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商贸交往
商业与穆斯林有不解之缘，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商业活动依然是穆斯林青睐的经济活动。唐宋时期的“番客”对中国传统的“轻商、贱商、抑商”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到了元代，在东乡族中出现的“斡脱”商人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中国到外邦，进行商品交换，推动着社会发展。
撒尔塔人继粟特人之后，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进行商业活动的生力军。撒尔塔人定居中国西北地区之后，仍然把经商作为自己主要的生产方式。自称为“撒尔塔”的东乡族与商业有密切的关系。“撒尔塔”的原始含义就是“商贾”的意思。
在临夏东乡地区发现的不少粟特币和阿拉伯银币，就是中西友谊、经济交往的实物见证。东乡民族的迁徙形成是中西交流的最好例证。
蜗居西北一角的撒尔塔人的商业活动，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难以全面论及，但在被称为历史“活化石”的地名中露出了端倪。在临夏地区为数众多的“斡脱”地名中反映了“斡脱”商人一定时期的活动盛况。
在考察临夏地名时，统称为“斡脱”的地名有近50个，不过有的地方叫“卧妥”，有的地方叫“苦妥”，有的地方叫“科妥”“坷坨”“窝托”。虽然不同的地方由于方言关系，叫法有些差异，但都是从“斡脱”衍化而来的。有些是同音不同字，有些是不同方言，不同发音，不同音译。翁独健先生在《斡脱杂考》中认为“斡脱者，元代特种商人之名称”。斡脱户是奉圣旨诸王令随路做买卖之人，认为斡脱是元时之“官商”。斡脱是官方提供资金、服务于元朝皇室及贵族的经商者，设有专管机构管理，经商者多为穆斯林。官方所提供的资金，称之为“斡脱钱”或“斡脱官钱”，《新元史》卷七十二《食货志》“斡脱官钱”条云：“斡脱官钱者，诸王妃主以钱供人，如期并其子母征之。”元初谓之“羊羔儿息”。
“斡脱”商人广泛活跃在中原各地，甚至深入到草地、西番地带和西土及海岛等广阔范围，连波斯、西域各国也有斡脱商人的足迹（参见《元典章》《元史》）。据《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记载，“元代还有不少被称为斡脱的官办穆斯林商队活跃在临夏地区”，斡脱商人是构成河州地区东乡族的族源之一。商业是回族、东乡族等先民从事的主要职业。
清代，东乡族中“多脚户”“多负贩”，往返于临夏的八坊、韩集、三甲集、锁南坝和莲花等地区及甘南、青藏地区，构成了整个河州地区的重要集市。譬如，大河家的保安腰刀，东乡褐子、毛毡，永靖的土盐，阿干镇的沙罐，藏区的羊毛、皮张等行销河州内外。东进西出，南来北往，市场经济空前活跃，使临夏成为连接东西部的商品集散地之一。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河州与温州相媲美，“善于经商”“流通发达”成为临夏的经济特征。在形成临夏的这种经济特征的过程中，有斡脱商人及其子孙们的辛勤劳动和贡献。
第二节市场交往
自明清以来，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交易的需要，集市贸易逐渐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要渠道。清朝时，以交通干线和大村落为依托，形成了锁南坝集、尕扎达坝集、唐汪集、汪集集、那勒寺集、新同集6个集市。新中国成立初，东乡族自治县有13个集市，其中规模较大的集市有锁南坝集和唐汪集。从1958年开始，由于搞“大破大立”，农村集市被取缔。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随着农村自留地的落实，农村集市又得到开放，一些生产队集体和个体摊贩重新进入市场，饭馆、摊点开始营业。1965年开始“四清”，集市流通受到阻碍。“文化大革命”中农村集市全面关闭。1975年上半年实行“社会主义大集市”，逢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一月3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方的集市贸易开始活跃起来，而东乡族自治县先后开放、恢复了22处农村集市，重点加强了19个集镇建设，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辐射全县的农村集市贸易网络。到1985年，集市贸易成交额达428万元，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7万元。1986年以来，自治县以市场建设为龙头，推动全县工商业和民族贸易的发展。1995年对锁南坝、龙泉、唐汪、河滩、汪集、那勒寺、达坂7个市场统一规划，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建成包括百和市场在内的8个重点市场。县城锁南坝先后建成3个专业市场。1995年底，全县贸易市场和交易点已达18处，占地面积1208.49万平方米，其中市场建筑面积4.27万平方米，集市贸易成交额842万元。
2003年，在县城改扩建工程的实施带动下，规划修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市场。其中在县城锁南镇建成的南园综合贸易市场总投资653万元，修建大棚3个，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民俗商贸一条街总投资215万元，新建铺面180多间，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新增岗位近千个。截至2004年年底，全县集市贸易年成交额达到1399万元，经营的行业有手工业、饮食业、运输业、修理业、服务业、建筑材料业、印刷业、皮毛业、养殖业、木材加工业、油漆业、裁剪缝纫业等。遍布全县的集市贸易，使大批闲散人员得到了再就业的机会。
自治县集市均为午市，上市时间为上午10时到下午4~5时，赶集人早出晚归，自由买卖。自治县的重点集市有：
锁南坝集位于自治县政府所在地锁南镇，设集较早。清同治前有居民300余户，逢农历三、六、九为集日。民国时期集镇有主街两条，河州至兰州东大路穿越此镇，棉布、百货、杂货铺各数间，有油行、饭馆、茶铺、客店、肉铺等，赶集摊贩较多。新中国成立以后，锁南坝成为自治县首府所在地，集市日益兴旺，市场逐年发展。截至1985年，有固定工商户214户，铺面345间，流动商贩45户，上集人数5000人左右。主要商品有粮油、牲畜、羊只、肉禽、洋芋、皮张、山货、茶叶、毛毡及百货、布匹、服装、绸缎、副食、日用杂品、蔬菜瓜果等，年成交额125万元。现改为农历双日集，有固定个体工商户350户，设有洋芋市场、蔬菜市场、牲畜交易市场、小百货贸易市场、木材市场等，上集人数近万人，年成交额281万元。
达板集位于县城东部40公里处的达板村，东依洮河，北连唐汪川，交通便利，临（夏）-巴（下寺）公路和兰州-唐汪公路在此相接。农历三、六、九为集日，有个体工商户135户，年成交额281万元。
河滩集位于县城西北约30公里处的河滩镇出产瓜果、蔬菜、花椒。农历三、六、九为集日，有个体工商户125户，年成交额253万元，是河滩、柳树、东塬、临夏县河西4个乡镇的物资交易中心。
龙泉集位于县城北部15公里处龙泉乡老庄村，国道213线横穿而过。农历三、六、九为集日，集镇为“一”字形街，有个体工商户93户，年成交额125万元，是考勒、董岭、大树、北岭、龙泉5个乡的物资交易中心。
唐汪集位于县城东北部40公里处的唐汪川，是古代河州至兰州的要站，有洮河渡口，清代在此建成从上城门、沙沟至当铺巷道的“十”字形街道，商铺居民交错，出现了前铺后家，以家代“店”的客店铺面。现农历双日为集，有个体工商户107户，年成交额333万元，是董岭、北岭、龙泉、大树、达板、临洮县红旗6个乡镇的物资交易中心。
那勒寺集位于县城南部16公里处的那勒寺镇那勒寺村。双日为集，有个体户76户，年成交额121万元，是赵家、五家、果坪庄和镇梁家寺4个乡镇的物资贸易中心。
汪集集位于县城东南部6公里处的汪集乡咀头村，临（临夏）-巴（下寺）公路自西向东穿过，交通便利，单日逢集，有个体户53户，年成交额68万元，是沿岭、风山、高山等乡镇的物资交易中心。
百和集位于县城南约16公里处的百和乡百和村，农历二、五、八为集日，有个体工商户50户，年成交额248万元，是坪庄、关卜、那勒寺等乡镇的物资交易中心。
第三节交往媒介
一、脚户
在历史上的各类志书中对东乡族文化互动记载不多见，唯独对商人的活动则以“多脚户”“多负贩”“善商贾”和“斡脱商人”等文字作了诸多记载。东乡族自古以来就有善于长途贩运的传统习俗。从唐宋以来的“番客”，到元代的“斡脱商人”至明清及民国时期的“脚户”与“负贩”，都是一脉相承的商业活动典范。
从地理位置上看，地处丝路南线必经之地的河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历代王朝视为军事要塞，也是重要商业交往的茶马互市。东乡族依靠驮运货物而谋生的手段在河州地区应运而生。年轻的脚户哥们为商号运送南北的山货特产，他们下四川、入甘陕、奔宁夏、上青藏，历尽甘苦辛劳，用双脚丈量着漫长的河谷、蜿蜒的山道，面对自然的凶险掷注着一年的收成。在人和自然的抗争与奋斗中，造就了东乡族汉子吃苦耐劳、坚韧倔强、粗旷率直的性格。
旧时东乡的脚户多达数百家，脚骡有几百头。他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庄稼汉，由于人多地少不能养家糊口，因而有“消闲买卖，紧张庄稼”之俗。一年之中，除农忙时间外，大部分时间或由几家几户联合揽货驮运，结帮同行；或由实力较强的一家一户形成大帮驮队，远至西宁、兰州、成都、汉中、武都、拉萨各地；近则往返于附近的城乡之间。沿着古丝绸之路、唐番古道，他们用双脚在山林荆棘中开辟了条条重要的商道，与河州脚户哥一道名噪一时。在河州“花儿”中有许多唱脚户哥的歌词。譬如“大路上上来个脚户哥，头骡上拴的是铃铛。尕妹的身子一灶香，想飞是没长上翅膀”。这些不分昼夜、风尘仆仆、四处奔波的脚户们，把一批批的棉布、茶叶、食盐、纸张、铁器、日用杂货从千里迢迢之外的川陕运至本地或再销往青海、西藏等偏远地区，又将当地的药材、羊毛、皮张、大蒜等土货特产运往外地，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贸易交流，极大地活跃和丰富了当地的市场。从青藏高原到云贵高原，从四川盆地到广大中原地区，纵横数万里，上下数百年，留下了脚户们生生不息的足迹。
脚户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骡子，叫做“脚骡”。一般要挑选最好的脚骡带头前行，称之为“头帮”，并要给“头帮”骡子的笼头鞍络上装饰以红缨、珠宝，脖子系上铜铃，看上去光耀夺目，走起路来更是叮当悦耳。有意思的是，这“头帮”骡子也似乎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一路上昂首挺胸，一马当先，其余的骡子则紧随其后，鱼贯而行，绝不抢道。要从河州下四川，岭峰连绵，阴平小道，台台石坎直上青天，路面极为狭窄，攀登小道如同蚰蜒履岩，十分艰险。脚户哥这时要不断地甩响鞭，不断地高声吆喝。响鞭声、吆喝声要求抑扬顿挫，有节拍，有韵味，背负重压的驮骡则在这节拍韵律下一级级攀登，踏着石坎艰难行进。脚户哥若失了节拍，驮骡就乱了脚步，后果不堪设想。
脚骡的鞍子称“大鞍”或“驮鞍”，根据驮负货物的重量而设计，外壳选用优质木料制成，从骡脊两侧呈弧形下垂至两腹侧，里面的鞯用棉花或毡片垫成，厚约两寸，可减轻对骡脊的磨压。
旧时专门供人骑坐的脚骡叫“单骑”。有钱人或老弱病人多雇坐“架窝子”，或叫“骡轿”“驮轿”，但两个骡子往往步调不一，加之道路坎坷，坐者上下颠簸，坐这种“轿子”的人看似神气，实则颠得够呛，一点也不轻松。
当吆脚的脚户大都是步行，他们脚穿麻鞋，用羊毛线织成“毛缠子”，从小腿部一直裹到脚上，等住店歇息时，才会解下来烙热或晾干，以防脚上打磨起泡。
漫漫旅途中，脚户们多半时候紧跟在脚骡后面，且很少用鞭子抽打、驱赶与自己朝夕相伴、风雨同行的亲密伙伴骡子。多半时候只是用嘴轻轻地吆喝几声，聪明的脚骡听话地谨慎前进。在多年的长途跋涉、风吹雨打中，它们早已同自己的主人配合默契，心有灵犀，建立起了患难与共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