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启“中国神秘文化”之门的三把钥匙华夏辽阔的大地，孕育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先民们在生存与生活的过程中，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变幻莫测的人文环境，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争、流血、民族迁徙。对这些难以把握的发展，人们长时期地沉思苦想；而频繁的王朝更迭、严酷无情的天灾，以及人世间旦夕的祸福，也迫使人们上下求索。这一多变环境、社会动荡与中华民族先民们心智能力的激烈碰撞，终于形成了广博深邃、旷世经久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其中就蕴含着“中国神秘文化”。
作为一个现代人，究竟应该从哪种角度去看“中国神秘文化”呢？特别是面对如此庞杂的内容、如此佶屈聱牙的名词概念、如此繁富离奇的论述，我们何以入手呢？有一条简便的途径：从破译“神秘”二字开始，从区分古代与现代人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入手。如果我们对先民们看问题、思考对象时采取的方式方法领悟了，蒙在“中国神秘文化”上的厚厚帷幕就会落下，其真面目便展露在我们面前，内在的幽隐之处亦可一览无余。
所谓“神秘文化”之“神秘”，是相对于现代科学的逻辑思维而言的。现代人从小接受的是科学的思维训练，如果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种思维方式去直接理解古老的“中国神秘文化”，那必会事倍功半，尽管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仍然可能面对庞杂的“神秘文化”而束手无策，如堕入浓厚的云雾之中茫然不知。因此，要理解“中国神秘文化”，须首先区分现代思维与中国先民们的思维方式，然后暂且放下现代的思考模式而从古人想问题的路子出发，如此才可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神秘文化”，这种态度就叫做善意的了解。
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把某一认知对象从整个“自然之网”中分离开来，人们往往通过科学实验和思维中的抽象来做到这一点。然后则对其进行细致地分析、研究、剖析，寻找出它与其他事物的不同本质，它与同类事物的共同之处，等等。至此，人们的认知也就告一段落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关键在把对象从自然、社会的普遍联系中独立出来、抽象出来，然后对其进行考察，掌握它的属性，而最重要、最根本的属性是它异于他物的性质，即所谓事物的“内在本质”。而作为“中国神秘文化”基础的先民们看问题的方式则完全不同，它不是把对象从万事万物的存在中剥离出来，而是直接从其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当中来加以认识；它不认为某一对象可以完全地独立出来供人们去思考、研究，而是坚持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与其他的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故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如果进行细致的分析，这种作为“中国神秘文化”基础的思维方式又具体化为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致思方向；二是“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三是“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的思想。这些实际上就是开启“中国神秘文化”之门的三把钥匙。
“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古人回答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解释模式。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而无论是种植庄稼、饲养牲畜、建筑房屋，还是国家间的战争、社会的稳定等等都受到自然力的强大制约。此外，先民们长期生活于浓厚的神话氛围之中，“天”能干预人事、“神”可控制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一切都使先民们自然萌生出“天”与“人”有着紧密联系的看法。
在中国古代，所谓“天”有三层含义：一是“神化之天”，也就是说，“天”被视为一种超自然的、可主宰宇宙万物的神秘力量。世间万物的生灭、人类社会的变迁，乃至每个人的寿夭祸福等，无不受这冥冥中之“天”的安排。二为“义理之天”，即认为“天”是一种伦理的实体、价值的源头。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以为人之德乃天所赋；董仲舒更直接视“天”具有最高的伦理准则“仁”，他说：“仁之美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这样，“天”又成为了社会一切价值的来源。三是“自然之天”，亦即认为“天”是自然存在的总称和客观的总规律，如日月星辰运行的天象，冷暖寒暑变化的四季，等等。一般来说，在中国古代前两种对“天”的认识占居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后一种对“天”的看法只是极少数思想家提出来的。因此，由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对“天”的观念设定，必会派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观念的基本看法是：“天（天道）”与“人（人道）”是相类、相通、相渗透的，“天”之性即“人”之性，天道人道一以贯之。当然，达到这种较系统的看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天人合一”观萌发于把“天”视为万事万物主宰的原始宗教观念，至孔孟得到很大发展，到汉代董仲舒则臻于完善化。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们总是力图寻找“天”“人”的相通之处，消除“天”对“人”的外在性，从而实现“天”“人”完全和谐的境界。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则不同，它的思考取向是严辨“天”“人”之不同，特别突出人与自然万物的相异之处，从而引导人们发展那些不同于自然的本性，并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人类的使命。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是很难理解建基于“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之上的“中国神秘文化”的；而假如人们首先把握了“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特征，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中国养生术认为，外在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名之为“大宇宙”；而人的身体各部分亦是一个有机整体，称之为“小宇宙”。一个人若想习养生之术，希望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就必须寻找人体“小宇宙”如何与外在“大宇宙”相互协调的途径和方法。《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养生名着之一，它特别提出了一种“四季养生法”，指出人们的养生活动必须配合一年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有不同的气候特征，人的养生亦应该适应这些变化，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这不正好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吗？因此，把握了“天人合一”的运思特点，理解“中国神秘文化”就不困难了。
驱散笼罩在“中国神秘文化”之上云雾的第二把钥匙是掌握古代广为盛行的“五行”观念。
人类自从脱离动物界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精神”探险活动。他们孜孜不倦地考索自然的奥秘和人间社会的规律，追根究底，锲而不舍，最终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在早期先民们的精神探险中，有两个引人入胜的问题：一是这个广袤无边的世界究竟由何构成，主要成分是什么？二是这个复杂世界和社会的运动变化有何规律，能否用一些最简单的原理加以说明和把握？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就是先民们考索这两类问题的结果，而“中国神秘文化”的许多内容就是由此引申而出的。当然，“五行”观由萌芽到完善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最早的“五行”观出现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得到发展和完善，逮至秦汉演化成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起源、结构、变化的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
中国远古的思想家面对林林总总、变化万千的世界，直觉地发现：对人的生活和生产而言，有五种东西最重要，即金、木、水、火、土。《尚书大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这是说，百姓之炊离不开水火，生产居住缺不了金木，而土地则是万物赖以生长的依托，所以它们对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
后来，人们的思维水平逐步提高，开始把日常生活中必需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总结出它们的性质，这就产生了中国古代“五行”说的最早萌芽。《尚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首先，说明了“五行”即指水火木金土。其次，分别阐述了这五种物质的性质和作用。再次，从人的感觉上对“五行”的特征进行了描绘。《洪范》中的“五行”观从总体上看还不是抽象的物质范畴，它只是从一些具体的物质中寻找其特性，显得直观、简单，甚至还有点幼稚。
西周末年，着名思想家史伯使“五行”说有了重大发展，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史伯指出，一种声音不能成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文彩，一种滋味形不成美味，一种意见展不开讨论。所以万物都要由不同性质的东西和合才能形成，这叫“和实生物”；而相同性质的物怎样混和都不能产生新物，这叫“同则不继”。史伯基于这种理由，认为五行相杂，就可以形成百物。此语虽极平常，但却包含了古人在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即从具体的物质论逐步发展到元素论。也就是说，史伯在这里讲明“五行”已经不是具体的五种物质，而是一般的可以组合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了。由此开始，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上升为一种宇宙论的思想，成为人们解决长期困惑不解的世界由何物构成，以及怎样运动变化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
至秦汉时，出现了“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所谓“五行相生”，是从生成关系上来进一步说明五行的性质，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样，“五行”就成了一个首尾相衔的生成序列；所谓“五行相克”，是指相生的“五行”同时还具有相克、相制约的关系，如水能克火、火可以克金、金能克木、木能克土、土能克水。在此，“五行”也成了一个首尾相衔的克胜圆环。本来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是从具体物质的特性中抽象出来的，但由于古人把“五行”视为构成宇宙万物最基本的五种元素，故而它们之间“相生相克”的性质也被推而广之，当做万物也具备的特征，这成为古人把握宇宙和社会变化发展的简明扼要的基本原理，被广泛地引入了“中国神秘文化”，成为其主要的基石之一。
战国末期的学者邹衍就用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往复的关系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更迭，提出了所谓“五德终始”论。他称“五行”为“五德”，认为每一个王朝都受其中的某一“德”支配，当此“德”盛时，王朝就稳固；当此“德”衰时，王朝就要灭亡。这时社会上就会出现由另一“德”支持的王朝兴起，如此等等。像夏朝为“木”，商朝为“金”，周朝则为“火”，因为“金克木，火克金”，所以商亡夏，周又亡商，历史便是按照“土、木、金、水、火”的顺序演进的。此外，每一王朝以某一“德”取代其他王朝后，必须实行与自己某“德”相应的政治措施，甚至服饰、颜色等。像秦朝统一中国，按邹衍的学说，被认为是“得水德”，故要以黑色为正色，“事皆取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这种建立在五行基础上的历史观，充满着神秘色彩，但影响巨大。中国历代皇帝都喜欢自称“奉天承运某某皇帝”，意思是他承奉了“天”的意志，按“五德”运作的程序取得了统治权，因此是上承天意、下符民心的，是“正统”的帝王。
“五行”又被推广去解释人伦道德的关系。董仲舒认为，“五行”之间有一种授受的关系，如“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金受土，水受金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夏（火）天成长的东西只能是春（木）天萌发的；秋（金）天收获的东西只能是夏天长成的；冬（水）天贮藏的东西只能是秋天收获的，等等。董仲舒认为，“五行”间的授受关系也就是定格父子之间关系的准则，“授”意味着父生子，父亲的意志加予子之上；“受”则意味着子辈对父辈的意志要全部接受，不能有任何违拗的行为和想法，此便是董仲舒所宣扬之“孝”的基本含义。其后，“五行”干脆就被人们称为“五种德行”，它表现在社会关系上，是“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于人伦关系，是孝的五行（庄、忠、敬、笃、勇）；表现在将官的行为上，就是刚、柔、仁、信、勇，等等。
秦汉以后，“五行”说被推广去解释几乎一切现象和发展，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科学、医药等领域中的基础理论。
“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广泛地渗透于“中国神秘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在“中国相术”中，根据人的形、色、音、神等将人区分为“木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水形之人”。每种类型的人都有不同的面相，将会导致未来不同的生存状况、发展机遇，甚至患病的可能和部位。在相“耳”预测祸福时，“相士”们常把人的耳朵区分为“金耳”、“木耳”、“水耳”、“火耳”、“土耳”，各种不同的“耳”亦预兆人们的生死存亡、祸福寿夭，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