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论述了诗歌对社会的巨大感化和教育作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上自贤圣，下至愚……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正因为诗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能动人心弦、感人性情，所以他认为诗歌能帮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帝王如果重视诗歌的作用，用其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采诗上闻，闻而纳谏”，就可以“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统治者和人民的矛盾就可调和，感情就可统一，帝王就可以“垂拱而理”了。他的这一说法夸大了诗歌的作用，愿望虽然良好但近于幻想，但是他能认识到诗歌不仅可以发个人之忧思，更能够起到教化人民、沟通感情、上下达意、补察时政的社会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把写诗当做是向皇上进谏的一种形式：“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与元九书》)。
第三，他论述了诗歌的特点，以果树生长的过程做比喻，形象地提出了“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提出了诗歌创作的四要素。其中“情、义”是内容，“言、声”是形式。他主张形式服务于内容，说自己写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而是以内容为第一。但他并不轻视形式，认为“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可见他认识到只有语言声律的顺达流畅、质朴鲜明，才能让人更易于理解和接受，这正是用形式的美好达到为内容服务的目的。
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突出现实性，追求通俗化，这一主张比起通常文人们喜欢的居高显傲、舞文弄墨的倾向实在是一个进步，大大有助于诗歌的普及和流传，使之更接近人民群众，更接近现实社会。这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继承，也是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当然，白居易与杜甫的不同之处在于，杜甫将民生疾苦与自己的悲怆哀痛融为一体，诗中感情真挚而浓郁，虽有讽喻作用却不以讽喻为出发点。而白居易则将诗歌看成是谏书和奏章的补充，以旁观者的身份将民生疾苦报知圣上，因而诗歌中的形象常常被说理和议论所取代，而破坏了诗歌的感情和意境。在这一点上，白居易不及杜甫。而且，他还以自己的标准评价以往的诗人，对屈原、陶渊明、李白和杜甫等人多所贬抑，认为他们为时为事作的诗不多，多半是发一己之忧思，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
无论如何，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系统完整，其观点率直鲜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和普及，有进步的意义，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
(三)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思想内容
白居易曾经把自己51岁以前的诗歌分为4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这种分类方法不科学亦不严谨，但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看法。他最重视讽喻和闲适诗，而这恰恰反映了他遭贬前后思想的深刻变化，后人也就顺其自然以这两部分诗为重点分析白居易诗歌的内容和思想。
1.讽喻诗
白居易的诗歌总共有2800多首，讽喻诗只有170多首，但由于这部分诗多半创作于遭贬之前，正是诗人奋发有为、以求“兼济天下”之时，所以诗歌中颇多昂扬正气、为民请命之词，因此成为其全部诗歌中最精华的部分。诗中有大量描写人民艰难困苦生活、揭露统治阶级暴政罪恶的内容。例如《观yì刈麦》写了农民割麦的辛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诗中抱小孩捡麦穗的贫苦妇人形象更是生动逼真，令人感伤。又如《杜陵叟》写了大旱之年土地歉收，官吏不仅瞒情不报，而且急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对这帮官吏，诗人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在《轻肥》中，他描述了宦官骄气凌人、挥霍无度的丑态，诗末尾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与宦官的所为恰成鲜明对比，令人心惊。着名的小型叙事诗《卖炭翁》更是以卖炭翁的遭遇深刻揭露了宦官借“宫市”之名掠夺人民财产的罪恶行径，而下层人民却敢怒而不敢言。《重赋》揭露了唐朝两税法的弊端，《红线毯》、《缭绫》反映了养蚕织锦的手工业者所受的重重剥削：人民辛苦劳作，却仍“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而皇宫“内库”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作者大声疾呼：“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作者对人民的同情是真挚而深厚的，对统治者的愤怒也溢于言表。不仅如此，他还在一些诗中对比人民的苦难而扪心自问，感到愧对人民，例如《观刈麦》诗尾说“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而在《村居苦寒》中作者更是把自己与农民做了鲜明的对比：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犹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shī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这种对比使诗人的思想升华，令读者感动，将诗歌意义推进一步。这是此前文人诗歌中罕见的，是白居易诗歌的特点亦是优点之一。
另外，诗歌中还有宣扬爱国主义和反对侵略战争的内容，如《西凉伎》中慨叹天宝以后西北边疆大片国土丧失，故土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悲惨，而边疆武将却沉湎酒色、拥兵自重，无意收复失地。《城盐州》中则进一步指出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一旦失地收复，他们或许会失去自己的饭碗。《缚戎人》写一男子因思念汉土而逃回中原，却被误认为是戎人而流放边疆。以上是有关爱国主义的内容。《新丰折臂翁》中的主人公则因为不愿参加杨国忠发动的对南诏的战争而自折手臂，“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此诗借折臂翁之口表达了对统治者穷兵dú黩武政策的反对。
白居易对妇女问题也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他曾在《请拣放后宫内人》一文中指出，由于后宫宫女甚多，“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所以，他请玄宗尽量拣放，同时还写了《过昭君村》一诗，反映了人民对选宫女的抵触情绪：
“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在《七德舞》诗中歌颂了太宗皇帝“怨女三千放出宫”的举动；在《后宫词》一诗中对不得不断送青春幸福的宫女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着名的《上阳白发人》一诗以一位16岁入宫直到60岁仍独守空房的白发宫女悲苦的一生鞭笞了宫女制度的残暴。其他如《母子别》一诗痛斥喜新厌旧的“关西骠骑大将军”，对被欺凌遗弃的妇女表示同情。《妇人苦》一诗则写到“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凡此种种，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讽喻诗中还有其他内容，如《盐商妇》反映商人非法牟利；《两朱阁》讽刺佛寺太多；《立碑》讽刺无政绩之达官贵人死后自有人树碑立传，而有政绩之小官死后却无人问津；等等。总之，讽喻诗内容丰富，反映社会面相当广泛而且深刻，可见诗人用心良苦。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歌功颂德、夸大其辞之作。
2.闲适诗
白居易将闲适诗与讽喻诗并提，看得同样重要，而且由于闲适诗格调淡泊平和、闲逸悠然，语言浅近通俗、贴近生活，故而对后世影响很大。这部分诗几乎都是诗人遭贬之后的作品，反映了诗人后半生的思想，诗中虽不无清爽有趣之作，但总体来说较之讽喻诗而言则眼界狭小、内容浅近，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后期知足保和的人生态度源于他对政治斗争的厌倦和佛老思想的影响。他在诗中铺陈身边琐事，动辄衣食俸禄，千篇一律，令人生厌，且诗中颇多得意之色，如《知足吟》“不种一垅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枝桑，箱中有余服。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这种思想和情调是不值得称颂的，就连宋代苏轼都认为“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当然，如果仅就闲适诗而言，一些游记写景之作还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品位。如《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长达1300个字，生动自然、条理清晰，诗情画意弥漫其间，读之如身临其境。再如《大林寺桃花》仅仅4句，却活泼可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3.感伤诗
感伤诗中最着名、最出色的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两首。
《长恨歌》是白居易34岁刚刚就任县尉时创作的，诗中思想内容极为复杂，明显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诗中故事的叙述既有对唐玄宗荒淫误国的讽喻和批判，也有对李杨爱情专挚如一的肯定和赞颂。这篇作品完全不同于白居易的其他作品，非但故事情节不完全“其事核而实”，且写作手法也一改诗人一贯奉行的现实主义手法，而大量使用想像和虚构，使全诗充满浪漫主义情调，后人因此揣度此诗并非“为君”、“为民”或“为文”而作，而是“为情”而作，曲折地记录和表达了作者曾经有过而未能如愿的一段恋情(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作者将其归入感伤诗内或许不无道理。此诗艺术水平高超，影响深远，是我国古代爱情诗歌的名篇。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谪江州后创作的。此诗虽与《长恨歌》都属于长篇叙事诗，但其手法又回到作者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诗中题材人物都是作者亲历亲闻，虽写歌女，却杂糅了诗人自身心中痛切的感情，因此诗歌意境真挚感人、哀婉深沉。琵琶女是社会的低层人物，她的形象和遭遇具有典型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妇女的地位，而诗人的遭贬在世子们的宦海沉浮中也具有典型性，作者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显示了作者与人民亲近和相互理解的感情。这种写法非但不自贬身份，反而引起后世读者更多的同情和尊重。
4.杂律诗
杂律诗是以诗体来分类的，数量虽多，但优秀者却不多。比较出名的是他早期创作的两首小诗。一首是《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另一首是《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前一首表达朋友分手时的离愁别绪；后一首写兵乱之中家人分散，各奔东西，相互思念的深情。正是诗人这些未成名的早期之作显示了诗人卓越的才华和清新爽健的诗风，奠定了诗人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四)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诗歌最突出的特色是语言平易浅近而含义却隽永深刻。他写诗希望人人能懂，所以从不追求奇警。他倡导新乐府运动并身体力行向民歌学习，力求诗歌的通俗化和大众化。
他的一些诗作几乎和民歌一般无二，如《秦吉了》一诗：“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
此诗可谓浅显流利，琅琅上口。但如果诗歌过于浅显则很容易平淡无奇，枯燥乏味，所以他又常常在诗中某处用一二警句统摄全篇，从而达到言简意深的目的。如《轻肥》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重赋》中“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红线毯》中“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等等。刘熙载《艺概》中说：“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得。”
白诗的另一特点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如果说杜甫诗常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那么白居易诗则常以叙事为主结合抒情，如《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等诗，其中并无一字抒情但情在事中。而且白居易诗中的主人公形象典型而饱满，完整而逼真，卖炭老翁、白发宫女、折臂老翁、琵琶歌女等等，都使人如见其面、如听其声，从而产生发自内心的同情。这种通过个别揭示一般、以典型说明全面的艺术手法是很有感染力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与杜甫一脉相承。
此外，白居易自觉地运用诗歌作武器向皇上进行讽喻和进谏，并在诗歌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他的创作目的和方法都十分明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才出现了大型组诗，如《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组诗都是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广泛而不凌乱，主题鲜明又切中要害。《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新乐府》采取“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即篇题为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写明通篇主旨，诗的末尾总结全篇。这种以诗谏事、结构严密的组诗是白居易的首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