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认为，婚姻具有美德和人类社会的需要，它是对人类生存繁衍的一项神圣的承诺，也是一项宗教的积极义务。当一个穆斯林结了婚，那他就完成了一半宗教使命。因为，男婚女嫁，是“真主明命”。《古兰经》说：“你们中未婚的男女，和你们中善良的奴婢，你们应当使他们互相配合。”(24：23)“真主以你们的同类作你们的妻子，创造儿孙。”(16：73)先知穆罕默德也要求凡具备婚姻条件的穆斯林应当结婚，他着重指出：“青年人哪！你们当中谁有能力结婚，谁就应当结婚。”先知所说的婚娶能力，指男女双方成年，生理正常，相互自愿，婚后生活可保无虑。
根据《古兰经》、《圣训》指示，婚姻对于具有婚娶能力的每个穆斯林男女是神圣的“天职”，没有回避余地。因为婚姻不仅是每个人的终身大事，也是组成社会细胞——家庭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既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定，也关系到所属民族的兴盛，以及世代发展，不断延续。作为父母和其他长辈对于自己的下一代，“男长为之婚，女长为之嫁”，也是自己的职责，责无旁贷，不可以借故推卸。延误子女婚姻，便是父母的失职。婚姻既是“真主之明命”，属于穆斯林天职，所以终身不婚配，奉行“独身绝欲”者，不为伊斯兰教所嘉许。回族穆斯林学者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一书中对此严厉批判，斥之为“孤阴寡阳之辈”，不忠不孝。说这种行为“上违主命，下背人伦”，身在大干世界，妄想超脱，何异于“火里求冰，水中捞月”，乃是“毁本塞源”，愚不可及的行为。
据说，曾经有三个人去拜访先知穆罕默德，当他们从先知夫人谈话中，了解先知每天的拜功并不多，似乎很失望。其中一人说：“在夜里，我从不睡觉，只做拜功”；另一个人表示要长期封斋，不吃不饮；一人则说：“我要永离女人，永不结婚”。先知穆罕默德从内室走出，提出严肃的批评：“向安拉发誓，同你们相比，我是最畏主敬主的了，但我有时封斋，有时不封；夜里有时礼拜，有时睡觉。我也娶妻，谁若放弃我的教行，他便不是我们的人(指没有穆斯林资格)。”
由此可见，先知穆罕默德并不赞同终身不婚配，因此，回族穆斯林学者说：“天道、人道，原相表里，而非二也。盖尽人道而返乎天道，斯天道有以立其基。尽天道而存乎人道，斯人道有以正其本，天道人道尽，而为人之能事毕矣。”
关于婚龄问题，教法无明确规定，一谓“皆己知情为限”；一谓：“以情盛时为限”。回族穆斯林学者曾提倡：“男长以二十岁为限，女长以十六岁为限。”“不及期而妇，伤子；过期而不婚，父母有过。”要求在男女双方达到一定年龄，身体成熟，情窦已开为适宜。早婚、晚婚于男女身心都有损害。但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一般则以承担“天命”规定年龄为依据，即男性十二岁，女性九岁，认为已经发育成熟，可以进行婚配。因此，往昔回族穆斯林地区的早婚现象较为普遍，南北各地如出一辙，男女在十二至十五岁便结婚。
关于婚姻条件，宗教信仰一致是穆斯林婚姻的先决条件。伊斯兰教认为，婚姻建立在男女双方感情基础之上，也必须彼此宗教信仰一致，否则同床异梦，没有共同理想和精神寄托，也没有共同语言，终无幸福可言。《古兰经》特此作出规定：“你们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妇女，即使你们爱慕她。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以物配主的男人，直到他们信道。”(2：222)所谓“以物配主”，即指“拜物教”信徒，也就是崇拜偶像或其他神灵的信徒。穆斯林“男婚女嫁”不允许与异教徒缔姻。认为即使是“信道的奴婢”，也胜于“以物配主”的自由民。但是，可以对他们进行说服，适当期待他们转变，只要他们放弃“以物配主”，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与他们缔姻。至于已经缔结婚约的非穆斯林妇女，倘若她们拒绝放弃“以物配主”，不肯承认安拉独一，必须立即解除婚约，“你们不要坚持不信道妻子的婚约，你们当索回你们所纳的聘礼，这是真主的律例，他依此而替你们判结”(60：10)。穆斯林男女一定要执行这个“判结”。
《古兰经》明文规定：“信道的自由女和曾接受天经的自由女，对于你们都是合法的。”(5：5)伊斯兰教除了坚持穆斯林内部互通婚姻外，特别把范围扩大到历史上曾经“接受天经”的自由女，允许与她们通婚。“曾经接受天经的自由女”，泛指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女。所以穆斯林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女结婚是允许的，然而并不提倡，仅属于“经常达变之法”。
回族穆斯林历来坚持这个原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中，回族穆斯林与汉族和其他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通婚，也是经常出现的客观现象，而与汉族和其他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通婚，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制约，即非穆斯林一方，需要皈依尹斯兰教，在生活上必须无条件地跟从穆斯林。同时，这种通婚一般只能允许非伊斯兰教女子嫁给穆斯林，穆斯林女子不能嫁给非穆斯林。虽有例外情况，但是很少见。故有人称此为一种“只进不出”的异民族通婚，或曰“片面通婚”。
回族穆斯林与汉族具有古老的姻亲关系。追溯到唐、宋时期，“东来回回”——大食国贡使、海舶蕃客、胡贾与华夏民族通婚的类似情况应不在少数。当时，唐政府在广州、扬州、凉州等地设置“结好使司”，盛情接待，还提供贸易、居住的便利条件。对于只身来华，久客不归者，可以与所居留地汉族女子通婚。《唐会要》卷一百载：“贞观二年六月十八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据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王曾要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舒尔出兵支援，“叛乱平定后，中国皇帝(唐肃宗)向支援了他们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留住京城，允许他们和中国女子结婚。当时，不愿归国，留居京城或其它地区的大有人在，这些留居者大部分是军士，不可能有眷属随军，他们在中国成家立业必然娶汉族或其他民族女子为妻室，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通婚相应扩大。《资治通鉴》唐纪四八载：“初，河西陇右既设地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李泌知胡客留居长安久者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表明这些胡客，已逐渐转化为神州大地上的“土着”了。宋王朝统治时期，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较唐代有过之无不及。大食、波斯、喀拉汗朝的穆斯林商人定居中国的更多，与当地民族通婚的现象更加普遍。《萍州可淡》载：“元佑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室女，官至右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可见，定居中国的蕃商，有的通婚范围甚至由一般汉族女子扩大到皇室宗女。宋代文献中的“土生蕃客”即指蕃客与汉族血缘混合的后裔，其中定居中国有的超过了五代。
蒙元时期，中亚、波斯、阿拉伯一带遣调大批“回回军”、“回回工匠”、“回回军匠”东来，穆斯林人口急剧增长，遍布全国，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就成为以后形成的回回民族的基础。他们被遣调东来，能够携带家眷同来者，为数很少，大多数人不可能携带家属。当他们定居下来后，必然要娶当地女子为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王礼麟《原集·卷六义冢记》载：“唯我皇元，肇基龙朔。创业之际，西域与有劳焉。泊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有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庭户；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岁久成家，日暮途远，……未有盛于今日也。”
明王朝建立后，由于对蒙古贵族的宿怨，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强行“同化”政策。“胡服、胡姓、胡语”一律禁止，改从“大明衣冠”，更不允许胡人内部自相婚娶。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下诏：“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宫为奴。”但客观上，却加速了回回民族共同体的扩大。回回与汉民族通婚，在该项法令贯彻下，有了较前代更大幅度的发展，不仅男性穆斯林娶汉族女性；穆斯林女性也有嫁给汉族男性的，泉州《林李宗谱》记载当地色目人的婚姻状况，从中可窥见这一史实。“其间色目人者，有伪色目人者，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这项资料表明，回汉通婚，回回这个民族并没有被同化，也没有被消灭，反而有更多的异族人“从妻”、“从母”，充实回族共同体。至于“从夫”为色目人者，《宗谱》虽未提及，按一般常规，应该占绝大多数。
回汉之间禁止通婚，始于清代，这是与清政府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分不开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一般地说，清政府一面利用各民族的上层，作为统治各民族的工具，另一方面则以不同的政治待遇去挑拨各民族的关系。并防备各民族内部的团结。正是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破坏了各民族传统的友好相处。回族英烈杜文秀在《誓师檄文》中指出，“千百年来，回汉人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何尝有畛域之分。”由于清统治者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导致民族矛盾日渐尖锐。回汉民族从日常风俗习惯的纠葛以及彼此心理隔膜之增长，终于爆发西北、西南地区大规模流血斗争。通婚受到无形障碍，由原来不受严格限制到禁止通婚。特别是西北回族地区，视与异族通婚为叛教行为。清代回汉族不通婚的内在原因，还在于自明以后不允许本民族内部“自相嫁娶”的禁令废除了，加上回回民族人口比前代大大增长，及“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特点，本民族内部择偶大有回旋余地，可以不仰求于其他民族了。
穆斯林妇女享有择偶的权利与婚仪的自由权利。
《古兰经》规定，穆斯林妇女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当他们与人依礼而互相同意的时候，你们不要阻止她们嫁给她们的丈夫。这是用来规劝你们中确信真主和后世的人。”(2：232)认为男女缔结婚姻，首先应当在双方自愿前提下，始算合法，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以及他人一手包办。如果男女任何一方拒绝，联姻就是违反教义的。即使社会地位卑贱，缺少人身自由的女奴，也要尊重她们的意志，不允许强迫。“如果你们的婢女，要保持贞操，你们就不要为了今世的浮利而强迫她们卖淫。”所以，违反妇女心愿的强迫婚姻，意味逼迫她们充当娼妓，出卖灵肉。
先知穆罕默德就这个问题，也曾作了训示：“未获姑娘同意，不能婚娶她；未获寡妇同意，不能婚娶她。”
依据这段《圣训》，穆斯林妇女的婚姻不论处女和寡妇，还是曾接受“天经”的自由女，都可以自己做主，不受外力干涉，但是，她们必须征得家长同意，并有不少于两人的穆斯林证明，婚姻才算“合法”。
蒙昧时期的阿拉伯民族血缘关系混乱，伦常倒置。父亡子娶其母，兄死弟纳其妇。《古兰经》严厉禁止和谴责：“你们不要娶你们的父亲娶过的妇女，这确是一件丑事。确是一种可恨的行为，这种习惯真恶劣。真主严禁你们娶你们的母亲、女儿、姐妹、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以及你们所抚育的继女，即你们曾与她们的母亲同房的。如果你们与她们母亲没有同房，那么，你们无妨娶她们。真主严禁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的媳妇和同时娶两姐妹，但以往的不受惩罚。”
这段经文谴责血亲、近亲的内婚制。指斥这种现象是“丑事”、“可恨的行为”、“真恶劣”。明确地严禁“五服”范围内缔结婚姻。
在伊斯兰教早期，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尚有一定地位。有社交的自由，可以参加社会活动，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婚姻自由，但自翁米亚王朝封建统治之后，伊斯兰教世界的这种婚姻自由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只是徒具形式罢了。在长期封建社会中，中国回族穆斯林又由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更谈不上婚姻自由了。青年男女的终身大事，基本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仪也多与汉族相同，通过媒妁“问名”、“纳定”、“纳聘”、“请期”、“书婚”、“亲迎”，直到“成礼”。只是要依据教典，征询子女的意愿。名义上给予一定选择权利，实际上多流于形式。与汉族婚仪不同之处，即在举行婚礼时，一定要经当地清真寺掌教证婚，由阿訇念“依札布”(证婚词或完婚词)，意即：“万能的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请你赐其两人的婚姻成全。”新郎新娘跪于(用洞房床上新席)铺设在地的席上“听经”。阿訇念完证婚词后，询问新郎新娘是否愿意娶她、嫁他。回答后，便将桌上排列的金豆撒于新婚夫妇身上，意即感谢安拉赐结良缘，并祈求安拉赐生贵子。
西北地区从前举行婚礼宗教仪式时，阿訇还向新婚夫妇颁布阿拉伯文书写的“证书”，作为宗教上认可的结婚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