政治地域。拉策尔第一次将“国家”这个原本属于政治上的抽象概念，转变为了地理上的空间概念。当然，由于他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引入政治地理学的阐释中，为早期帝国主义的扩张辩解，从而招致极大争议。但其对该学科的开创性贡献，仍然受到肯定。
政治地理学在思考空间的时候，关注地缘的影响力。在早期的城市与国家的发展中，边界被认为是确定的，地理的划分也被认为是固定的，是某种权力的象征。如果需要扩张，就需要跨越地理的界限。例如山林中的狩猎活动，就明确规定了狩猎权，在这个活动范围之内，外人不得进入，这便是权力与地理范围紧密联系的一个生动例子。此外，公共领地与私人区域的严格区分，也是政治的一种呈现。
随着新的权力崛起，地缘的永久边界和有限性被打破，固定的边界也只是开放过程中的一个节点，政治与权力可以穿越其中，自然边界被削弱。而我们在此关注政治地理，主要是从城市出发，在这一空间中剖析其政治的意义。城市的起源与政治密切相关，在发展过程中，城市作为一个空间，在文化、经济、政治、地理媒介等的合力作用下，构成了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各种权力关系不断流动变化，并对社会群体造成影响。那么，在城市所隐藏的空间政治中，权力是如何借助空间来发挥作用的？福柯便指出，城市的设计，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巧妙的统治目标，但人们身在其中，并不知晓。权力借助城市中的空间和建筑布局来发挥作用，并进行多种功能分区与层级关系的设置。在福柯看来，空间就是权力的媒介和渠道，围墙、街区、建筑等等将城市空间划分得井然有序，人们按照特定的空间归属来确定自己的行为。一些亚文化群体通过对城市中特殊区域的占领，来为自己争取权益，并试图改变在主流文化压力之下的生存空间。
所以，在城市空间的规划和区域的间隔中，我们也能看出对城市差异群体的包容程度和不同层次的权力关系。
一个城市中的政治充满了争斗、冲突和抗衡，这从各种空间中体现出来。空间被用来统治和管制城市社会。直观的感受可以从现实的地理中去感知，城市的道路地图、资源地图、行业地图等等，实际上都体现出各种利益的分布和权力关系的组合。在这些日常可见的地理要素之中，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区域面貌当中，通过媒体景观、通过政治形象的塑造，寻找出其中隐藏的权力与欲望的交割，才能够真正理解城市社会复杂的政治空间。
正如实际的地理格局能够打造政治空间，在媒介的文本中，我们可以通过时空再现方式以及各种隐喻来解读其中所蕴藏的知识和权力的相互关系。政治地理，被媒介折射和扩散，更能激发起人们的普遍想象。媒介在现代文化和政治中的影响力，使其穿透历史，并建造城市的集体记忆，同时生产政治影像，普及政治意识。当然，还必须认识到，资讯内容与传递方式掌握在谁的手中，谁有权力决定再现的方式。所以，我们关注的是在媒介世界中，哪些现实被认知？政治空间如何被再现？哪些是统治阶级的话语？弱势群体占据的空间又如何？他们如何对抗主流的统治秩序？对于城市空间性质的定义和描述，也具有政治性。例如神圣—凡俗、安全—危险等等，这些空间的阐释是由哪些群体来决定其编码过程的？空间再现权力的取得，是否就意味着在城市社会权力关系中取得了优先权？对于这些问题的探悉，有助于我们把握城市的政治地理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