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一介书生，混迹市井，却风流儒雅，名满天下。他的墓志铭中说：“四方慕之，无贵贱贫富，日请门征索文辞诗画。”可以看出，随着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场的扩大，也出现了文学艺术的商品市场，使不得官位的文人有了一条生路。唐寅可算得上是我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吧。这种不依靠官府、也不做他人幕僚、又不愁衣食住行的文人，可以不再受政治势力、社会规范和传统道德的严格约束，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这样的生活使他的诗歌中所宣扬的人生观和苦乐观都迥然有别于他人。这实际上是一种朦胧的个性解放的意识，是人本主义的萌芽。正是这种追求自由人生的思想使唐寅成为明代杰出的画家和诗人。
在文学史上，唐寅与祝允明、文徵明和徐祯卿合称“江南四才子”。唐寅是四人中佼佼者。
他的诗通俗易懂、通篇实话而又不失文雅，表现出对人性的大胆追求和对快乐生活的热烈歌颂和向往。他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诗歌理论，但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实现了李梦阳等人反对“台阁体”而提出的“诗贵真情”的主张，这是明代文学的新思潮，无疑令人欣喜，并且也推动了文学的进步。试看唐寅的小诗《言志》：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其他如《桃花庵歌》也是唐寅诗作的名篇。
江南才子的其他三人也有佳作诗篇，例如文徵明的《感怀》：
“五十(另本为‘三十’)年来麋鹿踪，若为老去入樊笼！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白头漫赴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
祝允明的《太行歌》：
“上客坐高堂，听仆歌太行。六岁从先公，骑马出晋阳。遥循厚土足，忽上天中央。但闻风雷声，不见日月光。狐兔绕马蹄，虎豹嗥树旁。衡(同‘横’，古文中二字通用)跨数十州，四面殊封疆。童心多惊壮，栗气已飞扬。自来江南郡，佳丽称吾乡。邈哉雄豪观，寤寐不可忘。人生非太行，耳目空茫茫！”
祝允明的《甲寅端午拟白》：
“少小喜时节，而今一掷梭。真欢妻举案，宜耳子工歌。天地清明少，人生辛苦多。问他痴祝老，不醉待如何？”
徐祯卿的《西宫怨》：
“兴庆池头漏未阑，梨园子弟曲将残。花前更奏凉州伎，无那西宫月色寒。”
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文学集团被人称为“后七子”。他们继续“前七子”的复古思想，声势也更为浩大，其复古理论比“前七子”更为极端。因“后七子”成员前后有所更易，此处不赘述。
李攀龙曾言“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他甚至要求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出汉以前”(《明史·李攀龙传》)。王世贞则说“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王世贞传》)。他们这种彻头彻尾的复古主义思想完全禁锢了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创作出的诗歌如同抄袭一般，内容空虚、文字呆板、远离生活、远离实际，毫无真情可言。连王世贞自己到晚年都逐渐认识到复古的弊病，自悔自己40岁前的一些言论，甚至提出了“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的主张(《邹黄州鹪鹩集序》)。曾为七子之一、后因观点分歧被逐出阵营的谢榛后来也提出了“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的观点。
由于后七子在文坛活跃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影响也更深远，他们“墨守唐音”的做法为后世许多人所接受，即使清代诗作或诗评的大家朱彝尊、顾炎武、吴伟业、沈德潜等人也深受他们的影响。
四、李贽与公安三袁
李贽(1527-1602)，原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回族。他出身于航海世家，通晓外语，祖上多与异域交往。他因不满官场黑暗，54岁时坚决辞官，后着书讲学，其思想理论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他充分肯定人生欲望的合理性，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针锋相对。他认为历来之“政、刑、德、礼”皆是少数人“强天下使从己”，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只有使“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方可谓之礼(见《李氏文集·道古录上》)。他甚至敢于大胆否定万世师表的孔子，称儒家经典绝非“万世之至论”，并且说汉代以下“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尔”(《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他从根本上否定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等级制度，说“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还说男女有同样的智慧。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藏书·德业儒臣后传》)。他的这些大胆的观点就是今天的人看来也不能不称奇钦佩，在当时更不能为世人所容。所以他一生屡遭迫害却终生不悔，最后被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迫害被迫自杀身死。他的观点鲜明尖锐、一针见血，表现出反传统的战斗精神，也表现出居官为民的优秀品质。他为官时清正廉洁，为民做事，任满后离开云南姚安时，“士民攀卧道旁，车不得发”(《姚州志》)。
他的文学观点主要是提倡“童心论”，所谓“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说》)。
他认为，文艺创作应该是“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焚书·杂说》)，自然而然从心中流出，这才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表现，好作品都是“发愤之所作”。他坚决反对拟古摹古，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童心说》)。他彻底打破了一切旧有的迷信，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给复古主义以重创，几令其土崩瓦解。
李贽是思想家，不以诗作着称，但其他着述颇丰，且有独到的文学理论，称为文学家当之无愧。可惜明清两代他的着作数次被禁毁，多有亡佚，存者亦遭篡改，间有伪作。他的作品与其观点一样直率鲜明、辛辣大胆，毫不掩饰地袒露自己的真实感情。
例如《石潭即事》(其四)：
“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年来寂寞从人谩，祗有疏狂一老身。”
又如《独坐》：
“有客开青眼，无人问落花。暖风熏细草，凉月照晴沙。客久翻疑梦，朋来不忆家。琴书犹未整，独坐送晚霞。”
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其痛苦莫过于为世人拼死却得不到世人理解而不得不孤军奋战的孤寂。李贽这两首诗正是表达了他不愿与流俗合污、不得不奔走四方、客居他乡所遭际的常人难以体味的孤寂和痛苦。前一首反映了他对献媚者的鄙视，后一首表达出他在孤独中对朋友的渴望、对家乡的怀念、对生活的态度和信心。李贽的思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初期代表市民阶层利益、追求人性的解放和渴望挣脱封建思想禁锢的强烈呼声。
李贽是一个敢于与传统守旧思想彻底决裂的勇士，是当时社会新思想的先驱。他虽然常常感到形单影只、孤立无援，但他的斗争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几乎与他同时或比他稍后出现了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和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都坚决支持李贽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论。戏剧家汤显祖也站在他们一边。
“公安派”代表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袁中道(1575-1630)，字小修。他们是兄弟三人，其中以袁宏道最为着名。袁宏道早期也曾“少年读书求富贵”，“少时望官如望仙”，后来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才认识到过去不过是“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见袁中道《李温陵传》)。因为他们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所以后人称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派诗人为“公安派”。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性灵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一文中论及诗歌创作时主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诗歌要努力体现作者的个性和真实的思想感情，反对任何外在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更要摆脱在诗歌中说理论道的空谈。他们认为“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这样的真诗“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观点。从这一根本的原则出发，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时期文学新思潮的理论主张，坚决反对“拟古蹈袭、重古轻今”的复古主义，对当时“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明确指出：“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袁宗道《论文上》)；还说，“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文章”(袁中道《花雪赋引》)。袁宏道也不无讽刺地说：“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集序》)，并且说七子的复古主张不过是“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于》)。他们的这些理论是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有力打击。在他们看来出于真情、毫不作态的民间诗歌倒是地地道道的真诗，因此他们也学习民歌体来创作诗歌，虽然平易俚俗，却令人耳目一新。
请看袁宏道的小诗《山阴道》：
“钱塘艳若花，山阴芊如草。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平生王献之，酷爱山阴道。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
再如袁中道的小诗《夜泉》：
“山白鸟忽鸣，石冷霜欲结。流泉得月光，化作一溪雪。”
但是，他们的理论在强调真情的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轻视文学的艺术性，仿佛文学创作可以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就能信手捻来似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的诗歌率直浅俗、随心所欲，以至“戏谑嘲笑，间杂其间”，真则真矣，却粗俗浅薄，破坏了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例如袁宏道的《渐渐诗戏题壁上》：“明月渐渐高，青山渐渐卑。花枝渐渐红，春色渐渐亏。禄食渐渐多，牙齿渐渐稀。姬妾渐渐广，颜色渐渐衰。……”这一连串的排比句信口而出，却无诗意可言，更谈不上语言艺术，实为败笔。
与“公安派”同时起来反对复古主义的还有“竟陵派”。竟陵派代表人物是钟惺(1572-1624)和谭元春(1586-1637)，他们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所以称竟陵派。他们持有共同的文学观点，又共同编选了《古诗归》、《唐诗归》二书。他们的观点与公安派有相似之处，也提出“重真情”和“重性灵”的说法。钟惺认为作者应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谭元春也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诗归序》。他们的这些说法与李贽和公安派一样，都具有反传统和反保守的积极意义。同时他们还看到了公安派诗歌过于粗俗轻率的毛病，希望能够避免，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正。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拟古，但认为还应该学习古人诗中的精神，不过诗风文风要力求新奇、不同凡响。结果，他们又走到刻意追求文字古奥、语言晦涩的老路上去了，不仅没有纠正公安派的弊端，反而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评价竟陵派诗风是“以凄声寒魄为致”，“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他们诗歌的内容更加贫乏空泛，连公安派那点平易率真和坦诚自我的清新感也没有了。
在李贽影响下，高举反复古大旗的文学队伍中还有一位令人称道的人物，那就是大戏剧家汤显祖。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别号若士，晚年自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知识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能通古文诗词、天文地理，甚至医药卜筮。他为人刚正挺拔，从不阿谀权贵，还敢直言批评当朝皇帝，所以遭到压制排挤和贬谪。他被贬到浙江遂昌任知县时，用体贴民情的方法治理地方，曾灭虎清盗、劝学兴教，每逢除夕、元宵等节日，还准许监狱中的犯人回家团聚或上街看灯，成为深受人民爱戴的地方官。长期沉沦下僚，深恶官场的黑暗腐败，也因为弟弟和儿女的先后夭亡，他于48岁时毅然辞官回乡，隐居于临川玉茗堂中，全力创作戏剧，借梨园小天地展现人生大舞台，将自己的文学才华、对世人的关切和心中憧憬的社会理想都一股脑通过戏剧表达出来，成为我国戏剧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