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判断信息策略
判断信息策略就是在阅读中能对文章作出判断，区分重要和非重要的信息。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一篇文章通常是汲取重要信息，这在应用文的阅读中显得十分明显。文章的重要内容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确定：作者在文章中所表达的重要思想；读者所需要的重要信息。要把握作者在文章中所表达的重要思想，既要具有丰富的知识经验来理解和评价文章的内容，还要了解作者的意图、目的，帮助确定重要内容，同时还需要运用文章结构知识帮助确定和组织信息。其中文章结构知识对帮助读者确定重要和非重要信息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比如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要了解历史背景，要筛选出文章中主要观点。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但是，抗战10个月的实践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完全错误的。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判断信息重要不重要，与自己的阅读目的关系密切。一个准备投资办厂者，他阅读地方政府报告、地方经济年鉴、某行业经济情况分析、某行业经济预测分析报告、或国家的有关政策等，首选判断重要信息的标准就是对其是否有用。但我们更多的关注文章本身的重要信息，如胡锦涛在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是重要的，但讲话内容中更有重要的信息。近几年，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时，不少西方政界和媒体持“中国威胁论”，通过种种借口攻击中国。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胡锦涛在讲话中八次提到“和平”一词，凸显了当下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愿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对外基本姿态。“和平”这个关键词彰显了新中国成立60年这一时间节点上，中国对外积极倡导和谐世界的决心。
2.概括信息策略
概括信息策略是指在阅读中简明扼要地写出所读材料的内容梗概，它是对原读物的浓缩，反映原文章的主旨。在阅读中运用概括信息策略，有利于促进分析加工和整合加工的认知活动。因为要概括文章的信息，需要对文章内容进行取舍和浓缩，取舍和浓缩文章信息的过程也就是对所读文章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加工和整合加工的过程，因此，它能提高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和记忆能力。概括信息需要读者仔细审视文章的整体内容，把握作者分散的观点，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综合，写出文章主要内容的梗概，这是较难的认知活动。
概括信息策略有一个系统性内容：就一篇文章概括句子，概括段意，概括全篇内容，概括文章主旨，概括写作特色等；就一本书概括章节内容，概括本书举要内容，概括这本书的特色等。一篇文章需要概括的很多，但通常我们从文内找信息，从文外寻背景，从人情事理上进行思考。可以选择一些角度概括文章的内容，如分析题目，概括要点。有的文章题目就是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直接表明了文章的中心意思。如探究文眼，把握关键句。有些文章中的中心句、点题句、过渡句、总起句等关键词句，往往揭示了文章的中心，这些句子就是文眼。可以摘录引用，连贯起来，依文解意，即紧紧依靠文章中的词句进行总结概括，力求具体准确。如连接段意。有的文章没有直接写明中心意思，这就需要我们加以分析概括。可以先概括各段大意，连贯综合，然后作者表达的立场、观点就明朗。
3.推理信息策略
许多语言学家及阅读方面的专家一致认为，阅读理解的过程在其本质上是推理的过程，因此许多信息都要靠读者推理而获得。所以，读者有必要运用推理能力补充文章中隐含之意形成连贯的理解再现出来。所谓推理策略，是指读者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运用自己的旧的知识经验和文章提供的新的知识经验创造出新的语义信息。当读者建构文章意义模式时，会运用推理去补足文章省略的内容。即使阅读最简单的文章也需要进行推理。
阅读中一般要进行的推理主要有两种：一是连接推理。这是指通过推理把文章不同内容联系起来。读者阅读文章总是从一句到另一句，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一边阅读，一边把文章的各个句子、各个部分的内容联系起来，形成文章内容连贯的整体意象。有时候，文章内容之间、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明显而直接的，这时候读者很容易把他们联系起来构成整体意象。但有时候，文章没有提供内容之间直接而明显的联系的信息，这时读者必须通过推理创造出一些新的信息，把文章不同部分的内容联系起来，形成整体意象。否则，对文章的理解就会出现断裂现象，只能获得支离破碎的语义片断。譬如鲁迅的《拿来主义》，从闭关主义到送去主义再到拿来主义，作者在文中没有提供直接而明显的联系信息，这些联系信息必须靠读者凭借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和文章的结构知识进行推理，使之得以有机联系；二是阐释推理。这是指通过推理把文章没有明说的内容阐释清楚，从而对文章的理解更丰富、全面而深入。文章有的内容写得微妙而隐晦，要理解这些含蓄的语言，需要进行阐释推理。
为了能准确推理，还需要做相关的思考：一是对背景知识的了解。文章都是在不同背景下写出来的，同样写一个人的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期间，联系背景推理相关问题就能理解并将文意连贯起来；二是学会设问。文章中常有让人发问的语言、语段和语境，在文中进行假设推理，可以猜想多种可能，从中比较选出自己能自圆其说的一种；三是在文体中诗歌常用跳脱语言，人们之所以能解读，就是常用已有的经验去推理。多读诗歌以训练推理阅读能力是一个好的路径。
4.批判质疑信息策略
在阅读中运用批判质疑信息策略是培养我们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西方学者一直将批判思维作为创新精神的核心部分来看待，他们主张：批判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动力和基础，开发人的批判思维就是开发人的创新思维。
阅读认知过程一个重要的信息加工方式是同化加工，这是读者利用原有知识去解释、消化文章的信息的过程。在阅读诠释中阅读者思维中逆向思维有没有被激活，在阅读中对文章的内容不是顺从理解，而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这时因为当原有知识被激活但和文章提供的信息发生冲突，不是文章新信息以足够的理由和证据修改自己旧的认知图式，就必然对新信息提出批判质疑。因此，阅读中是否激活原有知识对开展批判质疑策略至关重要。
据了解，医疗事故曾夺去许多生命，也毁灭了许多幸福家庭。但是，很多患者家属在打官司后才发现，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死者的家属，只有精神抚慰金，没有死亡赔偿金。许多专家在阅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后就批判质疑，建议修改。也有不少专家把脉，矛盾核心指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使没有《物权法》，对该《条例》看不“顺眼”的专家学者可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孙洁是2004年“修宪”投票的总监票人，而后她就开始为废止《条例》而高呼，理由是“现行的拆迁法规与新修宪法精神相去甚远”。广州市律师协会房地产委员会主任许奋飞直指“条例完全以城市改造为目的，民生利益靠边而站，不符合宪法原则”。该条例最受诟病的是第十六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一份《违宪审查建议书》这样批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际上就是颁发拆迁许可证的部门，在颁发许可证时，对拆迁单位的补偿方式已予以确认，居然还让其成为纠纷的裁决者，公正从何谈起？“第十六条”的罪状还没有数完：如果被拆迁人对裁决不服提起诉讼，该条款又说“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一位长期关注拆迁纠纷的律师说，“有比这个更荒唐的吗？胜诉了又怎么样，房子已被拆掉了！”
第四节 写作主体的阅读审美
阅读与审美紧密相连。阅读的过程是审美体验的过程，是获得审美愉悦的过程。当我们用心去感受一篇篇凝聚着作家深厚感情的优秀文学作品，就会渐渐走进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情感世界里，阅读过精美诗文的人总对那些名篇记忆犹新，回味《背影》中的父子深情；感受《女神》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对五四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体味《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等等。审美阅读有助于培养人们健全和高尚的人格，让人远离假恶丑，追求真善美，通过阅读挖掘作品蕴涵的民族心理、人文精神，产生文学的美感。所以，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常常因其精致的结构、曲折的情节、个性化人物形象、华美的语言而触发联想、想象等一系列审美反应，在这一审美过程之中，审美主体常常会激动莫名、如醉如痴，产生如饮美酒、如吮甘露般的愉悦舒泰之感。
然而，当我们阅读一篇应用文时，在一般情况下，因读者在此之前所积累的阅读经验会马上唤起他对应用文的一般感觉，即言简意赅的主旨、老套的格式、模式化的结构，似乎很难唤起读者的审美情感。其实，应用文也是人们精神生活活动的产品，包含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个人情感的体验，在创造过程中，人们按照美的规律组织文稿，必然蕴藏着丰富的美学因子。所以，应用文同样具有审美性。对应用文产生不公正待遇的是人们缺少研究，尤其是现代把应用文置于“小儿科”，应用文写作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门类，人们总以“艺文之末品”给予“下等人”观念，误以为应用文是刻板、枯燥、乏味的，俨然成了规范化、程式化的代名词、同义词，结果绝大部分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学习应用文也难以获得审美的愉悦。一言以蔽之，人们已普遍习惯了对应用文“审美性”的忽视乃至否定。事实告诉我们：应用文阅读具有审美性。
一、应用文的美学价值
应用文在古代可谓半壁江山，以总量来说，超过文学。周代的《尚书》就是我国较早一部应用文写作的专集。其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古代应用文写作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成为“美文”写作，这是由古人对文章的审美要求以及对文体分类的标准与现代不同形成的。从先秦到清代，应用文与文学类杂陈的现象始终存在。并且，由于注重文采，到六朝时期不但诗赋骈文化，而且一切公牍文如诏、令、表、疏和其他一些应用文如碑、铭、诔、祭、书信等也已经骈化了。这种过度讲究辞采的文风固然带来意少语多的通病，但其形体的美以及自觉的文章美学追求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古代的文章风格从怎样对待经世致用与文采斐然的关系上分类，无外乎重质轻文派、重文轻质派、文质并重派三种。而历代的制、诏、策、诫.令、旨、谕、符、檄、章、奏，表、疏等，都是具有不同审美特征的应用文。一些经典的古代应用文，像邹阳的《狱中上粱王书》、商鞅的《变法令》、李斯的《谏逐客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曹植的《求自试表》、诸葛亮的《出师表》、白居易的《论和籴状》 等等，不乏文笔酣畅、痛快淋漓之篇章，到那时人们就会明白应用文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干枯乏味、味同嚼蜡。
应用文就犹如人们要生存就离不开“吃饭”一样，吃饭难道不具备美的属性吗？由此，想到清康熙年间的吴乔在《答万季野诗问》中的一段话说诗与文之区别：“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喻“意为米，文为饭，诗为酒”说诗与文的作用，确实是既形象又有道理。意为米，“文”乃米而为炊、炊而为饭，可果腹、养生、尽年，“为人事之正道”，足见其地位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