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礡睥睨】清代原济《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跋画》：“盘礡睥睨，乃是翰墨家生平所养之气，峥嵘奇崛，磊磊落落，如屯甲联云，时隐时现，人物草木，舟车城郭，就事就理，令观者生入山之想乃是。”石涛所言“盘礡睥睨”，实指画家的艺术修养和创作心态的问题。盘礡，来自解衣般礡的典故（可参见“解衣般礡”条），说的是画家要有任自然、自然而然，不为创作所束缚的心态；睥睨，眼睛斜着看，形容高傲的样子。强调艺术家创作时应有坦荡磊落之胸襟，有自然万物皆为我所使之魄力。（万叶）
【心清则气清】清代范玑《过云庐画论》：“士夫气，磊落大方；名士气，英华秀发；山林气，静穆渊深；此三者为正格。其中寓名贵气、烟雾气、忠义气、奇气、古气，皆贵气也。若涉浮躁烟火脂粉皆尘俗气，病之深者也；必痛服对症之药，以清其心，心清则气清矣。”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天之所以“清”，就是因为它“得一”，即得到了“道”，而“道”本身就是渊深幽隐，清澈澄明的。庄子有时就直接将“天道”、“自然”称为“太清”。所以，“清”是天得到“道”的一种状态，是天表现了“道”的反映。因此，“清”首先是与人为雕琢相对而言的自然而然，不是人为，更不是世俗。其次，“清”表现出来的特征和“一”、和“纯”有关，是与“污浊”、“杂多”相反的一个概念。“清者，流丽而不浊滞。”
“清”与“浊”相对，“清”是“雅”表现出的一种特质，反过来，“浊”则是“俗”表现出的一种特质。“清”与“俗”相对，“清”是“雅”的一种表现形态，明人胡应麟《诗薮》云：“清者，超凡绝俗之谓”；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卷一：“不清则俗”；《石涛画语录·脱俗章》云：“俗除清至也”。在画论中，“清”被提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清代王昱《东庄论画》云：“清空二字，画家三昧尽矣。学者心领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禅机一棒，粉碎虚空。”就主体角度来看，在老庄那里，“清”则主要指人的一种心态，即“虚静”、“澄明”。所谓“无欲者其言清，无累者其言达故曰不为俗情所染，方能说法度人”（明代吴从先《小窗自纪》）。因此，范玑提出若要去除各种尘俗之气的病根，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去除各种杂念和欲望，只有内心的澄明和虚静才能使画面达到“气清”的境界。（张曼华）
【趣远之心】北宋欧阳修《试笔·鉴画》一卷：“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趣远之心”是欧阳修对“画者”和“览者”提出的有关审美心胸方面的要求。所谓审美心胸，即主体在从事审美活动时所具备的心理状态。“趣远之心”，实际是指清净无功利的心态，它是获得“萧条淡泊”此种“难画之意”的关键。
“萧条淡泊”乃“难画之意”的原因在于首先要求画家具有发乎天性、出于自然的平淡心境，而这对于普遍以积极入世为主导心理的宋代文人来说并非易事，严肃的庙堂、繁缛的政事以及尘世的浮华都阻碍着平淡心境的形成。欧阳修认为“趣远之心”是表现“萧条淡泊”之意的前提条件，因为清净无功利的审美心胸能够使主体超越喧嚣尘俗的诱惑束缚，与烦杂的物质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出淤泥而不染，由此保证了淡泊心态的天然出之和萧条之意的由衷展现。无论“画者”还是“览者”，只有具备了“趣远之心”，才有可能“得”、“识”“萧条淡泊”画意的美感所在。“趣远之心”使得画者或览者表现出一种“闲和严静”的状态。所谓“闲和严静”指的是一种无意为之的澄静心胸，具备了此种心胸才有可能达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心远”，才能使世俗的功利杂念得到消遁和隐逝，获得“萧条淡泊”之意。宗白华先生认为：“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
（《艺境》）“趣远之心”的平淡静谧，带来了艺术意境的空灵淡泊，与此同时，“萧条淡泊”的画意又进而升华出“闲和严静”的“趣远之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缔造出了宋代绘画的总体艺术精神。（荆琦）
【飘然有物外之志】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胡擢，不知何许人也。善状花鸟，气韵甚高。博学能诗，飘然有物外之志。常谓其弟曰：‘吾思苦于三峡闻猿。’又常吟曰：‘瓮中每酿逍遥乐，笔下闲偷造化功。’其高情逸兴如此。”飘然：
超脱意。物外之志：远离世俗的志向。“飘然有物外之志”是对画家心志的一种赞美。胡擢画花鸟的“气韵甚高”，作诗之思的“苦于三峡闻猿”，生活的“瓮中每酿逍遥乐”，正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脱表现。这一切，能使创作的“笔下闲偷造化功”，是乃“飘然有物外之志”的心性追求所得。（孔六庆）
8.立身论
【立身】“立身”说，是关于画家的品德修养的理论。它与“立德”、“立品”、“治心”、“修身”等概念相同。中国画论强调“学画者先贵立品”，“物以人重，知立品不可不先”，“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北宋郭若虚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在画论中首次论述了人品与画品的关系，指出一个画家必须有高尚的人品，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清代华翼纶以黄公望、倪瓒、吴镇辈为例，说：“其品高出一世，故其笔墨足为后世师。”元代杨维桢说：“故画品之优劣，关于人品之高下。”是谓绘画创作：人品高，画品优；人品下，画品劣。明代文徵明亦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可见，在中国画论中，坚持人品与画品相为表里的创作原则，体现了传统美学正统观点，人品高、画品优，这是最理想的审美要求。
但从绘画创作实际情况看，并非完全如此，既有人品与画品的一致，又有其不一致。如人品高，画品未必高；人品不高，画品未必不高。清代松年说：“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
这里透露了两者的一致与不一致。他肯定蔡京等人的书画作品“皆臻高品”，但因其人品不高（“大节已亏”）故“一钱不值”、“后人吐弃之”。显然就是“画如其人”、“人品即画品”的正统观念。“立身”说，注意到画家的品德修养对绘画创作的重要作用是有价值的。古人所云以封建伦理道德为衡量立身标准（如视高尚人品独归于“轩冕岩穴”、“侯王贵戚”），“物以人重”，势必忽视了绘画创造的特殊规律，未免失之片面。（周积寅）
【学画当先修身】清代张式《画谭》：“言身之文，画心之文也。学画当先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未有心不和平而能书画者！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不读书而能臻绝品者，未之见也。”绘画是一门修养于内而成像于外的艺术。
它不仅关乎画家的技巧、艺术观念，更与艺术家的生活、修养息息相关。“学画当先修身”指学习绘画之前，须先心平气和、修身养性，更要具备学问与思想品性等方面的素质。张式认为绘画者所应具备的思想品德的修养，缘于儒学长期崇奉“修身”、“务本”的教育。而画家的高尚品格需要学问的日积月累。所谓“读万卷书”来提升各个学科的理论水平，加上高超的技艺才能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生活中的艺术家须长久积累学养与功力，有学养无技巧，不能称之为画，有技巧而无学养，画则薄浅而缺乏内蕴。（刘星）
【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今之画人，笔墨混于尘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污绢素，岂曰绘画？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张彦远此论，反映出其重士大夫文人画而轻民间画工画的立场。北宋郭若虚就持同样的观点：“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苏轼则提出了“士夫画”的说法，后世文人画家多继承此论，成为“以人论画”、“人品重于画品”的传统，并借以形成“士夫画”与“画工画”的对立。
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提出文人画“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贺万里）
【轩冕、岩穴】南宋邓椿《画继序》：“或谓若虚之论太过，吾不信也。故今特立轩冕、岩穴二门，以寓微意”。何楚雄《中国画论研究》释云：“邓椿在其《画继·序》中言明，其所录画人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如郭若虚之不加品第，只按类分。按人的地位，分为圣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岩穴上士，缙绅韦布、道人衲子、世胄妇女各卷。按画的题材则分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等八科，分别传载。但实际上他还是分有品第的。他所最推崇的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之绘画。在卷九《杂说·论远》之二，对郭若虚将气韵生动‘独归于轩冕、岩穴’是认同的（曰：有以哉）。此卷之三赞赏朱景玄有神、妙、能品之外，增加逸品，更赞成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以逸为先，而神、妙、能次之。’他说：‘景真（玄）
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此卷之五又说：‘予作此录，独推高雅二门，余则不苦立褒贬。’高、雅二门便是轩冕、岩穴者之作，便是逸格者。可知邓椿之《画继》特崇尚逸格。这是其画本体论合乎逻辑的美学理想的表现。”（荆琦）
【人品·气韵·生动】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释云：“郭若虚这段话表明，人品高，气韵就自然而然的生动。谢赫的六法是个绘画批评的艺术标准，没有涉及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更没有涉及作者的人品。气韵生动，原意是指表现对象要传神生动，要表现出对象的精神气质。画家只要深入观察、体会对象，用以形写神的艺术技巧，是可以达到气韵生动的。气韵生动和画家认识事物的形象思维能力有关系，并不牵涉作者自己的精神品质问题。郭若虚划分人品高不高的界限，也不是画家的精神境界如何，主要是按照社会地位来决定的。他认为人品高的‘轩冕才贤，岩穴上士’，实际上是张彦远说的‘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他们作的画，气韵就自然而然的生动了。”（荆琦）
【画品优劣，关于人品高下】元代杨维桢《图绘宝鉴·序》：“故画品优劣，关于人品之高下，无论侯王贵戚，轩冕山林，道释女妇，苟有天质，超凡入圣，可冠当代而名后世矣。”对于画品优劣和人品高下的论述，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就指出：“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也云自古优秀画作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的“寄情之作”。杨维祯在这里虽然也同意画品优劣与人品高下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他同时也认为，不管是侯王贵戚、轩冕山林，还是道释妇女，只要有“天质”（即天赋的领悟力）而不是一味模仿，一样可以“冠当代而名后世”。比较之前以社会地位高下来判定画品优劣的惯常论调，杨氏的观点显然更加客观合理。（荆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