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娱乐电视的表现与影响（三）：文艺节目娱乐化(4)

然而，因为缺乏基本的规范和引导，这股选秀热潮（仿佛其他社会风潮）终于泛滥成灾——点燃而且透支了公众的参与热情，将一种娱乐方式发展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选秀热潮把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同质化运动推向巅峰，充分暴露了娱乐工业化时代中国电视人创造力的集体贫困。；它肩扛娱乐的大旗，面带魅惑的讪笑，却意外创造了“文化民主”的神话……它像一颗炸弹，在娱乐文化的地界炸出一个深坑，而随之腾起的硝烟，又弥漫了整个中国。它又像一支急行军，吹着“PK～PK～”的号角，在“粉丝”昂贵的忠诚中风光而匆忙地开拔，却忘记带上一张地图，终究迷失了方向。因为迷失，它无知无畏地迈出“大跃进”的步伐；因为“大跃进”，它又注定踏上迷途。一哄而上，继而戛然而止——这正是中国式选秀的悲哀。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中国电视业界的悲哀，中国当代文化的悲哀？

这样一场来去匆匆的选秀风潮，除了让我们的电视娱乐文化更加躁动不安之外，在思想层面它还留下了哪些“遗产”呢？上文提到的名牌栏目如《百家讲坛》，同样昙花一现、宛如过眼云烟。昔日的辉煌不再重现，而“问题”依然。

第三节影视剧娱乐化：“三风”漫行

当前，大陆的影视剧创作仍然处于大众化、娱乐化转型的时期。这是一个群体娱乐趣味主导的年代，物质充裕、技术炫耀加上大众传媒的鼓噪，合并成为老百姓娱乐需求的触发剂、催化剂。影视剧的娱乐化，成为必然的趋向和标志性的产物。

回溯至1980年代末，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出现了关于电影“娱乐性”的讨论。之后，“娱乐化”成为政府部门制定的战略决策。在1989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广电部电影局局长反省说，“长期以来，我们被桎梏在对电影艺术功能的狭隘理解当中，故事片作为一种完全的宣教工具，蛮横地排斥了影片的娱乐功能”，而在80年代初还对“娱乐功能”作“品位、格调上的轻视”，因此，“有鉴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对多种文化的渴求，需要愉悦、松弛乃至健康的宣泄，因此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乃是贯彻‘二为’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把娱乐性提到“二为”方向的高度上去认识，从而使电影的大众化转型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娱乐化”随后成为电影界的重要口号之一。打着这一旗号，电影界开始了“从事业走向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推动了电影的大众化、娱乐化和类型化。可惜，收效不如人意。就创作的萎缩而言，近年来已经是“13亿人看３个人的电影”。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国产电视剧的生产进入繁荣期，产量世界第一。2007年，获许发行的剧目有529部、14670集，是2000年的两倍。另外，在全国1974个电视频道中，播放电视剧的频道有1764个，占总数的89.4%；电视剧广告收入占各台广告总收入的50％以上，是举足轻重的经济来源。在中国大陆，电视剧是一门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渗透性强的大众艺术，“十亿观众”消闲娱乐的重要形式。十亿人的经常性的文化消费显然不是一件小事情，电视剧“被看作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党政部门也把它当成“凝聚和激励全民族力量”的精神生产的方式之一。

然而，国产电视剧的节目质量却不容乐观，尤其是娱乐化转向之后，不少粗制滥造的剧作被批评为“庸俗、低俗、媚俗”，荧屏上“三风”漫行。

所谓“三风”，通常是指“豪华风”、“滥情风”、“戏说风”。有目共睹，名车豪宅、痴男怨女、黄袍马褂充斥荧屏，“笑骂由人笑骂”，“三风”大行其道而且名利兼收！有论者这样概述：豪华风——电视传播贵族化的典型，滥情风——对道德底线的公然洞穿，戏说风——任意涂抹历史和经典。笔者认为，所谓“三风”，一言以蔽之：矫饰现实生活。豪华风：矫饰场景；滥情风：矫饰情感；戏说风：矫饰事件。

从个体创作来说，“矫饰”也许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矫饰成风，总体的电视剧文化就有问题了。传统理论认为：真实性是电视剧重要的审美特征——“作为审美主体，观众是在非常现实的环境中观赏电视剧的，作为审美客体，电视剧穿插在新闻、体育等非常纪实的节目中播出，这就迫使电视剧要十分注意真实性与现实感”；“荧屏近在咫尺，电视剧的观赏是‘面相交流’，如促膝谈心，容不得半点虚假。电视剧的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是中国电视剧创作多少年来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它是中国电视剧最为突出的美学特征。按照上述真实性原则，剧作应该尽可能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而不是生产“致幻剂”。然而，十几年来“三风”相互交织、甚嚣尘上，演绎出一派娱乐异化的繁盛景象。

1.豪华风：“声色盛宴”还要走多远？

豪华风，在国内荧屏上主要呈现为：热衷于瞄准并追踪少数大款们的豪华生活及其畸形的消费心理，满眼尽是些高级宾馆、豪华别墅、歌楼舞榭、球馆赌场与俊男靓女们挥金如土、寻欢作乐的潇洒与放荡。以“声色盛宴”娱乐观众。

近年来，《英雄》、《无极》、《夜宴》……一部部“中国式大片”相继“震撼登场”，它们场面宏大、景观奇异、视听华丽、人物/故事富于传奇色彩——视听效果让人目眩神驰，宣示了“国产梦工厂”的制作实力。这些商业和艺术联姻的产物，却赢得一个褒贬莫名的称谓：声色盛宴。追求感官刺激本在情理之中，可惜这类剧作艺术上大多比较孱弱：主题或许虚空、人物或许脸谱化、情节编织或许粗疏……充斥耳目声色之娱，流于皮相之乐。

自从《亡命天涯》让我们大开眼界以来，声色盛宴大家领教不少了，尤其是国内的“大片生产线”其模式特征不妨概述为：古装题材，义侠主题，异恋故事，武打桥段，宏大场面，东方风情，奇异景观。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这类片子对票房和金钱的渴望已经有一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执著了。这部电影中，感官刺激元素已经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杀人如麻、杀手如麻、死人如麻、宫殿如麻、丰乳如麻、药师如麻、菊花如麻、金黄如麻、鲜血如麻……如麻、如麻，用无数的如麻换取票房的如麻”。尹鸿先生认为，《黄金甲》提供的是一种地道的玩弄浮华的生意场——从一开始的肉体奇观与夜马奔驰的交叉剪辑，就彻底走上了为奇观而炫技、为票房而电影的路子。所有场景、场面都在追求大、追求多、追求艳，而几乎不顾及特定环境的特定细节的营造；同时，影片也牺牲人物的丰富性，哪怕是戏剧化的类型化的丰富性，每个人都像道具一样承担着杀戮、性色、暴力的功用；影片甚至牺牲技术上的精致性，那一场场人物与虚拟宫殿通过电脑数字合成以后的画面，失去了所有的画面背景细节和人物面部细节，就像整个影片一样，剩余的都是没有任何质感的空洞的豪华。他进一步质疑道：如果照《黄金甲》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无限膨胀的投资与无限膨胀的票房欲望也许会将张艺谋或者中国式大片带上一条不归之媚俗“钱途”，更何况，已经都艳俗到这种程度了，接下来我们还能有什么更艳的呢？

“声色盛宴”植根于“物质消耗型”的生产模式，在当代的流行是必然的。简言之，作为现代工业，影视业自然要遵循商业逻辑：为了追求利润，必须刺激消费，张扬物欲、鼓吹消费主义。于是，可能立竿见影的声色盛宴手法，频频成为诱惑观众的首选策略。“真正的艺术，即便商业的艺术，带给人们的绝不仅仅是暴力、性、艳丽、奇观、廉价的煽情，其中，多少应该包含一些能够让人同仇敌忾、相濡以沫、能够让人惺惺相惜的美好情感”。否则，仅仅是“视听奇观”，必如过眼云烟。

然而，板子不能只打在商人的屁股上。资本天然地逐利而行，商业上的某种策略是否急功近利得近似于饮鸩止渴，大概不应该也不可能只要求生意人去深长思之的。没有不好的商人，只有不好的市场；没有不好的市场，只有不好的市场规则——制度。

2.滥情风：“红色经典”的庸俗解读

滥情风，指的是剧中男女终日沉湎于爱情游戏，你死我活、焦灼不堪，矫揉造作、纠缠不清，而且，往往还是奇情别恋、孽缘乱爱。这些作品不是着意于讴歌两性间健康、圣洁、美好的情感，而是津津乐道于稀奇古怪的“婚外情、多角恋”，以此追求观赏性。于是乎，荧屏上这边离婚、那边滥爱，恩怨纠葛、三角连环，“咀嚼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拿这小悲欢当大世界”，既与时代主旋律极不合拍，又根本引不起广大观众的共鸣，污染了社会空气，败坏了审美情趣。

风起于新世纪之初，滥情风至今更甚。其中，最具“想象力”的也许就是对“红色经典”作品的大胆“演绎”（曾庆瑞语）。

“红色经典”，指的是“文革”前创作的、对国民的精神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带有明显“革命”色彩的文学艺术作品。例如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英国小说《牛虻》、中国小说《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电影《红色娘子军》，等等。这些作品不但广为人知、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精神追求和理想，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几乎都源于此。在寓教于乐方面，其中的主要人物多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教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另有论者指出：“红色经典”其实名不副实，只是个空洞的能指。首先，它们都不是出自真正的“个体写作”，而且，艺术水平不足以称为经典。笔者倾向于这一观点，但本文不作深入探讨，仍然暂时沿用“红色经典”概念。这些“红色经典”，已经创造的审美价值是稳定的，已经实现的社会功能是难以抹煞的。这种价值和功能不能随意改变。它们的“红色经典”性已经长存于国家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了，长存于受众的“阅读”经历和审美体验之中了。

“红色经典”对中国观众而言具有特殊的含义，它保留了人们的集体记忆，是一笔不可低估的精神财富和宝贵遗产。开始于2002年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沉寂多年的“红色经典”卷土重来。由于潜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红色经典”的开发、利用形成一股热潮。仅在2007年，就有翻拍或者改编的多部剧集热播，例如：《双枪李向阳》、《英雄虎胆》、《青春之歌》、《51号兵站》、《霓虹灯下的哨兵》、《闪闪的红星》、《红灯记》、《夜幕下的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