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从亨特医院辞职出来后，查理继续沿着大路往前开车，前往默里森纪念医院申请新的工作。默里森医院的人力部门通过一个专业服务机构（卡尔克研究所）严格审查了库伦的工作背景。尽管在调查中发现他填写的换工作的具体时间跟调查结果有点儿对不上号，但他们还是决定雇用查理。毕竟，没有人会真记得被雇用和被解雇的具体时间，甚至在亨特医院工作了9年的注册护士和沃伦医院、圣巴拿巴的护士们都记不清到底他是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离开的。默里森医院需要请人来填补没人值的班，所以轮到查理的时候，排出来的结果是每周工作75个小时，额外还有其他一些空岗的时段。他的时薪也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每小时23.27美元，从早7点工作到晚7点，还是在心脏监护病房。不过，查理还处于步履蹒跚的状态，没有完全恢复，并没有在默里森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早班接班的人来了以后，看见查理的病人倒在血泊之中，水槽里堆了25条医用毛巾，垃圾堆得快碰到柜台了。在病人事故报告中，这一切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当查理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小护士居然连毛巾的数量都数得那么清楚，然后记了下来，太可悲了。一个病人告诉查理的领导，说他要报警，但没打电话，反倒被查理教育了一通。查理知道，其实他们都在死死地盯着自己。之前他也经历过这种情况，默里森医院确实也盯上他了。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工作方式，特别是他给病人开的那些药，似乎查理是个很粗心的人，总是给患者开错肝素或是得普利麻13的剂量。在默里森的日子还不到一年，查理就被开除了。原因不是残杀病人，虽然他自己很肯定这是最大的理由，实际上这次他也就只杀死了一两个，他也记不太清了。他们用的是“表现不佳”和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实践经验不够”这种无聊的理由。他的上司很为医院的名声和病人们担忧，因为如果发生太多次事故，连病人都要投诉了。
此次事件中，压倒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名男患者—查理记不得他的名字了。这个病人本来是要第二天早上做手术的，所以医生给他开了常用剂量的肝素。而他的护士查理先生应该按时为他注射，但他没有，结果他死了。当班的医生暴跳如雷，狠狠低吼了查理一顿。事后，他给出了一个最站不住脚的理由，这是个意外事故。虽然在别人看来这显然是个借口，但对于查理来说，这确实不是故意的，他压根儿没有动过杀念，或许正因为他没有要努力弄死他，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查理每次犯的错误跟病人的死亡总是没有什么明确的联系，但是对那些病人产生的潜在危险还是显而易见的。行政部的经理丽莎·加努恩描述他的工作时用到了“不可原谅的”，她的那些担忧也同样得到了心血管科主任约翰·巴纳斯博士的认同。加努恩还在上面继续写道：“对查理是否有能力提供安全的护理同样表示担忧。”这个报告之后，变化就立刻在查理的排班表上体现出来，他被送到了既忙碌又不会造成伤害的部门去工作了，继而又被通知回家待了一周的时间。查理深感委屈，但并没有做任何的辩解，起码没上来就反驳。他径自开车回了家，倒在沙发上等着电话响起。后来电话终于响了，是行政经理的秘书，约见他参加一次会议面谈。查理不想去，他直接回绝了那个秘书：“如果他们要想开除我，直接电话通知就可以了。”说完就挂了电话。大概一小时之后，加努恩又打了回来。这一次，轮到查理不接电话了，他琢磨着，哼，现在你们知道打电话了？他还是没接。加努恩继续打，后来不得不在答录机上留言：“查理，我们需要你过来一趟，我们得和你谈谈。”查理思索着，是啊，现在他们倒是需要我了。那一天是8月13日，他很生气，并且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了。几个留言之后，加努恩终于放弃了尝试，只得让查理把他的医院工作证以及其他相关物品归还。“对你的解雇从今日开始生效。”那一天是8月14日。几天之后，查理还是去了，比平时周六值晚班时早到了一会儿，自己的名字已然被人从排班的白板上划掉了。
没有了医院的工作，他没法像以前一样将自己的压力带到医院去，发泄到他们面前了。取而代之，他不得不驾车，将所有的怒气和不满用在拐角超市买来的可乐、薯片和儿童图画册上宣泄出来。他将那些纸张散落在厨房的料理台上，给默里森医院的院长凯瑟琳·楚默写了一封冗长而气愤的信。虽然感觉不错，但远远不够，所以他又重新写了一封。想到上次就是因为留下了自己的手写笔迹而被人抓住把柄，这次他用了打字机。不过他的打字技术也不怎么样，到最后还是得用圆珠笔在上面做些许修改。
仅仅一周之后，院长和医院审查委员会的回信就到了，似乎大家都认为查尔斯·库伦的停职是众望所归。查理又写了一封，要求外部仲裁。书信往来前后折腾了一个月的时间，包括互相邮递传真相关文件证明。过程慢得根本没法让查理得到一点儿满足感。他又一次尝试了自杀，他打电话告知911自己吞了一大把药片，他们会将他送到最近的医院—沃伦医院去急救。至少，在那里，他还是为人所熟知的。
通常情况下，自杀可以像夏天突袭的暴风雨那样扫除周遭原本阴暗的境况。查理总是时刻准备着尝试自杀，以此为自助手段。就算别人对他的关心不够，但救护人员却可以满足他的心理需求，急诊室的员工总是很把他当回事儿。那个照在他瞳孔上的小小射灯，更是直指他的灵魂深处。测血压的袖带像是老朋友那样紧紧地抱着他的胳膊，每一次对他的生命体征的评估都是对他存在于世的一次善良而真诚的肯定。查理像往常一样告诉医护人员自己也是一名护士，并且通过用一些专业术语念叨着手边那些医疗用具来证明这一点，病号服、药物编码、急诊包，总之蹦出一些词语，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个内行人。与去医院的路上不同，当他真的到了医院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查尔斯·库伦被送到沃伦医院的急诊室，可是以熟人的身份出现的，引来众人一路侧目，前任雇员变身自杀的跟踪狂。“哎，你听说了吗？查理回来了。”他们将他推到一个小的病区，把帘子拉上，围着他看。查理知道这些护士之间是怎么散播流言蜚语的。现在这个世道，他还是能理解的。相比之下，还是灰石医院比较好，在那儿过的那段日子是那么愉快。急诊室的医生先过来采了个血样，查理想不通他想要查什么—也许他怀疑查理并不是真的想自杀，只是想跟这个严肃认真的地方开个无趣的玩笑。医生会根据查理的血样分析判断，给他安排医院，不过他们不一定会将他转院到灰石去。
查理拒绝了血检。他对每一个进入布帘后他的私人领域的人做出了声明，表明了态度。他验过很多次血，几十次，几百次，加一块儿差不多得有12加仑了，但没有一次是他自己情愿捐出来的—全是被人取走的。一旦查理顽固地做出这个决定，并打算坚持下去，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医生和护士们还是往前凑，查理不停地推搡着他们，甚至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在护士和医生们试图阻止的时候，他动手反击，直到某个护士站的人不得不打电话叫安保来解决这一切。现在，查理只能凭想象琢磨那些护士会说些什么闲话—我们后来都得叫保安啦！不过，至少他算是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了。
10月份的灰石医院比往常更灰暗了，好像那些石头块儿将乌云里头的寒气都卷到建筑物上了。查理在万圣节的前一天重新回到了这个坐落在山上阴气森森的建筑物中。这次他能在这里住几个月了。熟悉的沥青大道在白杨树间穿梭，从宿舍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处被白雪覆盖的田野，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从看不见的壁炉中袅袅升起的烟雾，好似温柔的羽毛，飘散在世间。外面的世界似乎也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在这儿的日子，最不缺少的就是时间，足够让那些新的药物开始发挥作用，让治疗过程变得有吸引力，也同样足够让病人们重新清醒，获得新生。不过，查理对重新迎接新生活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当他12月11日出院的时候，径直驱车赶往警察局，将沃伦医院那个曾试图“偷取”他血液的急诊医生告上了法庭。查理站在警长的办公桌前，以确保在开车离开去取邮件之前，自己所说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记录在案。那些滞留的邮件大多是关于子女赡养费和默里森纪念医院发来的律师函。在经过几个月的折腾之后，因为没钱支付仲裁费，查理之前的上诉也都败了。在1998年1月，查理曾在回信中写道：“我一直住在一个精神疾病研究中心，而且一直也没有拿到员工手册，所以延迟回复并不是我的问题。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同年3月，他又威胁除非他们同意自己的延期申请，否则将起诉默里森纪念医院。他们不得不再给查理寄一本员工手册过去，这次用了可追踪的邮件公司，而且同时批准了他的延期申请。查理没再给他们回信。默里森医院的事儿，对他来说曾经是头等大事，但现在看来，好像压根儿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很显然，他已经在受挫的道路上看到了前方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