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媒体新战线的形成
在戈尔巴乔夫提倡改革与开放的日子里，新闻记者成为苏联社会的新希望，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叶利钦早期执政的时代，新闻记者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著名的电视编导、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执行董事奥列格·杜博罗杰耶夫曾在电视节目中说到，在俄罗斯第一届最高苏维埃成员当中，新闻记者就占了1/10。自1991年8月之后的几年里，新闻记者受欢迎的程度及其权威性令人惊讶，而新闻记者参与政治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眼睛和耳朵、改革与民主的旗手，政府也时常邀请知名的媒体记者参加不对外的会议，那些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教师以及衷心希望变革的人们，都把新闻记者看做他们施展抱负的代表。可以说，“公开性”改革让苏联的媒体成为上层建筑斗争的战场，当时苏联媒体并没有养成联系上下阶层的公众传播习惯，但是，政治改革的结果出人意料地加速了苏联的媒体与政治改革的持续争斗，这股“公开性”的浪潮意外地推到了媒体的变革，余波荡漾地为媒体工作者创造了监督政府改革的“第四权力”环境。
3.对传媒法制的探索
公开性在新闻界的影响还体现在一些激进人士借机提出扩大报刊自主权，取消苏共对舆论的控制上。
1990年6月，苏联通过第一部新闻法——《苏联报刊和其他大众新闻传媒法》（简称《全苏新闻法》），同年8月开始生效。该法律对出版自由的解释、大众传媒的活动组织、新闻与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同公民及各种组织的关系、新闻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新闻领域的国际合作、违反新闻出版法所应负的责任等作出了规定。宣布取消新闻审查制度，明确规定“舆论不受检查”，规定社会团体和公民有权办报，但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在这部法律中还给予了新闻工作者更多的权利，规定报刊创办者、编辑部、出版人有充分的自主权，报刊社拥有生产经营权、人事任免权、发稿权，政府不得干预。
《全苏新闻法》颁布后，新闻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同党派、团体、组织以及个人报刊纷纷创办；二是许多出版物与苏联时期的所有者脱离关系，成为“独立媒体”。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报业体系全面瓦解，出现了媒体所有者多元化的局面。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策略中所衍生的大众传媒政策，同样不仅导致了苏联新闻模式的崩溃，还造成了舆论导向错误和社会思想的极端混乱，使大众媒体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叶利钦：放纵的传媒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传媒进入叶利钦时代，这一时期俄罗斯传媒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由化与商业化。由于叶利钦上台时得到了诸多媒体的支持，叶氏上台后，便给予了传媒界更多的自由，甚至放纵传媒的力量。
1.大众传播体制进一步自由化、商业化
1991年12月27日，由叶利钦签署生效的《大众传播媒体法》是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颁布施行的俄罗斯联邦法案。它的主体结构延续了《出版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体法》，但在自由尺度上却进一步放宽。
这部《大众传媒法》将刚刚在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中崭露头角的“第四种权力”乃至其他各种各样的市场化大众传媒纳入了法律调节的轨道。1993年12月俄罗斯新宪法生效后，俄罗斯联邦议会根据新宪法，对国家独立初期通过的这部《大众传媒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符合俄罗斯联邦社会制度转型期的现实，符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现政权建设西方式的“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的需要。这部《大众传播法》将叶利钦想将俄罗斯的新闻传播体制走美国商业化模式的想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992年，叶利钦采纳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经济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私有化”命令。按照他的说法，实行私有化的目的是“形成私有者阶层，建立竞争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非垄断化”。“私有化”被看做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内容。俄媒体的私有化进程也由此开始。一方面，国有媒体相继“非国有化”，呈现多元资本持股形态；同时由于《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鼓励私人创办媒体，私营媒体大量涌现。与大多数企业一样，俄媒体私有化以后的组织形式称股份公司，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管理公司的事务。以前由上级组织任命的总编辑（或社长）当家做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也是在1992年，全俄经济出现滑坡，新闻出版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由于国际纸价上涨，国家又取消了对纸张及印刷费的补贴，许多报纸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一些刚创办的中小型报纸纷纷停刊，一些大报（如《劳动报》、《共青团真理报》等）先后休刊，就连两年来一再扩版的《独立报》也陷入困境，发行量锐减。
针对这种情况，叶利钦签署了“关于恢复纸张定价”的决议，承诺政府负担一部分出版成本，帮助报纸渡过难关。但是，能够获得政府补贴的只是一小部分媒体，更多媒体因失去了经济保障而宣告破产。为了摆脱困境，寻求发展，媒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如《消息报》增出美国《金融时报》俄文版，《莫斯科新闻》发行俄文版《纽约时报》周刊，《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则改变原有风格，减少硬新闻，以通俗文化、揭丑新闻和各种娱乐性的材料吸引读者，成为大众化的通俗报纸。更多的报纸采用西方媒体的报道样式，将新闻和评论分开，采用全新的版式，以强劲的视觉冲击力吸引读者。这些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行费和广告费，因而在其机构设置中，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占有显著的位置。俄媒体内部职能部门的重新设定表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已经走上了一条商业化的道路。
这一时期，在国家电视台的基础上，商业电视台迅速发展起来。1993年10月，俄罗斯第一个商业电视台——独立电视台（HTB）开始播出，刚一播出就受到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美国特纳广播公司投资与俄合办的电视六台（TB-6）也于此时开播。该台较多播放国外电视节目，颇受观众欢迎。在商业电视台的竞争压力下，俄国家电视台也改变了传统的制作、播出方式，有了更多的新意。在媒体商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集团化趋势初见端倪，出现了第一批媒体寡头如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的“桥—媒介”集团。
2.“圈地运动”促生“媒介帝国”
随着私有化的全面推行，大财团和金融寡头聚敛了大量的资本，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成为俄罗斯的新权贵。逐渐地他们不再满足于金钱上的富足，开始谋求政治上的野心。在扩大自己对国内政治经济多个领域影响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重要的政治舆论工具自然成为金融寡头们争夺的重要目标。
加之借助《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中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国家不再完全直接垄断与管制媒体事业，大众媒体被赋予了更加充分的自由等种种保护措施，使金融寡头可以更加顺理成章地进攻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争夺媒体，影响和控制大众媒体成为俄罗斯各大工业财团和金融寡头扩大自己发展空间，彼此进行实力较量的重要任务，传媒领域的“圈地运动”成为必然之势。这样媒体所有权集中于跨媒体的商业性垄断集团逐步形成。
家在瓜分媒体市场的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每当这时，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体互相攻击、谩骂，彼此揭底、拆台，从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揭丑运动”。1997～1998年间，媒体大战此起彼伏，许多媒体被卷入其中，成为寡头们权力之争的工具。俄罗斯理论界对这场“揭丑运动”持批评态度，将它与“炮轰白宫”事件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不同之处只是“由坦克换成了媒体，战场换到了大众传播媒介”。
与寡头媒体的喧嚣相比，这一时期国家媒体的声音相对微弱。叶利钦本人由于身体状况欠佳淡出政治前台，政局实际上由其家族和寡头们共同控制。由于国内暂无战争、大选等重大事件，国家媒体没有被赋予特殊的使命，其受关注的程度也相对降低。与其他主流媒体相比，此时的国家媒体如《俄罗斯报》在信息量、可读性以及思想活跃程度等方面都逊色不少；而在国家电视台中，仅有俄罗斯电视台完全为政府所掌握，原来的奥斯坦基诺电视台改组成公共电视台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其控制权已经实际掌握在别列佐夫斯基手里。
3.西方传媒大举进入及其影响
相比较戈尔巴乔夫时，叶利钦执政时代对西方媒体打开的开放之门要更大。
1991年8月27日叶利钦发布命令准许美国的“自由欧洲”电台在莫斯科设办事处，在俄罗斯境内设记者站，允许其“自由从事新闻工作”。1991年，美国《商业周刊》月刊（俄文版）成为西方在俄发行的第一家刊物。
西方媒体进入俄罗斯的方式大致有两种，或者和当地媒体合作；或者西方资本直接进入，收买和控股。总之是利用最先进的传播手段和最新的信息技术成果，将西方采制的新闻信息迅速地渗透到俄罗斯民众中去，并逐步扩大影响，最大限度地占领俄罗斯新闻市场。这一时期，西方传媒在传播思想上已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不再是冷冰冰的对抗，传播内容也由原来的谩骂式转为“支持当地民主力量的和平发展，解释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和实践，报道西方人民生活的幸福、富足和安宁”。在传媒的部署和运用上则转为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多管齐下。
西方传媒大举进占俄罗斯媒体市场，对俄罗斯的传媒事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西方媒体对俄罗斯传媒市场的渗透非常广泛和深入，在俄罗斯众多的私营传媒中，西方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各媒体的西式语言、西式风格越来越明显，而反映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传媒内容却越来越少。西方传媒成为俄罗斯受众的主要信息渠道，俄罗斯遭遇西方文化霸权。另外，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消极影响就是导致了俄罗斯对外传媒的日益萎缩。在西方传媒对俄罗斯受众的影响不断扩大和加强的同时，俄罗斯传媒对外国受众的影响却正在不断缩小和削弱。许多商业媒体着重眼前利益，只发展本国市场，而严肃媒体则受到经费的限制而不得不缩减规模。
4.传媒与车臣战争和总统大选
1994年年底，叶利钦下令出兵攻打车臣，引起各方面的不满。俄议会内部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反对出兵车臣，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政府，并以大量篇幅刊登反对者的言论和声明。为了平息舆论，统一宣传口径，叶利钦对媒体实行了严格管制。
叶利钦充分发挥俄联邦政府新闻处和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的作用。这两个机构经常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发布通报及新闻稿，提供各种军事录像，供新闻单位统一宣传之用。为了加强舆论控制，俄政府还设立了临时新闻中心和车臣冲突新闻与分析委员会，并要求各新闻单位及时发布上述机构提供的官方消息。同时，对不听命于政府的媒体采取强硬手段。俄出兵车臣后，许多媒体置政府命令于不顾，继续为反对派提供讲坛，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言论。独立电视台、国际文传电讯社等直接派记者去战区采访，发回大量的战地消息，向观众展现死亡的俄罗斯军人、被摧毁的车臣村庄、俄军一再受挫的画面。这种做法使俄政府大为恼火。政府指责新闻媒体的某些记者“超越了民主和文明的范畴，误导舆论，引起外国某些消极的和不适的反应，促使他们干涉俄罗斯的内政”。独立电视台因此而受到指责，该台领导人曾十分忧虑地表示，他们面临的压力很大，随时有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俄罗斯电视台也因对车臣战事“报道不当”，其台长被解职。从1994年底到1996年4月，车臣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媒体与政府的对立与冲突也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关于叶利钦发动的这场车臣战争，有分析家认为：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民意上，“叶利钦都是失败的”。
“圈地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财团资本在传媒领域的过分集中，“大众传媒”由社会情绪的传声筒变成了大金融工业集团的传媒附庸，媒体帝国形成并垄断了俄罗斯的媒介市场。随着媒体帝国的不断壮大，到后来他们甚至利用手中掌握的大众媒介和先进的传媒技术左右总统大选，影响大选的结果。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叶利钦之所以能胜出，几大媒介帝国的作用非同小可。
叶利钦希望在大选中取得胜利，金融寡头们也担心失去财富，他们都害怕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会在选举中获胜，诸多因素将当权者和金融寡头紧密地联系起来。
他们暂时结成统一战线，商定了一致的行动战略。金融巨头不仅提供了大量的金钱，而且开动了他们所控制的所有媒体，全力为叶利钦竞选总统进行宣传。叶利钦的再度当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寡头们所控制的媒体的功劳。叶利钦连任后不久就开始向曾经在竞选中支持过他的金融巨头予以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