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导入
请××导游于2011年5月1日接待日本旅游团一行20人。
工作要求
1.对日本旅游团进行人员、教育背景等结构分析。
2.了解合同要求，熟悉旅游路线。
3.熟悉背景知识，做好讲解准备工作。
教学要求
1.要求学生熟悉在接到带团任务后应当做的准备工作。
2.要求学生分析该旅游团队的特点。
3.要求学生掌握查阅、搜集相关资料的方法。
4.要求学生撰写带团计划与模拟讲解导游词。
实践场所桂林市七星公园内栖霞寺。
背景知识
教学要求：利用多媒体、实训室讲解背景知识，培养学生学习和总结知识的能力。
1.1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概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最重要的内容表现为思想文化。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要的脉络，即儒家学说和道教文化。
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及在其基础上所产生的道教文化，则是儒家学说的对立面和补充，构成中华文明的另一主干。
另外，外来的并被中国化的佛教文化，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第三个维度。
1.1.1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演变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从远古到西周王朝的衰落
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算起，到西周末年结束，大约经历了250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萌发期。夏代以前的历史多为传说，当时的思想文化，我们无从深论。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则渐趋明晰，特别是商、周时期的思想文化，在出土的甲骨文、钟鼎文及《尚书》等文献中可以略窥大概。人们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些范畴体系，及礼仪规范、道德观念等。
周王朝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礼仪制度文化，但在经历了成、康、昭、穆四代的鼎盛时期之后，也开始走向衰落。到了西周末年的幽、厉之世，周代文明赖以建立的一些思想基础，例如“天命”、“德”等，开始遭到怀疑，于是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的迹象。
周代文明的衰落，迎来了中国思想文化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到西汉儒学独尊
这个时期经历了五六百年，是中国思想文化基本内涵的奠基时期。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衰落，四方诸侯争雄称霸，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呈现为不同的学术思想之争，旧的礼法制度的松弛、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不同思想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条件，于是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时代。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一方面以继承前代文化传统为己任，另一方面又适应时代的变化因革损益。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等从不同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同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农家、阴阳家及兵家、术数、方技等各种学说流派和技艺纷纷涌现，产生了老子、庄子、墨子、杨朱、商鞅、吴起、惠施、公孙龙、韩非子、邹衍等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观点各不相同，有的甚至针锋相对，但却都具有原创性，都包含着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政治经济、礼法制度、伦理道德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思考。
至秦朝建立，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秦始皇的文化专制政策而中断，但在西汉初年因废除“挟书令”，诸子学说又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汉初的思想文化仍然相对多元，儒、道、法各家学说继续在竞争中相互交融。秦汉之际及汉初，仍有吕不韦、李斯、陆贾、贾谊、晁错、司马谈、刘安等代表不同学说流派的思想家，产生了《淮南子》等重要着作。与此同时，统治者有意寻求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董仲舒适应此种需要，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兼采其他各家学说，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春秋末年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创造、争鸣、整合的盛况告一段落。
3.从佛教的传入到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
这个时期大约经历了九百年，是中国传统文化吸纳外来的佛教元素而发生变化的一个时期。西汉文景之治积累的社会物质财富和汉武帝时期思想整合的文化效应强化了汉朝的中央集权统治，维护了社会稳定，在一定时期内保障了汉代文化进一步走向繁荣。但是，天人感应的理论与儒学对思想文化垄断的弊端也逐步呈现，遏制了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到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伟迷信结合，受到桓谭、王充、仲长统等思想家的猛烈批判，儒学思想统治和汉朝的政治统治一道走向衰落。
佛教思想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汉朝时传入中国，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的影响也开始日益扩大，并构成对专制王权的威胁。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已难以维系人心，名教秩序面临崩溃。应运而生的玄学思想，试图引入道家、佛家思想重新阐释建构中国的文化思想，取代已经失效的儒家谶纬神学。南北朝时期，相应于各民族之间频繁的战争和人员交流，儒、道、佛思想也在社会各阶层中以不同形式得到发展，各自产生了一些大学问家和思想家。他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交融，对中国的哲学、伦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都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深刻影响。
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儒、道、佛采取兼收并蓄、综合利用的政策，以维护社会稳定，调和社会矛盾。唐朝一方面大力扶持佛、道等宗教，另一方面又编纂颁行《五经正义》，继续利用儒家思想。这一时期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宗派，进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
特别是作为佛教中国化产物的禅宗，影响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不满于三教并立的矛盾，有感于政出多门的混乱，在文化思想界也逐渐出现以儒家思想为主，整合三教使之合一的呼声，甚至出现了维护儒学正统，排斥佛、道的思想主张。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而衰，知识界对佛、道宗教有神论的批判也日趋尖锐。韩愈等倡导儒学，维护道统，发动对佛教和道教的斗争，试图通过重建儒家的仁义道德和纲常秩序来挽救遭受藩镇割据危害和寺庙经济拖累的唐朝社会。韩愈的“道统”学说成为宋代理学思潮兴起的先声，同时标志着汉代以来佛教在中国的大规模发展和渗透达到了一个必须终止的极限。佛教终于未能取代儒家成为中国的国教，也未能成为可以和王权相抗衡的宗教势力。中晚唐以后，除了禅宗以外的大部分佛教宗派逐渐走向衰落。中国文化思想又进入了新一轮自我整合调整的时期。
4.从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到明代心学的衰落
这个时期大约经过了七百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进行调节整合，走向复兴而又由盛而衰的时期。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文化上废武尚文，重新利用儒家纲常礼教来维护社会稳定，理学思想应运而生。
理学思想继承早期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且更加体系化而富于实践理性的色彩。它以“先天太极”宇宙论为出发点，以“天理”为形而上学本体论基础，整合传统儒学思想范畴，建立起更加精致而庞大的哲学体系。同时这个体系里也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内容和思辨方法，实现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整合，以新的面目完成了自我文化认同。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成为继孔子之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产生巨大影响的又一伟大思想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理学为统治者所采纳并大力加以推崇，成为宋、元、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期间元朝虽然是由蒙古族统治，但元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也逐渐采纳并利用儒家理学来进行统治。这次文化整合再次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将宋、元、明时期的中华文化保持在世界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在理学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派别，理学体系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也不断外化，体现为分道扬镳的不同学术趋向。一方面出现了倾向于唯物论的“气”本体论和崇尚功利的“事功”之学，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更加倾向于主观唯心论的“心学”。“心学”的衰落，表明从宋代理学开始的一轮文化思想复兴走完了它的逻辑历程。
5.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至今
这个阶段至今已经经历了差不多四百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重大冲击和挑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与西方文化思想进行碰撞、对话、交流、吸纳、融合，从而使自身获得新鲜血液的发展时期。
明末清初，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已经盛极而衰，而努尔哈赤入主中原又给这个古老的社会制度打了一针强心剂，把它垂老而长寿的生命及其表面的繁华又延续了两百多年。但是，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从明朝后期开始，又一种外来的文化因素已经渗入并开始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
明末徐光启等人成为首批接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西方传教士不仅传授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西方宗教观、宇宙论、价值观，而且也附带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这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加上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自身的衰老与腐朽，对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明末清初一批启蒙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已经开始对传统文化中那些直接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观念、制度等发起严厉的自我批判。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沉重打击了大清帝国的社会政治基础，也彻底打开了中国文化封闭自守的大门，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直接面对一种异质强势文化的挑战与冲击。又经过百年沧桑，几代中国人的艰难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风暴、战火硝烟、外敌入侵、天灾人祸、军事对抗、经济改革、贸易摩擦等无数历史事件中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流，同时不断进行着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与自我重构……。
到如今，我们似乎已经看见中国文化及其思想传统在经历了“凤凰涅盘”之后获得再生的曙光。
1.1.2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天人合一，物我交融
“究天人之际”，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个重大的根本问题，历代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曾发表了不尽相同的观点。但总的来说，“天”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客观性及自然界，而“人”则是指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精神意志，人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和人的创造。在西方文化中，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一个预设的前提，用中国的话来说也就是天与人、物与我是二元对立的。而中国传统思想则持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强调天与人、物与我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不可分割性，强调“天人合一”。
从哲学观上来说，“天道”与“人道”是贯通的，“人道”乃是“天道”的显现并且以实现“天道”为价值旨归。从伦理道德观来说，“天理”与“良心”，与“人性”是相通的。从自然生态观来说，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之命在天，人的生命乃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以自然界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中国传统思想把这种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境界当做一种文化价值来追求。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认为人的一切活动与创造，都应当以顺应“天道”、不违逆自然为限度。
2.道器不离，体用不二
《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的关系也就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形而上的“道”是无形的法则，形而下的“器”是有形的物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倾向于强调道与器的不可分离。中国哲学家普遍认为道存乎器用，寓于形器之中，并非在形器之外另有一个“道”的世界。“道器不离”的思想特色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注重对具体事物的把握，重视实践与功用，关注现实的问题，善于在感性直观中去把握和表达理性和抽象的道理。
与“道器”密切相关的另一组概念是“体用”。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特征，是强调“体用一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着差别，就是不太倾向于脱离现实的、人的世界，去探究天上的、神的世界；不太倾向于脱离具体的事务和社会实践去探究纯粹抽象的理念。西方文化中那种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分裂与对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那么明显。这些都与“道器不离”、“体用不二”的思想特征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
3.仁民爱物，以人为本
视天下之人为自己的同胞手足，把世间万物看成与自己气息相通，从恻隐同情之心出发，以善良仁爱之意待人接物，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提倡的一种基本价值和精神。这种精神以性善论和血缘亲情之爱作为理论基础，倡导一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伦理道德，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