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史上有两次大的揭丑浪潮，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两次高潮都是在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出现的。第一次揭丑浪潮，以杂志为先驱。当时，"揭露性杂志盛行一时，杂志在揭露贪污、腐化、犯罪以及奸商操纵市场方面走在报纸的前头。"当时黑幕揭发者的触角遍及美国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们发现的问题形形色色：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惮的行为、欺诈性的索赔和专卖药中含有有害成分、践踏自然资源、官僚主义、卖淫、政府与黑道勾结、监狱状况和报纸为广告商支配等内幕。
黑幕揭发者是"改革的宣扬者"，他们是进步运动中新闻界的代表。这些作家和迅速增多的黑幕揭发杂志在唤醒慵懒的公众的正义感上功不可没。他们使进步主义为世人所瞩目，给这个政治运动提供了动力，帮助通过了社会和经济立法。
黑幕揭发运动历时不久，然而其影响的深广度是新闻和文学史界所罕见的。黑幕揭发者激发了公众舆论，"耻辱"一词使人想到，揭露黑幕"实在是一场世俗性的"大觉醒"，因为那些新闻记者借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比喻，力图激发全国的罪恶意识"（莫里林语）。作为黑幕揭发作品载体的杂志，在凸显新闻界的监督和警戒功能方面大大超过了报纸，进而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中帮助国人形成共识。"新闻界和文学界的男男女女、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鼓动家、教授、牧师以及社会工作者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共同影响了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最终为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调适。
这场运动声势浩大，举国侧目，民众幡然猛醒。斯蒂芬斯是黑幕揭发运动的先锋，他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是由于他始终报道政治问题而确立的。出版了《城市的耻辱》（1904年）、《为自治而斗争》（1906年）、《建设者》（1909年）。在黑幕揭发时代以撰写童工、政界和工业事故见长的威廉·哈德坦言："在我看来，我们这些黑幕揭发者中最优秀的要数林肯·斯蒂芬斯。当然，他主要致力于政治和政府问题。他是一个迷人的人物和伟大的杂志撰稿人。"甚至在杂志开始揭发丑闻之前，许多报纸对腐化行为已经作了斗争。最出名的例子就是19世纪70年代《纽约时报》放的一阵连珠炮，促使腐败的特威德集团垮了台。
Crusade和Campaign两个词都译成"运动"，在报纸上可以交替使用，但有微妙的区别。Campaign涉及的是不担风险的问题，通常指报纸为街头照明、公园、运动场等问题开展的一系列行动。Crusade是指报纸为了反对某事开展的行动，包括揭发邪恶和腐化问题。它的目标更为艰巨：艰巨的问题，艰巨的人物和机构。除恶运动（Crusade）的典型目标是公共机关里的腐化问题，如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报道的水门事件。他们的无情揭露为《华盛顿邮报》赢得了普利策奖。除恶运动的其他典型目标有滥用公款以及监狱、医院和疗养所里的恶劣条件等。
调查性报道出现之前的客观报道方式，主张原原本本地报道已经发生的事实，遏制了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束缚了记者的手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新闻界在公害报道方面感受尤深。从1955年至1970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公害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被称为"公害先进国"。但是，直到70年代初，新闻界对此没有给予充分反映。
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鼎盛时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去大都集中报道在某一方面或某一家公司发生的问题新闻事件，现在则涉及到各个领域，如企业、政府、司法、腐败及种族冲突、黑手党、社会贫困、毒品、暴力等一些全国性的有争议的问题。调查性报道不仅揭露丑闻、追踪疑点，而且注重系统地调查研究美国政府机构、公司企业以及整个社会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和痼疾，并且试图从中寻找出克服这些缺陷和痼疾的办法来。在这类报道中，按照传统新闻价值标准来看，既没有冲突，也没有奇闻，既没有明显的时间性，也没有突出的显要性，但却受到社会欢迎。这类报道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西方社会里人们习以为常、深有感触却不知症结所在的问题揭露出来，引起社会注意，促使某些变革。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经历了三大危机：越战失败、水门丑闻和信心危机。种族关系紧张，失业人口大增，社会犯罪频仍，人们对领袖、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耸人听闻、肤浅表面的新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新闻的需求了。正如美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制片人艾维·威斯汀（Av Westin）所说，美国人需要新闻来回答下列问题：这个世界还安全吗？我们的家园还安全吗？我们钱包还安全吗？如果还安全的话，那么过去24小时内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使我们的日子能过得更好一点？其中最为著名的引起世界轰动的"水门事件"的报道，堪称调查性报道的一个里程碑。水门事件由警方发现有人在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引起，官方最初宣布这只是一个"三等撬锁案"，一般报刊也未引起注意，但《华盛顿邮报》却认为这是重大政治丑闻，派出两名年轻记者追踪调查，深挖内幕，发现了事件背后的白宫官员操作以后又发现了总统与窃听事件有关。随着调查的推进，报纸作了连续报道，逐渐披露出其中极不光彩的内情。在长达22个月的调查和报道中，《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大批报刊及广播公司紧跟《华盛顿邮报》揭露这一政治丑闻，终于导致尼克松总统在1974年8月8日辞职，开创美国建立200年来总统辞职的先例。1974年11月，日本一家杂志发表了田中内阁的金钱政治内幕报道，也成为田中首相倒台的导火索。这些都表明西方把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提升到新的层次，以直接揭露政府腐败行为来体现其功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调查性报道方兴未艾，依然以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为主要内容。如1988年日本媒体对"里库路特"贿赂案的报道、1997年澳大利亚报纸对霍华德政府数名部长多领差旅费的详细曝光、1998年美国新闻界对克林顿绯闻的报道、2000年初德国新闻媒介对曾执政十多年的科尔的政党政治献金丑闻的报道等。这类调查性报道都是以问题新闻信息传播为己任，它们如同一磅磅重型炸弹，搅起政坛风波，引起政局动荡。
在新闻视野不断窄化的同时，美国公众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关注日益强化。在对世界关注减弱的同时，美国公众对自己生活地区特别是社区变动的兴趣变浓了。针对受众的这种变动，美国传媒的编排重点之一是突出环境安全报道、揭露性报道。我们可以从对这些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内容分析中来印证。据对1959～1991年普利策新闻奖分析，该奖分设为以下13类231项奖项：（1）为公众利益服务奖（33项）；（2）地方报道奖（有时间限制）5项；（3）地方普通报道奖（28项）；（4）地方报道奖（无时间限制）5项；（5）地方特别调查性报道奖（28项）；（6）全国报道奖（33项）；（7）国际报道奖（33项）；（8）摄影作品奖（9项）；（9）现场新闻摄影奖（13项）；（10）特写摄影奖（13项）；（11）特写奖（17项）；（12）调查性报道（7项）；（13）解释性新闻（7项），共计231项。这些获奖作品中，清一色都是问题新闻。
有人统计，从1917年至20世纪90年代，揭露性报道占获奖作品的40%。在其中的第79届、第80届、第82届、第83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中，较为集中的题材有：凶杀暴力（6篇）、揭露司法不公（5篇）、揭露腐败（3篇）、贫困（3篇）、战争（3篇）、自然灾害（3篇），其他还涉及环境保护、金融危机，以及有关种族、福利、人口等社会问题。在这些获奖作品中，鲜有对国家政策方针、外交策略等方面的报道。连中国人都普遍关注的美国"星球大战"、"信息高速公路"、总统选举等问题的报道，在普利策新闻奖中都榜上无名。另对在1979～1997年获普利策新闻奖中的特稿写作奖作品进行统计发现，有15篇反映美国本土的社会问题，占78.9%。
新闻媒体出于民族性和意识形态考虑，加上受西方固有的新闻价值观念和根深蒂固的罪感文化的社会民族心理影响，在一定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妖魔化对方的问题新闻信息传播。西方国际问题新闻信息传播，妖魔化对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渲染各种消极因素，集中传播对方的困境、麻烦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将不符合西方价值观者塑造成敌人。三是煽动分裂，唯恐天下不乱。
西方学者对问题新闻的编辑也有深入的研究，以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威斯纳―格罗斯著的《最佳编辑要领》来看，该书论述了如何处理政治偏见、如何处理种族偏见、如何处理民族偏见、如何处理国别偏见、如何处理性别偏见、如何处理宗教偏见、如何处理年龄偏见、如何处理外表和残疾偏见、如何处理经济和社会等级偏见、如何处理生活方式偏见、如何处理"褒义偏见"，等等偏见文稿的编辑技巧。
二、西方问题新闻信息传播"兴旺发达"的个中缘由及做法
1.具有政治上的保障
如前所述，15世纪印刷术在欧洲普及，一些印刷商将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战争、自然灾害、社会冲突等汇集成册出售，问题新闻信息由此得到比"手抄新闻"广泛得多的传播。同时，手抄新闻的传播也很活跃。其中的问题新闻尤其是负面的政治信息的传播，为统治者所不容，且引起宗教干预，他们指责并查禁手抄报纸，一些在教廷看来于己不利的传播手抄新闻的记者惨遭断手、拔舌或绞死的酷刑。欧洲各国对印刷出版都设立审查制度，严格控制新闻传播，主要是控制负面消极的问题新闻的传播。他们视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思想为洪水猛兽。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为了夺取统治地位，在向封建统治展开激烈斗争时，首先选择冲破新闻出版的钳制，并为此展开了不懈的顽强的斗争。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是最早提出"新闻自由"口号的国家。政治思想家约翰·弥尔顿在1644年作了一题为《论出版自由》的长篇演说，猛烈抨击出版检查制度。他认为限制言论自由，就是妨碍真理性。约翰·利尔本（John Lilburne，1614～1657）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领袖。利尔本认识到克伦威尔进行独裁的真面目后，于1649年8月发表《弹劾克伦威尔及其女婿爱尔顿的叛国行为》，指责克伦威尔的野心，号召伦敦手工业者和商店雇员为实现人民公约而斗争。国会以叛国罪的名义逮捕了利尔本。他在答辩中驳斥了指控，法院不得不宣布利尔本无罪，并由此确立一条原则，即在出版物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不算犯罪。
杰斐逊认为：世界上每个政府都有人类的弱点和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为了防止政府的蜕化，就必须由人民监督。人民的良知是维护正确原则的可靠基础。为了防止犯错误，就必须通过报纸让人民充分地了解公共事务。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从三权分立的原则阐述了言论自由对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主张要防止滥用权力，一方面要以权力来约束权力，另一方面舆论也可以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对权力机构进行约束，但发挥舆论的前提是实行言论自由。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所有自由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具备这一自由才有其他自由。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指出：舆论是铭刻在大理石和公民内心的法律，是构成国家的真正宪法；舆论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且在逐渐以习惯的力量来代替权威，任何强权都必须尊重舆论的意志与人民的自由意愿，不然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运行。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成为法国新闻自由的奠基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1789年通过了人权宣言，取消了一切限制自由的封建王朝的法规。
