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率军与突厥军激战于灵州之硖石(今青铜峡)，自早至晚，突厥战败，退于贺兰山后。“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李世民一面贿赂突厥，一面亲自到渭河边与颉利对话，突厥得到巨资后才退兵。突厥军退兵后，李世民在北部设置12个军，驻兵以备突厥。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战败被俘。此时，突厥降唐10万余众。至此，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突厥军攻掠之患平息。
2.大败吐蕃兵
吐蕃是唐朝初期新兴的部落，原来和唐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唐朝后期，由于边将的挑动，唐与吐蕃的战争频繁起来。
吐蕃军南下，攻占原州、盐州以后，把矛头指向灵州。其间发生了朔方军副元帅兼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被逼举兵叛唐事件。广德二年(764年)一月，仆固怀恩从河东前线带领叛军返回老家灵州，杀死灵州守将浑释之，鼓动一些旧部一举占据灵州城，计划与吐蕃军联合进攻唐都。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九日，仆固怀恩死于鸣沙，吐蕃军也缩回原州。朔方副将李怀光便乘机于闰十月光复灵州。唐廷立即任命路嗣恭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处理善后，一场危机暂告平息。从大历二年(767年)开始，吐蕃军重新实施占领灵州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比较大的战斗有近20次。吐蕃在灵州用兵期间，指挥部设在离灵州不远处的鸣沙，经常从鸣沙派兵侵扰灵州四周的战略要地，破坏灌渠，践踏庄稼，掳掠财物和人口，企图孤立、围困灵州军民，达到不战而胜的结果。大历三年(768年)八月，吐蕃大将尚悉摩指挥10万人攻打灵州；八年(773年)八月，吐军6万余骑攻打灵州，并破坏城外七级渠（今秦渠）。吐蕃兵蹂践毁坏禾稼而去；十三年(778年)二月，吐蕃大首领马重英一面指挥4万余人攻打灵州，一面又分兵在河西大肆破坏水利设施，“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吐蕃下》）；贞元八年(792年)四月，吐蕃军围攻灵州，并占领水口城。
长庆元年(821年)一月，吐蕃攻击青塞堡。十月，吐蕃派使者尚绮力陀思来请求和谈，唐派大理卿刘元鼎为谈判代表，在京都长安西郊准备谈判。谈判刚要开始，吐蕃精壮骑兵集结鲁州，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发兵与吐蕃军迎战于大石山下(“大石山，在鲁州东南。鲁州，六胡州之一也，在灵夏西河曲之地。”《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二)，大败吐蕃军3000骑兵，杀死260余人，致使吐蕃再派使者赵国章，持宰相信币，与唐议和。
一直到唐朝灭亡时，唐军牢牢坚守灵州孤城，吐蕃军从来没有能够进入这座城池。
3.河西平叛乱
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党项内附20万人，散居于灵州、夏州(今陕西横山)之间。居于灵州和甘肃庆州之间的党项诸部，五代时称“西路党项”。西路党项经常抢掠从河西到内地的回鹘贡使和商队，“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严重影响了中西陆路交通。
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以康福为凉州刺史，朔方、河西等军节度使驻灵州，开始直接管辖灵州所属党项诸部。康福采取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办法，使灵州连年丰稔，稳定了党项部落。长兴元年(930年)二月，定远军使李匡宾，占据保静镇(今永宁仁存境内)作乱。康福率军从灵州渡河，在青铜峡叶升堡附近与叛军作战，平息了此次叛乱。
长兴三年(932年)五月，踞夏州的党项人劫掠灵州，其首领被康福诛杀，余皆降附。同年七月，党项再次入掠灵州，康福又率军与之作战，党项败退，康福直追败军至贺兰山后而还。
第二节水利开发与农牧业发展
一、移民与文化开发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通常是指狭义上的中原地区，即黄河中游。但在历史的延续过程中，华夏文明却不断向四周扩展和辐射，不但渗透于中华大地，还辐射和影响到中国周边的邻国。在中华文化从发源地向四周扩散、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迁徙的人群起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再加上传播媒介和交通工具的局限，文化的传播就离不开人群迁徙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自身的迁徙和流动。在早期，人几乎是文化唯一的载体。人口的迁移，实际上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的流动；所以移民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运动。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往往导致文化从一个地区扩散、传播到另一个地区。民族的迁徙与民族文化的相互传播，不仅是中华民族各个原始族群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古代人类社会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宁夏在历代都是一个移民区。不间断的外来移民，为宁夏带来的是不断融合、不断更新的多元文化的丰富内涵，包括历代以各种形式流入宁夏的人口，都对宁夏的历史文化交融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部分。狭义的文化概念，是指精神生活过程和精神生产的成果，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移民文化根植于移民社会之中，是移民社会人们心态、观念和思想的体现。
青铜峡的学术文化、军旅文化和建筑文化、宗教文化等，都与屯田、移民分不开，屯田、移民形成和发展了青铜峡文化。
二、少数民族迁徙式移民和军事屯田式移民
隋唐五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是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宁夏境内，依旧是这一时期多民族迁移驻足的地方。隋唐时期的移民，有两种形式：一是民族迁徙式移民；二是军事屯田性的移民。
隋唐时期，来自于北方的突厥民族不时南下侵扰。尤其是唐朝前期受战争的影响，移民屯田规模相对较小，加之此时还没有设立大的军镇，军队驻扎相对分散。朔方节度使设立之后，驻军大增，辖境内驻军的粮饷供给，除部分由朝廷补给外，主要靠屯田来提供。唐朝开元以后，由于军事制度发生变化，戍边的士卒长期驻守防地，政府允许携带家属。这样一来，这些长期守边的军队，实际上已转化为从事屯田的军队。此外，还有迁徙贫民屯垦、流放安置罪犯的屯垦，都是当时屯垦的表现形式。隋唐时期屯垦地域，大多在西北边疆，银川平原是主要垦区之一，成为主要的移民迁入区。
1.民族迁徙式移民
隋(581～618年)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其中属于宁夏的建制有二：平凉郡，治平高县(今固原)；灵武郡，治回乐县（今吴忠），辖银川平原。隋朝的建立没有经历大的战乱，但仍面临北方突厥的威胁。为防止突厥南进，隋文帝把灵州和原州作为边防重镇，派精兵良将镇守。隋继承北魏的屯田政策，在长城以北地区和河西走廊的屯垦取得了显着成效。开皇三年(583年)正月，“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隋书》卷二十四）隋开皇五年(585年)郭衍就任朔州总管，管辖境区“北接番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余石，民免转输之劳。”（《山西通志》卷九十五）同时，隋朝征发役夫3万人在宁夏、陕西境内修筑长城，以抗拒突厥的侵扰，保护屯田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史载：“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隋书》卷二）也为这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初推行均田制和轻税人官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宁夏地区人口迅速增加，《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依据《隋书·地理志》的推算认为：隋大业五年(609年)宁夏有人口27500多户，已接近西汉后期人口数。可惜好景不长，隋的统治即发生动摇，隋炀帝的残暴激起各地的反抗。宁夏灵武也爆发了白瑜娑领导的农民起义，自北周开始较为兴盛的经济有所衰退。
唐代分全国为十道。宁夏属关内道，北部地区设灵州总管府，管辖回乐(今吴忠)，弘静(今青铜峡北)，怀远(今银川市东)、灵武（今青铜峡邵刚)，鸣沙(今中宁县北)等县。后又分宁夏为六州：原州、灵州、盐州、威州、雄州和警州。
唐初仍遭受突厥侵扰，唐王朝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除利用以灵、原二州为中心对突厥进行军事打击外，还利用优抚政策进行笼络。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赴灵州接受铁勒部朝贺，结束了与其长达26年的民族纷争。唐统治者吸取隋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招抚失地流民，按人数分给田地和工具，使生产很快得以恢复。灵州是唐安置内附民族的重要区域，唐统治者对在灵州地区移民屯田颇为重视，因而灵州人口数量增加很快。
2.军事屯田式移民
军屯是唐代发展边镇农业的重要措施。政府规定：凡均州边防镇守，转输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命令戍边将士因隙地置营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九月，唐王朝下诏书“袭隋府兵之制”，设置军府，实行“寓兵于农”政策。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左饶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率军屯田灵州。
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巡幸灵州，令“建立廨舍(屯田办事机构)，开置屯田”。到高宗、武后时期，屯田已经成为定制。武则天天授初年(690～692年)，调任殿中侍御史娄师德赴灵州地区监督管理屯田事务，“往还灵夏，率卒屯田，积谷数百万(石)，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旧唐书·娄师德传》卷九十三）。因屯田有功，娄师德被任命为宰相。武则天召见娄师德时说：“王师外镇，必籍边境营田”(唐称屯田为营田)，说明唐王朝对军屯实边的重视。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且耕且守，军屯数量增加。
安史之乱后朔方郡境内再度出现屯田，奏于灵武，邠宁起营田。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翰林学士陆贽担任宰相，因陇右道(灵州属之)已被吐蕃攻占，边防军队饷糈绝断，建议废“番替防秋”之制(西北边疆常驻中原江淮之兵，轮番更替)，将防秋军士一分为三，募集其中一部分，发给衣服粮食工具，鼓励就地屯田耕种，经过一年的收成，要求能达到自给自足，如果有余粮，官府则高价收购，以此“务奖营田”，鼓励屯田的积极性。银川平原田林网德宗认为此项制度“既息践更征发之烦，且无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为农。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论哉！”（《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八十九）。防秋制度的废止和变化，说明当时军事营田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得不将营田转让给退伍军士及百姓经营。
唐代大规模开发移民以元和年间最为兴盛，《新唐书·食货志第四十三》记载：“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说明唐中期进行过大规模移民屯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