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汉安帝下诏书为王圣(安帝的乳母)兴建“连里竞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土木工程十分浩大。杨震见安帝昏庸任性，便上书进行劝谏，说当今朝廷用人净是“海内贪污之人”，他们大肆受贿，搜刮民脂，全国上下怨声载道。朝廷如不改弦更张，仍然如此劳民伤财的话，势必造成“财尽则怨，力尽则叛”的大乱局面。他的清正廉洁之言自然遭到一些人的嫉恨。宦官佞臣樊丰、周广等乘皇帝外出东巡泰山之际，簟造假诏书，大兴土木，争相扩建自己豪华的房屋，被杨震察觉。他拿到假诏书，准备皇帝回京时告发。樊丰等人得知后，惊慌不安，于是就谋划陷害杨震，诬告他对皇帝不满，有怨恨之心。昏君安帝也不辨别清浊善恶，下诏收回了杨震太尉印绶，罢免了杨震的官职，遣归乡里。消息传出后，京师为之震动。以前的同僚、部下门生及亲朋好友在城西夕阳亭为其送行，群情激愤。杨震慷慨悲愤地对众人说：“人都有一死，我不在乎。但我痛恨的是，对那些狡诈奸猾的贪官污吏却不能加以诛杀清除；我厌恶的是，对祸国乱政的女人却不能加以禁止杜绝。我死后，要用下等杂木做棺材埋葬，只要裁一块能盖住尸体的布单就行了，不要运回祖宗坟墓，不要祭祀。”一代忠臣，愤不能为国诛除奸臣，怀着满腔忧愤饮鸩而死。杨震一生清贫廉洁，其高风亮节，足以光耀千秋。
杨震去世的同年冬天，安帝驾崩，顺帝即位，处死了罪大恶极的樊丰、周广等奸臣贪官，为杨震申冤昭雪，并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用三公的礼仪把杨震改葬在华阴潼亭，也算是给这位社稷忠臣的在天之灵一丝安慰。
邓禹——东汉开国勋臣和首任宰相
邓禹(公元2-公元58年)，字仲华。新野城郊乡板桥铺村人。东汉开国勋臣和首任“宰相”(大司徒)。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他奉命率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王匡南攻，收降刘嘉，击败延岑，迫使延岑逃奔汉中，余部皆降。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邓禹被定封为高密侯。后被免除将军职，以特进行朝拜之礼。他淡泊名利，待人敦厚，孝敬父母。中元元年(公元56年)，邓禹复任宰相。显宗即位，感其功高，拜为太傅。永平元年逝世，谥元侯。永平中，显宗追念邓禹开国功勋，诏画师绘其像于南宫云台，为二十八宿之首。
邓禹少时敏慧，13岁便能诵诗，后游学长安。时刘秀也游学于长安，邓禹虽年幼，但见刘秀后，知其非常人，遂跟随刘秀，数年后方归家。
王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公元23年，刘玄称帝，年号更始，乡里豪杰多推邓禹起事，邓禹不肯从。更始帝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不久命刘秀往定河北镇抚州郡。邓禹闻讯，即杖策北渡，追至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始与刘秀相见。刘秀大喜，遂留邓禹同宿，做彻夜长谈。邓禹进言说：“更始虽都关西(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今山东(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髃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埶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后汉书·邓禹列传》)刘秀大悦，对邓禹深为敬重，令左右呼邓禹为邓将军，每遇大事，必与商讨。
不久，河北割据势力王郎起兵叛汉，邓禹随刘秀被迫离蓟(今北京城西南角)至信都(在今河北省邢台西南)，得军数千人，令邓禹率领，攻拔广阿(在今河北省隆尧东)。刘秀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邓禹说：“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邓禹说：“方今海内肴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后汉书·邓禹列传》)刘秀闻后非常高兴。
这期间，刘秀选任将领，多先征询邓禹意见，而邓禹每有所举，均当其才，因而刘秀深敬其知人。后刘秀派盖延攻击清阳不下，为敌所困，邓禹率军破敌解围，生获其大将。继而又随刘秀连克邯郸及诸州郡，河北略定。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率军越太行山，出箕关(今山西省垣曲和河南省济源间)，进取河东(山西省南部地区)。河东都尉闭关拒守，经战十日，大破守军，夺获大批军资粮秣。继而又率军围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但数月未能攻下。更始大将军樊参率数万人，渡大阳欲攻邓禹，邓禹派诸将在解南迎战，大破敌军，斩樊参。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共击邓禹。初战，邓禹失利，樊崇战死。天黑后双方停战，军师韩歆和诸将见气势已挫，都主张乘夜退走，邓禹不从，认为王匡之军虽多，但势不强。第二天利用王匡停止进攻之机，重新组织队伍，调整部署。第三天清晨，王匡尽出其军攻打邓禹，邓禹令军中不得妄动，严阵以待，坚守不出。待王匡营前，猝然击鼓，全师猛扑，大破王匡军。王匡军至等皆弃军而逃，邓禹率轻骑急追，俘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将其斩杀，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
同月，刘秀已在镐邑(今河北省柏乡县北)即帝位，派使者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并说：“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暛尤着。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酂侯，食邑万户。敬之哉！”(《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时年24岁。
河东既定，邓禹又率得胜之师于汾阴(今山西省宝鼎)渡河，入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东南)。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同抗拒禹，邓禹败其军。这时赤眉军已进入长安，赤眉军军纪不好，百姓不知所归。闻邓禹军纪律严明，沿途秋毫无犯，故所向披靡，降者日以千计。“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以劳来之，父老童耭，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后汉书·邓禹列传》)光武帝甚为高兴。
邓禹部众皆劝入关，直接进攻长安。但邓禹却取持重态度，不欲速进，面谕诸将说：“不然。今吾觽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髃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彻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后汉书·邓禹列传》)于是乃引军北向栒邑(今陕西旬邑县)，所过郡县，陆续归附。
光武帝因关中未定，而邓禹又久不进兵，遂下诏催促邓禹进兵长安，镇抚西京，诏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仍坚持前意，派军攻取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诸县，留将军冯愔、宗歆守枸邑。自统主力平定北地(今甘肃庆阳和宁夏吴忠一带)。但冯愔、宗歆二人争权相攻，冯愔遂杀宗歆，因而反击邓禹。邓禹遣使问计于光武帝，光武帝问使者冯愔最要好的人是谁，使者说是护军黄防。光武帝猜冯愔、黄防不能久和，回报邓禹说：“缚冯愔者，必黄防也。”(《后汉书·邓禹列传》)一个月后，黄防果然抓住冯愔。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光武帝遣使者更封邓禹为梁侯，食四县。时赤眉内乱，西走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邓禹探得长安空虚，遂引军西来，倍道兼行，径入长安，屯兵于昆明池(在今西安市西南)，大飨士卒。
邓禹引兵与延岑战于蓝田，不克。汉中王刘嘉向邓禹投降，但刘嘉和李宝倨慢无礼，被邓禹斩杀。李宝弟收集李宝余部攻打邓禹，并杀将军耿欣。自冯愔反叛后，邓禹威信稍损，又乏食，归附的人又相继离散。此时赤眉军复攻长安，邓禹与其相战，败走，退至高陵，军士饥饿，皆食枣菜。光武帝让邓禹还，告诫邓禹说：“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后汉书·邓禹列传》)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奉刘秀之命进击赤眉的邓禹，因“惭于受任无功”(《资治通鉴》卷四十一)，率部至湖县(今陕西潼关东)，邀冯异共同迎战赤眉军。冯异认为赤眉军尚强，应放其过去，东西夹击才能获胜。邓禹及其部将车骑将军邓弘邀功心切，急于迎战。邓弘率部与赤眉军大战整日，赤眉军佯败弃辎重退走，车上尽装泥土，仅用豆子覆盖在表面，邓弘军士卒争相取食。赤眉军乘机还军猛攻，邓弘军大败。邓禹、冯异合兵救之，赤眉军退。禹复战，大败，死伤3000余人，只带24骑逃归宜阳。冯异亦被击败，弃战马徒步逃出，退至回豁阪(位于湖县西)，坚壁自守。
邓禹因此战失利，引咎交上大司徒、梁侯印绶。数月后，拜右将军。延岑自败于东阳后，与秦丰联合。
建武三年(公元28年)春，邓禹与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王匡在邓击败延岑，邓禹追至武当，再破其军，延岑逃往汉中，其众皆降。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光武帝加封功臣，封邓禹为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光武帝因邓禹功高，又封其弟邓宽为明亲侯。
“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埶。”(《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有十三子，各让其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光武帝更加重用邓禹。中元元年，再行司徒事。
明帝即位后，以邓禹为先帝元勋，拜为太傅，当年病逝，终年57岁，谥元侯。
董卓——残暴不仁的东汉宰辅
东汉献帝年间(公元189-公元220年)，民间广泛流传着一首民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
歌词中“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广大老百姓对误国权臣董卓的极度痛恨，都希望他早日死去。这首民谣是东汉人民对董卓整个人生的基本评价，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董卓对东汉末年政治和社会的消极影响。
立足陇西，闻达乱世
董卓(？-公元192年)字仲颖，陕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当时临洮属于边远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羌人的居住地相邻。董卓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不仅能识文字，而且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骑上骏马，能带着两副弓箭，左右驰射。他那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人们都畏他三分。不仅乡里人不敢惹他，周边羌人也不敢有丝毫怠慢。羌族首领豪帅为了保全自己，极力迎合趋附董卓，并且与他结为友好，以求暂时相安无事。地方豪强们经常带着大量的牲畜和财物前来拜望，与董卓称兄道弟。董卓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到羌人居住的地方游玩，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广泛结交豪侠义士。他十分熟悉那里的情况，见羌人如此敬畏自己，便寻思如何来利用和控制他们，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为自己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于是，在野心驱使下，董卓丝毫不吝惜花费自己的家产，每当羌人豪帅来家作客，他便杀牛宰羊款待羌人豪帅，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和拥护。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候他调遣。一次，一个羌人豪帅见董卓家的牛羊宰得所剩无几，便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上千头牛，赠给董卓。由此可见，董卓当时在羌人中的影响之大。
除了结交羌人，董卓还注意保持自己在当地豪强中的地位和影响，凭着他非凡的才能，拉拢、兼并其他势力，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经常扮演游侠豪杰的角色，在当地享有“健侠”的美名。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为董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都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他。
董卓势力的扩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自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地方豪强地主势力就相当强大。东汉末期，由于中央政权衰弱，农民起义不断，地方豪强便趁机兼并土地，扩充势力。朝廷对豪强势力的膨胀虽然深感忧虑，但又无能为力。在众多矛盾冲突并发的灵帝时期，中央政府一方面想极力抑制地方豪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地方豪强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董卓便也毫不例外地成了官府利用和招抚的对象。当时董卓就出任州兵马掾一职，负责带兵巡守边塞，维护地方治安。这样一来，董卓通过控制更多的羌人，为他今后势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时之间，董卓成为闻名陇西的风云人物，不管是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董卓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地位的相继上升，董卓似乎已不满足于边远豪强的名分，认为自己需要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于是，他开始进一步蓄积力量，伺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