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江人”遗址附近的柳州市白莲洞等地还出土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石核、石片和各种动物化石、烧骨、烧石以及木炭的遗迹。广西境内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有桂林市甑皮岩洞穴遗址、南宁附近的河旁台地贝丘遗址等。出土石器有扁圆的石斧、石锛、石杵、石凿、石锤、石网坠等。打制石器仍继续使用，但进步到以磨制石器为主。这些遗址还出土骨针、骨鱼钩、手制绳纹夹砂粗陶器、少量划纹和印纹的泥质红陶和灰陶器等。新石器中期的文化遗址有桂南、桂西南部分洞穴遗址，出土有肩石斧、有段石锛、轮制绳纹夹砂粗陶器（圆底釜和三足罐）等。从这些远古文化遗址来看，广西境内的新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古人类，用双手制造工具，从事渔猎、采集而获得生活资料；用火把食物烧熟（发展到在陶器中煮熟）了食用；以骨针缝衣蔽体。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印纹陶器正是南方百越族先民的文化特征。在广西境内出现的大量的化石证明，新旧石器时代，广西境内的原始人群活动是很活跃的。毛南族先民当然都参与了这些活动，其生产生活方式也都差别不大。
二、先秦时代
告别了史前时期，毛南族先民和中国南方其他民族一样，进入了“百越”时期。
“百越”亦称“百粤”，是我国古代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族群的泛称。主要包括“于越”（今浙江一带）、“大越”（春秋时越国故地）、句吴（今苏南一带）、“扬越”（江汉之间）、“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闽越”（今福建一带）、“东瓯”（今浙南瓯江流域）、“西瓯”（今广西一带）等。颜师古《汉书·南粤传注》载：“西瓯即骆越也。”由此可知，作为广西境内的原住民族的毛南族与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黎族等一样，都是骆越中的一支。这时，毛南族先民仍然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受限于自然环境，依旧自给自足地生活在“茅难山”中。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代雄主曾于公元前214年和公元前111年先后发兵岭南，并于岭南设置行政机构，把百越地区划归中国版图，但由于诸多原因，秦、汉的大军，仍然没有进入毛南族地区。这使得毛南族历史少了一次喋血之战，但同时也使得毛南族人继续在寂寞艰苦的原始社会前行，仍旧属于“化外”之民。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历史在前进，百越民族也在不断地发展。从魏晋到唐宋时期，骆越民族已经变成历史上的“僚人”。关于“僚人”，在《后汉书》中就已经出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述夜郎王被杀后，“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戴裔煌教授认为“僚”就是“骆”的异音，因此，“僚”与“骆”实为一支。而毛南族地区就是在古夜郎国的范围之内。再看看宋代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僚在牂牁、郁林、苍梧、交趾。”这里所指的区域正好涵盖了毛南族地区。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僚人即是毛南族的先民。于是，从典籍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毛南族先民的生活的基本情况。
《魏书·僚传》记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弟呼之，其丈夫称‘阿暮’‘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弟称谓也。依树集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如中国之贵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食。死者竖棺而埋之。”“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隋书·地理志》记载：“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由此可知，当时的僚人用铜鼓，住干阑房（干栏房）。直到现在，环江的壮族村民仍然保留一次性浇铸铜鼓的古老技术。而干栏式住房是僚人的居住习俗，现在毛南族仍然沿袭这种居住方式。这些又为我们确定毛南族为古代僚人的后裔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唐宋时期
毛南族到了唐宋时期，在汉族的巨大影响下，社会才开始与外界接轨，原始社会逐步解体，进入封建社会。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李宏节南下广西始拓“生蛮”，于广西西部地区设置环州，领有正平（治所在今环江西北大环江西岸）、福零（治所在今环江西南）、龙源（治所在今环江西北水源镇境内）、饶勉、思恩（今环江县境内）、武石（治所在今环江西北部下南乡仪凤村境内）、歌良（治所在今金城江区境内）、都蒙等八县。唐武后垂拱（685~688年）中，又于环州的东北境置抚水州（今环江县北部和贵州三都、荔波一带），领抚水、古劳、多蓬、京水等四县，隶属于黔州都督府。在环州西部置羁縻智州（今河池市金城江区境至南丹一带，统称“峒地”）。这些政治措施的影响，对毛南族先民来说是十分重大的，使毛南族先民居住地区受到中央王朝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当地各民族社会得到空前的发展，毛南族先民的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潘美下宜州，定其地，仍名思恩（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属环州。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南丹州酋帅莫洪鷰进贡，求赐牌印。诏刻印以给之。南丹州壮族莫氏土司，从宋太祖开宝年间受封，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任土司莫泌病故，改为“南丹弹压”，土司制度绵延了上千年。毛南族先民长期受壮族莫氏土司的统治，社会发展受到封建领主制的深刻影响。
毛南族先民的原始社会具体在哪个朝代解体，目前因资料不足，还不能作出肯定的说明。然而在他们分布的地区，唐朝时统称“蛮地”或“峒地”，把这里的少数民族称做“生蛮”，其社会形态可能尚处在原始的氏族、部落阶段。唐朝设置的环州、抚水州、智州即现在的环江、河池金城江区、南丹、黔南的荔波县等地，是毛南、壮、侗、水、仫佬等族先民活动的地方。在史籍中所记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材料，还不能确定是专指哪个民族的，但其中包括有毛南族先民的活动情况是可以肯定的。
到了宋朝，废环州，其地隶属宜州，将抚水州改称安化州，智州改做河池县，并设置南丹州。咸淳元年（1265年），宜州改置庆远府。州县设置虽然有所变化，但其统治方法则沿袭唐朝旧制，“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继续对当地毛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先民实行羁縻统治。
宋朝的抚水州（安化州）境内，农业、狩猎及“互市”活动已有一定的发展。人们在田峒和溪流边种水田和捕鱼，在个别地方，如夹龙江而居者“种稻似湖湘”。在山区则“虽有畲田，如收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羊、马、桑柘，农业和狩猎是当时主要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活动。那时，毛南族先民同宋朝以及汉族人民的“通贡互市”也逐步增多。咸平（998~1003年）、庆历（1041~1048年）年间，“抚水州蛮”屡向宋朝进贡器甲及方物。嘉佑（1056~1063年）之后，“月赴宜州参谒及贸巨板，每岁州四管犒，及三岁，听输所贡兵械于思立砦，以其直偿之，递官资迁补”。治平四年（1067年），广南西路安抚司言“今后宜州、安化州蛮将板木入中，依元定价支赐，不得退嫌，合支酒食盐面等，并破系省钱”。同时汉族商贩也经常把食盐贩入，换取当地少数民族的土特产品。经过“通贡互市”，宋廷回赐以袍、银、帛及其他器物，不断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传播到这块“边徼”之地，增强了边远地方和中原王朝的联系，密切了毛南族同汉族之间的往来。这些措施对于当时毛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
生产的发展，交换活动的频繁，财富的逐步积聚，必然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权力逐步集中在部落酋长手中。史料记载，当时的抚水州，“民有区、廖、潘、吴四姓”，“其酋皆蒙姓同出”，“楼屋、战棚，即其酋所居”。部落酋长为了获得牲口和财富，在部落之间或对其他民族的住地，经常进行掠夺性的侵扰活动。他们使用的武器有环刀、标、牌和木弩等，最擅长和普遍使用的木弩以紫榆木制成，配以药箭，既可作为狩猎工具，于“山中多射鸟兽，江边或射鱼鳖”，又可作为战斗武器，以弩射，“中人大叫，信宿死”，曾使宋朝官兵闻风丧胆。这些描写表面上并没有涉及毛南族，但毛南族当时的生活习俗也应当与此相近，其中“其酋皆蒙姓同出”的叙述，就跟毛南族的传说颇为相似。毛南族至今仍把当权者称为“蒙官”，而民间故事和“肥套”中也有“蒙官”这个人物和角色。
宋朝时期，封建王朝不断加强对毛南族地区的统治、镇抚，虽然也常受到包括毛南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反对，甚至起义反抗，但在客观上却不断增进了毛南族人民同汉族人民的接触。往来的贡赐和互市活动日益增加，封建统治者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宋朝咸平（99８～100３年）至大中祥符（100８～101６年）年间，在对抚水州用兵之后，招抚了各部落酋长，使当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归附、朝贡。咸平四年（1001年）正月，“蒙汉诚等二十三人来朝，进纳环刀、标枪四十六件”，宋朝“各授以官，赐锦袍、银带、匹帛器物有差”；三月，“蛮酋蒙瑛等三十六人来朝，纳兵器、毒箭，誓不犯边，并加赐赍授官”；十一月，有“蒙顶等六十五人来朝，输器甲百七十事，赐赍有差”；“蒙处玮等七十一人来朝，输器甲四百”；“蒙填等五十人来贡，输器甲百八十三事”。大中祥符初年，曹克明对抚水州用兵后，蒙承贵率众应召归附，宋朝招令赦罪，克明“厚加犒宴”，“承贵等感悦召招，乃歃描（猫）血立誓言‘如山摧，龙江（今之龙江）西流，不敢复叛’”，并纳器甲凡五千余件，愿迁到汉族地区者七百余口，如果愿意加入官军者“给以田粮”，并把抚水州改作“安化州”。
在河池州境内，农业生产比抚水州的发展稍为进步，牛耕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据《宋史·蛮夷传》记载：“雍熙四年（987年），洪曣族人知宝隆镇莫淮阆牛一头，逐水草至金城州河池县。宜州牙校周承签以其牛耕作。淮阆三遣人取牛，承签不还，凡耕十日，始释牛逐水草去。淮阆怒，领乡兵六十人劫取承签家资财，驱县民莫世家牛六头以归。”这说明当时已懂得牛耕技术。淳化年间（990~994年），莫洪曣之弟曾向宋朝“贡银碗二十，铜鼓三面，铜印一钮，旗一帖，绣珍珠红罗需一”，也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后来，莫洪曣族人莫洪沅与其兄弟不和，投奔宜州，并自称南丹州副使时，宋朝廷诏赐“给十顷”，可见当时，包括毛南地区在内，农业生产已得到相当的发展。
五、元明清时期
毛南族先民属于伶人中的“苦荬伶”。《宋史》卷四九五记载：“（乾道）七年……卢溪诸蛮以靖康多故，县无守御，仡伶乘隙焚劫……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顷为瑶蛮侵掠，民皆转徙而田野荒秽。会狩卒无远虑，乃以其田给靖州仡伶杨姓者，俾佃作而课其租，所获甚微……”“十一年……沅州生界仡伶副峒官自由子三人货丹砂麻阳县……”这里记载的“仡伶”，当是伶人的一支，是侗水语支诸民族中侗民的先民。明邝露《赤雅》记载：“伶人，雕题高髻，状若猩狒，散居莽中，不室而处，饥拾橡薯，射狐鼠，逢虿低蟓，甘生如芥，卉衣鸟言，重译四姓。”清代李宗坊《黔记》记载：“伶家苗，在荔波县十月晦日，祭鬼为节。男女均以蓝花帕宽蒙首，未婚者，其帕稍长。每仲冬，男女相聚歌舞。所欢者，约而奔之，及生子后，方归母家，名曰回亲，始用媒妁通聘。”这里记载的是居住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和南部、广西北部这一地域的侗水语支各族（侗、水、毛南、仫佬等族）伶人居住区，风俗一脉相承，可见伶人是由僚人发展而来的。清《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庆远风俗考》记载：“伶僚者，壮之别种，其性情、气习、饮食、居处、服用、器械及婚、葬、燕、祭皆与壮同。编入版籍，略供赋役，亦如熟种然，但语言差异耳，今日思恩（今环江）、南丹亦有此种，谓之‘苦荬伶’。其居天河之东乡者，名曰‘僚’（当是仫佬族的先民）。”清乾隆（1736~1795年）《庆远府志》记载：“（苦荬伶）山田硗确，时时苦饥，每采药负薪，易粟而食。”这些史料中记载的“僚伶”、思恩南丹的“苦荬伶”“天河之东的僚”和“荔波亦有此种”的族群，是和壮族同属壮侗语族而分属不同语支的侗、水、仫佬、毛南诸族。其中“思恩苦荬伶”的情况与毛南族历史阶段上的苦难境遇最为相似，应当是毛南族先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