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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寻细姑

细姑本名王叶君,按辈分我应该称她姑婆(姑奶奶),她是我祖父的堂妹。细姑是在结婚后没几天走掉的,去往何方,生死如何,几十年来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她出走了几十年,我们家也寻找了她几十年,尤其是解放后我们家寻她,有亲情、也有功利目的,到“文革”结束全国大平反过后,她依旧音信杳然,我们家彻底放弃了寻找。直到今天我们家早已不寻找了,我还在寻。当然,我明白,我是永远也找不到她的,她还活着的话,该90多岁了,她依然存活的可能性极低。我是说,我的寻找只是想知道她的最后结局而已,并不是想亲见老态龙钟的婆婆。

据老辈子人说:“细姑是我们王家坊最漂亮的女崽子。都说那个叫龚丽的电影演员漂亮,她漂亮什么,特长个脸,不好看。”

王家坊那时(20世纪20年代)是南昌城顺化门外方圆30里最大的一个村庄,有200多户人家近2000人口,大多数人并不姓王而姓方,除方王两大姓之外,还有李、叶、游、赖、张、解几个小姓。所以,王家坊可以嫁女不出村,人与人之间,没有血亲关系的话,肯定有姻亲关系,人说七大姑八大姨三竿子打不着,在这里随便一竿子就能打到。

细姑16岁那年小学毕业,到南昌城里去上了女子职业学校。那时,我们这十里八乡也没有几个女孩子上学读书的,更别说上中学。现在我从老辈子人嘴里转述的故事开始进入正题。却说细姑到城里读了一年书,放暑假来归,引发了我现在要讲述的故事。当她出现在村盘子上的时候,用我们现在流行的陈词滥调来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一件白竹布镶紫边的右衽衬衫,一条蓝府绸百褶,一双黑绒布鞋子,没有像乡下女孩那样留条大辫子而是齐耳短发,本就粉嫩的瓜子脸白里透红,小巧的鼻子衬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时乡下妇女包括十几岁的花季少女,一般的着装是蓝色或黑色的大襟褂子、宽腰裤子,即使过年节,也不过就是蓝底白花的蜡染粗布的衣装,仍是那肥宽的款式。王家坊的老人认为细姑比国际影星龚丽漂亮,自有他们的道理,在五官的亮丽、苗条的身材、粉嫩的肤色、神情气质方面也许确有可比之处,至于脸短好看还是脸长好看,那是审美观的不同。那天,我们的细姑从村南大路上走来,是在暑假期间。

王家坊村前有一口大池塘,总面积大概有20多亩,这是公共池塘,主要功能用于附近田地的灌溉,夏天一伙一伙男崽子成天在这里玩水洗澡;有个半岛式园地把这口大池塘分为两大区域,园地周边傍水种有许多柳树槐树,南池塘在天黑后是成年男人洗澡的地方;北池塘村边用大石头砌着埠岸,一天到晚都有妇女在这里洗衣、洗菜。

当细姑走到池塘边的时候,在这里洗衣服的女人们隔着池塘从水上水下看她飘然而至。细姑嘴又甜,见了长辈一个个都礼貌周到,“五叔,到田上去呀。”“三舅母,来洗衣裳呀。”虽然都是极普通的问候语,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听的人都感到特别舒服。“七太公,你还做事,该坐茶铺享福啊。” 前头说过了,王家坊人有没有亲戚关系的,细姑在称呼上头,无论对方贫富贵贱,从来不含糊。即使见到辈分小的,也都笑笑地打个招呼。这样的女子真可以说是人见人爱,乡下人何曾见过这样的女崽子。

细姑不仅人长得漂亮、贤惠,而且非常聪明,心灵手巧,王家坊的女人们做的花样子,都是出自她的手,有些衣裳裁不好的,都来拜她学手艺。老年妇女在教导自家女崽子的时候,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你看人家细姑,你连人家脚趾丫里的泥都比不上。”细姑不仅在王家坊要挂头牌,顺化门外方圆30里,可能也找不到一个能把她比下去的女子。

大妹子那天也正好在池塘边洗菜,见细姑来,便飞也似地跑过去迎接。大妹子是我的母亲,那时她还是个小妹子。

“细姑细姑,你不是说教我打毛线么,这回你不要赖掉呀。”

“好喔好喔,打得指头子疼不要哭啊。”细姑笑着提过大妹子手里的菜篮子。

细姑是从她城里姨妈那里学会打毛线的,把毛线或纱线用三四根竹针一点点挑结起来,织成围领、手套、袜子、套头衫,这在当时乡下人看来就像是变戏法,非常神奇。细姑和大妹子一路笑着走回家来。她笑起来更加好看。

没读过书的大妹子几十年后对我讲出了一条颇深刻的道理:一个懦弱的家庭出了个特漂亮的女儿,不是福,是祸。

祸就是从细姑她这回返乡开始的。那天她在村盘子上碰到了三佬子罗汉。王家坊人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亡命之徒、坑蒙拐骗、称王称霸之类的角色称为“罗汉”;破产的人流落江湖,也叫“打罗汉”。具有这些含义的这个词,在当今的南昌话里还十分流行。为什么将神圣的佛名延伸成这样,原由不详,我没能考证出来。王家坊许多成年男人有花名,而且常常将花名挂在正名之后称之。罗汉就是方三佬子的花名。

三佬子罗汉见了她吓了一跳,张了半天嘴,脱口叫一声:“呵,仙女下凡了!”人说女大十八变,变得最快的时候也就是成人的那一两年。一年不见,又换了一身洋气装束,如何不眼前发亮。所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细姑一到家,黑子婆快活得手忙脚乱:“大妹子,快些来帮我度只鸡。” 我们乡下老太太宰杀家禽家畜时不说“杀”,而说“度”,大概是受佛教影响,作超度的意思,并且在行事时,口中念念有词:“圆毛畜生、扁毛畜生,这世做畜生,来世投人生,我现在就度你过去。”

黑子婆是细姑的母亲。黑子婆当时年纪并不大,辈分高,她是我祖父婶母,只不过比我祖父大几岁。我叫她细太子,在我成为天涯游子之前她还活着。

第二日,一个传说就像家家户户同时做饭烟囱一齐冒烟那样在全村飘忽:说是我们家细姑和他们方家二佬子的崽正根哩拜过娃娃亲。(正根哩,人名;“哩”:尾音,没意义,男孩子的名字多用此后缀,女孩子多用“子”作后缀。)天哪,这从哪里和哪里说起,乡下的确有拜娃娃亲的习俗,但是我们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和他们家拜过娃娃亲。呐,说是娃娃亲,和成人对亲一样要换牒,要下彩礼,两个娃娃要到祠堂里举行拜祖宗的仪式。可是,我们家细姑和他们家正根哩什么时候办过这些事呢?

过了两日,银姑子婆就到我们屋里来提亲,男家是哪个呢?当然就是那个二佬子的崽正根哩了。这个二佬子当然就是那个三佬子的亲兄弟。银姑子是王家坊的首席媒婆,这个老太太很长寿,直到我出生会走路会说话会写字会打架的时候,她老人家还健在,还做媒人。银姑子婆花言巧语,陈列了三大不能不答应的理由:你有牒在人家手上,说不过去;你该了人家屋里肉杠子上的债,现在又还不起,也说不过去;三佬子是什么人,是罗汉,你怎能跟他打斗。又陈列了三点答应下来的好处:二佬子屋里是穷些,他正根哩这个崽倒是长长大大像个人样,也是读过书认得字的;他屋里答应让他上门来做倒插门女婿,正根哩做了你的女婿,哪个敢欺你;他屋里赖你的礼金,你该他三佬子四佬子的债也一笔勾销。这不很好嘛。

黑子婆居然答应了。娶亲的日子都定下了:六月廿九。

“那硬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啊。”大妹子后来对我说。我母亲是童养媳,自小在我们家长大,那年只有8岁,成天跟在细姑身边转,只看到细姑坐在房里哭。

黑子婆也哭,单只会说:“崽耶,没办法啰,我现今拿不出一个角子供你读书,还驮了一身债。崽耶,没办法哟。”

细姑当然是怎么也想不通的:“我不读书,我就在城里做工自己赚吃。”

黑子婆又哭:“莫说你自己赚不赚得到吃,这些时南昌兵荒马乱,一下子南兵打北兵,一下子北兵打南兵,你一个人在南昌,我一心挂两头,这里逼债逼得我没路走,你在外头又叫我提心吊胆,我日日吃不进饭、睏不着觉,你要是不答应这桩亲事,那我就死了脱身。”

在母女俩的哭诉争吵中,大妹子似乎还听明白了这么一件事:大概是在细姑两岁的时候,有一回子,黑子婆带她串门玩,几个女人就在二佬子屋里聊天。当年,二佬子几兄弟分家不久,日子过得还好,但是二佬子老婆却是个好吃懒做的女人,这个脾气和黑子婆就比较谈得来。胡拉八扯了半日,等到黑子婆想起找女,两人一齐寻到后头祠堂里,却见细姑和她家儿子正根哩跪在神龛前拜祖宗。王家坊在祭祖这件事情上比较怪,诸姓共用一个祠堂,神龛里有四尊祖宗菩萨,可是,王家坊的姓氏却远不止四个,于是有两姓甚至三四姓共一个祖宗菩萨的情况。老辈子人解释说,那几个小姓,有的是招郎入赘来的,有的是跟娘改嫁过来的,当然他们只能和入赘的大姓共祖宗。

两个大人见两个孩子拜祖宗,母鸡叫蛋样地格格格格笑了半个时辰,日后见面,又亲家长亲家短地取笑过几回。那几年,二佬子屋里日子还算过得去,正根哩还读过两年书。后来,二佬子老婆得病死了,两家就没有几多来往,小孩子拜祖宗的事早已抛到爪洼国去了。没想到十多年后成了三佬子罗汉的把柄,什么没换过牒?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画了符的八字;说是彩礼也给过了的,三佬子罗汉瞪着骇人的牛眼:“你不要吃掉了不认账!”说是二佬子老婆当年送过彩礼,人死无对证,黑子婆有口辩不清,加上又欠人家一身债,嘴就软了很多。

对几十年前的那门亲事,我始终想不太明白,那只是一个乡村中司空见惯的玩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黑子婆为什么要答应呢。我曾经问我妈:“不答应不行吗?”

“呵,你说得好,那年头,不答应?人家屋里几十张扁担,我们屋里才几个人?他屋里呢,我太公那辈四兄弟:长房里五个崽,大佬子二佬子三佬子四佬子五佬子;我太公是二房,生了两个崽;三房里也两个崽,大野子,细野子;四房里四个崽,大孱细孱三孱四孱。到你阿公(外祖父)那辈,就更加发得人多。我们姓王的说起来也有几房,疏得很,都隔了六七代,各房里兄弟又不多,有两房已经三代单传。人气不旺,不发人,有钱都没用。我们这房两兄弟,到人家要谋我们细姑的时候,只有一个当家男人(我祖父)。他本就懦弱,作为侄子,更做不了婶屋里的主。”

其实,在我本人开始懂事的时候,虽说已经解放建立新中国了,但是宗族势力以强凌弱的情形仍在我年少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方家是何时到王家坊来落户的,我一直没搞清楚。我小时候,看见我外祖家的神龛子里,有个祖宗灵牌,上面写着十多代显考、显妣的名讳,但凡方家祖宗灵牌上的名讳,相同的比较多,而我们王家,祖宗灵牌上的名讳却大多不同,这就如我母亲所说,他们方家的血缘关系很近。到我阿公(外祖父)那一辈,这棵树长得极为茂盛,就我阿公所在的这一支,三服之内就发出了20多个枝桠130多人,人口占了全村很重的分量;再加上方姓宗内其他各支,方姓人口占了王家坊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发得多带来了两个问题:一锅十来口人吃的饭,经过短短三代的分家,一再稀释,最后当然是20 多锅米粒少得可怜的汤水,在此过程中,只有少数能聚集财富发家,大多数都成为了贫下中农。大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恐怕就是这个道理。那个二房里二佬子屋里,也就是细姑要嫁过去的正根哩屋里,按我姆妈的话说,“穷得盐罐里生蛆”。第二个问题是,随着人口的增多,他们在村中的势力便逐渐地增大。就是说,一方面他们很穷,一方面他们又很霸道。他们穷,他们怕什么?他们当然要做罗汉。他们人多,他们怕哪个?他们当然敢做罗汉。我姆妈说“他屋里几十张扁担”,就是说他们有几十个成年男子,而且用多少张扁担的方法表达,就是讲打架的意思。上阵父子兵,打架亲兄弟,只要他们当中有人敢充王,他们就能说一不二。三佬子罗汉就是这样的王。这样的王当然要比我们姓王的要王。这个“扁担法则”至今在我国广大农村还是管用的,人民公社任命大队长也罢,村民选举村长也罢,违背这个法则,大队长、村长(还包括支部书记)都是当不下去的。当然这个“扁担法则”只是在微循环内起作用,离开它自身的结蒂组织不管用,但它在结蒂组织内部的权威性却是至高无上的。这个坚壳犹如原子的结构,外力是极难打破的。

二佬子老婆去世后他无力再娶,拉扯着三男一女,过着“盐罐里生蛆”的日子,总算崽女成人。二佬子本想拿女给大崽正根哩换亲,因他家的女儿质量不高,自然难换到好的,正根哩也不肯。就换给二崽年根哩,换来的这个媳妇是个癞头婆,不是癞头婆谁家好女会嫁给他。自从娶了癞头婆进门,他屋里大细癞头就越来越多。正根哩在乡下后生崽哩中还算像个人样,读过两年书,心气也高,看不上眼的宁肯不娶也不要。我姆妈是这样对我叙述他们家情况的:“他屋里生得崽多、发得人快,分家分到正根哩这一代,几兄弟都住茅棚子,你说几穷?癞头婆跟年根哩生了个崽,冬天里冷,他屋里把细伢子放在竹箩里,在箩里放上灰,用破被子包了细伢子裹在里头,热乎。连只睏桶都买不起,你说过什么日子。正根哩要成亲了,他屋里也晓得把细姑娶进那烂茅棚子里太跌脸,做屋没有那么多钱,就是借得来,一下子也做不起来。就借住别人的屋。” (睏桶:也叫坐桶、撼桶,用于婴幼儿睡觉,木制,椭圆形,一头高出一些,下放摇脚,可撼动。)

我们可怜的细姑,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困境。

我的祖父母为了他们的堂妹也大吵了一场。

我家乡对父辈的称呼很怪,不知何故和今日中原地区正好调了个:祖父叫爹爹,父亲叫爷爷。

我爹爹(祖父)态度很不明确:“婶屋里的事,我们怎么管得了。要莫再卖我们的田去替她还债。”

我婆婆(祖母)坚决反对答应这门亲事:“我们王家的家业,都养了他屋里那些罗汉,就剩了这点子东西,看样子还要让他霸去!”我没有见过我婆婆,她去世的时候,我父亲年纪还很小。

争来吵去,黑子婆和我婆婆双方让步:嫁女做得,正根哩入赘不行。因黑子婆是婶,我婆婆是侄媳妇,她不可能扭转乾坤,能把事情扳到这个程度,实在也难为了她。

我婆婆怎么可能同意让我爹爹卖田救他堂妹?气得大骂:“你王家男人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你屋里值钱点的东西都让人家霸得去了,现在又让人家来霸人。”大妹子当时还不太懂得“王家男人都是没用的东西”的含义,随着年龄增长,经历的家务事增多,她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

细姑听我爹爹口下有点希望,便先来哀求我婆婆:“嫂啊,你积德救救我吧?”

我婆婆也只能跟着哭:“妹子啊,我怎么舍得你,我又怎么救得了你?不惊不觉,你娘就欠下了人家那么多钱。”

“嫂啊,你能不能先拿几亩田押给人家借些钱还债,等我慢慢子赚了钱还给你。”

“妹子啊,你小小年纪能赚几个钱?什么时候还得了那么大一笔债?你不晓得呀,田一旦出手,你要不是一下子发了横财,那田你是永远莫想赎回来哟。田去了,我们一大家人还有什么活头。不是我要逼着你嫁,认命吧,妹子啊,我们女人,前世造了恶,这世来脱壳。”

大妹子在一边问:“怎么说这世来脱壳?”

婆婆叹一口气:“蛇从外头脱,人从里头脱。女人一成人,月月要见红,女人还要生崽,那不是从身上割肉么?所以女人要吃斋。”婆婆把无奈的脸转向细姑:“你娘倒好,三天两头要吃肉,报应落到你身上,可怜我的妹子哟!”

我婆婆抱着细姑哭了一场。

细姑仍不死心,还想找我爹爹作最后的努力,岂料,我爹爹借口和别人一起去做生意,一走了之,跑到婺源去了。其实他这是存心逃避。等到两个多月后他从婺源回来,惊涛骇浪已过,早已风平浪静,细姑出走渺无踪影。

细姑哭了两天之后,没有告诉她娘黑子婆,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回到城里去了。

细姑偷偷地跑了,黑子婆就真的想寻死路。王方两姓邀集了十来个人,要进城去寻找细姑。我爹爹一走了之,我婆婆要去找人来劝慰、看住黑子婆,又要料理家务,她悄悄吩咐大妹子:“你快脚跟着那些人到城里去,叫你细姑索性不要来归。”

看看,是不是?家中人少,一有变故就难以应付。大妹子后来对我说,我婆婆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她也是本村方氏女,只和我外祖家隔了一支,她和我姆妈在我们王家是婆媳关系,在他们方家算是姑母和侄女的关系。她娘家也有好几张扁担,三佬子罗汉在村里行事得让他们家几分。不过这事大妹子后来倒是看透了,你是嫁出了门的女,人家并没有直接欺负你,他怎么会看你兄弟的扁担?你打抱不平,想横刀立马,别说你是个女流,是个好汉也孤掌难鸣。她在娘家不怕他,不等于在婆家也不怕他。为了细姑这桩婚事,我婆婆和黑子婆吵翻了脸,从此她不和黑子婆说话,尽管在一个屋顶下过日子,真个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做到不说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我婆婆在我们王家的败落中,年纪轻轻就被活活气死,这是后话,不提。

我爹爹曾经告诉过我:“我的曾祖父叫大和尚,两兄弟,老弟——也就是细姑的父亲叫细和尚。细和尚成亲后,按规矩两兄弟分家,一家分了20来亩田,在王家坊还算是中等人家。”

我爹爹很少跟我讲我们家族的事情。按我姆妈的说法,我们家的败落,虽然不是从他手上开始,但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家庭,哪怕拥有百亩良田,连续三代无能,败落就是无可挽救的了。连续三代或五代的贫困,这家人娶不起老婆、养不活孩子,他这家的香火也就断了。同样的道理,即使是最贫困的人家,往前追溯若干代,正如阿Q大言不惭所说过的,肯定有过阔气的岁月。按孔孟之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中国人骂人最恶毒的话是侮辱他的母亲,以及骂他“绝后”,或者说侮辱他母亲和骂他绝后,最终指向是同一回事。这倒不是说乡下作田佬们懂得多少孔孟之道,它不过还是那条“扁担法则”的延伸罢了。这是解开我们中国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按阿Q定理,我们家先前当然也阔过,到20年代还算富裕户,再到解放土改评阶级成为贫农,就是这样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大和尚、细和尚两兄弟分家的时候,我们的老太祖母还在世。细姑命苦,她父亲细和尚死于非命,那一年细姑两三岁,刚刚会走路。

那年,王家坊小姓户张狗子在田里清挖水沟的时候和白家庄的人发生了争执,争执过程中,互相打得头破血流。两人负伤各自回村,田上恢复了令人恐怖的平静。双方其实都在向本村发送信息。个把时辰后,一场有组织的械斗就爆发了。我们乡下人把这种有组织的械斗叫做打大阵。白家庄也是南昌东郊较大的一个村子,总人口虽略少于王家坊,但白家庄是一姓村,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十里三乡各村都怕王家坊,惟独白家庄不怕,这两个村庄在历史多次发生械斗。张狗子是他们方姓入赘来的女婿,王家坊械斗的组织工作当然是由方姓长房负责,他们一出头,其他小姓,没有敢不参与的。那天的械斗一直持续到天黑以后。细爹爹被人背回家的时候还没断气,但已经不省人事,我们一家人忙乱了手脚,或要请郎中,或要送城里,没等忙出个头脑,细爹爹早已冰凉。

关于细爹爹的死,事情过后,有人传言是我们本村人下的黑手,当时夜漠漠里,哪个看得清楚,细爹爹本人死之前也没留下什么话。死无对证。

细爹爹一死,我们的老太祖母一口气转不过来,断气之前,把大和尚夫妇、还有黑子婆叫到床前:“黑子啊,可怜,我守寡,你也守寡,我守寡带大了两个崽,可惜你守寡只有一个女,不是我恶,你这么后生,现在世道跟我们老辈子也不一样了,你改嫁也做得,不过说呢,不是我恶,你改嫁,细妹子是个女,你带走也做得,大和尚你们都不要阻拦她。照理说呢,我们屋里祖上也是有文墨吃过皇粮的,哪能让你改嫁?照老道理,老大一子挑两房,也是做得的。如今,老二死了,不要你守寡,更不要你殉夫,老二打短命,只好我先到阴间里去照应他。你改嫁,细妹子带走做得,田是一分不能带走的。”

黑子婆那时年纪不过20出头,在这种情况下,打算啷样安排她的后半生呢?黑子婆寿不短,活了70多岁,村人们无论姓王姓方、年幼年长,都叫她黑子婆,我从小叫她细太子,她是在我当兵离开家乡不久去世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名叫“黑子”,姆妈也没对我说清楚,其实她并不黑,就是在她年迈的时候,也还算得上是清秀的。可以肯定地说,黑子婆年轻时是很有几分姿色的,她生出那么漂亮的女儿也足以说明她的形体基因的优秀。据现代医学观察,我们黄种婴儿刚出生时,体肤越黑的,长大后皮肤越白,大概黑子婆刚出生的时候比较黑,所以给她取了这么个小名,我姆妈大妹子可能不知道这些,所以说不清楚。黑子婆在户口本上的名字是:王陈氏,这只能说明她娘家姓陈。旧社会的妇女绝大多数都只有这类名字。

细和尚太公去世时,黑子婆寻死寻活了好几回。自古以来妇女殉夫并被树立烈女牌坊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都是做做样子,多半是悲伤时的心理发泄,真要去死不那么容易。黑子婆死不了的话有这么几种选择:带着女儿去嫁人,拖油瓶肯定找不到好人家;不带女儿改嫁,寡妇做二婚头,哪怕你有几分姿色,要在有20亩田的人家里当家,那也是不大可能的。思来想去,还是守寡算了。黑子婆在南昌城里有个姐姐,比乡下人多点见识,先是介绍她给一户有钱人做姨太太,她不肯;再给她介绍一个老码头工人,她嫌那老头年纪大,也不肯。劝她改嫁不成,见她决意守寡,便出主意叫她供女儿读书,让女儿有点文化,将来招一门好女婿,也是一条路。黑子婆想想也是个道理,于是打定主意送女儿读书。我们这边也没有反对,毕竟不是会掐指算卦的诸葛亮,怎么能预测后来。因为她姨妈的这个主意,细姑享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乡村女孩得不到的待遇:上学读书。那时我们乡里办有新学——彭湖小学堂。细姑发蒙已十岁了,兼且比一般孩子聪明懂事,所以读书进步快,跳过两级,只读四年小学就毕了业。按照我们老太祖母“一子挑两房”的说法,也是我们乡里一种习俗,黑子婆可以跟大和尚共同生活,同锅同床,但是大和尚与黑子婆不仅年纪差距太大,相差20多岁,而且我的大和尚太公是个十分木讷的人,连自家的生活都打理不好,如何去挑得起两房?于是两家还是分灶吃饭,各自的田地还是各自经管。一个家族又往往是一不顺百不顺,我们的大和尚太公、太婆也只50来岁便相继过世,两房的千斤重担就落在我爹爹一人肩上了,他更加没有可能挑起“两房”。

两房没能合拢,有好多原由,一个是:大和尚本身就不是那种精明强干的人,而这种无能又不是愚笨之人的表现,因此他还要找一些自我安慰并能说得出口的理由,他说:不能让别人说我们欺负她孤儿寡母,占了他们的财物。另一个是:大和尚、细和尚两家原本已经是分灶过日子的,兄弟分家的多,重新合家的难得听说。关键是田地的经营问题。“大和尚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世上的猫儿有的是。”我姆妈大妹子每说到此总是摇头叹气。

由于大和尚在世的时候只卡住她不准卖田,却没能将两家的土地合起来经营,只是协助她打理。大和尚去世之后,我的爹爹就更有理由说:“婶屋里的事,我怎么管得了。”他本是个不安心作田的人,也就更懒得帮婶去打理田地。

因为我爹爹始终抱了一个管不了的态度,问题也就来得更快。黑子婆供一个女儿上学,那是要花钱的。那时乡村有私塾,也有文明小学堂,读小学在本乡,开销不太大。细姑聪明,跳了两级,也算是省了钱,鼓舞了家里继续让她读书的信心。黑子婆本不想让她再读中学,细姑在城里的那位姨妈,又来劝黑子婆说:“你已经拿她读到半路上了,索性叫她读得一个专业,让她在城里安一头家,你也到城里去过日子。你留田有什么用,索性卖掉算了。”姨妈介绍说,读省立女子职业学校,那里面的护士班,开销要小些,因为护士班差不多就是在医院里做学徒。开销再小,一年也要十几块大洋,对于我们中等农户着实是一笔很重的负担。姨夫在江西大旅社做厨师,便托行内朋友介绍,想办法让细姑到桂园酒楼做钟点工,黑子婆的经济压力总算减轻了一些。

问题是,黑子婆在田地经营上没有一点经验,坐吃山空,从细和尚去世,到细姑上了两年中学,她手里的田已经陆陆续续卖掉了一多半。我们这位黑子婆有点好吃,三天两头要吃肉!细和尚、大和尚在时,有人管着,她还有所节制,一旦自作主张过日子,就由着性子过了,不仅卖掉了大部分田,还欠了一屁股债。

王家坊当年是南昌东郊一个比较富裕的大村,村前村后各有一口大池塘,池塘有沟渠相连,并有泄洪渠和彭家湖、青山湖相通,正对村前池塘向北有一条小村街。街上有一间杂货铺、一家茶铺、一间豆腐铺、一间铁铺。这就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基本构成,当然,还有一副剃头挑子和一根肉杠子。那时,乡下的经济水平是很低的,所谓杂货铺,无非是洋针、洋线、洋油、洋火、洋饼干,还有酱油、豆豉之类,货物品种屈指可数;茶铺是他们方家大孱结巴子开的,就是农闲时男人们聊天聚赌的地方,一撮劣质茶叶要冲一天,没钱提一捆柴草来,有钱交一个毫子可以坐在那里喝一天;豆腐铺是李贱狗麻子开的,豆腐是那时乡里人食物结构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也不是天天吃得起,或是给生病的人补充营养,或是来了客才去买,所以生意不大,不是年节的话,一天做不了几斤黄豆;铁铺是老解家开的,解家是王家坊最小的一个姓氏,单门独户,他家是外乡人,游方打铁在此落地生根,据说他家有些祖传武功,还有人说他们家上辈是长毛(太平天国)的一个什么王,老解为人正直且敢作敢为,因此在王家坊站住了脚;要说这乡下开肉铺,那可绝对是有名堂的,一般人家开不得。所谓肉杠子,本该叫它肉铺,因为没有正规铺面,所以村人们就叫它肉杠子。

当下,这肉杠子是三佬子罗汉和他屋里四佬子猪头两兄弟合伙开的。四佬子模样生得很丑,污头黑壳,又是个杀猪佬,所以给他的绰号叫“猪头”。王家坊上千口人,细大八节一日度一只猪,闲常初一、十五度一只猪,或者农忙时三两日度一只猪。富裕农户过年自家杀一只猪,自己用不完,就作为年礼送给亲戚,多半是不卖的。(南昌话中,“只”作为动物的量词使用非常广泛,甚至说:“一只人”,“那只人”。)

那个时候,现钱交易不多,通常是从囤子里扒两升谷去换半斤肉,春上囤子里没有谷,多半就是赊账。一般人在这样的农业社会不敢做赊账的生意,你赊给穷的,他还不起,你能拿他怎么办?赊给还得起的恶人,他偏要赖债,你更拿他没办法!大半只猪被赊完了,那个账是多半讨不回来的。三佬子四佬子两兄弟不怕,他们有办法,但凡有人赊账,你尽管把肉拿去,要是到时不还,三佬子罗汉便在腰上别一把杀猪刀,往那欠债的人家堂屋里一坐,从腰里拔出杀猪刀朝桌上一剁,口里说:“操他娘,这把刀不快,想买块磨刀石都没有钱。”哪个敢不立刻把钱还给他。所以说,这肉铺不是一般人家能开的。但是,这两兄弟的肉杠子硬得很。

为什么说杂货铺开得,肉铺开不得?除了赊账是个麻烦,还有名堂。杂货一时买不掉,存上十天半月不要紧,度一只猪,肉不见得当天就能卖完,剩下的又不能留过夜,冬天还好些,热天里怎么办?他两兄弟不怕,他们有办法,就是说,三佬子罗汉有办法。我们可怜的黑子婆要在这样的刀口下犯嘴馋,能有什么好后果。乡下人过日子大都很紧巴,除非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或者给刚痊愈的病人补虚(在病中都不吃肉,说是忌口,其实是吃不起),否则不会上肉铺,黑子婆好像总是犯病,但凡杠子上杀猪她都要去买一点来吃。

黑子婆自己贪嘴倒也罢了,气人的是,常常在日头落山的时候,三佬子罗汉手上提了一挂卖不掉的下骚泡、槽头肉,闯进我们家里,把那堆肉往桌上一扔,叫道:“黑子,这些肉便宜卖得你吃,我叫猪头跟你赊了账。”

黑子婆于是手忙脚乱:“我刚脚买了啦,我刚脚买了啦。”

三佬子罗汉才不管你那么多:“买了,买了要什么紧,多吃不得些呀,再么就腊起来,过年的时候吃,不晓得几香。”

我婆婆在一边听到,常常气得不得了:“这不晓得是说罗汉送肉上砧,还是说那好吃个屄送肉上砧,头世该了人家的,这家人家就等她吃完了。”侄媳妇又不能当面责骂婶婆,所以她只能悄悄骂黑子婆“好吃个屄”。

这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三佬子罗汉吃鸦片烟。鸦片烟我们乡下没有卖处,所以买鸦片烟是赊不到账的,当然也不可能拿谷去换。三佬子罗汉喊杀喊打、强买强卖,要是精打细算过日子,他就成了大财主,可是他吃鸦片烟花钱如流水,没能成为大财主,不是大财主哪能日日手上有现钱,但是烟瘾上来了是挡不住的,要是烟瘾上来了而手头又没有钱,倒霉的是村上几家能榨出几滴油而又没有势力的人家,黑子婆当然也少不了一份。三佬子罗汉烟瘾上来了,摇摇晃晃撞进我们家的门来,这回他可不是在堂屋里二五巴叉地坐下,而是直冲黑子婆房内,躺到人家床上瘟猪样地哼叫:“今日不得了喔,这下人要死啊,这下今日就死定了喔……”黑子婆就手忙脚乱,就浑身发抖,就一句话都说不出,就赶紧在腰里掏钱。没有钱?快些去借。

每当此时,我婆婆恨得咬牙切齿,总是骂:“天收个短命鬼,阎王怎么不早些勾他的簿。” 我婆婆想出头赶走罗汉,可是,黑子婆欠了罗汉的肉钱,你有什么理由干涉他呢?

欠了钱,该了债,怎么办?卖田。

虽说细姑勤工俭学多少减轻了一点压力,但是一个学期也要十来块现洋,这对黑子婆是个极大的负担,怎么办,也只有卖田。

我们前头说到的猫儿该出场了。乡下聚集财富的唯一方法就是买田。他们方家三房里大野子(三佬子罗汉的叔伯兄弟),绰号“咔鬼”,意思是极端节省、克扣、吝啬的人,当然他是个极精明的作田佬。这家伙打发他老婆贱女子来和黑子婆拜干姐妹,今日拿几棵青菜来,明日拿两个萝卜来,感动得黑子婆“呜耶呜耶姐呀妹子”乱叫。黑子婆嘴馋了手头没钱,问她借,没有空手而回的,利钱说是按最低的,其实低也低不到哪里去,过年不还驴打滚,不是救急救命,乡下人一般不敢借钱驮债。贱女子是个极会来事的女人,她在放债生利的同时,还会把毫厘不值的道义作为回扣,义愤填膺地骂三佬子罗汉“那个龌龊短命鬼哩,下回你不要答他。”黑子婆就越发感动。

我婆婆听到了,总是骂:“那个花草屄又来了,黄老鼠跟鸡拜年。”花草屄是指很会使手腕的女人。

那时我们家住的是两马拖车式的大屋,乡下叫土墼(音fu平声,有点“府”的意思),两马拖车是规模最小的那种土墼,四周是高大的灰砖墙,进头门前庭两边是东西前房,前庭往里是天井,有东西偏房夹着天井,偏房做厨房或杂物间,穿过天井是堂屋正庭,正庭两边是东西主房,正庭靠北向南是香案和神龛,再后面是拖埠和左右后房。这是主体建筑。此外东西山墙两边盖有边舍,有耳门相通。我们家是长子长孙住东边,黑子婆在西边,走遍中国都是这样安置的。

贱女子屋里本在村东,她每次来找黑子婆,不走近路走远路,绕过半个村盘子,故意这样子避开我们家正门,走西面边舍里钻进黑子婆屋里。

我们家的田就靠着他大野子的田,他们对这块肥肉早就馋涎欲滴。平常贱女子总是对黑子婆花言巧语:“你孤儿寡母,过日子艰难,你屋里侄子(指我祖父)个把子人,又文弱,田上有什么事,你就说一声,叫我屋里三爷子(指大野子及其两个儿子)帮把手,几脚子事。”说得黑子婆直流眼泪。我婆婆晓得了,总是骂:“那个花草屄,又来灌迷魂汤。”这就难怪了,大和尚在时,田上的事,还帮着打理;而我爹爹,自己都不太用心作田,常常出门做小生意,如何去顾及婶家的田,黑子婆只好顾人去料理,有些小事就自己去做,小脚女人下田,怎么不艰难?听贱女子这么一说,怎么不流泪。偶尔,大野子及其两个儿子还真的帮一把手,怎么不感动?

说到卖田,贱女子不是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而是采取迂回战术:“你屋里姨娘说得好,你要田做什哩?你自己又作不来,租给人家,一年收不到几粒谷,拿谷换现洋,又要打折,你吃几大个亏?你把田卖了,现洋一时用不完,你就放出去,不是照样收利?”这话真是不假,大野子两公婆但凡手里有一文现钱都要拿去放债,“你屋里姨娘说得几好啊,你拿女读到了书,还怕将来招不到好女婿,到那时辰,你就坐得那里享福。”等把黑子婆的心打动了,她还欲擒故纵:“你去四处打听一下,哪个价钱好,就押给哪个。”过后,她又故意制造一些田价不好的信息,黑子婆就发急,三佬子罗汉逼债,她怕。贱女子在这个时机上再出手:“罢罢罢,我们姊妹一场,你现在急到要钱用,我手头上也不够,也要去借,我先把你的田押过来,你问到了好价钱,转还你也做得。”乡下人卖田是极端丢脸的事情,不直接说“卖”,所以说“押”说“典”,还指望有钱的时候赎回来,实际上是十去九不回。

到细姑让三佬子喊“仙女”的时候,黑子婆手里的田已经卖得不剩几亩了,而且还欠下杠子上一大笔债,她不答应把女嫁给他屋里,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姆妈大妹子跟着王家坊十来个大人,赶往南昌城里寻细姑。王家坊但凡有这等事,怎能少得了三佬子罗汉,否则他就不是罗汉,这是惯例不消细说。那日是大暑的第二日(公元1927年7月25日),正值六月三伏天,烈日当空,大家走得满头大汗。过了彭家桥,走到大师庙街,看到营房里出来一队队当兵的,“噼噼噗噗”往城里跑。这个营房原先驻的是大清的官兵,清王朝倒台后驻了新军,后来北兵打败了新军,这里就驻的北兵,前不久南兵把北兵打跑了,现在驻的是南兵。王家坊这些人跟在“噼噼噗噗”的队伍后头进了顺化门,刚走过城门,就有当兵的把门拦起来了,不准人进,也不准人出。

他们走到皇殿侧广场,只见拥了上千人在这里,大多数是青年学生还有工人,打旗子、喊口号,闹闹哄哄。王家坊人不晓得他们在这里闹什么,大妹子只是感到有些怕。那些赶进城来的南兵,加上还来了很多警察,冲上前去捉拿那些打旗子的人,南兵、警察和学生、工人一团团地扭打在一起。王家坊一帮人吓得心里打抖,大妹子是个七八岁的孩子,更没见过这阵势,就哭了起来,我们本家一个叔叫秋根哩,就牵着她的手,连连安慰:“大妹子不要怕,不要怕,我们快些走。”有人就埋怨我们家:“叫一个细人子跟来做什哩啰?”秋根叔认得几个字,说那旗子上写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么解说了,大妹子也听不懂,记不住,学生、工人喊的什么口号也听不懂,当然也记不住。因此,若干年后每次她向我讲起这次历险的经历,她只能描述那些混乱的打斗场面,那些血流满面的骇人情景。相关史料:1926年9月,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占了湖南,以及湖北部分地区。9月初,北伐军从广东南雄、湖南醴陵、湖北通城三路向江西进军。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蒋介石嫡系)为抢头功,率先于22日赶到南昌北郊牛行车站附近,接敌作战不顺利,败退。此后,第四军、第七军从湖北回师赣北作战,与北洋军阀部队几经交手,在德安、马回岭击败北兵主力,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十万人马向浙江方面溃败而去。这就是王家坊人所说的,一下子南兵打北兵,一下子北兵打南兵,南昌地区的这场拉锯战打了好几个来回。11月6日,北伐军攻占南昌。此时,北伐军由广东出师时的8个军扩大到40个军,蒋介石从此得势。1927年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广州迁都武汉。但是,蒋介石不买这个账,另有打算,扣留了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提出迁都南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界定为他叛变革命的转折点,其实在此之前,他就在江西对共产党下了手:3月6日,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16日,撤销了左派倾向鲜明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并解散了学联、封闭了左派报纸《贯彻日报》。自此,南昌学生、工人的抗议活动一直不断,直到南昌起义爆发。七月底是南昌夏季酷热的高峰,抗议活动在皇殿侧广场这天流血冲突中也达到高潮。皇殿侧广场7月25日这天的流血事件,比起“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毫不逊色,但它完全被几天后的超新星爆发——南昌起义所掩盖。

大妹子碰上了重大历史事件,她根本不懂得,而且她一辈子也没有企图去搞清楚这些事情。王家坊人称北伐军为南兵,北洋军阀部队为北兵,那段时间,一下子南兵打北兵,一下子北兵打南兵,在南昌地区交过几回手。前不久,工人和学生还支援南兵,现在南兵坐住了南昌,怎么又反过来打工人和学生?不仅大妹子那时年幼无知,即便是成年人,绝大多数没有什么文化,也不懂。按王家坊人的话讲:“搞不清那些汤头。” 南昌俚语的“汤头”,是指花样很多,或者很烦琐的事情。

王家坊那帮寻找细姑的人,他们在皇殿侧广场躲过纷争的人群,还没走出顺化街,就听到皇殿侧那边有打枪的声气,大家脚都发软,一个个脸煞白又发青,跑到系马桩气都透不过来了,直奔干家前巷女子职业学校,这是熟路熟门不消细说。

来到学校,校园里也是乱哄哄的,好不容易找到细姑班上的一个同学,一打听,说是清早见过王叶君同学,现在不晓得她到哪里去了。

大家一商量,应该赶快到她姨妈家去寻。一帮人又赶去筷子巷,走到六眼井,马路上有军警查人捉人,他们想躲开走,没躲掉,被喝叫住了。军警看到是几个乡下佬,又带着细人子,不像是闹事的学生、工人,查倒是不查,不过他们骂得也叫人心里发抖,一个南昌警察骂:“你个乡下土包子,跑到城里来找死,还不快些滚!”

大妹子又吓得哭,那些大人这个时候连安慰细人子的胆都没有,只会撒起脚走路,还差点拖得大妹子跌跤。这一路上,平日在王家坊充王称霸的三佬子罗汉不做一声。大妹子感到奇怪,这罗汉在王家坊横着走路,今日在城里怎么缩起脑壳?

一帮人汗流浃背拥到细姑她姨妈家。姨妈姨父夫妻俩正在说事,并不见细姑在这里。姨妈也正为寻不见细姑而着急,看到一伙乡下人来寻细姑,以为是听说城里乱,寻她回乡下的,好像来了救星:“来得正好,你几个快些找到叶君,人多得好,大家分头去找。”

姨父也跟着叮嘱:“这几日城里乱得很,你们找到叶君之后,马上把她带回乡下去,看定了她,这些日子不要让她到城里来!”姨父是湖北人,来南昌生活了十几年,在江西大旅社做厨师,讲话半文半白,半官半土,多多少少听得懂,他那样子看得出来是很着急的。

大家商量着分头去寻,姨妈把人分成几拨,分别派他们到哪里哪里寻。

大妹子当时想不通,三佬子罗汉这帮人要寻细姑回去逼她拜堂,她姨妈姨夫着什么急也要寻细姑。“姨婆啊,你做什哩寻细姑呀?”

姨妈不耐烦地说:“你细人子不要多大人的事,莫乱问。”

大家商量好了急着就走,姨夫又再三叮嘱:“寻到了以后,马上带她回乡下去,打发个人来跟我们说一声。”

离了姨妈家,有精灵人就很得意:“好在没跟她姨娘提结亲的事,跟别人打听也不要提,就只说她娘病了,急着寻她回乡下。大妹子你不要乱说话。”

寻了大半日,到断夜边子,几路人在约定的孺子亭会了面,听说皇殿侧今日打死了人,天色又晚了,大家心里发毛,不敢再寻细姑,打转头回家。走到鹅颈巷,正巧遇见细姑和两个女学生在路上走,大家就围上去拉她回家。那两个女学生不晓得什么事,就一齐上来拉扯细姑。王家坊人怕惹出麻烦,赶紧告诉两个女学生:“你两个不要拉扯,我们是她乡下邻舍。她娘病得厉害,急着寻她回家。”

两个女学生将信将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这帮子人在一起,就问大妹子:“你们是邻舍吗?”

大妹子拼命点头,手指着细姑:“她是我屋里细姑,这些人要拖她去归拜堂。”南昌话结婚说“拜堂”。

气得细姑直叫:“大妹子你乱嚼,我打死你!”

大妹子委屈得跺脚大哭:“就是拖你去拜堂嘛,就是拖你去拜堂嘛。”

那两个女学生就笑了:“莫哭莫哭,我们晓得你细姑要拜堂。”

大人们一起劝细姑:你娘已经病得好恶,现在只有一口口子气,你还不快些回去看望。两个女学生也过来劝她:“你回乡下去几日也好。”一帮子人就拖拖扯扯把细姑拉回了家。

三十多年后我问姆妈:“你怎么不把婆婆叮嘱的事告诉细姑或者她姨妈姨父呢?”那时,我七八岁,无知,我今天写这篇文章回过头来想,我姆妈那时不也只七八岁吗?她一个小孩子肯定插不上嘴,再说皇殿侧广场那恐怖的一幕,差点子把魂都吓掉了,还记得大人交代的事?后来,我同我舅舅讨论这件事,我们想到的问题是,可能那时的细姑是处于极其矛盾之中:从内心讲,她是决不想回乡下的,她完全可以这么离家出走,不再回头,现在听说母亲病了,是否真的病得厉害,她心里到底也有点放不下;更重要的一层恐怕是,南昌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皇殿侧广场上千学生、工人和军警发生冲突的流血事件,可能她也是有份的,所以姨妈姨父急着要寻她回家,两个女学生也劝她回乡下;姨妈的着急还另有一层,细姑到城里上学是她的主意,而且也常常到她家落脚,细姑要是在南昌出了什么事,这叫她怎么担待。然而,对细姑来说,回家就必定得面对一场无奈的婚姻,但是,不回家,又如何应付南昌的局势。

我姆妈大妹子虽然记忆力很好,但是她一直没有弄清楚细姑和这些重大事件的关系。我一直没有琢磨透的是,细姑这天跟他们回家倒也罢了,为什么要接受拜堂的命运。

一帮人同细姑还没到家,王家坊早已沸沸扬扬传开了皇殿侧军警打死人的事,王方两家正在为进城寻细姑的人担心,天断黑以后,正准备打发人再去寻,见人回来了,这才放下了心。第二日早上,王家坊新闻中心——茶铺里,三佬子罗汉成了功臣,说是,要不是他带了人去把细姑寻回来,细姑可能已经被军警打死了。到了中午,在王家坊沸沸扬扬的传闻中,三佬子罗汉成了英雄,说是,他们寻来寻去,寻到皇殿侧广场,学生工人和军警正在打得不可开交,机关枪架在墙头上对着人群扫射,三佬子罗汉正好看见两个军警扭住了细姑,他冲上前去,拿出他跟铁匠练得的武功,一脚踢倒一个,一拳打倒一个,拉起细姑就拼命跑,钻进鹅颈巷,才摆脱军警的追赶……

我问姆妈:“你为什么不揭穿罗汉的谎言呢?你一个细人子不会说,我们王家不是还去了秋根哩几个大人吗?”

姆妈提起这事就恨:“我们姓王的就有那么差嘛,有什说得呢,方家去的人多,我们去的人少,再说,我们寻自己屋里的人来归,也没想到要表什么功,等到第二日村盘子上都传遍了,我们有口都说不清了。要说起来呀,王家坊的罗汉都是趴门槛脚的狗。”起先,姆妈这样说王家坊的罗汉我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我舅舅跟我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三佬子罗汉的儿媳妇被拉去强奸,他缩在猪窝里像只王八,气都不敢透一口。

这场新的谎言,使细姑的拒嫁又增加了一重压力。

我姆妈记日子的本事常常叫我吃惊,她说:“细姑是那年,那年属兔子,属兔子那年六月廿九出嫁的。”

我们现在来查对一下:那个兔年六月廿九就是公元1927年7月27日。

我姆妈大妹子告诉我说:“细姑是六月廿九拜的堂,六月廿九是观音娘娘的生日,都说是个好日子。细姑哭死哭活上了花轿,人家女崽子出嫁是假哭,我们细姑那是真哭啊。银姑子拿把扇子一扭一捏在前头带路,一路吹吹打打,在村盘子上绕了一个大圈,送到他屋里。盘子上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你阿公就贺磴子,我去坐了床。”所谓贺磴子:办红喜事、盖屋上梁,要请一位类似司仪的人物主持仪式,这位司仪要唱颂许多贺词,我们乡里叫这做“贺磴子”,但这个“磴”应是“段”、“端”或是别的哪个字,我没考证出来。

我阿公(外祖父)是个很有趣的人。他读过三年书,这在乡下作田佬里就算是有文化的了。乡下办喜事请他做司仪是他的拿手绝活,在我八九岁之前,我目睹过他这方面的风采。我一边听姆妈给我讲为细姑举行婚礼的事情,一边脑子里能像放电影一样再现那情景,正是由于我阿公精彩形象使然。因此,从姆妈的叙述中,我能感到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热闹的婚礼场面之中。

一帮唯恐天下不乱的孩子,先是到嫁女的这一家看热闹。男孩子最喜欢的事情是捡抢没有燃着的鞭炮,有一次,我在争抢中,竟将一枚引线还在燃烧的爆竹抓在手中,就那样在手心里爆炸了。好在那时的鞭炮不像现在这样使用烈性炸药,否则我今天是不可能用右手写这篇文章了。被炸伤的掌心好久才痊愈,而且居然让我瞒过了姆妈没有被她发现。

女孩子凑热闹最喜欢听哭嫁。整个闹哄哄的场面衬托着新娘和她母亲的哭诉。有些母亲口才不怎么样,只会哭诉说:“我个女呐,你到人家屋里要乖乖哩哪,手脚要勤快哪。”反反复复只那么几句。有的母亲可不得了,那根本不能说是哭,而是十分动听地唱,或者成语“如诉如泣”所说的就是这情景。会哭的,唱歌子一样唱一大路:

我个女呀我个肉啊,

我鸡婆子抱蛋抱不久,

女大当嫁不能留;

雀子离窝你莫哭哎,

割断我个肠子你享福哎……

婆家娘家只三里,

我跟心肝不得日日在一起……

我个心肝肉喂,

你到人家屋里做媳妇,

要受得怨来受得气,

受得骂来受得欺,

受得苦来受得累……

我口里含大个你,

怀里暖大个你

手绢子托大个你,

叫娘啷样舍得你……

这样的母亲常常能博得看热闹妇女的泪眼滂沱,她可能没什么文化,甚至大字不识一个,但这并不影响她唱起来如诗如赋,合辙押韵。因为她们唱的是南昌乡下土话,有许多内容,我在这里用普通话的语文,根本表达不出来。你再听那巧舌如簧的母亲唱:

我个女呐,

鸡叫三遍天光头里就要起,

先把自己身上穿伶俐,

打开头门七件事,

要记得放猪又放鸡,

灶屋里点火烧热水,

服侍公婆男客把床起……

从早上起床,做媳妇的一天要做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大细包容,摞摞碎碎,一直要数到半夜吹灯上床:

筷子碗子要洗清,

鞋哩袜哩要收清,

衣裳裤子要记清,

埘里鸡子要数清,

灶上火烛要望清……

当然最最重要的生育问题,那是不能不给予教育的。而且,我们前面说到过的“扁担法则”,在这里最终是一定要体现出来的:

我个心肝肉呀,

千好万好都莫着羡,

夫妻恩爱好姻缘;

千好万好都不消谈,

生七生八要多生男……

老藕嫩藕节节连,

我女发大一千烟……

女孩子之所以喜欢凑热闹听哭嫁,实际上这就是一代接一代的教育培训。新娘和母亲一样,有笨拙的,有精灵的,笨拙的一句都唱不出,只会“呜呜呜”地乱哭一通。这哭嫁,不哭不行,不哭的话村人们会骂“这个女是没良心的孱屄”。嘴巧的女也能唱得人肝肠寸断,而通常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到会唱的新娘家赶热闹,那简直是一场赏心悦目的人生教育;去不会唱的新娘家赶热闹,那是非常寡然无味的。乖巧的新娘是怎么唱呢,例如,她可能这样唱:

我个亲娘哎,

细雀子离窝啷打食,

千事万事我自己;

你女从此要改姓,

鱼子离水活不成;

脱了我个亲娘怀,

你女挂心日日在……

做你个女是我今生个福,

你骂哟,我是你个女,

你打哟,我还是你个肉。

女儿泣唱的主要内容,说爷娘怎么怎么宠她,兄弟怎么怎么爱护她,以后到了别人家里,得不到娇宠,想到这些就难过,就害怕,如此等等。

老竹哩牵牵生嫩笋,

来生来世我还做你个女。

我个亲娘哎……

有的母女都是高手,能够你一段我一段,不重复内容对唱几个小时,从早晨起床一直唱到午时前,由哥哥或弟弟背出门上花轿,其难分难舍之状,真如生离死别,围观妇女无不落泪。细姑在出嫁那天不会有这些如歌如诉,只有伤心饮泣。那天本该由细姑的兄弟我的祖父背她上轿,可是这老兄已经逃之夭夭,于是由更疏一点的堂兄秋根哩行使这个职责。蒙着红头盖的细姑趴在秋根哩背上,没有像别的女子惯常表现的那样,一边捶打兄弟的背一边号啕大哭。那么她的伤心饮泣只有她自己知道。

送亲的队伍在银姑子的引导下向新郎家进发。本村人嫁娶,又是熟门熟路,几分钟不就走到了吗?何须媒人引导?不是那么说。媒人引导迎亲、送亲的队伍,这是风俗,是惯例,这和认不认得路没有关系;一辈子就这么一回风光,怎么能几分钟就刮过去,这和路远路近没有关系。银姑子有办法,她带着送亲的队伍在村里大街小巷里转,而且是绝对不能走一步重复的路!这可是极端重要的,那意味着嫁出去的女要走回头路,那是不吉利的。

银姑子婆婆在前,接着是乐队。乐队通常由两支唢呐、两支笛子、两把二胡、一把三弦、一把月琴、一面锣、一对钹、一面鼓组成,一路吹吹打打。摆不起脸的人家,最简单的就只请一支唢呐。乐队后面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后面是抬嫁妆、喜帐的,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显示贫富的段落。在我年幼的时候,还见过富裕人家办喜事新郎骑马、新娘坐轿,大约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不论贫富贵贱都无马无轿了,新郎新娘手牵着手走路,乐队和抬嫁妆、喜帐的队伍也大大缩水。

银姑子婆婆是个标准小脚女人,走路的样子很好笑,但她走路的速度却常常叫你惊讶得目瞪口呆。可是,在引导送亲的队伍时,她的走路姿态,极像戏台上的花旦。走在队伍前边的银姑子婆婆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一摇三扭,我不明白,她在夏天拿把扇子可以扇凉风遮太阳,她在冬天执行这项要职时,为什么手里也要拿把扇子?我姆妈说是扇掉邪气。引导送亲队伍的角色必须是媒人,如果某一次王家坊哪家办婚事,不是由银姑子做的媒,虽然这种情况极少,那这桩喜事便少了一道风景,村人们会感到很遗憾。所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桩好事原是由别人作伐,谈得差不多了,会请银姑子来经手一下;如果某家求亲不顺利,那更要隆重推出银姑子出面摆平。

银姑子差不多要花半个时辰才能把队伍带到新郎家。这时,该我阿公登场出风头了。那些“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互拜”的仪式,我们在文艺作品里见得太多了,我在这里省些笔墨。我阿公声音洪亮、字正腔圆,那是不消说的,风头在于脱口秀,那水平大大超过当今一些电视台的优秀节目主持人。

三拜过后,送新娘入洞房仪式,乡下人不会说“入洞房仪式”这么文雅的语言,只说“打花烛”。阿公“打花烛”时有一对童男童女跟着,童男手里抱只大公鸡,童女端一壶酒,阿公一手拿一支点燃的红蜡烛,开始亮开嗓门唱:

一对花烛哎一样呀长,

我们一群小子,还有爱凑热闹的成年男人便跟着附和:

贺郎、喜郎,喜呀么贺新郎。

阿公唱:方家的公子娶新娘,

我们仍和:贺郎戏郎,戏呀么贺新郎。

接下来,阿公就历数新郎家怎么富有,为人如何厚道。哪怕其实并不富有,也要说日子过得不错,或者办了这桩喜事后,日子将会越过越好。的确也是,有能力打花烛的人家,日子都是处于上升阶段,所谓“贺磴子”也就是缘于此吧,大概就是步步登高的意思。贫穷人家根本没能力娶亲,直到解放初,王家坊有三多,一是光棍子多,二是癞头子多,三是茅棚子多;一般中等人家,大都是童养媳拜堂,有的童养媳是育婴堂抱来的,有的是街上甚至野地里捡来的,娘家都不晓得去那里寻,根本办不了什么迎娶仪式,只是请亲戚朋友来,新郎新娘披个红拜一拜,大家吃餐酒就算数。只有富裕户,才有主观要求和客观条件这样操办婚姻喜事。

一对花烛哎红艳呐艳,

贺贤、喜贤,喜呀么贺喜贤,

方家公子王家小姐喜相连,

贺贤、喜贤,喜呀么贺喜贤,

……

一对花烛哎摆两呀边,

贺贤、喜贤,喜呀么贺喜贤,

夫妻和睦福气添,

……

一对花烛哎一样呀长,

贺郎戏郎,戏呀么贺新郎,

百年好合龙凤呈祥,

……

阿公唱一句,我们跟着和一句。把新郎新娘送进房时,预先指定的五个男崽子、两个女崽子早已坐在那洞房的喜床上,兴奋无比地又吵又闹。这叫“坐床”。五男二女七子团圆,这就是那个年代我们中国家庭的理想生育指标,最佳生七个,生男生女的比例很精确,多生出的女婴通常被溺死。所以大妹子作为头生女被抱来我家,道理是不充分的,所以我姆妈大妹子一直很生气。“坐床”是孩子们最得意的一件事,口袋里被大人们塞满了红枣、花生,预兆早生。五男二女坐在床上一边吃,一边听阿公“打花烛”,这样的盛事不晓得比过年要快活几多。

阿公只在少年时读过三年书,这么点文墨,作田佬一般用不着,不需几年就会退化成文盲,但是阿公聪明,喜欢看唱本和传书,记性又好,冬天农闲在大孱结巴子的茶铺里说连本“三国”、“水浒”、“说唐”,听众凑钱给他买酒。1958年以后,就不再有“打花烛”这种仪式了,那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因此,阿公当年唱的许多“磴子”我听不懂,也就记不下来,比如这个“百年好合龙凤呈祥”,是从我现在的记忆中提取了声音素材之后,再对应汉语言文字猜出来的,不像那些母女唱的家长里短,我至今能记起很多。从记忆中提取的声音素材中,我还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阿公所唱韵脚基本上是江阳、言前两辙,有些字的音韵是古汉语。阿公所唱内容基本上是发财发人两大主题。为什么说1958年以后阿公就不再打花烛呢?这些封建、资本主义的东西,后来还加多一项修正主义标签,在大跃进、移风易俗的热潮中基本上被扫荡了。再加上1957年我舅舅戴上了右派帽子,想想看,到此时,别说没人家敢按旧风俗办喜事,就是有人敢请阿公打花烛,阿公长了十个胆子也是不敢去的。

再说细姑拜堂的那天晚上,大妹子跟一伙后生崽后生女去听壁脚,一直到半夜时,一点动静都没有,有些熬不住的悄悄地走了。这新房,是借用一户姓张的名叫财生子的一间房,原本说叫正根哩到我们家入赘,就可以在我们家办喜事,但我婆婆看穿了他们家的伎俩,坚决不答应,黑子婆只得作罢,他们家也只能搞缓兵之计。大妹子半大女孩,似懂非懂,闹了一天,蹲在壁下已经是眼皮打架了,但是,她操心细姑,走到只剩三四个人,仍然不愿离开。终于,听到洞房里传出“噼啪、噼啪,噔咚噔咚”的声响,响了一阵间子功夫,又寂然无声。再听了好久,不见动静,最后几个人无趣,就走了,大妹子也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

第二天,村人们看见,正根哩脸上有好几条红痕,右眼乌青。人们议论一阵后,男人们把正根哩取笑一番,老婆婆们下了历史性结论:“都是这样的啦,过些日子就好了。”

在细姑出嫁的第二日,王家坊有了一件更大的事:来了一连南兵进村驻扎。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王家坊的人们把北洋军阀的队伍称为北兵,把北伐军的队伍称为南兵,村上有个那年生的男孩就取名叫“南兵”。等我懂事的时候,这个“南兵”已经是30 来岁的成年人了,我想他没当过兵,他父辈也没人当过兵,他怎么取名叫“南兵”?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搞清楚的:原来他是北伐军这个连队进驻我们村时出生的。别说大妹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北洋军阀”、“北伐军”,就是当时王家坊的成年人,也搞不清这些名堂。姆妈告诉我,王家坊驻进一个连的南兵有一百多号人,我有些疑惑,因为我童年的时候所见的王家坊都是茅棚子,很多人家是几口人挤在一间卷棚子里,那么多兵难道都住在露天吗?而附近几个村庄房屋都比我们村好,为什么不去住?

按我姆妈大妹子的解释:“日本鬼子来以前,顺化门外方圆30里,我们盘子上的房屋是最好的。”像许多孩子一样,我问:“后来呢?”

1938年冬,日本鬼子进南昌后,一场大火,王家坊几百年的血汗苦心经营的一座村落一夕化为灰烬,我们家那栋两马拖车式的土墼也在那场大火中变成一堆瓦砾。从此全村开始住茅棚。茅棚屋是用土砖砌山墙,横架便宜的竹木做梁,上面盖几层禾草,低矮且不抗风雨。草棚最大的危害是火灾,所以王家坊几乎年年有火灾。后来,陆续有日子过得好的人家盖起了瓦房,到我出生懂事所见,住瓦房的人家仍不到三分之一,这些瓦房和附近村庄的房屋相比,质量和规模都要差一大截。

却说一连南兵驻进了王家坊,我们家也住进了一个班的兵,住在黑子婆西头边舍里,把西边的耳门闩死,里外是不相通的。他们是晚上到的。大妹子说她睏着了,村上的闹动,她一点也不晓得。实际上狗嚎了半夜。

第二日天还没亮,当兵的起来摸不到茅厕,就在那些边边角角里解决,有早起的女人看见,吓得缩在屋里再不敢出门。夜色朦胧之中,有一个人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难得机遇,早早地就预备好了粪筐、尿桶,先把那些尿桶以及破缸烂钵放在有当兵住的附近。当兵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看到边边角角摆的这些容器就知道做什么用场的。他们夜里要出恭的话,找茅厕就比较困难了,急了只能找个角落解决。这位善抓机遇的人半夜就在村里转,看见有当兵的屙屎,就远远地守着,当兵的一离开,就把粪便筢到筐里。那是个模范卫生工作者或曰环保主义先驱者吗?不是。他就是我们前头说到过的,用尽心机到处谋田夺地的大野子咔鬼,这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曾经给北兵当过脚夫,晓得当兵的行事习惯。他收集粪便当然是为了积肥,他的善于务农过日子,由此可见一斑,王家坊人普遍认为:“他不发家,鬼都莫想发家。”王家坊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语,叫做:“打赤脚炙火,饿肚里放债。” (炙火,南昌方言,打赤脚烤火,热一边,冷一边,团不住热气)意思是贫穷的人家想刮别人的东西没那么容易,可是这位大野子咔鬼,却是“有志者事竟成”,他家里但凡有一个角子或者有一点可以换得现钱的东西,他必设法拿去放债,果真是铢积寸累、集腋成裘,他当家从父辈手里继承到手的只有三亩好田、五亩湖田,到日本鬼子来时,他不仅把我们家两房30多亩田搞到了手,加上买了另几户人家的,差不多有上百亩田,到解放土改之前,搞到了170多亩,成为王家坊四户地主中最大的一户,被镇压了。方家他们这一支二十几户人家,地主就他一户,富农一户,中农四户,其余都是贫下中农。我阿公也很精明,有了一些土地,日子过得还好,也很节省,却不是继续拼命买土地,而是供一个儿子(我舅舅)读书。

却说驻兵第二日天光的时候,一阵哨子声响,住在各家各户的兵都往祠堂门前跑,在祠堂门前的场地上集合。有很多人跟着去看,当然大多数是男人和细人子,有许多男人连早工都不做来看热闹。有识得的村人告诉大家:这叫出早操。据老人说,当年长毛造反的时候,在我们村上驻过兵,所以大家都来看稀奇。

有个戴红袖章的军官,喊了一阵口令,向一个一根杠子三颗星的军官敬礼报告,这两个军官长得有些像,瘦瘦的,浓眉大眼。有识得的村人告诉大家,这个一根杠子三颗星是他们之中最大的长官,是个连长;戴红袖章的军官是值星排长,一根杠子两颗星。

连长开始训话,讲了些什么,王家坊的人们基本上听不懂。那排长打着北方官话倒是能听懂一些,比如:“立军!”一看当兵的做动作就懂;“扫屎”,这句不是很懂,但意思明白,要大兵们把一只脚挪开些;“酱油拌鸡!”是顽皮的崽哩子学舌,就是要大兵们把头扭向右边;还有那些“一,一二一”之类的口令,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严格来说,这些不是“话”,是口令。至于“起步走”这句口令,我最初以为,音和义我姆妈都没有记错,从小学到中学上体育课老师喊这句口令我都是这样领会的,体育课从来没有文字的东西教给我们,直到我自己当兵之后才知道是“齐步走”,而不是“起步走”,因为有“便步走”和它区分。

在连长训完了话之后,他们就一个班一个班分开练操。一些胆大的淘气的崽哩子就在边上跟着操练,“一,一二一,一二一”乱叫一气。队伍喊:“一、二、三三、四!”他们也喊:“一、二、三三、四!”有几只狗也跟在后头蹦蹦跳跳。

收了操之后,他们就开饭。村人又围着看稀奇。伙头兵抬出一桶饭,摆在场子中,当兵的一拥而上,有点抢的意思,那个戴红袖章的军官大喝一声:“他妈的,急什么急,一个个打。”当兵的就都站在桶边老老实实,一个一个打饭。不晓得他们是从哪里买来的老蕻菜,煮得生黄,也看不到几滴油星,一个班分了一洋瓷盆,围起一圈蹲在地上吃。那时王家坊很少有人家种园地,多数只是在塘边地角种点菜自给自足,冬天青菜萝卜,夏天蕻菜苦麻菜。有人打探出了消息,他们是从武昌到九江、德安开过来的,赶了七日路,前日到涂家埠,等修铁路桥,碍了一日,昨夜里进我们王家坊住,才睏了一场好觉,今早才有得这餐热饭吃。消息来源是涂家埠跟来了七八个脚夫,给这些南兵挑弹药来的,大家还没吃到六成饱,桶里的饭已经没有了。涂家埠的脚夫们吃了早饭,每人领了一块现洋,笑嘻嘻地走了。

又有人打探到了,这个连的兵大多数是湖南人。在我懂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王家坊有句俗语,说是“湖南出浪子”,为什么这样讲?姆妈对此不能解释,我估计这句俗语就是从这次驻军开始产生的,因为我走出王家坊再没听过这句俗语,也没有在任何读物上看到过这句俗语。舅舅的文化底子比我深厚,他也同意我的这个推测。

王家坊还有一句俗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天早上在祠堂门前一连兵开饭的时候,在眼前铁的事实面前,老人们现场教育自家的崽哩子说:“你看,当兵几苦啊。” 我姆妈大妹子多次告诫我:“崽呀,我跟你说,这伙食不好还算不得什么,还有更恶的呀!”那年我决意参军,姆妈阻拦不住,哭得要命。

还有更恶的是什么?

刚才说了,黑子婆的边舍里住了一班兵。那天上午,大妹子到村前池塘里洗衣服回来,在门前晒衣服,看见一个兵钻进黑子婆的灶屋里,偷偷摸摸的样子,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块锅巴吃,狼吞虎咽,扭头见大妹子看到他,呛得直咳嗽。大妹子觉得好笑,就把这事告诉了黑子婆。黑子婆也不晓事,就去告诉了那个戴红袖章的军官。

过了不久,就听到吹哨子集合。连长站在队伍前又训话,说了好多话,村民们都听不懂,学舌的崽哩子记得了一句:“溺哟泥的娘!溺哟泥的娘!”最后,那个偷锅巴的兵从队伍里走出来,戴红袖章的军官从一户人家里拿来一条扁担,偷锅巴的兵一脸哭相匍身趴在地上,大概是一个班长接过那条扁担,朝那个兵的屁股上狠命打起来。黑子婆一看不得了,赶快过去阻拦,被红袖章军官推开。黑子婆就到连长面前去哀求:“积德啰,长官,吃了算了,积德啰,长官。”连长理都不理她。“溺哟泥的娘,打!我溺哟泥的娘!”扁担落一下,那偷锅巴的兵“呃”一声,不哭也不叫,让围观的村人们更感到那刑罚的残酷。有细心的人算过数,直打了30扁担,那个班长才歇手,喘着气,抹着头上的汗。

红袖章军官喝令一声:“继续操练!”当兵的就都分开操练去了。

偷锅巴的兵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有两个兵就去把他架起来。站在边上看热闹的老婆婆们不停地啧嘴:“阿弥陀佛,可怜呐可怜。看呐看呐,企都企不稳(南昌话的“企”是“站立”的意思)。”纷纷谴责黑子婆:“好恶个心,这点子事也去告状。”

两个兵架着那个被打得走不了路的兵,回到黑子婆的边舍里。

过了39年之后,当林彪的画像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张贴的时候,引起了王家坊老人们的争议,有的说,林彪是那个连长,有的说,林彪是那个戴红袖章的军官,争得不亦乐乎。有时争论的焦点会变成“林彪是不是奸臣”的问题:有的说不是奸臣,你看他浓眉大眼、脸狭口方、鼻翼垂中,是个辅宰之相;有的说你看他尖嘴猴腮、鹰钩鼻子、贼眉鼠眼,十足的奸臣。

哎!打住,敢骂林彪奸臣,反啦?不,前头我们说了,王家坊只认微循环的法则,这法则出村不管用,外面的法则进村也不管用。这就是中国农村,至今仍是如此。

王家坊人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扯白,什么叫“扯白”?比如有人说:“某某人是我亲戚的邻居的亲戚。”再比如有人说:“我今日进城在街上看到了某某人。”还比如有人说:“我这件衣裳是按照某某人衣裳的样子做的。”这些某某要么是名人,要么是大官,要么是大款,总之,凡是能和这些某某人扯上边的事情都可以拿来吹牛。有点类似当今那些追星族的心态。

关于对林彪的扯白,直争到他从天上一头栽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说林彪是奸臣的人也不炫耀自己政治水平高,说他不是奸臣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水平低,如此而已。那排长是不是林彪,我们今天也无法查对,查对清楚了也没什么意义,不过顺便说说而已。据我后来入伍到部队,接触五湖四海的人,听熟了许多地方口音,得知“溺哟泥的娘”是湖南省骂,湖北的省骂是“日你的娘”,可见那连长不是湖北人,可以断定他不是林彪。至于那个戴红袖章的军官是不是林彪,我们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料,就不好推断了。

按我们乡下的风俗,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新郎要偕同新娘回娘家,叫回门。回门之前新娘只能呆在自家屋里,不能出门走动。回门的这天,细姑天刚亮就跑回了家,正根哩提了蹄胯子、大公鸡、高粱酒随后就跟了过来,眼圈仍是乌青的,进门没坐几久,细姑就对他骂:“你还坐在这里做什么,还不死去归。”把正根哩撵回家去了,细姑就开始哭。大妹子还没起床,听说细姑回来了,风快地跑过来看细姑,看到细姑在哭,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哭起来。

细姑这天回到家里,从此就离开了正根哩屋里。王家坊人对细姑的出走有多种多样的说法,而只有我们家才知道她那天是怎么走的。

黑子婆煮了六个鸡蛋,盛做两碗端了出来。正根哩已经走了,细姑叫大妹子坐到桌边来一起吃。大妹子捡了个便宜,欢天喜地吃起来。细姑吃了一个,再也吃不下,又哭起来。大妹子风快地把两个蛋吃到了肚里,见细姑哭,也就放下筷子不再吃了。三个人抹着眼泪没有话说,坐了许久。细姑叫大妹子把剩下的那个蛋吃了,大妹子表示“你不吃我也不想吃”。细姑又叫黑子婆吃。

黑子婆也不吃,用试探的口气问细姑:“把一个蛋给那个当兵的吃吧?”

细姑不解地问:“哪个当兵的?”

黑子婆就把头日住进南兵,有个当兵的在我们家偷锅巴挨打的事说了一遍。细姑先是心不在焉地听,后来听说是真的打了,显得有些疑惑,要黑子婆把剩下的三个蛋都给那当兵的吃。黑子婆把两碗蛋合在了一起,然后就端着碗出头门往西头边舍里去。王家坊的风俗,家里来了客人要煮荷包蛋招待,叫做烧汤待客,不能给客人吃两个蛋,隆重的四个五个,通常是三个,穷得拿不出的,只能一个,给人吃两个蛋是骂人的意思。

我姆妈大妹子后来跟我说,头日南兵进村的事,细姑也隐约听说了,但新娘子回门前是不能出门的,即便不是这原由,细姑也不会和乡里人那样一起去看热闹。

大妹子拖着细姑说要去看那个当兵的,细姑拗不过,就跟大妹子去西头边舍里。大妹子边走边把那天从她看见当兵的偷吃锅巴,如何如何告状,队伍如何如何集合,偷吃的兵如何如何挨打,兴奋地对细姑说了一遍。

进到边舍里,那当兵的端着碗,跪在地铺上吃。

连长也在这里,正在和黑子婆说话,黑子婆只会不断地点头,嘴里不断地“啊,啊,啊。” 那连长来王家坊两天才发现,干脆讲他自己老家的话,这里老百姓还能听懂一些,要是讲官话,反而一句也听不懂。这是因为王家坊人对语音正确的官话能听懂一些,而他的官话实在是太差了。大妹子听不懂几句,她想黑子婆大概也听不懂多少。连长见细姑进来,显得有些吃惊,大概没想到这乡里会有这么漂亮脱俗的女子,他对细姑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黑子婆这回有话说:“这是我屋里个女。”连长对黑子婆“喔喔”了两声后,转脸对细姑说了几句什么,细姑小声地回答了。大妹子没听清楚细姑说的,声音小不是主要原因,问题是细姑和他打官话。

地铺是七八张草席排开,靠墙一溜叠得很齐的被单,这里住的大概就是一个班吧。当兵的都出操练枪去了。这时,那个当兵的已经把碗里的蛋吃完,将碗筷还给黑子婆,连声说:“多谢,多谢。”当兵的用衫袖抹了抹嘴,站了起来。连长说:“泥当下。”当兵的立正说了个“是”,然后跪下,再背朝天趴在了席子上。因此,大妹子终于听懂了连长的一句话,原来“泥当下”就是睏到。后来姆妈多次跟我讲到这一细节,我记住了,这个细节可以进一步印证那位连长是湖南人,根据那情境意思,从姆妈学说的语音找到湖南人讲官话的词意,可以对照出来,她把这个“泥”同后面的“当下”记为一个词,“泥”就是“你”, 南昌话“你”的发音很特殊,国际音标n低鼻音上声。“当下”是湖南人“躺下”的发音,南昌话里只有“睏到”而没有“躺下”这个词。

说是躺下,那个兵其实并不能躺,而是趴下了,可知是屁股不能着地,可见是打得不轻。

细姑邀那连长到堂屋里去坐。

细姑和连长谈了大半日,居然脸上有了笑容,到后来甚至笑出声来。大妹子心想,这个连长了不得。为什么说“了不得”?她最终也没能给我说出所以然。后来我舅舅跟我讲,那个连长肯定是共产党,这支部队从武昌过来,可以肯定是来参加南昌起义的,要么是贺龙的部队,要么是叶挺的部队。舅舅比细姑小五岁,当时正在乡里小学读书,也并不晓得那许多,他是根据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作以上推断的。他说:这两支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正是那年7月27日(农历六月廿九)以后陆续到达南昌的,他们到达后都驻在国民党右派军队营房附近。那时,南昌城有七座门,城东是永和门,东南是顺化门,城南是进贤门,正南是惠民门,西南是广润门,城西是章江门,城北是德胜门。解放不久,这些城门连同城墙,全部夷为平地。南昌城西北两面濒临赣江,易守难攻,东南两面一派平川,所以驻有重兵。因此贺、叶的部队到达南昌后多半都部署在东南郊外的村庄里。出顺化门就是大营房,驻有国民党右派第9军的一个团,离我们王家坊三四公里。贺、叶的部队都是打的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同属南兵,所以右派军队见到营房附近驻扎的这些部队,并没有加以防范。这是南昌起义很快得手的重要原因。

断夜边子,正根哩来接细姑回去。细姑说:“我今夜里在娘屋里睏,你去归。” 正根哩不吭声,在我们家堂屋里坐着不愿动身,细姑骂道:“我屋里凳子粘屁股呀?你还不走?”正根哩奈何不得,只好低着头走了。

吃了夜饭之后,那个连长又来了,和细姑讲了很久的话。最后,细姑对黑子婆说,要进城去。

“啊,”黑子婆疑惑地问:“这么晚到城里去?做什哩呀?”

“桂园酒楼有工钱要去拿,学堂里的账也要去结。”

“这么夜魅三更结什哩账,明日去做不得呀?”

“不要紧,走夜路凉快些,连长还派两个兵送我去。”

连长“嘿嘿”笑了两声,对黑子婆点了点头。

黑子婆张了嘴开不得言,惊愕了好久:“我去跟正根哩说一声。”

细姑很气愤:“说什么说,等我哪日死在这里你再去说!”

两个兵来到门口报到。细姑临走,又对连长说了些话。黑子婆想跟出门,被连长拦住了,硬把她按在堂屋里坐下,他自己也拖条凳子坐着,跷着二郎腿,点起一支烟。

大妹子追到门外,叫道:“细姑哎,你什哩时候来归呀?”细姑闻声,停下脚步扭转身:“大妹子莫大声叫。”等大妹子跑到面前,捧着大妹子的脸:“我过几日就来归。大妹子……” 细姑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说不下去,大妹子看到她的大眼里涌出了几滴闪闪的泪水。那夜里没有月光,星光就不晓得几亮,黑漠漠的村色就像蒙了一层白纱。

大妹子感到事情可能有些不妙:“我也跟你去!”

“大妹子乖乖哩,我过几日就来归,啊。”说完,她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两个兵驮着枪,紧紧地跟在她的后边。

大妹子不敢哭出声,远远地跟着,大滴的眼泪掉落下来,她分不清是眼泪落地的声音还是自己的脚步声,直跑到村前池塘边,星星在天上和水中互相眨眼,细姑消失在塘前的黝黑的夜色中。

第二日吃过早饭,正根哩慌慌张张跑来,进门就冲着黑子婆喊:“姆妈、姆妈,她到哪去了?到城里去了?到城里做什哩呀?”显然,昨晚细姑离村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今日一早有人给他们家通风报信。

黑子婆仿佛盼来了救星:“她昨日就只跟我说了一声到城里去,去做什哩事没跟我说。你快些去寻她来归哟。”

这里正说着,三佬子罗汉就来了,还没进门,就听到他特大声音:“人跑到哪去了?嗄!这还得了,嗄!哪个叫她走的,嗄!”

黑子婆不晓得怎么说,只晓得在堂屋里打转转。

这边,我婆婆俏声打发大妹子去找连长来。大妹子拼命跑,找了好几家,没有看见,最后还是在祠堂里找到他,正在和几个军官说话。听大妹子结结巴巴说了一阵,几个军官才听明白,笑了。连长叫两个驮枪的兵跟着,同大妹子一道过来。一个女崽子能叫动军官调动大兵,这是我姆妈一生中感到最得意的一件事。

连长同大妹子进门,三佬子罗汉还在那里“嗄、嗄、嗄”,连长走到他面前:“么事、么事?”

三佬子罗汉拧起污垢发黑的脖颈:“我屋里侄媳妇走掉了,我跟我侄子来寻她。”

连长呖呖啦啦说了一通,大家都听不太懂。连长说几句,三佬子罗汉也说几句,两个人都是对牛弹琴,说来说去,三佬子罗汉居然划手动脚起来。

连长对三佬子罗汉大喝一声:“我溺哟泥的娘!”随后对跟来的驮枪兵发了一句命令,那兵从肩上拿下枪,哗啦推动了枪栓。前面我们说过,王家坊人特别记得连长“我溺哟泥的娘”这句话,并懂得那是凶狠的、粗野的辱骂,那句话说不定就是“打死你”的意思。三佬子罗汉见势不妙,侧身就往门外走,在门口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跌了个狗啃泥。正根哩当然也不是傻瓜,赶紧跟着走。

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地了结。

三佬子罗汉回到自己屋里,打发正根哩去邀集他们本房的十来个人,再次向南昌进发。烈日下,一行人走过村前池塘,塘边树上的知了叫得很噪。这一回,我们王家没有一个人跟去寻细姑。

细姑被南兵押走的第二日,应当是七月初三(阳历7月31日)。根据我姆妈大妹子的记忆:那日断夜边子,住在我们盘子上的南兵打牙祭,夜饭伙食很好,蕻菜、豆角子不消说,有豆腐,还有肉。上午就叫他屋里四佬子猪头度了一只猪,贱狗麻子磨了二十斤豆子。四佬子猪头净赚了两块大洋,贱狗麻子也跟着发了一笔小财。那两天,每当南兵开饭,王家坊的人们围观的热情一直很高,最后这餐晚饭又达到一个高潮。有人打探到了,原来他们南兵通常初一、十五打牙祭,今日算是补前日的缺,所以很容易记得那日是七月初三。当兵的一个个吃得眉开眼笑,他们说一般打牙祭吃得没有这么好。吃完之后,他们一个个跳进村后的池塘里去洗澡,大妹子是女崽子当然不敢跟去看热闹。许多崽哩子和他们一起在池塘里打匍泅。

我姆妈大妹子每当回忆起那天的情景就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那是三伏天,夜里热得人死,睏觉不着,我们一伙细人子在禾场里玩,一直玩到很晚。”

当玩疯了的孩子们快要睏着的时候,盘子上浮动起来,南兵们在集合,整齐跑动的脚步和狗乱叫的声音把刚刚进入梦乡的孩子们唤醒了。

有一个军官在村上动员强壮男人去给他们做脚夫,涂家埠跟来的脚夫走了,弹药给当兵的发了一部分,剩下的还要四五个人帮他们挑走。听说有现洋赚,起先村民们积极性非常高,十多个青壮男人聚集在祠堂前。

有钱赚的事当然少不得大野子咔鬼,他问那个戴红袖章的军官:“挑到哪去呀?”

戴红袖章的军官打量了大野子咔鬼几眼:“跟我们走就是了。”

大野子咔鬼又问几辰钟来归,军官有些不耐烦,说是军事行动,不要多问。大野子咔鬼就缩头走了。他给北兵做过脚夫,晓得些事。大家看到要钱不要命的咔鬼都不去,许多人也就转身走了。因为黑子婆哭着要我们本家几个男人跟着连长去打听细姑的下落,秋根哩不好推脱,好说歹说拉上了我们王家的润生哩、野崽哩、细泉子,四个后生男人跟着南兵走了。

南兵走的时候,村里好多人出来看,村前池塘边站满了人,那时辰差不多是亥时头哩,一弯细细的月牙子已经挂在了东边天上。

南兵走后,人们从兴奋中安静下来,村盘子也寂静了下来,燥热的天气也有了些凉意,女人和细人子进屋里睏觉,男人们依然睏在外头的竹床上。南昌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六月三伏天,无论城里还是乡下,男人们通常在露天过夜。现在有了空调,这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了。天上的星很明亮,近处的蟋蟀叫声和着远处的蛙鸣,显得夜格外寂静。

约莫过了个把子时辰,人们刚刚入睡,突然,听见城里响起枪声,顺化门这边新营房、老营房也开始打得通叫。过后有人说,跟炒豆子样;有人说,跟过年打爆竹一样。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南昌又在打仗。不管怎么说,都听得人心里发毛。

人们又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村前去看那动静,城里不仅有不停的炒豆子的声音,还时不时有爆炸声,像远处打闷雷。王、方两姓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头子正在池塘边商量,这一仗可不比我们乡下人打大阵,比去年十月里那几仗还要打得恶,看看要不要叫大家跑反。南昌东郊是一望无际的平川,这样的地区老百姓很难躲避兵燹,王家坊人要跑反,至少要跑出20多里路,越过艾溪湖,军队一般就不会再开过去。但是,拖老带细,如何跑得了这么多路。最担心的是几户有钱的人家,跑又不是,不跑又不是。举决不下,就有人提议叫几个人到村前大路上望风头,情况不好就赶紧回村叫大家跑。在派人的时候,没见三佬子罗汉的人影,这种场合没有他,是很奇怪的事情。有人提醒几个老头子说,进城寻细姑的人,有几个已经在夜晚边子来了归,还有三个人没来,说是跟罗汉睏鸦片烟馆去了。跟着罗汉去的两个后生都是他那一房的人,一个是大佬子崽银根哩,一个是四佬子崽木根哩,这两家的女人就哭起来。大佬子扁头发话,打发人去寻。“走啊,走啊!快些啊!”这一下村里显得更加乱起来。狗又嚎起来了。

几个去寻罗汉的人,走过村前池塘,在大路边和几个望风的人打过招呼,继续往前走,南昌那边枪声越发激烈。过了彭家桥,有人就再不愿朝前走了。大家就坐在田塍上吃烟,打了好久商量,最后拿定主意:等城里枪声息了再去。王家坊人从来没经过打枪打炮的阵仗,怎么敢往火坑里跳?这是王家坊人聪明而本分之处。结果等到枪声息,几个人已经倒在田塍上睏着了。

有醒得早的,看到东方天发白,叫醒了睏着的,打主意起身去城里寻人。有人就说:“寻人?只怕要寻尸哟。”正议论着,却见罗汉和木根哩两人慌慌张张赶过来……

事后,人们从木根哩嘴里了解到他们那一夜的经历。

昨天王家坊几个去寻细姑的人进了城,哪里找得到细姑,学校住满了兵,门都不准靠近。她姨屋里大门紧锁着,等到断夜也不见人来归。到桂园酒楼去打听,人家讲“好多日子没见过她的人影”。大家没有了主意。七月里天黑得晚,跑来跑去已经是半夜了。大家商量说,不如先去归,明日再来寻。三佬子罗汉鸦片烟瘾上来,悄悄扯住银根哩木根哩两个,让其他几个人先走。银根哩木根哩也是两个不成才的元宝(南昌俚语,对淘气、顽劣青少年男孩的蔑称),早就跟着罗汉把鸦片烟吃上了瘾,听三佬子罗汉打发别人先走,晓得是办那件事,心里真是巴不得。叔侄三个找了家客店钻进去。

等过足了烟瘾出来,已交深夜子时,三人赶路回家。他们顺着羊子巷往东走,走到系马桩路口,就听到南头打起枪来,先是一头枪响,紧接到,四面八方都乒哩乓啷打起来。三佬子罗汉就叫起来:“不得了,快脚走,快脚走。”跑不得几远,前头有当兵的打着枪冲过来,街上的人就都往小巷子里钻,三佬子罗汉急忙转身,跟着人也往小巷子里钻。小巷子里横七竖八摆放着竹床躺椅,纳凉睡觉的人们都钻进了自家的门,或者躲到了隐蔽处。转来转去,三佬子罗汉转晕了头,不晓得往哪里跑,看到墙角头有个垃圾桶,赶忙躲到那垃圾桶后面,像条狗样扭动身子往里钻。四面枪声打得很急。木根哩跟着钻到他身边,揪住罗汉的衣裳,罗汉喉咙发紧:“拖什哩、拖什哩。”

木根哩问:“银根哩呢?”

三佬子罗汉很气愤:“还金根哩银根哩,鬼晓得他跑到哪去了。”

枪打得越来越激烈,还有轰隆轰隆的炸弹响。三佬子罗汉躲在角落里浑身发抖:“今日碰到鬼,今日死定了。”

枪打了个把子时辰,慢慢就稀稀落落了。等到没有响动好久,木根哩问:“三叔啊,我们走吧?” 三佬子罗汉叫他到前头街上看一下。木根哩不敢去。三佬子罗汉骂他:“一点卵用都没有。”很不情愿地从垃圾桶后面爬起来,一步一探向大街走去,还没走到街口,就听到外乡佬口音喊:“呔!干什么的!”那肯定是当兵的喝叫。吓得他们又缩回到垃圾桶后头。直等到大天光,听到街上走动的人多起来了,他们才重新从垃圾桶后钻出来,巷子里已经有好多老百姓走动,跟着人走到大街上,两头张望了一下,好像没有事,就放胆往前走。

一路上,看到不少城里人提着箱子背着包,急匆匆地往城外赶。街上的老百姓都挨边走,让过那些跑来跑去的大兵。走到顺化门,有当兵的在门口查问,那些带了行李的人通通都被守门的兵拦住了,只有少数空手的乡下人被放出门。三佬子罗汉带着木根哩,蹭到大门边,当兵的喝问:“做么子的!”

三佬子罗汉哭腔哭调:“昨夜里我屋里老娘病了,我两爷子进城请郎中,哪晓得碰到这样个事,郎中没请到,现在不晓得我老娘是生是死。”

当兵的挥一挥手说:“快走,快走。”

叔侄两个像是听到放生令,出得城门来,像是乌鱼落进了青山湖,饿鬼逃出了阎王殿。大师庙街上很乱,许多当兵的从营房门口进进出出,有伤兵在担架上“哎哟、哎哟”乱叫。走过营房,两人才敢撒起脚往乡下跑。

回到村里之后,三佬子罗汉就往大孱结巴子的茶铺里一坐,开始大吹牛皮:“我戳得他娘,炮子哩在我耳朵边响了一夜……”

木根哩也想表现一下,想插话,但是三佬子罗汉根本没有让他开口的机会。木根哩坐了一阵间,被他爷四佬子叫走了。

三佬子罗汉正在牙谈屄嚼,大佬子扁头闯了进来,一把揪住罗汉的胸襟:“你这死不去个短命鬼,你把我银根哩弄到哪去了,啊!” 三佬子罗汉咧起嘴:“他、他、他……”王家坊没有第二个人能奈何三佬子罗汉,只有他大兄扁头哩吃得他消。几个吃茶的人,坐看他两兄弟争吵揪打,没有一个人愿上前劝解。

银根哩直到中午才来归。是秋根哩那伙做脚夫的,在街上碰到他,把他带了来的。

原来。昨日夜里,秋根哩四个人跟着那一连南兵走过彭家桥,转进金盘路,连队向顺化门外的营房摸过去。没让秋根哩四个跟去,他们只和几个伙头兵在金盘路这边看东西。过了不久就听到营房那边打起来了……仗打完之后,伙头兵才带他们挑着东西进了营房,差不多已经是天光了。有个军官派他们四个人,抬两个伤兵去城里医院,一个医务兵跟着。秋根哩的担架上躺着的原来就是那连长,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秋根哩问连长:“我们叶君到哪去了?你告诉我们去找到她。”连长解说了很多,秋根哩又反复问了很多,才弄懂一些意思:我们细姑的确是进城帮他们南兵做事来了,不过他们昨夜里打的也是南兵。南兵打南兵?秋根哩搞不明白,他也不想搞明白,他只是知道了,我们细姑办完了事会回家的。连长叫他们返回营房找司务长拿脚钱,拿了脚钱可以回家。

送连长到了医院,扛着担架打转身回头,走到鹅颈巷,看到银根哩在街上东张西望,两眼发直,扯住他问:“银根啦,你怎么在这里呀,嗄!” 银根哩只会:“哦、哦、哦。”不会说话。

四个人看他这个样子,猜想可能是昨夜里吓傻了。秋根哩就做主张:“看样子是吓倒了,快些带他去归。”一伙人走到顺化门,好多人在这里等出城,闹闹哄哄。他们扛着担架,挤到前头,大叫:“让一下,让一下,我几个急着要去抬伤员。”看门的兵也不查问他们,反而帮他们拨开人群让他们先走。他们走到营房前,商量道:秋根哩和细泉子进里头去还担架、接脚钱,润生哩、野崽哩看住银根哩先在营房前门外等。

润生哩、野崽哩在营房门前,看到好多城里人从顺化门里拥挤出城来,看门的兵拦不住,索性就不再拦了。等了上个钟头,秋根哩出来了:“你两个带银根哩先去归。这四块现洋,你一个人两块。我跟细泉子要晚一日去归。” 润生哩、野崽哩带着银根哩先回来了。一路上,有许多城里人拖儿带女,哭哭啼啼,背包袱提箱子,慌慌忙忙往乡下赶。

王家坊有好几家来了城里的亲戚,说是有钱的人卷起细软都走了,没钱怕死的人也跟着走。南昌城外大路上,跑反的人们流水似的不断。

银根哩是大佬子扁头的细崽,后来好久都不会说话,看了好多郎中,花了好多钱,都没整好。郎中个个都说是吓破了胆。但凡过年,或者哪个家里办喜事,他家里必须把他关在房里,并且把他的耳朵严严实实捂起来,否则他一听到放鞭炮必定发疯。

秋根哩、细泉子不只在城里留一日,是在过了四日之后(8月5日)下午日头落山的时候到家的。他们这五天的经历,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他们两个都在60年代初去世,那时我还少不更事,不可能对他们刨根问底,只是常在茶铺里听细泉子吹牛:“我戳得,我们王家坊人胆小,那年子我要是跟着他们走了就好啰,今日那就小包车进,小包车出了。就是秋根哩你这只老计,拖到我不让走。” 秋根爹(他是我堂祖父,小时候我叫他秋根爹)并不生气:“我让你去,你今日骨头不晓得在哪里打鼓啊。”等到后来我对这事有挖掘的兴趣,已不可能访问他们了。

那天下午日头落山的时候,秋根哩挑来两袋洋面粉,细泉子挑来两桶洋油。王家坊人一窝蜂似的围到秋根哩屋里看热闹,问长问短,看他们分东西,把人们一个个看得心里紧跳,原以为是他们做脚夫赚的,润生哩、野崽哩要求分一份。秋根哩不肯:“脚钱都把给了你两个人,还要东西你们快些进城去拿,随便你拿,开铺的老板们都跑光了。你有力气,随你拿随你挑。”许多人不相信,并嘲笑他们想赖润生哩、野崽哩的东西。秋根哩急得脸涨红:“涂家埠的脚夫两日只赚了一块现洋,你们一夜得了两块,还嫌少?”也有相信的。相信又胆大的,当即就结伴去城里。到后半夜,这些人回来了,果然拿了不少东西来归,虽然远远不及秋根哩、细泉子带来的东西那样叫人眼羡,却也足以叫乡下人眼红。

第二日一早,王家坊的男女老少,都赶往城里去捡便宜。我姆妈大妹子也跟着一伙大人,她倒不是想捞东西,心想能不能碰到细姑。黑子婆是细脚子老太太,否则她就要自己进城寻细姑。

满城大街小巷都是人,有城里人,更多的是乡下人。乡下人都显得兴高采烈,城里人都显得匆匆忙忙。有工人和学生打旗子、散传单、贴标语。见不到一个当兵的,也见不到一个警察。

大妹子不敢乱走,紧紧地跟着秋根叔。皇殿侧广场到处是乱扔的杂物、垃圾和燃烧后的灰堆,有的还在冒着呛人的白烟,空气中散发着腥焦的糊味。在人声拥挤嘈杂中,大妹子拉着秋根叔一步不敢放松,走到洗马池,这里更是人挤人,赛过过年赶街。店铺的门都敞开着,里面除了柜台,基本上是空无一物,地上满是废纸污物,人们出出进进,步履匆匆,瞪着一双双发绿的眼,把每个角落都瞅遍了。

走了几家店铺,大妹子一无所获,很有些失望。“秋根叔,我们去寻细姑吧。”

“这么乱,上哪里寻她。”

“黑子婆日日在屋里哭,我们帮她寻一下细姑嘛。”

“过日你细姑自己会回家。”

大妹子很不耐烦地跟着秋根叔到处乱走。实际上秋根哩也不像是来捞东西的,是不是也来寻细姑?大妹子猜不透。今天她要跟大家进城,婆婆是不准的:“不义之财要不得,人家逃难去了,你去拿人家的东西,日后会遭报应的。”大妹子是偷偷地跟着人们跑来的。

洗马池通街捡便宜的大多数都是近郊的乡下人,一个个脸上都很古怪。在沈福祥鞋帽店,满地是草包和废纸,大妹子看到有张纸头很漂亮,就拨开乱纸捡起它,原来是一双包装精美的洋袜子!

“秋根叔、秋根叔,你看你看,我捡到一双洋袜子。”

“好好好,省得你空手回家。”

正在高兴时,却见阿公也在街上,大妹子迎着跑上前去。

“爷,爷,你看,我捡到了一双袜子。”

“呵呵,我个女发了洋财。”

平常在村盘子上,大妹子对她父亲我的阿公不太亲热,连去娘家玩都很少,她心里始终恨阿公。今日得了这收获,她想把这快乐与更多人分享。

“秋根哩耶,你看到了吧,‘没收50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阿公对墙上贴着的一张通告指指点点,“我们村盘子上有几家呀?”

“有五六家吧,你屋里不也差不多嘛。”

“我才20几亩田,怕什么呀。”

“你两兄弟加起来不就有50来亩?”

阿公不做声了。

“我更不怕。” 秋根哩拍着胸,指着墙,“这是叛兵贴的,现在都开走了,这贴得有什么卵用。”

这天大妹子跟着两个大人回家,他们一路上谈的她基本上听不懂。她一直沉浸在发了洋财的兴奋之中。

几十年后,我舅舅对我说:“这可能是你阿公舍得花钱让我读书的原因。”土改时,王家坊最大的地主大野子咔鬼打了脑壳,另三户地主虽然没有打脑壳,但是土地房屋都被没收,分给了贫雇农。我阿公吹牛说:“人家早就说了要打地主,弄那多田在手上是等死。”我爹爹也吹牛说:“大野子咔鬼不晓得世事,我不跟他那样,打赤脚炙火,饿肚里放债。”

舅舅说:“你爹爹和阿公吹牛,性质不同,你爹爹是事后诸葛亮,你阿公是歪打正着,但是你阿公多少还算有点见识。”我说:“阿公也不能算事前诸葛亮,他怎么能预见22年后共产党能得天下?” 舅舅说:“当时八一起义部队对社会群众的宣传布告,都是以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说你阿公有点见识,唯一的证明就是我能上中学,当时王家坊比我们家富裕的有好几户,舍得拿儿女读中学的只有你阿公和你们家黑子婆。先前,你阿公的确没打算让我上中学,但是1928年我小学毕业就上了中学。看来你阿公在我读书的问题上是舍得花钱的,照你阿公的本事来讲,他攒钱买田的能力决不会比大野子咔鬼差,你阿公当年分家的时候只得到六亩田,经过十几年努力,在我读中学前,就有了20多亩,这也是要有点本事的,应该说你阿公有点远见。”

大妹子进城的那天,是南昌城失控的一天。起义部队在8月3 日就开始撤离南昌,只有很少的一点后卫部队在6日早上也离开了南昌。国民党右派军队的先头部队是在7 日进城的。他们进城后,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不少无辜群众被捉起来了,有些砍了头。细姑的姨妈姨夫下落不明,有人说他们跟着起义的部队走了,也有人说被捉去杀了,还有人说,被装进麻袋扔进了赣江。吓得我们家再也不敢去打听她姨妈姨夫的事。

我们乡下躲过了这场劫难。

我舅舅后来同我议论:起义部队再晚几天撤离南昌的话,国民党右派军队将会把南昌城铁桶般地围起来相关史料:刘伯承元帅曾对南昌起义敌我双方兵力做过列表记载。我方兵力:叶挺部(第11军第24师)5500人,贺龙部(第20军)7500人,周士第部(第4军第25师)3000人,朱德的军官教育团留团的部分学兵,蔡廷锴部(第11军第10师)4500人,合计兵力约20500人。蔡廷锴非共产党人,对南昌暴动并不积极,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蔡部在进贤叛变。敌方兵力:起义前在南昌城内和城厢,有朱培德警备团,王均部两个团,金汉鼎部一个团,刚由外地开来的第6军一个团,南昌卫戍司令部警卫队,省府警卫队以及一些宪兵、警察武装,共约五六千人,所以暴动作战两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但是在南昌外围敌军力量是很强大的,江西周边计有敌军兵力共约117000人,起义部队若固守南昌,没有取胜的可能。,要是那样,那么其结果,起义部队无论是弃城突围,还是顽强坚守(起义部队投降是绝对不可能的),都是一场巨大的伤亡灾难,这些伤亡不仅仅是军人,更多的将是老百姓。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感到庆幸。历史不能重演,历史不能“如果”、“也许”。如果可以“如果”,我可能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这篇小说也许将由另外一个人写出另外一个模样。

应该说当年南昌郊区的人们是幸运的。没过几天,一切都恢复了原有的平静。男人们下地做事,女人们去池塘边洗衣洗菜,有人卖田,有人买田,白天知了叫,夜里蛤蟆叫。只是,大孱结巴子的茶铺里多了许多发洋财的传奇故事。

黑子婆不哭了,也不到处求人寻细姑。但是,大妹子却发现她的行为有些古怪。西头后间房里,原先大妹子是可以随便进出的,现在一天到晚关得紧紧的,推都推不开,而黑子婆并没有在里头,哪个在里头呢?

这样的疑问大妹子持续了好几天,问我婆婆,婆婆一脸气恨恨的样子:“你不要多她屋里个事,不要问来问去!”我婆婆已经和黑子婆闹得不说话,不愿参与西边的任何事情,并警告大妹子不准多问细婆家的任何事情。

又过了一些日子,一天深夜,突然听到西头房里吵得嗵叫,接着又吵到堂屋里。大妹子被吵醒了,从床上爬起来,出房门来看,吓了一跳:细姑,还有那个南兵连长!黑子婆,三佬子罗汉,四个人在堂屋里扯成一团。三佬子罗汉挣脱出来,慌忙向门外跑,在天井里拌到石阶跌了一跤,急急爬起来又走。那个连长手里拿着一把驳壳枪,好像要对住三佬子罗汉打,细姑拖着连长的手。黑子婆早已赶过去,帮助三佬子罗汉打开了头门,弄得连长一直不好开枪,三佬子罗汉逃了出去。

黑子婆跌坐在地上,直喘大气。

连长把枪放在桌上,掏出一支烟来抽。

大妹子扑上前去,抱住细姑大哭起来:“细姑,你到哪里去了?”

细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有好多眼泪滴落在大妹子脸上。

我婆婆此时在房里喊:“大妹子,快去睏觉。哭什哩,哭,不晓得着羞。”

细姑掏出手绢子,自己抹了一把眼泪,又给大妹子抹干净了:“大妹子,睏觉去,细姑明日跟你玩。” 细姑转身去跟连长说话。

正说着,秋根哩急急忙忙从外面跨进门来,细姑和连长躲避不及,干脆也就直瞪瞪看着他。

“叶君子,连长啊,你两个快些走,刚脚正根哩跑来跟我说,他们那房男人准备来捉你和连长,正在准备扁担、麻绳,还有梭镖,三佬子罗汉自己到乡里报信去了。快脚走,快脚走。”

“你去前头大路上望着,我马上就走。”细姑和连长商量了一下,就去房里收拾东西。很快提了一个布包袱出来,示意连长一道出门走。这时,大妹子才发现,连长右脚有些拐。

黑子婆一把拖住细姑:“你要到哪去呀?”

“我要到哪去?我要去死,你跟我去不?”

那连长也对黑子婆说了几句,可是黑子婆听不懂,大妹子也听不懂,但听得出他的口气倒是很和善的,大概他那意思是过几日就会把细姑送回来。

说着他们已经走出门外。黑子婆跟出门扯住不放,细姑推了一把,黑子婆跌倒在地。

大妹子也赶出门来:“细姑,我想跟你走。”

“不关你细人子个事,进去睏觉,不听话我不喜欢你!”

细姑和连长匆匆走了。大妹子从地上扶起已经哭不出声的黑子婆,看着细姑消失在夜幕中。

大妹子后来对我说,有些事她是过了些时慢慢才晓得的。事后她才想起,为什么黑子婆好几次在天井里晒白夏布,她弄不明白黑子婆要那么多布条做什么用。原来起义部队撤走的第二天夜里,细姑带着右脚受了伤的连长悄悄回到村里,躲在楼上养伤,好在没有伤到筋骨,个把子月好得也差不多了。不想那天夜里被三佬子罗汉撞破。

我小时候对姆妈的这番话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后来我舅舅却点醒我问:“为什么会在晚上被三佬子罗汉撞破呢?三佬子罗汉怎么半夜三更进到你们家去的呢?当年传说,是三佬子罗汉下黑手杀死你们家细爹爹,看来不是无端的说法。”

原来,三佬子罗汉早就霸占了我们黑子婆,久不久半夜三更摸进我们家来。大妹子那时小不晓得头脑,后来大了,明白了,但这是我们家的耻辱,当然也就不会对我这孩子说破这一点。那天晚上我婆婆骂大妹子“不晓得着羞”,实际上是骂黑子婆,多少也带着有点骂细姑的意思。实际上我婆婆早就看破了,家里多了两个人,瞒得了小孩子,如何瞒得了大人?想必因此细姑对三佬子罗汉和她母亲黑子婆早已恨之入骨,对我婆婆大概也没有什么好感。这样的一个心态,她离家之后还会回头望一眼吗?

后来我问舅舅:“连长要开枪打死三佬子罗汉,细姑为什么要阻拦呢?”

“你想想,枪声一响,会招来什么?一个外乡人要是在我们村上,别说是把三佬子罗汉打死了,打伤任何一个人,他能走出王家坊吗?这一点细姑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有几个问题我们谁也没有搞清楚,是三佬子罗汉听到楼上有动静惹发的?还是连长听到楼下不尴尬惹发的?或者是细姑无地自容忍无可忍而爆发的?”

那日差不多天光的时候,三佬子罗汉带的几个军警赶来捉人,扑了个空。好在我爹爹那段时间逃得不知去向,否则他得当灾。没什么理好讲,黑子婆被捉去关了起来。我婆婆万般无奈,把黑子婆仅剩的三亩田搭上我们家两亩典了,凑了100块现洋,把黑子婆保了出来。

细姑从此一走,再无音信。

黑子婆见人就打听细姑的去向。

若干年后,王家坊关于我们家细姑的传说,五花八门:有的说她们逃离王家坊没走几久,就碰到军警,细姑被抓走了,连长被打死了;有的说他们当时逃脱了,后来细姑参加了长征,死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有的说她没有去当红军而是去了上海,做了官太太;有的说她是抗日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打死的。尤其是解放后,说法就更多了,有的说她去了台湾,有的说她在北京做了大官;有的说她本人官不大,老公是国家领导人某某;有的说不是某某的老婆,而是某某某的老婆。相信不同说法的人常常因此发生争执。一直争到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始终不见细姑回来过,也没有任何音信回来;另一方面,不管多大的官,什么老底都揭出来了,她能跑得掉吗?怎么从来没见外调的人来村上查她的底细?

1966年秋天,我和三巧子一帮同学到北京串联,黑子婆怀着极大的希望,千叮嘱,万嘱咐,千万千万一定一定要打听到细姑。呵,我一个蚂蚁似的中学生,能去到北京摸一摸天安门城楼的墙脚,当然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已经是一生最最最大的幸福,一个乡下来的崽哩子,还能在北京做什么!我从北京带回两盒蜜枣,毫无疑问也是要给黑子婆尝几颗的。我说:“细太子,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蜜枣,不晓得几好吃,你尝几颗。”我故意撇开话题,老人家瞟都没瞟蜜枣一眼,而是两眼直直地瞪着我:“你细姑婆呢?你寻到了你细姑婆吧?”老人家已经年过70了,两眼浑浊,逼视的目光有如烧透的炭火叫我害怕。

“我到北京只住了几日,连北京有几个门都没摸清楚。下回着,过个把子月我还要到北京去。”

在黑子婆去世之前,我没再去过北京,当然,即使去了也枉然。

细姑出走之后,黑子婆的田也卖光了,她只有靠给人做针线缝补勉强维持生计,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我爹爹接济,公社化之后,她吃五保直到终老。当王家坊的人们不再有我们细姑的传说以后,黑子婆的生命也熬到痰干气绝。几十年了,她一直独锅煮饭独自吃,我当兵离开家乡前两天,把她那歪倒的炉灶重新砌了一下。那时我年少,没觉得离别亲人有什么要紧。我离家后没几天,黑子婆去世了,那年,她78岁。

本来每一次出现新传说,黑子婆都兴奋异常,就到处求人帮忙寻细姑,被求的人当面都答应得好好的,转身就嘲笑她。后来有好事者把嘲笑她的话凝聚成一副对子:“王宝钏十八载寒窑望夫天遂人愿;黑子婆四十年磕头寻女盼瞎双眼。”于是再演变成两句本村独有的成语,一句是,形容梦想要不到的东西还老不死心:“黑子婆望女。”或者,形容找一件没指望找到的东西而总不放弃:“黑子婆寻女。”

我舅舅则有另一番说法。

我舅舅比我姆妈大两岁。姆妈说阿公为了让儿子读书而不养女儿,重男轻女是肯定的,但不能完全说是省钱让儿子读书。舅舅一直读到大学毕业,那个年代在我们乡下这是极为少有的,许多地主都舍不得花钱让子女读大学。我舅舅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后,我姆妈常常数落阿公:“你扒泥巴扒生扒死供崽读书,他功成名就,又供了你什哩?他在城里享福,你不还在乡下扒泥巴?”阿公被我姆妈骂得气不过,想想也是,就在某一天,去到南昌城里,找到我舅舅做事的机关,门前石阶上一坐,等我舅舅下班。

看门的老头问:“老表哥,你坐在这里做什哩?”

“等我崽。”

“你崽是哪个?”

“长根哩。”

“长根哩?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人。”

“长根哩是小名,大名叫方尚卿,方圆的方,高尚的尚,公卿大夫的卿。”

舅舅在家乡读小学用的名字是方长青,后来在城里匡庐中学读书用的大名也是族谱名方尚卿。

“姓方的?姓方的只有一个叫方良的。你等他做什哩?”

“接钱。”

“接钱?”

“接钱!怎么能不接钱?他娘怀胎吃营养要钱,生他请接崽阿婆要钱,买褯片要钱,买褂子要钱,买裤子要钱,买夹袄要钱,买棉衣要钱,请郎中要钱,捡药要钱,买零碎要钱,买摇鼓咙要钱,上学要钱,买书要钱,买本子要钱……”他一口气说了几十种钱,听得看门的老头目瞪口呆,便不赶他走,和他说笑聊天玩,直等到我舅舅下班从机关里出来。

我舅舅的小名和他有这么个出口秀的老父亲,在机关里广为流传。以后,每到关饷(发工资)的第二日,阿公便准时出现在机关门前的石阶上,成为一道风景。有喜欢逗的人见了,问他:“老人家,你又来做什哩呀?”

“做什哩,接钱。”

“接什哩钱呀?”

“什哩钱?接崽阿婆钱,褯片钱,褂子钱,裤子钱,袄子钱,扣子钱,买米个钱,买盐个钱,买油个钱,药罐子钱,炭炉子钱,零碎钱,棒糖钱,柿饼钱,水笔钱,本子钱,胡琴子钱,笛子钱,伙食钱……”

听说,最多一次他一连气说了一百多种钱。围观的人听得笑到肚子疼。我舅舅一听说他来了,慌忙赶到门口,把预先准备好的钱,塞到他手里,责怪道:“你硬越老越不怕现世!”阿公也不恼,接了钱就来归。来归以后就坐到茶铺里摆脸,讲《三国》不要听众凑钱买酒,自己买一包瓜子打二两酒提神。

解放后,舅舅作为留用的旧职员仍然在省政府工作,政治上虽然受歧视,工资待遇倒也不低,因此关饷的第二日,仍旧是阿公来要钱的日子。接钱的喜剧演到1957年结束。

舅舅成了右派落了难,姆妈又数落阿公:“都是你拿他读得书好。”

阿公摇头叹气:“果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个话得正。”

我和舅舅在一起交谈的机会并不多。他一直在城里工作,很少回乡下来,他被打成右派送去农场劳改的时候,我还不太懂事。1965年阿公去世,他回家奔丧,我见过他一回。后来我去当兵,更难得有机会见到他。我们在一起谈论王家坊陈年往事的时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舅舅彻底平反,从成新农场回到南昌工作。1980年,我在北京进修,他去出席全国文代会,我们相隔15年才见面。我去看他的时候,同室的叔叔以为我是他儿子,外甥多像舅,我们的确长得很像。能有解放军军官“儿子”,老右舅舅很得意,高兴得要命。

舅舅谈起我们家细姑,原来也有很多话说:“你们家细姑,我应该叫她婶。你姆妈说得不错,她的确长得很漂亮,非常之漂亮。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跟她同班读过一年书,我那时候做过要娶她为妻的白日梦,尽管她比我大六七岁。你说我对她的印象能不深吗。她出走以后,王家坊有许多关于她的传说,我都将信将疑,但是没料到,我后来居然真的见到了她!那是1938年底,日本鬼子攻陷南昌,我们省政府机关迁到赣南,我在泰和参加了经国先生领导的抗日青年战地服务团。1939年5月,我被派到桂林培训。”

一天,舅舅和几个同事去七星岩玩,走到花桥看到一个人很面熟,啊,那不是王叶君吗?他起先不敢认。细姑正和两个同伴一道走,脚步匆匆忙忙。舅舅仄转身跑回桥头,迎面看她走过来,终于确信不疑,便叫道:“叶君婶子!”

细姑起先很愕然。舅舅用我们南昌乡下土话说:“我是王家坊个长根哩呀,认不得我啦?”

“啊,认得,认得。”细姑看了身边两个同伴一眼,“我现在急到有事,你过日有空到三多路7号来找我。”说完匆匆而别。

舅舅急不可耐,第二日傍晚就抽了空,找到三多路7号,一问,看门的说:“我们这里没有叫王叶君的人。”

舅舅反复作了说明,并亮出了自己的身份。看门的只会摇头。

弄得舅舅一头雾水,昨天听得清清楚楚,如何会出错。后来终于打听到:三多路7号是新四军的一个办事处!

“我打听到这个情况,心里踢突一下:事情可能搞糟了。像我一样,她可能早就改名不叫王叶君了。参加抗日后,怕给家里添麻烦,我改名方良,一直沿用至今,家乡人现在都不知道我的这个名字。你们家细姑可能也是如此,甚至根本就是为了脱离你们家和我们家而改了名,如果这一点她没有隐瞒组织,或是组织上要求她改名掩护身份,倒也关系不大,要是组织上不知道过去的这些底细,再加上我一个国民党方面的人来找她,她的麻烦就大了。”舅舅40年后说起这一点,仍然满脸紧张,额头冒汗,因为“文革”余悸仍在。“我们搞不清楚,细姑是怎样参加新四军的,十年之中她走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曲折道路,她有没有跟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我想,最有可能的是,当年她和那个连长逃出王家坊后,没有赶上起义部队,但是找到了地下党,走上白区斗争的道路,直到抗战爆发参加新四军。”

舅舅每当想起三多路找人那件事,心理负担很重,更加不敢和家乡任何一个人提起他们的桂林之见。解放后,舅舅作为一个旧职员,也只能悄悄从侧面打听。1956年去北京开会,意外得到一条线索,但想到要接受当年在桂林的教训,不敢贸然直接去核实,拖到第二年,舅舅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事从此便不了了之。

“我们根据你当年那条线索,再找找看如何?”

“我想,可以试试,不过,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我们能不能确定,解放后,她还活着?”

舅舅犹豫了片刻,挺有把握地说:“我想她应该活着。”

“那她为什么既不回家,也不和家乡任何人联系呢?”

“她心里的怨恨可能始终没有消除。”

“假定你在桂林对她的访问给她惹下了麻烦,那会如何?”

“我不敢想,从来不敢想,我一想起来就怕。你的假定如果成立的话,她当时能通过审查,文化大革命也躲不过灾难。”

“也就是说,她现在还活着的可能性很小?”

“是的。”

我和舅舅真的做了一些寻找细姑的尝试,舅舅那时在北京的时间只有五天,当然,毫无收获。

到90年代,我姆妈很少再和我谈她的细姑了。有一次,我们偶尔间又说起寻细姑的话题,我突然想起我看到的一则报道:当年我们江西有个农家姑娘,也是一个童养媳,跟着红军走了,好不容易爬雪山、过草地,真像是唐僧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本该成了正果,可是跟着西路军去打仗的时候,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被迫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后又逃离,辗转走过七八个省,最后回到我们江西老家,还是做了一个普通农妇。

我年迈的母亲听了,眼神里淡然,顺口说出一条谜语:“水里脱了前世个壳,飞来飞去寻高阁,这里落、那里落,背上只有四片膜。”

我吃了一惊,不知是叹服还是顿悟。儿时我在煤油灯下听她给我说故事的时候,她打过这条谜语,40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谜底。这条谜语在我们家乡,不知传过多少代人了。然而,到我往下一代,恐怕是再也无法传下去了,因为我这一代的下辈人,从来没有在乡村生活过,不晓得蜻蜓的生命历程,根本不可能破解这条谜语。现在,王家坊的少年儿童也是不可能猜出这条谜语的,因为彭家湖没有了,青山湖已经不具备蜻蜓的生存条件。王家坊已被城市吞没,孩子们只有在电视上或偶尔郊游才见得到蜻蜓了。但是,他们很难了解蜻蜓生长的过程。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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