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必须要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不要片面地求稳。机遇是稍纵即逝的。如果还犹疑不决，左顾右盼，求稳怕事，就可能抓不住这一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到那时就可能有负于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一定要抢时间，牢牢抓住发展机遇。“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邓小平进一步认为，过分强调稳就可能丧失机遇。
“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第二节 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
一、挑战和优化产业结构
1.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若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客观上要求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之所以呈现大起大落、徘徊不前的格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与我国当时选择的粗放型、封闭式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有关。在这一传统发展战略的约束下，我国又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依靠行政力量，采用“紧”的投资计划，集中短缺的资源投入到优先发展的行业。其结果是资源严重短缺，投资效益很差，经济结构严重扭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客观上要求通过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合理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宏观调控目标。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因为“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当然，这种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再像在传统体制下那样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实现，而是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又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处理好以下主要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关键是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应更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区域之间的协调关系，既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又不能以牺牲一部分地区去发展另一部分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应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不能以牺牲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来追求高积累、高增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增长，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强调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相互协调，一方面要注重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如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外汇平衡等。另一方面，要有发展重点，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应是战略重点，因为过去这些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要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合理化，就应重点发展这些行业。
怎样处理好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本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只有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才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为工业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材料。农业在我国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因为我国有12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可耕地仅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耕地占有量很少。如果农业发展严重滞后，12亿人口的吃饭就会成问题。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过程中，由于农业与工业相比，其比较利益低，许多地方都把致富希望寄托在工业上。在这一条件下，如果不重视保护农业，农业就很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十分重视农业。邓小平一再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90年代经济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如果农业出了问题了，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影响。”为此，邓小平认为，“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
要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制定和实行经济运作之中，就应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保证粮、棉、油、肉类和水产品的稳定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粮食生产抓紧。江泽民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国，有十几亿人口，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绝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粮食的稳定增长。我国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幻想。”到2000年我国人口接近13亿，以人均消费400公斤计算，粮食总需求量约为5?e0102亿吨。由于受比较利益因素等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形势不容乐观。为了稳定粮食生产，除了要依法保护耕地、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农用技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外，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民收入稳定提高，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粮食价格制度和粮食储备制度，同时，在资金上加强对农业的支持。第二，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既能活跃农副产品市场，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方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排斥多种经营。自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拥有了生产决策权，开始发展多种经营方式。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一趋向。
他在1980年时指出：“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当时中央连续几年出台的“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政策的，使多种经营迅速在全国农村遍地开花。第三，通过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改造传统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一方面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并获得投资于农业的资金，另一方面又要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我国农民创造出了乡镇企业这一形式。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尤其是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以加工企业为龙头，带动种养业的发展，把生产、加工、销售联结起来，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业化经营。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繁荣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说：“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第四，加强对农业的科技投入。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一直是刀耕火种，利用人力畜力，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走出这条粗放型经营的路子，就必须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走集约化经营道路，以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邓小平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3.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开拓农村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
二、协调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差异较大，因此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何发挥各地区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这不仅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任务和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措施，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以前推行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了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经济规律，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国走向共同富裕的构想。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比较好，自然地理环境也较优越，具备优先发展的条件，应该先发展起来，不能贻误时机。有条件发展而不发展，甚至不让发展，不仅是对生产力的浪费，而且不利于总体发展。但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目的是更好地带动和促进全国经济发展。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较好的基础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国家政策上的支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也带动了全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要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也在迅速扩大。1980~1994年，东、中、西三大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之比为10-69∶8-72∶6-68，三大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1980年的1-81∶1-21∶1，扩大到1994年的2-31∶1-24∶1。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人们的心理上都造成很大的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